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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 “2012年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新年报告会”于2011年12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慧聪网董事局主席郭凡生。
以下为演讲实录:
郭凡生:谢谢曾院长,谢谢各位来参会的同学、老师和企业家们。
刚才曾院长的全面报告,也是我们整个中国社会在人力资源方面一个很详细的阐述。我觉得既然是学术研究,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另外的角度看。在讨论人力资源的时候,我们讨论更多是公平和效率。经济学家们已经对公平和效率加以定义,它们两个是矛盾的。从亚当·斯密一直到今天的吴敬琏先生,他们都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矛盾的。但真是矛盾的吗?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讨论人力资源问题的时候,总是从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进行讨论。为什么不能从生产的角度去讨论?
第三,中国现在招工难,但是我们是不是看到了大量的家族和民营企业中员工的消极怠工?按照我的直观感觉,中国家族企业、民营企业,在中国就业中占80%以上,每一个企业合理的裁掉20%的人,企业照样可以运行。在中国,到底是人力资源短缺,还是人力资源浪费?我认为是短缺和浪费的并存。这是一个大问题。
让我们从提高生产效率的角度,讨论怎么样让闲置的劳动力从闲置的企业走向需要的岗位。这不是一个分配问题,不是一个老板怜惜、可怜员工的问题,他是一个最本质的制度问题。所以我今天演讲题目叫“股改天下”。
一,解放以后,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国企业家阶层被彻底消灭,商者无其股,变成了国营集体企业一统天下。当商者无其股的时候,商者无积极性,中国当时工业、商业、服务业的效率跌到了全世界的最底层。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日本专家到一汽很惊讶,惊讶你们50年代有这样的设备,惊讶的是为什么20年以后还是这样的设备。这个仅仅是分配决定的吗?不是,他是由资产的归属关系所决定的。于是,中国改革开放,我们允许建立私营企业,开始第一轮商业有其“股”,像我、冯仑、李国庆(微博),我们这些就是92派,就是允许注册私营企业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股份。商者有其“股”,使中国企业又一次腾飞。我们看到3500万下岗工人,就是被我们这些人一批又一批地重新把他们招引到工作岗位。商者有其“股”,使中国私营企业取得了十几年的辉煌发展。但是,那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那时候商者有其“股”,老板有就足够了;夫妻店,夫妻有就足够了。当我们这些企业进入成长期,当我们拥有了几百个、几千个员工,当我们成为上市公司以后,我们就发现,仅仅老板有其“股”是不行的,老板有其“股”就形成了现在公平和效率的对抗,就形成了我们在收入分配上劳资矛盾。怎样解决?有人说资本家黑心,黑心吗?他发了钱他破产了。最重要的是,包产到户和对国营集体企业改造,是中央文件中决定的,因为农民发的是集体的土地,城市劳动者是把集体国有企业改制改成自己的。
今天,当我们想在私营企业扩大成员股份的时候,中央文件是没有用的。因为下达这样的文件,中国经济就会大幅度倒退,而这时候来解决这个问题靠的是谁?只有靠我们这样企业家自身的理性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来解决。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需要企业家阶层挺起他们的肩膀,扛起未来的历史,而这是需要理性的,把自己的钱和股份分给别人,怎么分?分不好会怎样?我愿不愿意分,这是一次更加复杂的革命。但他应该充满着理性,他应该充满了爱和善良。
