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2冬季达沃斯”于2012年1月25日-29日在瑞士举行。上图为2012冬季达沃斯论坛闭幕式。

　　以下为论坛部分实录：

　　Tyler Spencer：我认为领导力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谈新世界的转型。对于年轻人来说，现在比以前更有能力实现政治上的转型，比如说现在有了Twitter，还有昨天我们见到的一些年轻的领袖们。我们觉得我们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不需要建立一个等级制度才进行信息的分享，我们愿意创新，我们不害怕失败。

　　此外，过去几天谈到很多大公司希望能够在董事会上有一些年轻的董事出现，来发表年轻人的声音。所以，我觉得未来发展一定要协同，要合作，要和年纪大一点儿的人互通有无。

　　Manju George：对于我来说，就是社会的平等性和可持续性。我认为金融界有这样的力量来建立一个社区，我并不认为这样做会给企业增加什么成本，同时我也认为需要考虑我们是否能够提供一些就业机会，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去消除各国、各个社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我看到论坛当中有社会企业家的社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社区，主要是把企业方面的考虑，财务方面的考虑和社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来打造商业模式。所以，大企业，还有一些社会企业家考虑到目前有的资源可以做什么事情，如果我能看到那些大企业也加入我们这个社会企业家的行为，我就会非常的高兴了。

　　施瓦布：教授，您是社会企业家之父，听到这四个年轻领袖的意见，也许这并不是那些非常平常的社会企业家，他们所打造的企业都是为了社会目的的，您如何看这样一个可能性，就是把社会目标和企业目标结合起来？在座的这四个年轻人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强调了社会性，这也是论坛的一个宗旨。您谈到了马克布斯，但是总是为社会服务，你对整个运动的想法是什么？

　　Muhammad Yunus：：我应该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年轻领袖们的团长吧，我是他们的领头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愿景，这样的一个体制的愿景。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缺失了一部分，我们要把他们结合起来，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然后我们再回退一步，来考虑需要做什么。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没想好，我们还不知道未来的社会想要什么，我们只是在不停地做来做去，不时地受到一些打扰，比如金融危机，欧元危机，等等。

　　我们忘了到底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我们未来到底需要什么，除非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愿景，我们确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否则我们就迷失了，我们现在就迷失了，我们不知道想要什么。我们必须强调这些年轻领导人他们是例外，他们不是常态，这个经济结构让他们是体制外的。所以，赚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但是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

　　目前我们都说现金为王，钱就是上帝。这就是我们的结构，这样一个环境下，你要求那些社会企业家做一些例外的事情，就要付出额外的努力。为什么我不让所有的这些都方便一点呢？社会目标应该被融入到整个经济结构中，而不是一个额外要想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去考虑。

　　我们做好一个结构，我们不光要赚钱，同时我们也要改变世界，不是偶然的说我们做件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不应该是偶然的，而应该是我们设计的目标，我们要明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施瓦布：其实，您非常准确的表述出了我的信心，其实我们说这是个经济论坛，但是我们这个经济论坛是致力于完善世界的，而且我们在开场发言中谈到，目前我们缺乏目标，我们缺乏价值观。非常明确，整个世界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我们只好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解决危机，我们没有时间考虑其他问题了，而且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的做事方式和我们所分享的价值体系完全是脱节的。

　　我来谈一下愿景和价值这两个问题，您的愿景是什么？很明确的一点很容易的说“哎，我们没有愿景，那您的愿景是什么？”如果你要去定义，就是一个头条，就是描述20年后的世界，你怎么描述？我看到我们有一位非常热切的要说。

　　Repelang Rabana：我的希望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要发生根本转变，现在我们出现了很多经济和社会的动荡。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注重那些少数民族的权利。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来。让人们解决自己的问题。

