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1年12月9日-11日，2011(第十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2012：制度进化与市场尊严”。图为“开幕论坛：2012会重演2008吗”现场。

　　以下为论坛实录：

　　罗振宇：我们有请招商银行的行长马蔚华先生，我们有请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医药总公司董事长宋志平先生，有请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先生，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郑国汉先生，还有来自摩立特集团首席执行官Joseph .Fuller先生，有请。

　　我先站着问各位一个问题，在前面几个小时当中，所有主题演讲给出的维度都是全球化，我们发现考察中国经济存在另外一个维度，从中国经济自我历程发展，观察中国经济的人都知道30年一直在中国上空徘徊的现象，一抓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再抓，抓了还死，死了再放，放了再乱，乱了还抓。那么，从79年改革到82年打击投机倒把，92年小平南巡，94年整顿金融秩序等等，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循环到今天已经是第9个了。

　　本次大会给出这样一个题目，2012会是2008年的重演吗？实际上是从中国经济自我的节奏上找到的一个题目，我们现在跟2007年底相似，2007年底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我们听到很多企业家说日子不好过，来年可能会是一个非常严寒的冬天，这是2007年底我参加这个会，4年之后我们又在这，这个问题又出来了，几乎是同样的表现，我们在2011年冬天，即将到来2012即将是一个什么景象。

　　我先请教上台5位嘉宾一个简短的问题，请您用简短明确的答案回答我，2012年中国经济宏观预测你是悲观，还是乐观，给我一个倾向性的答案。

　　马蔚华：刚才我也说了困难很多，但是我觉得现在2012年虽然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甚至比2007年的时候还要更敏感、更复杂、更困难一些。但是我们应对这三年危机也有一些体会，经验和教训。况且在这三年中我们认识到一个中国的经济需要转型，所以这样一种情况既有金融危机对我们的负面影响，也有宏观调控给我们带来的积极结果，我觉得只要我们一个是政府能够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改善和水平，我们企业能够理性面对我们目前出现的危机和困难，我还是谨慎乐观。

　　主持人罗振宇：马行长给我们答案是谨慎乐观，我们有请宋志平先生，您给我们一个简短的判断。

　　宋志平：我的看法跟马行长是比较类似，我是比较积极正面看待明年的趋势，我倒不太同意把明年比喻成08年，如果说这是一场困难的话，我觉得截止到现在这场困难基本上要过去了。我对明年的看法是明年的经济会比较温和、稳定，会比今年下半年来临的时候感觉好一些，所以我同意马行长刚才所说的。

　　刘积仁：我觉得这个悲观和乐观也都是相对的，如果中国经济相对于我们今天的欧洲和美国，我们更应该乐观一些，当然如果看到我们自己可能就要更谨慎一些。中国相对于全球经济发展来说，我们还是具有相当潜力和活跃的地区，可能还会有很大压力和风险，但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和看到欧洲美国遇到的问题来看，我们还应该乐观看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基础。

　　主持人罗振宇：谢谢。

　　郑国汉：与其说乐观和不乐观不如说说我的看法，当然现在欧洲情况比美国08年更坏，这要看他们怎么处理主权债务。对他们能否解决问题我是不乐观，但是我也看不到他们会一下子崩盘，我相信他们都是拖拖拉拉，但是这种危机中国08年以后已经领教过了，而且也有一套对策。所以，我认为基本上我们已经了解到相当长时期要面对欧美过苦日子，我们日常会比较效仿。但是从新一轮经济危机，政府应该用更长期的思维建立国内市场跟在国外打造新兴市场，减少利用大项目来拉动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市场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包括我们对民企体制上的扭曲，也造成地方政府，也搞出很多融资平台，这两个东西基本上都有欧美那种所谓主权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子，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注意思考，这是我们需要长期转变我们的增长模式。

