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沃特(中国)财务集团主办的“2011沃特金融峰会”于2011年12月10日-12日在广州举办。新浪财经全程图文直播本次会议。图为大会巅峰论坛全景。

　　主持人：对于当下的全球经济来说究竟是一个终点还是起点，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三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来跟我们阐述他们对于全球以及中国经济的见解。让我们首先欢迎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博茂集团首席顾问陈志武，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先生，以及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彭文生先生，同时掌声有请中国人民银行高级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戴伦彰教授来主持本次对话。

　　戴伦彰：女士们、先生们，2011沃特金融峰会中国经济展望巅峰对话，现在开始！今天的对话围绕三个问题进行，第一个问题2012年对中国主要经济指标特别是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指数以及对短期、中期、长期中国经济走势的看法。第二个题目，影响中国经济影响力和走势的国内外因素的分析；第三个题目，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政策的评论与建议。

　　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都在热议中国经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的经济蓝皮书的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会是9.2%，明年是8.9%，消费者物价指数今年他们估计是5.5%，明年会降一下是4.6%，其它的很多经济研究机构、金融机构都纷纷发表了不同的预测，当然社会科学院经济蓝皮书提出的数字是两个前提，一个是国外经济环境，显著的恶化。另外一个是国内的因素，不发生特大的自然灾害和其它事件。

　　在这几天之前，12月2日我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报纸的采访，我提出三个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我们要特别关注和研究的。一个是国外因素，国外的经济环境会不会显著恶化，第二是国内的不可控因素，比如自然灾害和其它因素，我还提了第三条我们政策措施是否得当。前面两个是客观的，第三个不管我们面对什么问题，只要我们对策得当，我国经济就能够比较稳定、健全的发展。而且我们现在不断的扩大民主，包括决策民主，对于我们的决策对于保持我国经济健全、持续发展是有很大意义的。

　　接下来的发言时间要控制，用很精辟的语言表述出来。刚才介绍的三位都是国内重量级的经济学家，我们希望前面讲过的不要重复，可以交锋、可以讨论，可以辩论。第一次的发言就是亮观点，把你的看法、主张阐述出来，下面我们还有机会来论述，提出自己的论据。现在第一轮发言，哪一位先讲？

　　曹远征：我觉得“2012，终点还是起点？”这个题目非常有意思，中国经济面临转折点，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展重大变成，中国的宏观经济正处在两个变化当中才出现新的特点。回顾今年的经济你会看到，GDP在逐渐下降，通货膨胀从7月份以后也开始回落，在这样经济增长态势中间反映出结构变化，我总结一下四点跟过去30年相比是不一样的。第一世界经济并不是想象那么好，世界经济可能在长期之间会是低迷的状态，如果在低迷状态之间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正在受到严重的挑战，扩大内需不仅仅变成政策的方向，而且变成一个现实的选择。第二，我们注意到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基本接近了拐点，你会看到农村青壮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工资成本会较大幅度的上升，过去两年已经看到这一点，最低工资标准都有20%—30%的提高。第三，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发生变化，中国的老龄化已经呈现，投资驱动性经济就会受到挑战。第四，大家看到过去30年中国经济是以资源耗费型、环境不太友好型的增长，而且环境保护也变得世界趋势，意味着经济成本也在上升，技术进步就显得更为重要。

　　正是这个转折，意味着中国经济摆脱了过去依靠劳动力要素的投入的增长模式，需要专项技术进步以劳动生产提高的模式，在这个模式当中有两种非常重要，一个就是用过去片面的依靠外需，第二过去以制造业为主，当务之急是发展国内的消费者，尤其是第三产业。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过去经济靠出口、调整，未来新的发动机是一个消费，但是消费现在还没有点火，今年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今年的形式人们担心的也就这个，经济下滑尽管目前还在合理的范围之中，会不会出现硬着陆？通货膨胀尽管目前在回落，但是速度不尽人意，明年是不是有持续高的通胀？这都是关注的焦点。

　　我们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可能以告别过去两位数的增长，但是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存在，我们的预测是8.8%左右，物价上涨我们认为仍然在4.2%—4.5%之间，这样的态势可能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就宏观经济政策来说，一方面要保证平稳的话，积极采用政策是比较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你继续偏紧的话，物价不一定会下降，一放松可能就会上升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问微调性的办法，让经济平稳发展，在发展过程中等待或者促进消费发动机的点火，使中国经济走向比较强劲的、可持续的增长的。