　　施瓦布：：还有其他人呢？

　　Niel Bowerman：要有一个长期的愿景，你说20年，我想说25年，30年之后，确实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打造这样的一个世界。詹姆斯-马丁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他说我们这个世纪这一百年要去生存下来机会不多，我们要考虑到可持续性的问题，我们要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金融体系，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普遍的大选制度，我们如何能参与到民主过程中来。这些问题是这一百年中我们都要去联系的。所以，到了2100年，我们希望能够有人非常骄傲的说“哎，我打造了这个体制”。就像这个世界在往前滑，还没有一个计划，不知道怎么走，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Manju George：我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世界，年轻的，资格老的，各个社区都携手起来，共同去制定一个计划，设立一个目标。

　　Tyler Spencer：我来补充一下，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就是说底层的这十亿人口也有机会获得教育，有就业机会，正如Manju George说的要协同合作，而且价值观也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四年中我们不断的谈价值观的问题，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们如何为世界设立一个愿景呢？这个愿景是否必须要大家达到一个共享的价值观？

　　施瓦布：我们谈一下共享的价值观的问题，当你在谈协同工作，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是自己在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我们分享一些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世界只有当完成什么样的条件，比如我们把工作优先排序一下，我们集体的目标，还有个人的目标，是不是集体的目标总是在前面，个人的目标总是在后面，我们必须为社会服务，这必须是基本的前提，否则这种协同工作就是没有意义的。

　　Niel Bowerman：我向你们挑衅性的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正好相反。个人来说，我非常喜欢帮助别人，我们经常在谈，我们认为这个社会是由不同的小社区组成的，如果你帮助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也会帮助你，就是获得回报。我们互相帮助，看起来这是一种所谓的随机性的，我们帮这个人，帮那个人，然后我们就像维基百科一样，比如我给维基百科提供这样的信息，我提供这些信息帮助全世界的人来学习这些信息，这就是21世纪的大交响乐，我们都参与进来。

　　施瓦布：其他人有什么评论吗？

　　Manju George：我注意到在过去三到四天中，当我们在谈同样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人，你谈的就是自己短期的目标，如果是社会企业家你谈的是社会的问题，我看到缺失的是一种共同的语言，缺乏一种能力，是真正的在谈同一个问题，从语言落实到行动上。我们需要的是有人能够把各界社区的人召集在一起，显示出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种愿景，说服他们一起向同一个方向采取行动。

　　施瓦布：现在我来谈谈价值这个议题，如果你要用三个词来定义新价值，哪三个词？

　　Manju George：开放的。

　　Tyler Spencer：平等。

　　Repelang Rabana：富于力量。

　　Niel Bowerman：相互连接。

　　Tyler Spencer：尊重，诚实和真实。

　　施瓦布：还有什么想加的？

　　Niel Bowerman：我也很支持各代人之间的平等，不仅今天，而且今后三代人的平等，而且性别相互整合，因为现在有很多方式都可以用来建立和谐和多样化。

　　施瓦布：我再谈另外一个问题，你们到达沃斯来，加入全球社区里，参加全球事件，你自己的身份在哪儿呢？你是一个全球性的身份，国家性的身份还是当地的身份，这三个身份你想按顺序轻重排一下，你怎么排？

　　Manju George：对我来说是全球。

　　我们要做很多的思考，我们是个慈善机构，我们觉得所有人的生活同样真实，不管在哪里，肯定是全球性质。

　　Repelang Rabana：非洲国家有辩论什么叫非洲人，我们现在相互连接更多了，而且我把自己认为是全球性的，因为我们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能仅限于当地，必须是跨区域，跨国家的，所以，我会想全球的背景。

　　Tyler Spencer：我觉得自己也是全球性的，主要是在华盛顿，我的工作焦点是当地的社区，但是我们组织的愿景是能够把所做的工作扩大规模，扩展，但是我们现在的焦点当然是当地，但是也有机会到白宫开会，以及我们自己家里谈的问题，怎么能在其他地方体现出来。

