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新浪财经 赵镜波 摄）

　　新浪财经讯 2012年3月24日，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和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管理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海)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转型发展与现代服务业“。图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蔡昉：大家下午好。我自己对现代服务业研究不够，对上海研究也不够，我想也是先从全国的一般变化趋势来开始。然后结合一点国际经验，借机关于上海提一点政策建议。

　　我们先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从我自己关注的领域，人口、劳动力的变化来看，过去我们都说未来一两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就会消失。但是我们知道，2010年做了一次人口普查，这个新的普查数给了我们更新的，更有警示性的提示，如果说我们把15-59岁的人们作为一个就业人口群体的话，从2010开始已经在下降了，这就是我们的劳动力基础，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是绝对数量的下降了。其他年龄的人口略有增长，总体上我们估计，不到2030年中国就达到人口顶峰，而且很有可能到不了14亿人口。这也可以算是劳动力供给的约束，也可以算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警示，提出了更快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因此劳动力开始短缺了，很自然工资就要上涨了。我们从农民工的情况来看，农民工转移、就业和生活在城市的条件是逐渐改善的，但是它的增长速度是减慢的，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人了。相应劳动力供求关系就发生了应有的变化，工资就上涨了。2004年之后，普通劳动者工资加速上涨，去年农民工真实工资数字上涨了21%，按照我们的二元经济理论，这种出现了普通劳动者的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的上涨的现象，就意味着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了。这是一个简单的定义。

　　我想我们大家还关心另外一个转折点，就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什么时候消失，人口红利说穿了是劳动力供给充足，养老负担轻，可以实现较高的储蓄率。劳动人口和所要养的人口的比例就成为非常关键的一个数字。基本上我们目前就处于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最迟不会超过2013年，因此第二个转折点也到来了。我们发现，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劳动力开始短缺，但是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我们还要判断它，但是工资上已经在改变着我们的比较优势。第二个转折点就比较实实在在了，他是确定的点，部分的人群不再增长了，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决定了我们有多少调整的时间。

　　我对中国、日本、韩国做了比较。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是1960年到达的，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是在90年甚至是以后到达的。因此两个转折点之间是30年或者是更多一些。韩国刘易斯转折点在1972年到达，人口红利消失点是今年或者是后年，跟中国一起消失。因此他两个转折点之间有40多年时间。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2004年到来，而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充其量是明年要到达了，中间只有9年的时间，当然有很多人不赞成说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那么两者之间的距离就更短，甚至没有距离，反过来都有可能。因此我们看到人口红利绝对意义上消失，劳动力人口绝对意义上不增长了，这是一个中国根本性的资源禀赋的一个结构上的转折。过去我们说从中等收入成功增长为高收入，没有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寥寥无几。但是从现在两个转折点之间那么短小的情况来看，中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而未富先老的国家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直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到现在还没有。

　　日本很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他停滞了。日本确实有一些教训可供我们吸取。大家看一下左边的图，这就是我们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劳动力短缺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用什么办法，这很重要。蓝色的面积是靠资本深化，用机器替代劳动者。这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是它可持续吗？按照经济增长理论来说不可持续，因为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你不断的投入资本，最后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的情况，经济增长最后就没有可持续性了。最重要的是可持续的，对劳动生产率做出贡献是全要素生产力，但是它贡献的份额是逐渐减少的，再减少下去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日本的情况，日本跟我们这个算法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日本在90年之后，就是靠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贡献了91%，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是-15%，因此90年之后，日本陷入了彻底的停滞现象。当然它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它停滞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我们完全步了日本的后尘，我们就是进入了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

　　再讲一下新加坡，这是和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的，我们知道世界银行在90年代初提出了东亚奇迹，遭到了很多的质疑，因为有很多的数字是用的新加坡的数字，因此批判东亚模式就以新加坡为代表，特别是提出了新加坡没有全要素生产力的进步，主要是靠资本的投入造成的经济增长，因此它不可持续，当然新加坡的经济学家也奋起反击，但是新加坡政府做了非常正确的事，政府把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长2%作为国家目标。因此我们看到新加坡到目前为止还有可持续性，还发展的很好。另外新加坡在劳动力短缺之后，也形成了一个高度依赖外来人口的现象，40%的新加坡GDP来自于外来人口。我不知道上海能不能算出有多少GDP是农民工生产的，但是他们没有享受到当地同等的服务。

　　回到上海，上海很多方面是领先的，大家看上海率先在全国第一个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达到了人均GDP1.2万美金以上，按照世界银行现代的分类，他是进入了高收入行列，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第一个率先。再一个，看看老龄化也是率先的，大大的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中国的平均水平是未富先老，而上海是率先的先富先老，他率先实现现代化，也是要率先应对各种挑战的。

　　我首先非常赞同我拜读的一些材料。我觉得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四位一体的战略是符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大家可能对创造性毁灭的那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办法比较担心，说我们可能承受不了，当初日本政府也没有承受得了，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多创造，少毁灭，因此靠从低端向更高端产业转变，应该成为我们提高生产率的主要手段。

　　围绕这个我提几点建议，第一，服务业发展不足确实是一个正确的命题，但是我发现，发展慢并不是供给制约，而是需求制约。因此，我们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创造需求上，需求包括产业的聚集和人口的集居，这两种可以提供重大的需求，当然上海是一个超大的城市，很自然在这方面它是有优势的。

　　第二个，我的判断和樊纲有一些接近。现代服务业的需求来自于上海和长三角新的比较优势相关产业的延伸需求。要看服务业和实体经济距离有多远，我们要研究和对接制造业的升级和转型的趋势，产业也应该多样化，不能形成太单一的产业，所谓的资源型城市不仅是自然资源的单一，任何一种产业的单一，都可以称之为资源型城市，也就可能会出现枯竭的问题。

　　第三个，现代服务业具有创意密集型的特点，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技术密集型、教育密集型，更主要的是合并为创意密集型，因此，创新点其实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因此你有更多的需求就有更多的创新产生，有更多的产业发展也有更多的创新点会出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上海应该是一个创意交流的地方，我们常常说全球化，新的增长理论是说，全球化其实是创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和交汇，我想我们应该把握后一个层次，也就是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之后，就意味着我们对传统的全球化利用达到了最高点，接下来我们向新的全球化的概念去寻求新的增长点。

　　最后一点建议还是和樊纲比较接近，上海不是一个城市经济，不是一个新加坡，我们对上海的期待是它是中国的前沿，是中国的技术可能性边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新技术应用、新产业形成，新建制度建设的源泉。因此上海应该是一个高度动态，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城市，是创意和人力资本涌流的地方。其实真正的政策建议就是户籍制度，我希望上海真正是一个开放的城市，不仅是对高端的人才，应该是各类人才，都要让他们进来，这才是真正城市化的本意，他们只要进来就可以产生更多的创意，也就是说，不贡献创意的人也贡献创意的需求，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