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与湖北卫视共同主办的“2012中国绿公司年会电视论坛”于2012年4月21日举行。上图为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与湖北卫视共同主办的“2012中国绿公司年会电视论坛”于2012年4月21日举行。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微博)参与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辜胜阻：各位来宾，我演讲的题目是《提升软实力要改革“硬”体制，营造“软”环境》。我用十分钟时间提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企业最大的短板是什么？中外比较表明：中国企业差距不在装备、产出、厂房、物质资本等有形的硬实力，而在品牌、企业文化、公司声誉和智力资本等无形软实力。中国制造已超美国成为第一大国，但世界品牌500强中工业企业数美国77家，中国7家。中国90%以上企业为贴牌生产。软实力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一个学者提出的，它是基于国家软实力而言的。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软实力一般包括品牌力、文化力和创新力三个维度，这些都是无形的。有数据显示，拥有自主品牌企业的利润率都在35%以上，而我国一些加工贸易企业获得的利润只有1%-2%，好的只有3%-5%。事实上，好的软实力也是企业长寿的基因，研究表明，全世界只有2%的公司能够活50年以上，而拥有非常好的软实力基因的企业则能够活百年以上。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第一大国，但不是世界制造强国。在世界企业500强里面，2001年中国内地上榜企业只有11家，2011年中国有61家，非常遗憾的是这61家企业中间只有2家民企。我们靠廉价劳动力打造了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增长的辉煌，但是我们是靠强大的制造，低端的设计，虚弱的品牌，产生了巨大的排放，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利润。30年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经济总量很大，但大而不强；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快而不优。我的结论是中国企业最大的短板是软实力。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称体制为“硬”体制，要改革“硬”体制？如何改？当前，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要打好攻坚战，强力排除体制障碍，激发市场的动力与活力。我刚才讲到我们中国内地上榜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大量几十家企业主要是靠硬实力而非软实力，其中只有2家民企。从利润方面来看，我国利润分配集中于央企，两家国企总利润超过国内500强民营企业的利润总和，500民企的“胳膊”也拧不过2家央企的“大腿”。所以现在我们要改革当前的体制，通过改革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一要打破“三重门”。国务院“非公36条”和“新36条”颁布后，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三重门”：垄断企业把守的“铁门”、看得见进不去的“玻璃门”和进去了被挤出来的“弹簧门”，民营企业对垄断行业“不愿进、不敢进、不想进”，出现“上面放，下面望，中间一个顶门杠”和“上面很好，下面好狠”的现象。第二要改变“冰火两重天”。当前经济中存在上游银根、地根、能源流、物流(路桥)、信息流被高度垄断情况下赚钱“不好意思说”而下游小微企业在红海中过度竞争导致“利润比刀片还薄”的“冰火两重天”现象。第三要反思“四大赢家”现象。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有四大赢家：一是以钱生钱者，二是以地生财者，三是以路收费者，四是以垄断地位谋取高利者。第四要推动三项经济改革。一要推动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二要推进财税和分配制度改革，实现藏富于民，三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第五要念好“四字经”。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未来中国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化改革，坚持“高屋建瓴、从长计议、深谋远虑、系统设计”的原则，推进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改革要念好“高、深、远、优”四字经：一要采取“高屋建瓴”的高端设计，自上而下进行改革；二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谋划长远之道，少用权宜之计；三要深谋远虑，强调治本而不是治标；四要系统设计系统设计、通盘考虑，避免“拆东墙补西墙”。第六，实现改革顶层设计要有三突破。一要破除改革设计的“碎片化”，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政策。二要破除改革目标的“应急化”，防止改革停留在部门层面的“小修小补”，以致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许多老问题久改不革、新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三要破除推动主体的“部门化”，防止让既得利益者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对改革的锁定。

　　第三个问题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软实力我们要营造怎样的市场环境？我认为，当前中国要营造一种“做实业能致富，创新做实业能大富”的环境。发端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也迫使我们对中国自身经济失衡进行反思。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上，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发展。实业经济是一国经济立身之本，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创新驱动器，是企业家成长重要的平台。在这方面我们要认真的总结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历史上，英国因为忽略实体经济而丧失强国地位；日本因为实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泡沫化挖空了日本的经济；美国虚拟经济出现大通胀，造成了占领华尔街实体经济出现萧条。有数据显示，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的虚拟经济总量分别是实体经济的5.4、6.5和5.2倍，仅有德国制造业是一枝独秀，所以奥巴马提出推动本土再工业化以摆脱经济疲软。强大的实体经济需要有类似乔布斯式的领军人物。如何打造“乔布斯”？中国曾有城市斥巨资想要打造“乔布斯式”领军人物，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对此指出，政府自身打造“乔布斯”本来就不科学，乔布斯是良好的市场环境创造出来的。政府定位是创造良好的环境，有了一定的空气、水分、湿度，蘑菇自然会自己长起来，政府不要自己种蘑菇。我的观点是良好的市场环境才能造出“乔布斯”，政府只能造环境而不是造人才，形成“做实业能致富，创新做实业能大富”的环境。武汉市长唐良智提出：“林秀鸟自来”。政府应该造林不造鸟，营造“创新创业能致富”的环境，打造人才的栖息地，通过软环境建设“筑巢引凤”。近年来，武汉市基础设施、经济能力、产业基础等“硬实力”不断提升，硬环境变化很大。但政府要更加注重改革体制营造环境。对于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制度重于技术。中国不缺少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中国缺少的是能把要素集成的创新制度。中国不缺少科技型企业，中国需要的是与创新相适应的科技文化、人文文化和“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创业文化。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人才和项目成长的土壤和环境。这样的环境就是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最后，我做一个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的低成本战略，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华丽转身，实现了第一次转型，人均GDP从100多美元上升到4000多美元。现在我国正面临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第二次转型。当前人口红利趋于终结，土地红利难以为继，只有改革和创新形成的“制度红利”，才是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二次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只有改革和创新才是根本出路。最后我用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结束演讲：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