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新浪财经 陈鑫 摄）

　　新浪财经讯 2012年1月7日-8日，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承办的第九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图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

　　许嘉璐：尊敬的各位嘉宾上午好！

　　听到刚才叶朗先生的致辞，我没有什么话好讲的。就把我临时准备和传统的省掉，以节约时间。

　　我讲四个问题：

　　第一、六中全会的决定为我们吹响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为文化产业的核心提供了空前的优越条件，在当今世界上209个国家，一千多个执政党当中，从来没有一个执政党以他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的决策者，用四天的时间集中研究自己国家的文化发展问题。这种唯一说明什么？的确像六中全会决定所说，中国共产党从他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同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文化的创新。因此六中全会的召开，属于历史的力量，同时又是时代所推崇的。

　　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审时度势，根据中国的发展，根据世界的形势，深深的把握了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强国，必须继续大力的铸造中国的民族之魂，那就是我们的新文化，同时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华民族真正新，这就是文化要走出去。

　　第二、六中全会的决定最主要说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文化强国，这四个字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靠着文化使国家强大，另一个中国最终成为一个文化的强国。我想这两种解读意思是一样的，一个是结果，一个是过程。

　　第二个问题，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问题要走出去。

　　下面我用最简短的语言对这三点的体会。

　　文化来强国或者是打造一个文化的强国，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难的过程，如果说全国大多数人取得共识，我们民族的精神核心是什么？同时，对他的研究与传播形成广泛的范围、力度和影响。恐怕需要百年，而当这种精神生活化，进入到所有家庭当中，成为13亿人当中的绝大多数，下意识把它成为为人行动的准则，恐怕一百年之上还要加上一百年。但是如果这个民族对文化自觉，自信了，这个200年是可以缩短的。因为文化的传播它是加速，我们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的强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放文化的生产力，因此文化产业的提到日程上，也就是当然之意，是逻辑上合理。中国作为世界上一个大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有上万年的可考的文化的积淀，有3400年以上的文字的记载，这样一个文化古国，当然我们对世界人类文化未来的走向，负有不可推卸义务。这就是当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现时代的特色，又集中了中华民族上万年的智慧，把它奉献给世界，供70亿减去14亿之后的其他的人们参考，共同探讨未来应该探讨什么样的道路，这应该成为全民族自觉意识。

　　放眼全世界，今天的世界和明天的世界也急需要文明的多元化，急需要在多元化当中，中华民族这一员，这不是中华民族自我期许，而是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大量吸收了来自中国的人文主义而形成文艺复兴所提出的人文精神，这个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人的智慧是可以供全世界参考的。为此，当然，我们应该主动让文化走出去。

　　由此就延伸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中国文化产业一定要兴旺，如何兴旺？那需要学者、企业家，乃至受众的一起研究。在这里，我特别是停顿了一下，加上了一个和受众一起，过去的文化产品常常是学者和艺术家在自己的房间里，在自己的排练场上编造出来的，并没有广大的受众参与，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今天民主意识高涨的条件下，没有受众的参与，常常专家和艺术家的演出对不上受众趣味口吻，文化产业讲利润，讲销售的，受众不买账，必然不可持续。

　　我认为中华文化产业的兴旺，关键还不在于操作，从构想、规划、设想乃至付诸工程的实施，关键在于文化的内涵根植于本土。也不在于产品无论是物质的，还是影视的，还是文字的，说的是中国的事，表现的中国的土地，而在于中国的事，中国的人，中国的土地所包含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刚才叶朗先生的讲话里，两次谈到中国文化的特色，但是我们又不是照史宣科，而是要有时代的精神，要广泛的吸收异志文化当中的精华。一百年来，中国受尽了屈辱，同时让我们广泛的接触和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包括近30年的改革开放，包括今天的中国人的生活，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其中有很多都是异志文化的东西，今后这个门开的更大，走出去的人更多，请进来的人更为踊跃。抓住这两件事情，我想文化产业没有不兴旺的可能。