民营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拥有股权的人有积极性,没有股权的人没有积极性。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在80年代就做过认真研究。我认为一定要有一种股份叫申股,这源于晋商的理念,晋商是干活拿六成,投资拿四成,这样一种制度保证了晋商三百年的成长。基于这样的思想,我当时做的研究,写了许许多多的书,写了许多文章,但那时候是阳春白雪,郭凡生没有人支持你的声音。90年我下海,当我下海的时候,我就用这一套理论做我自己的规矩。很简单,我们几个股东投了所有的钱,但我们实行劳动股份制,公司利润分红不仅仅是股东分,我们每年把70%的分红分给公司不持股的员工,这叫劳动股份制。就凭着这个制度,慧聪网从一个几十人的街边店,成为一家2003年在香港的上市公司。我们现在有3000人,我们上个月结算权责发生利润超过2000万。我们不惧怕任何国际公司,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制度,只有制度能够全面促进人的勤劳和聪明。一个腐朽没落的制度,会把聪明的人变笨,勤劳的人变懒。国有企业就是这样的制度。而一个伟大的制度,能把笨人变聪明,把懒人变勤劳。劳动股份制沿袭了八年,我们利润年年翻番,就在中关村熬死了多少企业,今天慧聪网已经是二十多年的企业了,二十年企业在全世界也是万分之二三,今天我们靠着这个制度已经完成了上一代和我这一代的交界,而他们做的比我还好。到2003年我们上市之前,我们1999年拿了风投,对公司做了申股之后的改造,这个改造让100多名员工拥有了公司的创业。2003年我们在香港上市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公司有126名员工成了百万富翁。2003年的百万富翁回到今天是多么的了不起,在北京房子就可以买两套了。所以我们总结慧聪,叫做挣钱容易花钱难。挣了钱很容易,一不小心利润就翻番了,但是钱花不好,人走了,员工的心散掉了,这就是花钱难。
我们上市公司也面临这许许多多的困难,2008年我们股票从2元掉到0.3元,有人说熊市怎么办?熊市照挣钱。拿出一笔钱把15%的股票回购,然后我把它按0.6元期权发给我的员工。在两债危机前,我们股票已经回到了原来的价格,就是今天还有1.6元。大家想一想,7500万股发给员工,员工获利多少?我们最近又做了一个决定,拿出5000万买自己的股票,把它当做奖金发给员工,一定要让资本市场异动、溢大员工的收益,这就是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没有老板也没有打工者,在这个制度中我们还是一个家族企业。郭凡生掌控慧聪50%以上的股份,但是我们这样的制度让收益权和管理权实现了充分的社会化,这126名员工和后来进入慧聪网的员工,他们跟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们没有劳资矛盾,整个公司发展和公司的发展认真的汇集在一起。
在劳动分配上我们总是讨论劳和资,劳资是绝对对立的,因为劳拿的是工资奖金,资拿的是利润。我们为什么不想一个法子,让劳资共融?当公司利润有一大部分变成劳的分红的时候,他不就变成老板了吗?晋商,我拍的乔家大院,里面演的晋商就是这样一种制度。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把这种制度已经忘了。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全面战胜了这个公司,我们互联网就是一个彻底的经济知识。李国庆和周鸿祎(微博)上市的时候,纳斯达克公告的文件中就说,在他们上市的那一天,这两个公司有200多名员工成为了百万美元的富翁,在这样的公司还有劳资矛盾吗?因此,中国的收入问题,不是收入问题,是生产问题。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大概在4到5年前把公司管理交到了CEO手里,我一直在潜心研究股改的问题。
这几年我每个月在钓鱼台给100多个企业家讲课,就讲如何做股改方案,他们每一个人要付4到5万元,然后让他的方案落地。我已经指导了几十个企业方案落地,我真正看到中国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制度空间和方向。天津一个企业26个门店,给公司上缴利润300万。股改前公司已经很困难了,因为总部的开销太大,现金流萎缩。当我们对它进行彻底的股改,因为他不股改已经活不下去了,所以股改非常彻底。第一年上缴利润从300万涨到800万,今年年底,第二年上缴利润从800万涨到1600万。我们这样做还是那个买卖,还是那些人,为什么买卖从300万涨到了1600万,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26个门店裁掉了40%的人。中国劳动力短缺吗?不短缺,中国劳动力是过剩的,如果我们所有企业都能够用这样的效率工作,第一,人民币再升值20%我们依然有能力出口。第二,我们劳动力价格将会合理维持。第三,看一看在这样的改革中,公平和效率是怎样同时得到关照。老板他的收益利润涨了9倍,263店长平均收入从3万涨到20万,员工收入涨了一倍半,这不是公平和效率的同时提升吗?这是在我们过去经济管理学和工资研究中从来没有进入的地方,就是如何通过企业利润初次分配,提高企业的效率,保证效率和公平的同时体现。