　　施瓦布：你自己的身份呢？不说你的工作，你是先想全球的？

　　Tyler Spencer：是的。

　　施瓦布：我想对我来说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和全球一起互动的时候，我们老一代首先是国家的，我们那时候是欧洲，而现在的年轻人首先觉得自己是全球的人，我觉得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因为我们过去冲突主要是按国家来划分。都是国家的冲突导致我们没有解决方案。

　　Muhammad Yunus：我觉得找到未来，我们要建立愿景应该是持续的过程，不是突然间跳出什么东西来，每年我们这样做，从小长大的一个阶段，今后十年，二十年做什么，你想自己是什么样，世界什么样的，我们知道应该有这样的愿景，但我们的教育体系并没有这样做，我们说的都是我想当个伟大的人，而不是去观察整个世界，当今的技术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人能够相互发现，我们把这些用在实践中，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不管是Twitter还是什么，我有很多朋友，我们的愿景应该成为教育的组成部分，在教育里要强调怎么使自己获得进展，获得更好的工作，努力工作，公司能赚很多钱，这是唯一现在的愿景，我们又看到一个全球整体的愿景。大家一起往前走，“一起”这个概念是很缺乏的，公司商业利益没有，我们讲的都是自己赚多少钱，集体的愿景是缺乏的。所以，先做这个愿景，年轻人参加了，我不同意你的，我不同意施瓦布的，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愿景，他们都是世界的创造者，但是我们系统里并没有允许他们这样去考虑，我们只是跟着我们上一代人的做法，做的比上一代人好一些而已，我觉得这不行。

　　施瓦布：如果我们光说要改变系统，这可能是把事情看简单了，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调整系统，让它适应今天的需要，甚至说的更严格一点，要适应明天的需要，这次大会我写了几篇文章，我们要让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更加具有反应能力，社会需要做出反应，更加理解自己的社会责任，我觉得在这次会议当中，我和很多商界领导人交谈，他们都完全知道这一必要。如果论坛的50项活动里都有一定社会的层面，我不是味我们自己做辩护，我的论点是现在确实变化在发生中，而且大家更加意识到了，而且也理解，如果最终商业不能为社会服务的话，那这个系统就不可持续了。所以，没有另外一种系统，我们必须改变现在的系统。

　　Muhammad Yunus：我们两个先不要争，我们听听年轻人他们怎么说。

　　Repelang Rabana：到底是完全改变还是适应调整，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你调整太慢，民众就无法接受，政府就会垮台了，所以，要看你小的调整工作做的速度多快，让老百姓感觉到，如果他们感觉不到，那就最终会导致彻底的改革了，因为人们忍不住了，所以，要考虑时间的问题。

　　Niel Bowerman：你就这个系统看到的意愿，我想每个月我坐下来看看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一生的愿景，下个月我的计划，想一想怎么会符合整个大愿景，每一年我和朋友一起坐下来谈谈我们的意愿是不是朝一个方向走，能不能协作，设计系统，我建议大家也用这个办法，每年坐下来跟朋友一起聊聊。

　　Manju George：对我来说我们还没有那个共同的语言，我们都觉得需要改变，但是我并不觉得是完全相通的，对需要的感觉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个领导力问题，我希望有人能够给我们展示这个道路是什么，把不同语言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对我来说这一点还没有。

　　施瓦布：我们当然不能解决这个议题，但是换个话题，你们在达沃斯呆了一周了，和很多人互动，对于你来说，是在达沃斯最重要的时刻，你们觉得那种带有彻底改变的影响，给生活带来什么重大的影响呢？哪一个时刻，有很多人跟我讲达沃斯的那一刻，你的达沃斯那一刻。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达沃斯时刻，那就是全球制造者那个论坛里，我第一次见你们的时候，是根据不同地区分组的，我进到房间里其中一个人问我你是从哪一个区来的？