　　我觉得相对来说，政府能够做好，企业能够应对当成一种长期状况，我觉得相对比较乐观，机会还是不少。

　　Joseph .Fuller：我觉得我们不是要关注08年发生的事情，08年只是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开始，刚才已经说了中国的出口，中国经济都会受到欧美经济乏力的影响，因为欧洲的问题现在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也不会很快就解决。所以在未来4，5，6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问题，正好他们又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我是否认为08年跟09年又怎么样呢？我觉得2012年确实对中国是一个具有挑战的一年。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举行这个的会议，非常实时、适宜。现在我们又处在一个新的起点，在这方面对中国带来新的挑战，当然很多与会者讲到这个问题，我们要开启国内消费，更加重视国内消费，还有讲到品牌，全球的视野，加强创新，把增长的重点放在亚洲的一些其他市场上，而且美国情况跟欧洲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欧洲的问题很难解决，美国的经济还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我觉得也就像内迁那样做，寻找新的经济模式，找到新的增长点，找到增长模式，也不能够再去采用老套的做法，财政刺激等等，我觉得欧洲问题很难解决。

　　主持人罗振宇：非常抱歉他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提问失败，媒体希望给个痛快的，但是没有给个痛快，这是媒体的毛病，我向大家做检讨。我们换一种方式，就算谨慎乐观，我们总得承认中国经济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企业会有一些焦虑和苦恼，我们希望国家在下面政策操作上有什么样的做法，比如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放松呢，还是紧一点呢，或者怎么做？都从自己企业的角度，我们给国家提点希望，反正年底经济工作会议还没有开，在这个档口没准各位只言片语都对中央政策有推动作用。我们还是从马行长开始，如果招商银行今天有机会跟中央建言献策，你觉得这个趋势应该怎样变动？

　　马蔚华：我的看法是总的货币政策基调不会改变，肯定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我也看到的一些提及“预调和微调”的策略，比如之前央行持续提准备金率，又对保证金纳入了具体准备金的范畴，应该说银行收缩扩张能力受到很大抑制。不久前下调0.5的存款准备金，我们还是比较欢迎的。因为今年业务很困难，负利率，银行交了准备金又严格按照存贷比执行，我们很多客户他们贷款需求也受到抑制，银行也是满足不了客户需求，客户对我们也很有意见。

　　我们想在大的货币政策总的基调不变的情况下，大的政策不变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是很严重存在的。前几年积累的流动性还没有完全收回来，另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缓解目前负利率的情况。当然我觉得我们现在金融市场也发生一种历史转变，完全靠银行满足社会融资的需求这个时代可能将会告别，除了证券市场以外，我觉得现在最令人可喜的是，各种各样的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中国第三大融资方式正在风起云涌，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主持人罗振宇：我们也请马行长预测一下，明年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困境会不会因为你刚才的政策献言有所缓和？

　　马蔚华：会有比较好的政策支持，各家金融机构也会积极的想办法去解决。为什么？因为巴塞尔协议新的资本监管之后，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已经不只限于响应政府号召的层面，在资本运输越来越严的情况下，资本是宝贵的，中国资本市场也不能完成银行不断融资的可能，所以银行必须考虑同样资本消耗要有更高回报，这是中小企业，面对将来利率，我觉得银行也必须能够面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来培养自己的风险定价能力。

　　所以，我觉得银行会积极努力，政府也会创造一些条件。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状况，会在这个层面得到很大支持。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很复杂，尤其在金融危机影响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改变传统发展模式，特别是沿海一带一些中小企业还是劳动力密集型，还是传统成本大量上升 ，汇率升值的情况下，我觉得它们难以为继。所以，我觉得困难还会延续，谢谢。

　　主持人罗振宇：谢谢马行长的分析，马行长刚才对中小企业明年融资情况做出来分析，我听了确实特别有道理，但这话我不知道您旁边的宋总听了什么感受，因为马行长言下之意把钱借给旁边这种大国有企业挣不到钱，就把钱借给中小企业，不知道您听了心中作何感想？

　　宋志平：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我希望明年从政府层面能够进一步的宽松一些。

　　刚才马行长讲到稳健，其实今年一年都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准备金提高了那么多，使得资金十分紧张。这次我们看到准备金下调，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的阶段又回来了。像我做建筑材料，主要是给基础建设来供应材料，所以也比较敏感，对明年的期望，我是希望能够进一步宽松一些。我觉得通货膨胀经过我们这一段时间来看，通货膨胀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拐点，所以不应该再把它看的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增长结构，防通胀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大的系统中来进行平衡。