　　以上是我简单的观点。

　　主持人：谢谢曹远征博士，接下来请陈志武博士阐述你的意见。

　　陈志武：我想讲三点：一、明年和短期之内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概率非常低，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经济长期硬着陆的概念非常高，为什么短期硬着陆概率非常低呢？刚才曹博士已经讲到一些，现在看起来可能明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下降的压力比较大，第二就是民营经济在未来几个月面对的挑战继续会非常大，第三个就是来自于欧洲债务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也会比较大。这三个明年主要的风险、因素走后可能会迫使央行和国务院在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货币正确方面不得不做更多的放松的政策，这些举措特别在明年暑假前后难以避免。

　　二、为什么中国经济长期硬着陆的概念非常高？主要是结构性的问题，我说的长期可能指的是未来三年五年长期的概念，主要的原因在于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问题很多，我就不细说了，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税收失控的局面短期看不到有太多的可能性去改变，不管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还是其它专业认为会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要他们不对行政部门、财政部等等征税的冲动，尤其是地方政府征税的冲动做一些限制的话，按照现在相当于GDP三倍税收的增长趋势，看不出来在短期之内有改变的局面。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国家作为资产的所有者或者国家做资本家的比重，在中国尽管经过了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这个比重照样是2/3左右，政府占有中国社会财务的比重也是2/3。基于这两个原因，这就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过多的依赖投资，没办法更多的依赖民间消费的增长，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推动力，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落到政府手里面，越来越多的财产、资产的升值继续往政府的腰包里面留，而不是留在民间老百姓手里。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不改变的话，长期中国经济的硬着陆的前景很难避免。

　　三、关于美国经济前景，因为我注意到总体上国内的媒体包括很多专家对美国经济的担忧是非常多的，美国经济短期之内未来两三年快速增长的前景并不是非常好，但是相对于欧盟来说，美国经济比我们相信好很多，主要原因可以从下面这个简单的角度来理解，欧盟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因为欧盟的征税很容易，通过欧洲政府花钱更容易。美国是政府花钱比较容易，但是美国政府征税很困难。按照最近的数据，欧洲现在国债余额很高，但是平均税负是4.1%，美国现在的国债很高，但是美国今年联邦政府加上地方政府的比重是24%，如果美国的财政危机真的是走到无路可走的话，美国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美国老百姓和政客愿意征这个税的话，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当然我们可能会说美国为什么会有花钱容易征税难的局面，美国在过去40年，美国所有的企业税占美国公司利润的百分比40%左右，到前年美国的企业税下降到只有企业利润的20%，跟中国的局面正好是反过来。中国按照我初步的估算，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去掉通胀的话累计翻了10倍。很多人说美国的债务危机、财政危机这么严重，如果我们看一下数据美国今年全年的税负只有GDP的24%，但是中国是35%左右，如果没有今年的税收也赶上中国的35%的水平的话，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基本等于零的。我们要记住很重要的一点，美国的税收很难，中国目前的税收增长是在完全失控的情况下，美国的国债问题不是太大的问题，主要是老百姓和企业的税收可以征到政府里面，这样的话美国的财政危机就不会出现。

　　主持人：谢谢陈志武，下面请彭文生博士讲述你的意见。

　　彭文生：一、怎么看明年经济增长形势，二、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走势，第三是结合短期和中长期怎么判断明年的经济政策走势？

　　第一个问题，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明年的形势基本上差不多，现在对明年的经济站长两个因素主导今年和明年会有所放缓，一个就是外部形势，国际经济形势使得明年的增长会比今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最主要的不确定因素还是欧洲，这个周末刚刚结束的欧盟峰会和过去好多次峰会一样，我们解读就是这次政策措施对于缓解市场的担心有一点帮助，但是是不是能够真正解决的问题，不要说解决长期的问题，避免一个比较大的金融危机发生在明年，现在我们的角度还是有比较大的不确定因素，还得看未来几个月的发展。欧洲的形势明年可能是一个温和衰退和一个比较严重的衰退这两个可能的情况，这个是对我国经济明年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从国内投资来讲我们都知道房地产调控开始显现效果，最近房地产的增速也有明显的下降，出口这一块也不是好，总体的投资因为房地产增速的下降，出口增速的下降，如果我们保持现在这样一个政策环境的话，明年的经济增长和今年比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放缓。这里面还有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所谓中国经济短期内会不会硬着陆，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还要看欧洲的形势会不会演变成类似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看明显的形势我们的判断应该是一个复杂性的，比2008年底看2009年还要复杂。2008年看2009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情况非常糟糕，现在这个时间点看2012年还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前景非常不明朗。这是对明年的看法。