　　你的达沃斯时刻是哪一刻？可能你整周都感觉非常好。

　　Manju George：我感觉到很多很深刻的议题，世界各地都有人分享的，你不是唯一一个考虑这些问题的人，而且是能够协作的，用技术的力量，用互联网能够联系起来，意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说是达沃斯之时刻。

　　Niel Bowerman：我来达沃斯有很长的名单想见的人，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时刻就是我见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我们谈的非常好，谈了三个小时，讲了我们的组织，根据他的研究结果，有利于我们的组织发展，我从来没想到能有这样的机会，跟他坐下来彻底重新设计了我们的工作，这对我们真是太重大的达沃斯时刻了。

　　Tyler Spencer：对于我来说，在这里见到这么多的全球的人，跟他们交谈他们遇到的挑战，我非常希望能够保持这种环境，对我来说还有一次是晚饭的领导力的讨论的时候，有一些领导人是我们很尊重的人，比如曼德拉，对话谈的非常好，但是我感到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大公司的CEO站起来说，我们不是看这些人作为领导人，我们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我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传统领导人的引语都是说我们当时在一个房间里有一个非常不同看法的领导人，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Repelang Rabana：我觉得我最有价值的时刻在想法实验室，有两个人提的在菲律宾、在尼日利亚做的工作，他们这样的承诺，他们工作的热情真正的能够把我们的想法变成实际的结果。所以，我就是觉得非常惊喜，有这么多资深的领导人愿意向年轻人伸出帮助之手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所以，对我来说，这确实让我更加明确了一点，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会有人加入你一起来干这件事情。

　　Manju George：是跟巴罗的一场会，当然开会的时候我带着非常敬畏的心情，有时候我们知道大家害怕改变，我们还有一个年轻塑造者的会议，我们害怕丧失信心、权利，正是因为这些，阻止了我们进行变革。

　　主持人：下面我们深入谈一下领导力的概念问题，我们使用领导力是比较抽象的一个词，你们认为领导力是什么，你如何去定义？你们想寻求什么样的领导力？

　　Repelang Rabana：对于我来说，就是能够带领一群人实现最佳的结果，确定一个目标，创造一个环境，带领团队实现这个目标，这就是我们认为的领导力。

　　Niel Bowerman：对我来说，我第一次有幸能在一个组织里工作，我获得了每一个人的支持，要打造这样的文化并不容易。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你可以给任何的组织的人打电话要求任何的帮助，他们都会乐意帮助你的，而且领导者是支持的一个角色。

　　Manju George：对我来说，领导者能够表现他的睿智，能够显示他的愿景，当然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前几代人的经验。对我来说，领导者必须有这样一种睿智，必须是开放的。

　　Tyler Spencer：我觉得领导者就是你能让别人做更好的事情，还有透明度，领导者一定要是透明的，而且要一直和自己的手下沟通价值。

　　Muhammad Yunus：对我们这些老资历的人，去把我们所谓的一些概念强加给年轻人的身上，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年轻人要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看自己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可以做一些非常大的变化，而不是一点一点的去变。我们在21世纪的世界中变化非常之快，而且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年纪的人，对那些年轻的人告诉你们怎么做，这不合适。所以，年轻人也能够更快的适应世界的变化。所以，让他们自己去找到方式，如何去增长，如何去做，这就是年轻人应该干的事情，他们是把整个世界带上一个全新的文明水平的人。

　　年轻人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新世界，其他的人就会被扔出去。我们这一代人创造的领导力是什么，你跟不上我，你不符合我的政见我们就把你扔掉，你就没有就业机会，但是新一代的领导力是不一样的。

　　施瓦布：教授您知道当我建立这样一个全球塑造者的社区的时候，我必须说50%的世界人口是低于27岁的，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大于27岁。所以，我们看到领导者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您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速度的问题。

　　我再谈一遍，速度，复杂，互联性在改变我们的世界，这里就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完全同意领导力目前是基于集体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人都融纳进来，都容纳到我们的公民性设计中来。