　　但是万事都是说的容易。

　　第四个问题，文化产业面临着困难。我归纳为四方面：

　　第一条困难，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要根植于本土，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把握和体验，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断层太彻底了，断的太久了，因而人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了解太前了，文脉断了，人才没有延续下去，因此太缺了，1906年开始在中华文化大地上撤离了旧学，就改为洋学堂，北京大学就首当其冲，而我们的洋学堂越来越远离传统，越来越按照19世纪后半叶西方的大中小学的模式来办，学了人家的皮毛没有学到精髓，今天所谓上学难，上学负担重，种种弊病油然而生。中国的学童们应该说没有童年，童年最宝贵是他的童心、好奇、胡思乱想，说的好听一点是奇思妙想，孩子很少接触大地，仰望星空。不到天夜里走走，他体会不到一个生物怎么从一个种子变成美丽的花朵，结出很好的果实，这个时候枯燥的生物，呆板的生物，就在孩子刚刚萌生遐想的时候就给扼杀了。一个字写错了，要让孩子回去抄50遍上百遍，小手酸酸的，流着眼泪能有美好的想象？当孩子成为生活习惯的时候，到了中学，到了大学依然是像机械一样接受指令，最后他自己真正成为机器去生产物质产品或者是所谓的精神产品。

　　虽然洋学堂办起来了，在教育系统当中，中华传统文化逐渐的切断了，但是在民间仍然是弥漫着传统的气息，讲笑话，讲仁义礼智，但是经济大潮以来，钱这个字比大自然的太阳还要亮照到每个家庭每个角落，于是人心被撕裂了，人际关系被撕裂了。我们不妨统计一下，就像在北京农村，由于城市建设村民的房屋要拆迁，一个拆迁二字，让多少家庭的父子反目，兄弟阋墙，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走进法庭，吵声震耳。这样农村、城市的街道所残存的一点文化精神也岌岌可危了。这和外科手术接断肢手术太难了，需要用心去领悟，而心去熏陶，今天产生一个问题，谁来熏陶心呢？

　　第二个困难，两种转化困难。第一个转化，把异志文化的精华转化为我们的，异志文化的精华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每年几十万的留学生生活在校园里并没有接触那里人民的生活，学成归来，普通没有把握异志文化的核心。我们对外国的了解多于外国对中国的了解，这是事实，但是要进行文化的产业，文化的创新了，不能只学习，我们了解还太浅。异志文化化为我的东西难，而我的东西要化为别人可以接受的东西更难。因为我们对外国人的兴趣，外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不了解或者了解甚少。这个东西是理念上的，是感情上的，怎么把它物化，用物质、影视、声音、形式传达给我们。这对任何民族都是很难的，例如基督教所提倡的“善、真”，如何物化？中国的仁义礼智如何物化，物化的东西又如何内化，故宫、长城、兵马俑、马王堆出土的东西如何让它看到？听着声光电的影视感到震撼？不仅仅是震撼，能够受到自己灵魂上的启示，我认为文化产业尤为重要，因为产业是要出产品的。

　　第四个困难，话语和表现形式的转化，举一个例子，我们博士生的论文，博士生的论文是有格式的要求，这种格式论文下出来了，很多外国专家看不大明白，看看国外的博士论文，他的表述并不是从选择当代就这方面所研究的状况的描述和课题的意义，基本内容和创新点在哪里，没有这些东西，它是看似松散，论文逻辑性非常强，有个性。我们主流报道上的社评或者一般报道很难翻译成外文的，翻译成外文人家也不看。如果有兴趣每人都在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深思一下，参考消息上所登的各国记者所写的同一个事情的报道，再看看中国人所写的报告是不一样的，而这种东西要养成习惯，说我不，我就这么些，那可以，这是我们自己的自由，你就没有受众吗？要想走出去是走不出去的，送人家，人家往那儿一扔，包括电影、戏剧，我们不要被出去演折子戏，掌声雷动迷惑了。这些没有人接触中国的文化形态。没有作品可信，这就是物化转内化。

　　我说了一堆的困难，有点扫兴，但是我认为一个个人和一个民族都应该在顺利的时候多想想困难，我们把困难估计足一些，去认真的学习，探索，增强我们的坚韧性，不怕吃苦，用文化产业的艰难蹒跚，体现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中国的文化产业一定会走向辉煌，一定成为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国别的文化产业。祝福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