　　第二，对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的走势，我也是刚才两位嘉宾讲的基本观点。中国经济中期走势放缓有三个因素导致中国经济现在可能存在长期增长趋势性放缓的阶段，我这里面想强调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前面演讲嘉宾也提到过，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村的劳动能力已经减少，这是我们和早前的日本、韩国一个比较大的差别，日本在完成城镇化的过程中是在中国比较年轻的阶段完成的。我们是在人口逐渐进入老龄化的过程中完成城镇化，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年轻人可以比较容易的转移到城镇，老年人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说未来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最起码比过去十年比会有明显的下降。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在下降，加入WTO之后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有很大的提高，中国的经济不平衡，太多的依靠外国的需求，所以不可持续。最近这几年外部环境的变成，贸易顺差大幅减少，这是一个好事情，从需求来讲。国际市场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加入WTO以后中国开放度大幅增加对中国企业效率的提高是有很大帮助，你要靠竞争，你要提高效率，你要搞创新，你要靠新的技术才能在国际市场赢得竞争的优势。这几年经济更多面向内部，国内竞争的环境跟国际市场比明显不充分，我们这几年听到越来越多的抱怨，说行业的垄断，缺少竞争，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份额太大了。我们看到中国从外部需求转到内部需求的过程中改善了什么？同时也要关注到应该怎么样提高内部经济竞争，保持竞争的环境，促使企业靠提高效率、靠竞争来增长，而不是靠政府拉关系，靠投资房地产赚快钱。第三个原因是过去十年中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形成，造成对实体经济的挤压越来越明显，刚刚在开始阶段看到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因素。这三个因素加上前面提到环境资源的限制，政府税收问题等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如果要繁殖在未来十年有一个比较增长比较大的下滑，我们要靠的还是经济体制改革，来建立政府在资源分配的作用，怎么样控制房地产泡沫。

　　最后，怎么看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一方面要通过一周期的货币政策有所放松，财务政策等等来帮助国内的需求，同时也应该坚固到结构性的措施，经济的潜在的增长方面，比如说结构性的减税这些措施。从宏观的一周期的操作来讲，积极的财政政策明年可能体现在预算的赤字和今年的规模来讲可能差不多，但是今年实际执行的结果赤字可能比预算小不少，估计今年的财政政策，虽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实际的结果有一个小幅紧缩的财政政策。明年如果真正达到9000亿今年预算的赤字的话，可能会有小幅的影响。货币政策比较复杂，总体来讲我们判断是有所放松，放松的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假设外部没有发生比较大的金融危机，国内的政策又适当的调整的话，我们估计明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从今年的9.2下滑到8.4%的水平，明年的通胀从今年的5.5%，下降到3.5%。

　　现在的不确定性太大了，看明年不容易。

　　戴伦彰：刚才三位都把自己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看法做了比较系统的说明，我现在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集中讨论一下。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因素是什么？中国经济的走势和增长率前景如何？

　　曹远征：如果看明年经济的风险一个就是GDP有没有快速下落的可能性，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应该在明年一季度是一个坑，可能会在8%左右甚至更低，防止落差过大可能是一个问题。第二跟这个问题相关的刚才彭文生跟陈志武都讲到主要是投资，主要是房地产投资，现在舆论中在热烈讨论现在是不是拐点到了，不管拐点到不到，估计明年房地产投资热情不会像今年这么高，如何对这样一个投资得到某种满足和弥补的话，可能是很重要一个问题。第三，跟这个问题相关就是大家说的会不会金融风险在加大？第四，大家看到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特别是欧洲的债务问题还在发酵，我们注意到明年三四月份是伊朗和意大利债到期的日子，如果欧洲债务再出问题的话，出口还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在这些情况下可能宏观经济政策一定在稳住，避免下落或者落差过大。

　　戴伦彰：你们两位有什么看法？

　　陈志武：对中国经济短期的前景问题，过去这些年实际上决策层宏观调控政策往往做得比较好，今天哪里出现危机不管是房地产，房地产是一个例外，因为过去这些年房地产是越调控越糟糕，但是其它的宏观调控政策只要是应急的，对当下一个什么具体的问题做出反应的话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其它相关的宏观政策都是做得比较专业的，长期性的结构性的问题往往没有太多的变成，要做起来也非常难，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不管是税收失控包括对企业的税负越来越重的局面，再有就是国进民退的问题，这涉及到更根本性的体制改革、政治改革等等问题，这往往是这一届政府和下一届政府不会做的，我更担忧的是长期结构性的改革没有谁敢去动。对于短期的，一旦欧盟出现大的危机，进一步深化的话，我相信中国决策层只要是他们通过刺激经济来应对危机这种挑战，他们最喜欢面对这种挑战，具体做起来可以很快的，实在不行的话用来一些大的铁公鸡加速上马。就像过去三年我们看到的一样。