我觉得传统经济学中,关于公平和效率矛盾的理论课到此为止了。店长收入涨了将近5倍,但是他们在总利润中占的比例却在下降,所有的指标告诉我们,在这样的企业里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共有所得,在这样的企业里,企业发展和员工生活提供双重目的。假如我们依然停在劳动法,用可怜穷人的方法给穷人发钱,穷人永远是穷人。在这儿,一个老板通过股改,造就了26个老板,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企业,真正产生了一种新的制度,这个制度就是通过申股和引股的逐步推进,通过企业家自愿的股权转让,给让企业得到发展,让社会得到公平。这是中国改革走到今天的死穴。我们怎么改? 《新劳动法》是注重公平的,1984年关于经济技术的决定和《公司法》是注重效率,把他们放在一起会发现两个法都各自有道理,但是却是矛盾的,怎么样解决这一切,要靠我们的努力和创造。因此我还要继续研究关于股份制改造的理论,从申股到引股,要在中间找到许许多多的方法,比如我们现在有的一些重要的工具,我们每天都在帮着几十个企业在把他的方案落地。我现在想证明三个最重要的结论。第一因为劳资矛盾劳动者不能分配利润,中国家族企业被浪费的效率比它的利润高,这一点已经通过几十个上百个案例得到了正式。第二中国不是劳动力资源缺乏,在中国所有的私营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里,劳动力资源是大大闲置和浪费的。第三我真的想证明的一条,是这一次革命和这一次制度变革再也不是由中央文件决定,而是由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企业家他们用自己的理想、光荣和梦想去实现的。
我特别高兴能走回母校来汇报我的工作和学术成果,我也希望你们中间的有识之士可以加入到我的团队里来。我今年要招3-4个人,硕士以上有工作经验,最重要的是要把此事作为你一生的事业来对待。我们在股改办给老板上课,老板提出了许多看法,让我们去做顾问,我去就要拿一百万。但是我说我不是顾问公司我是师傅你是徒弟,你不听我的我就不去,我们两个最后在方案上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你听我的,不然我还不去。因为在这儿我必须让我的学术观点、学术正确性被老板们用钱的投票决定它对还是不对,但是如果被钱决定了,我冲着钱走了,就没有了学术的独立性。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做多久,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样。我跟我们慧聪的员工说,这件事情如果做成了比包产到户加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都大,大不知道多少倍,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也比过去整个的工业革命要大。我们今天强调的是另外一种变革,它是拥有产权的企业家,拥有股权的富人,愿意拿自己的股权出来,和有能力的穷人来分享他产生的利益,但绝对不是公平的,绝对不是经济学中讲到的对穷人的倾斜。我们拿出的股权是对有能力人的倾斜,只有拿我们的股权向有能力的人倾斜的时候,才能让企业发展的更好。只有产生这样的效果,才能产生更多的富人。怎样帮助穷人?很多人说去办希望小学,给孩子加一份菜,我不反对,但这绝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一定是最后没有希望小学了,我们不需要往穷人孩子的碗里加菜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穷人了,而消灭穷人的轨迹不是从可怜穷人开始,而是从理性、责任、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所校园带给了我们许多东西,在这里有我们青春时的梦,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30年前我们年轻时的影子,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在你们身上看到我们未曾实现的力量,这个路我们在走着。我相信这个路是艰难的,这个路会被很多人不理解,包括我这样的企业家,很多人会不理解这样一条路。但没有什么,因为有我们,更重要的是有你们,当你们能够真正听明白这些道理,并且愿意跟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两代人融合在一起,就会股改天下再造人类。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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