　　所以，我是希望明年我们的基础建设项目还应该按照“十二五”规划做下去。还有我们讲的减税促进消费也应该切切实实进行，还有我们的出口，现在贸易摩擦很严重，政府应该保护和支持我们的很多出口企业积极的参与国际竞争，利用这么一个平衡的方法把明年这一年度过，我是这么想。

　　主持人罗振宇：因为您是做建材的，您希望政策宽松一点，高铁最后再干下去，这个建议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看人家马行长刚才讲的比较细，比如他希望货币政策不要太松还是稳健一点，可能阶段性的，结构性这种财政政策，国家的一些结构性的扶助政策能够松一点，你的意思是希望全面放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行政政策全面放松，还是紧中有松，还是松中有紧？

　　宋志平：关于这方面总的来讲，比如你准备金提高之后，实际上要紧也都紧了。现在我们所谓定向宽松，定向的放松操作起来也很难。其实一场放松，一场松紧是需要大的宏观进行。在这块整体来讲，政府对于通货膨胀总体压力，那是我们的一个弦可以放松一点，给资本市场一些宽松环境，但是这之中有一些中小企业也可以给予更大支持。但对中小企业支持，我个人还有一个建议，其实中小企业支持不能只靠银行，全世界中小企业它们的资金来源是靠给大企业进行外包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产业链，大企业来支持中小企业。

　　所以，过去老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大企业的钱去了哪里？实际上给了中小企业。看一下日本泡沫经济之后，最难受的是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跟大企业是关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我不相信银行能够很多的放给中小企业，因为它觉得风险太大。所以，它希望多放给大企业，而大企业的钱去哪里了，实际上去了中小企业，我觉得应该用一个系统的来看我们的资金流和物流的关系。

　　主持人罗振宇：宋总提了一个特别别致的思路，银行别去找中小企业了，我来当…

　　宋志平：不是不找，别把这个东西割裂开来。

　　主持人罗振宇：宋总这番话让我想起今年在一个财经老总办公室里，我看着他写着写着稿子突然把笔一扔，(他说)什么利率调整，中国现阶段市场还是只能总量控制，想精微控制做不到。这(次)是宋总基于对当前市场特征的介绍。我们马行长左边坐着一家，不能说中小企业，确实是一个民营企业起家刘老师的东软，至少不是央企，想听听刘老师对情况的判断，如果您建议国家出政策希望是什么？

　　刘积仁：我感觉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稳健的政策是更为合适一些，当然这种稳健本身更多还需要在结构上进行调整。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资本使用，事实上我们现在整体经济上，从现在经济向一个新的经济形态转变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个推动力，中国无论是中小企业和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现在这种模式在未来还能够持续多长时间，这是一个问题。

　　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现在通过资本力量能够维持我们度过暂时困难，我相信在未来也一定还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经济和欧洲的经济这种状态，我们可能会对我们自己的经济充满自信，但是如果你真正看到美国企业，我觉得要比中国企业要强大得多的多。今天美国的问题，本质上还是整个结构的问题，如果看到美国的企业真是有许许多多现金，他们创新的能力，应该说我看到没有任何的变化，反而我会看到在经济危机的今天，这些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这些跨国公司，中小企业因为在新兴国家寻找新的机会所产生的这种创新动力变的更为强大。

　　我们中国企业今天所遇到问题，可能在今后的三到五年之内，在中国的本土会与来自于全世界跨国企业竞争，中小企业竞争，因为它们都认为中国这个市场是他们要成长的市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的资本应该和我们的结构变化结合，如果这些资本就是为了维持我们今天这种经济稳定，那么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本可以持续地支持下去，我想这是一个问题。

　　主持人罗振宇：但是您没有提议国家的政策面期待？

　　刘积仁：我觉得在资本结构上，对那些需要扶植和发展的，在金融方面给一定宽松，对于不需要扶植和发展的，我说的坦率一点，这种企业可能死是早晚的事。今天打一针可能解决不了永远的问题，他如果那种状态就像癌症晚期，只是说过去没有处罚，而今天处罚的时候我们在知识这个层面解决不了长期的发展问题。