　　彭文生：我对陈教授讲的长期看法我比较同意，短期我有不同的看法。政府过去经济显示一周期的操作一般来讲是比较成功的，但是明年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风险也比较大。我认为明年政策两个方面的失误跟往年比概念都比较大，如果现在政策放得比较松的话，如果欧洲没有那么糟糕的话，明年下半年可能就过热了。

　　曹远征：9月份以后中国的顺差在逐步回落，欧洲形势更复杂的话，顺差会继续回落，甚至有人担心贸易顺差还有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非常重要，如果匙扣受阻明年经济就有比较大的下滑风险，而这个因素就是非常不确定的因素。

　　陈志武：我再补充一下，刚才彭博士讲到明年经济特别复杂，我也注意到总理在过去几年明年在新年到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明年的经济很复杂。这句话总是会说的，因为自己过去十几年做对冲基金，十几年以前我也经常和合伙人讨论的时候，下一年怎么投资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总想今天的局面很复杂，等什么时候资本市场风平浪静的时候再采取另外一种做法，结果十几年做下来没有发现没有不复杂的时候，所以我相信明年肯定也很复杂。

　　戴伦彰：我们进一步讨论，刚才提到有没有可能由于国外经济环境的恶化，或者国内一些因素的作用加上经济增长出现的变化，1988年通货膨胀CPI到了18.9%，1989年达到了18%，1993年达到了14.1%，而1994年到了24.1%，这个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最高的一点，更大的问题是我们下药过猛，当时为了纠正这个情况，特别要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1988年、1989年的时候市面上发生抢购风潮，什么都买。我们就采取了措施，下药过猛，就导致了GDP的剧烈下滑，1989年3.8%的增长率，1993年也是下滑很厉害，包括2007年、2008年也算是一次通货膨胀，包括这一次，今年6月份开始这4个月超过了6%，全年5.5%，11月份统计数据出来了4.2%，一个正在发展的经济体，有温和的通货膨胀完全是没有关系，完全不必惊慌无措，我们可以采取别的更积极的措施，什么措施呢？我们把工资跟物价挂钩，5%左右的通货膨胀我们完全可以应对得当，有时候就是怕政府过犹不及，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根据当前的特殊情况，如果欧美国家的进口大大减少，如果欧美经济显著恶化，这正是我们做经济转型调整的好机会，国进民退不符合改革发展的方向，政策和宏观的措施，国进民退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研究，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包括省以下的政府政企真正的分开，政府从某些领域退出来，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只有改革进一步的深化来解决，政府职能要转变，政府不要成为市场的主体，政府不要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政府主要为市场提供服务，这样的话结构性的问题，我们需要有庞大的智囊团进行研究，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陈志武：刚才戴教授讲了“下药过猛”这个词，我觉得讲得很好，在中国“下药过猛”是必然，全国人大、地方政府的人大不作为必然会导致下药过猛，这是经常看到的现象。因为我们在美国生活，不管最近美国参众委员会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美国国会经常就一些立案达不成协议，很多中国人会觉得美国政府参众两院真是无能，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权利受到制约的社会权利机构应该是这样的，不要随意就这个群体征税，因为政府的手如果太积极，触动的太多太贫乏，必然会造成太多的政策选择上面下药过猛。美国政府在过去哪怕是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很严重的时候，他们要下药，但是每次下药比我们预计的轻。那么多的专家整天在电视上邀请各国政府做这个做那个，加上现在互联网媒体电视媒体使得信息意见的传播速度非常快，经常会出现美国白宫刚公布一个政策马上就觉得好像美国经济还没有马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一个小时以后又说不行，政府应该做这个做那个，否则解决不了。其实像我们身体一样，吃了药也需要一段时间调整，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昨天才做出的政策选择，怎么可能24小时内整个经济就马上这么快发生很大的调整，尤其在中国权利不受制约大的背景之下，尤其我们专家们千万不要给政府下更多猛药建议的冲动，每一个人给自己提醒一下，也许要给市场看不见的手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不要来不了就让看得见的手截至，看不见的手没有发挥作用的机会。