　　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在这样的压力下快速反应，有的时候您要快速的做出决策，要快，但是集体的决策通常都要慢。怎么来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呢？如果你做一个决策，可能不是基于一个集体的流程中，可能你面临一个危机，你必须快速的反应，你们希望人们不光是在谈这个问题，而且要去做。

　　比如要去做集体的决策，他们就必须谈，他们要对话，但是有些情况你必须快速反应。所以为得有个理由，当你行使领导权力的时候告诉人们你的决策是基于什么价值观的。我们不是总是集体做决策的，人们必须知道底层的做决策的价值观是什么。

　　Niel Bowerman：我同意，可以使用互联网的力量来实现集体的，而且是快速的决策，甚至有人在英国立法提议了，比如说医保，政府不能剥夺人们普遍享受医保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快速的在互联网上提出这样的建议。这样，全英国人都能够雇佣律师来检查我们的医保单子。几千人在英国一起来提出这一点。就在几天之内就做完了。所以，我们看到互联网可以是协同的，但是也可以是高效快速的决策过程。

　　施瓦布：我们五分钟之后就必须结束这个会议了，我想用五分钟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嘉宾，当你们看未来的世界，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目前领导人如果要决策，你觉得要给他们非常具体的建议是什么？不光是那些所谓务实的建议，你们可以说的宏观一点，到底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实际的建议呢？

　　Manju George：要听取那些以前你觉得不可能参与到未来塑造的这些人的意见，听取意见这是非常重要的。

　　Tyler Spencer：这是我们达沃斯尊崇的，非传统的目标需要非传统的方式，非传统的领导力来做。所以，我们一直在谈合作，年轻人可以做一些事情，他们是未来的缔造者。同时，我们也需要那些资深的领导人的建议，当然他们都是线性思维的。

　　Repelang Rabana：我想跟那些非洲的领导人说，我们需要找到解决方案的，比如核心的一些方案，他们必须是能够做大的，比如你能够覆盖几十亿的人口，我认为互联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能够促进信息的传播，能够实现国际贸易的促进，互联网确实把我们的世界带来了史无前例，中国有一句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要教人赚钱的方法才能帮助他一辈子。

　　Niel Bowerman：我会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到2050年多大了，大家花一个时间想想，2050年你们都多大了？

　　我会64岁，所以，我希望我生活的世界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如何打造我想生存的这个世界呢？我必须开始做这样的事件，古语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要迈出第一步，我们要看一下现在的这个社会和未来要打造的社会，如果你们这么一对比就想做很多的事情了。

　　Muhammad Yunus：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改变，年轻的一代有力量创造2035年到2050年的世界，他们以更快的速度打造更好的世界，他们抓住领头的位置，他们启动这个过程，他们发挥领导力。我们把路打开，把路障扫除，让他们踏上那个路，我相信他们的能力要比上一代的人强的多，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让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施瓦布：感谢诸位，我想你们都和我意见一样的，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给我们很多的希望，我也想说对于资深一代的也有很多的希望，我们看一下Muhammad Yunus教授，关键就是这种适应性，价值观，接受变革，尽量创造一个建设性的方案，这个方案更能够满足到我们人类这个世界的需求。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其实已经接近了2012年冬季达沃斯论坛的尾声了，我想感谢诸位的参与，我想我们现在都应该到外面去晒晒太阳了，我不知道外面是不是还有阳光，但是我们可以一起爬山去。我想借此机会感谢诸位，感谢几千人参与到，你们在达沃斯的生活工作期间更加安全，更加舒服，我们有很多的幕后工作人员，物流人员，还有服务人员，我不想点特别的人名，但是我觉得我要做一个例外，李先生他是负责整个会议组织的，还有两位关键的操作层面的人，我说了，有很多人参与，但是各位是非常好的参与者，感谢，明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