“2012金融改革与创新高级论坛”于2012年5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上图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新浪财经讯 “2012金融改革与创新高级论坛”于2012年5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上图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伟：谢谢主席。尊敬的曹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候，来出席北京大学曹凤岐(微博)金融发展基金首届颁奖仪式，曹老师给我讲这个事的时候给了我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致辞，一个任务是做一个演讲，我和曹老师特别解释，致辞就不要演讲了，演讲就不要致辞了，因为两个搞在一起，不能说我来代表谁谁谁欢迎大家，然后再讲一段，这样我觉得不太礼貌。但是大家到北大来，我在北大工作，我确实要代表北京大学对大家参加这样一个会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特别要对曹老师金融发展基金的颁奖，和借这个颁奖同时开展的金融创新高级论坛的举行表示真诚的祝贺，谢谢大家的到来。我这就算是致辞。

　　下面耽误几分钟，我来做一个时间不长的一个演讲，因为组织者事先要我们报一个题目，我报了一个题目，就是关于要素市场化与金融体制改革，以这样一个题目展开我的讨论。我们现在遇到很多的问题，有短期的经济增长的问题，我们不说我们出现了滞胀，但是我们一方面有通货膨胀的威胁，一方面有经济下行的严重的威胁，我想可能就是我们常识上所说的，一方面是通货膨胀，一方面是经济萧条的威胁，这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个复杂的宏观局面。我们还面临长期的问题，我们从长期来讲增长方式能不能转变，能不能变成一个均衡、协调、可持续的增长，因为我们突然发现，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我们遇到很多麻烦，现在人们讨论很多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发展来发展去，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似乎构成中等收入陷阱所有的主要因素，在我们这个社会也不同程度的，某些方面可能还很严重的存在着。所以怎么解决我们现在短期的失衡，怎么解决我们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协调问题，归结到一句话，恐怕要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我们几乎改革以来，第一次党代会就说了，每次表达的方式不同，我们开始叫做改变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变为内涵的扩大再生产，这是八十年代的说法。我们十七大以后讲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这成了我们政策、舆论研究的热点和时髦，但是我们发现发展方式转变说了半天无从下手，我们最后讲发展方式的转变本质上好像是一个改革问题，后来改革又有问题了，我们现在还说坚持改革开放，就有一个问题，改革的对象是谁，不能说是传统体制了吧，30年来传统体制已经没有了。

　　改革的动力是什么，改革本身的历史任务和难点是什么，恐怕不是简单的坚持就可以解释，恐怕改革本身也到了一个发生历史性的变化，需要一个创新的态度来对待改革。这里我个人体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改革的主要从商品市场化转向了要素市场化，改革开放这30多年，中国的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市场化基本上形成了，中国的定价，改革开放前，90%的商品价格是政府定价，现在除了极少数是政府管制价格之外，90%多的商品，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是市场运作，你可以说这个市场比较糟糕，比如市场竞争不一定公正，价格不一定很真实，或者还有很多扭曲和垄断，但是你不能说他的定价方式基本上还没有发生转变，应当说是转变了。问题更集中的是我们的要素市场，真正我们发展方式难以转变，制度创新难以深入，关键是要素市场，包括土地、货币资本、知识、技术、专利等等这一系列，包括劳动市场化。不同的要素市场在我们国家进展程度不一样，比如劳动市场进展或许比土地市场进展快一些，土地市场进展或许比货币和资本市场真实的市场化进展的或许快一点，可能不同方面有所不同，我看到我们国内和国际有关评价，中国要素市场化，大概是最为滞后的还是金融这个领域和这个方面，主要的金融参数目前我们还是政府定价，我们叫有管理的、浮动的，如何如何的这么一种状况。

　　那么货币资本金融市场化一旦滞后，我们会发现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对短期的克服和长期均衡的恢复带来一定的危害，我们短期有滞胀威胁，首先内需不足，首先是投资需求不足，我们觉得很不好理解，因为中国的体制我们经常讲有个优点，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主要就是投资，像我们这样办大事的体制，投资需求都疲软了，那办小事的不就更麻烦了吗。我们08-11年中，四年中我们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在15-16的递增率，但是中间有个高峰33.3%，这体现一个问题，中国的投资需求的疲软，说明它在方式上，主要是政府拉动，不是真正的市场力量拉动，政府拉动才有这个本事，把投资需求搞的大起大落，说明它的方式还不是市场方式，说明我们的资本、货币市场化水平低，市场力量没有真正的在反危机当中动员起来，作为投资的主体，我们可以做很多分析，比如我们大企业带有垄断地位的国有大企业，有钱，但技术创新能力弱，所以有钱找不到投资机会，他投不出去，他投就是重复建设，他不敢投。我们的民营小企业，有需求，但是没有金融市场为它服务，它要找金融市场服务就是体制外融资，一方面风险大，第二说你合法就合法，说不合法就不合法，不是正规的。说明在中国的市场面前，大企业有钱投不出去，小企业想投，没有钱投，这样就导致投资需求一定是由政府拉动，而政府拉动一定是大起大落、低效益、不可持续，所以真正中国的短期均衡增长问题的克服，非常重要的是金融市场化，否则再强悍的政府实现不了均衡增长，克服不了投资的大起大落和低效益，这是我们讲短期。

　　从长期来看，也就是实现所有的可持续增长，增长方式来看，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说中等收入陷阱，世界上231个国家和地区，大概70多个穿越了发达国家或者高收入的国家，大家大部分还处在下等收入、中等收入，也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所谓中等阶段，这110几个国家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都一样，有些是资源的诅咒，海湾国家突然发现了石油，这是真主的眷顾，有伊斯兰教徒的地方脚下就有石油，但是更多的不是真主的眷顾，他们主要是靠投资需求在拉动，产业结构不是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按历史发展逻辑均衡成长，而是片面时期突出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使得经济增长是高能耗、高物耗、低产出、低效益的非均衡的结构状态，使得它不可持续。为什么不可持续发生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市场化落后，关键是稀缺资源和要素的市场化，尤其是金融市场化落后，越是市场化落后，越是稀缺的资源，又不通过市场竞争配置，不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而且权力掌握在政府手里，越是稀缺的东西越掌握在权力部门手里，企业想获得金融资源很难通过有效市场竞争获得，要和政府谈判，劝说政府，最有效的手段是两个字“行贿”，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越稀缺的东西越是体外分配，这样就形成严重的低效率、高腐败，所以他们没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的有效的均衡的长期发展，而且在它实现发展之前，腐败形成的社会危机可能就爆发了，然后再加上种族、民族、宗教、政治、文化、国际社会的冲突，就可能酿成迅速的危机，像现在中东、北非这个危机状况。90年代的东亚泡沫，上个世纪6、70年代的拉美陷阱都是这样的表现，所以实现长期发展，尤其是东方社会，东方社会的企业不喜欢直接融资，是间接融资为主，所以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度比较大，如果这个时候银行资源控制在政府手中的话，这时候的寻租会更严重，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一点。因此我看来中国能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短期实现均衡的增长，长期实现有效的可持续发展，关键的问题是推动我们要素市场化，而这个要素市场化，重点，也是最为滞后的，最亟待推进的是我们的资本和金融的市场化，有了这个，我们宏观调控的效率和政策的有效性，才有微观的制度保障，这样在政府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基础上，在市场竞争逐渐完备、秩序逐渐完善的情况下，相信中国能够实现短期均衡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统一，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