　　戴伦彰：陈博士的意见很好，你们两位。

　　曹远征：我们刚刚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短期经济有没有波动，这个波动怎么应付，第二是长期的结构问题，结构问题得到纠正必须靠市场的力量。短期波动我们看明年波动两个因素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出口是什么样，一个是投资是什么样，这对经济会产生波动。我们认为政策方面不应该发生变化，经济波动我们的看法是现在中国进入了合意增长，中国的人口在变成，中国的就业也在发展变化，这是短期的问题。长期的问题有非常大的结构转变问题，最重要的转变就是看到在过去十年之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在持续下降的，这作为提高国进民退跟政策力量过大相关的。今年我们已经看到在税制改革方面，特别是在征税转型方面，这对小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过去服务的小企业中间，如果没有利润收入的话，就不会有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政府要在积极转型，包括政府的债务也在重组，很可能对未来的情况奠定比较好的基础，不管怎么说今后的改革还应该是一个重心。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经验，我们希望在新对付危机的过程以及调整结构的过程中改革也是必须的。我们认为改革是推动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动力。

　　彭文生：我们讲明年形势的复杂性，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很难判断明年的形势到底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欧洲形势的演变，基本的情形看不到很好，但是是不是很坏，坏道跟2008年的危机，还是有很大的争议。国内来讲在政策的应对上，在去的政策的时候可能会比过去谨慎一些。政策在两个方面发生失控的可能性都在增加。

　　戴伦彰：我想再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国外环境，美国和欧洲老是走不出这个危机，我在接受新浪微博采访的时候我提出一个观点，短期看欧债危机比美国还混乱，但是从长期来看美国的金融危机要比欧洲要严重。布雷顿森林体系还能支撑多久，早晚叫结束。凭你的的看法，这个还能存在多长时间？我认为早晚要改变的。

　　陈志武：谢谢戴教授，在我家里面跟我夫人经常边吃饭边讨论这个问题，她相对来说比较情绪化，而我作为经济学者尽量理性一些。首先戴教授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过去3年或者20多年，实际上美元的通货膨胀速度非常低的，美国的购买力在过去3年没什么变化。我1986年刚刚到耶鲁的时候，读书四年期间经常去校园一个餐馆吃午饭和晚饭，我前两个星期也去过，我发现吃饭的价格还是一样。大家自己去看看100人民币发生的变化，中国货币发行不负责任的程度远远比美国美(微博)联储往往不是数量级的差别。讲到这个问题每个人比较情绪化，我只是讲自己亲身的经历，因为我每年来往中国和美国之间会有四五次，我会看到这个变化情况。现在全球金融体系主要依赖美元，这个体系到底依赖多长时间？就像周小川行长谈到的一样，依赖主权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肯定是有非常严重的内在问题，因为主权货币是掌握在主权国家的手里面，他可以乱花，其它国家除了抱怨里面没有办法做得太多。长久来讲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趋势，肯定是朝着跨越国际货币的方向发展。尽管今天欧元面对很多的挑战，今天是欧元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有某一种国际元的出现，这是长久的趋势。现在美元体系到底能够持续多久，也许十年二十年或者是五十年。从我的角度来讲有一个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为什么在整个历史上，主权货币的出现和货币发行权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里面，整体上是非常现代的也是非常近代的事，主要是20世纪的现在，20世纪之前不管是中国还是其它国家，一个国家里面货币的种类私人银行都可以发行，就像大家现在去香港大家可以看过中国银行、渣打银行都可以发行货币。一方面我们可以去抱怨，确确实实以美元唱主角的国际金融体系也非常不公平的地方。另一个角度来讲在全球范围之内如果把国际货币的发行权由一个权利不受制约的政府来掌握的话，比权利受到制约的美国的体系更不可靠。我是这么看的。

　　曹远征：我补充一点。为什么会出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去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GDP基本相当，过去南北差距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包括金融秩序和货币秩序都受到挑战。刚才彭文生讲为什么我们困惑这件事呢？因为旧的秩序好像已经完全不能有效运转，新的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现在似乎还有担心欧元机制不能维持，会崩溃。长期来看一定会逐渐有超主权货币的形成，短期来看现在是看不到结果的。世界经济结果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个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因此风险在加大。

　　彭文生：一个国际货币的纪律最主要是背后经济的规模，美元的国际货币的地位主要还是反映过去美国的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全球最大的市场。刚才曹远征讲的，全球经济在一个重大变化的拐点，发达国家的经济的比重会持续下降，新兴市场国家会持续上升。我们看不清楚未来哪一个货币会取代美元，但是有一点是比较肯定的，现在的货币体制和现在经济现实的矛盾会越来越大，这个对未来金融市场有可能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戴伦彰：好，谢谢三位。我们的对话会做到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也进行了相互的交流。由于时间关系，可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如果话没说完，会后还可以继续进行探讨。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本来我要对他们详细介绍的，但是时间比较紧，如果要看他们的详细介绍可以上网搜一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沟通，因为在网上也有跟他们沟通的方式。

　　第一轮对话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