　　主持人罗振宇：我们在场都听到像东软这样的企业都需要重点支持，让他去死的是哪些呢？能具体说一些吗？

　　刘积仁：不是这个意思，我基本上看到有几个趋势，第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件事，你问都不要问。一个社会的进步，一个不断奔向小康中国的社会让老百姓保持低收入这个事实是永远不会再存在的，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倒退，这是一件事。如果你任何的产业，如果你的竞争能力主要来自于对你劳动力成本减少，和你用了低资本成本来支撑，这种事业，如果这是你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我认为支持和不支持你结果都是一样的。

　　主持人罗振宇：刘老师讲的这个标准就比较清楚了，如果哪个企业家你的员工还在你生活的城市，还看不到买房的希望，这个企业就可以去死了。当然这是给刘老师做了一个推论，郑老师您希望中央政府做什么样的政策偏向？

　　郑国汉：我觉得宏观政策偏紧，这当然有他的需要，我觉得双向是对的。但是，在措施方面应该更多利用利息，很多时候，我们都用比较间接的手段，而不用直接的利息。第二个，我觉得对我们的银行体系，和其他方面体系减少对中小企业实际歧视，中小企业在银行体系拿不到钱，借不到钱才发生地下钱庄，这种高利贷的情况，体制上应该有改变。财政政策方面，我觉得政府应该看到太多的钱在一些大企业里面自然会引发的投资冲动。

　　所以，我觉得对财富的分配，应该有一个做法，更多钱可以拿出来，包括刚才讲的退税，政府也没有必要手上收进来的钱比用出去的多很多，对社会需求是一种减弱，虽然我认为更多钱应该到百姓手里，我们不是说要建立国内市场，国内市场必须有购买力，从税收方面，把一部分过高财富从大企业里边拿到政府手里，减少企业不必要投资，尤其是重复那种比较大规模的投资。

　　主持人罗振宇：谢谢，Joseph .Fuller先生，对中国政府来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建言？

　　Joseph .Fuller：在这方面我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么尊敬的来宾面前说很多假设，但是我想说两点，首先一点政府必须要考虑一些变化和政策。这样的话，能够来获得一种过渡，我之前也提到这种过渡。比如我觉得政府应该再重新看一下它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一些观点和政策，而且是更加开放的，比如让一些额外的外国直接投资，比如在金融服务，或者其他服务行业来进行、来开放，这样的话，也是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

　　但是，这样的话中国本来就是对资本分配方面没有一些足够好的机制，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好的来加强这种机制，而且包括一些非常大的一些银行，和大的国有企业的话，能够更好的基于市场一些原则来分配资本，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来给中国整个环境带来一个更好的竞争性，更多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一些中小企业，比如说它们很多受到了一些需求影响，或者还受到一些资本市场重大影响。

　　第二点我认为政府应该有一种幽默感和耐心，我们看一下西方政治环境。比如在未来一年，两年，比如说我们知道在俄罗斯，还有一个总统选举，美国还有法国都有选举，在德国也有大选。而且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包括在英国可能也会有一个变动，卡梅隆可能会重新来进行选举，这些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政府有的时候，比如说中国政府对某些问题会反映过激。

　　最后一点中国政府应该注意一下，该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够使中国的公司变的更加有国际化，更好的被西方世界所接受。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未见障碍，比如对贸易障碍，防止中国公司，或者防止中国公司投资，这都是不可见的障碍。

　　主持人罗振宇：谢谢，我觉得所有建议都很好，但是刚才他在发言当中提到一个细节，希望中国政府有幽默感，这太难了，对我们政府实在是太刁难了。下一个话题想追问一下宋总，您刚才说到大河有水小河满，您这就算一条大河，而且您这个大河所处的位置还特别敏感，因为您一个建材，一个医药都是属于竞争性行业，对于竞争性大国企的问题今天不想谈，今天不谈哲学只谈活法，您这么一条大鱼，我们就全权承认大国企进入竞争是应该的，这些行业里面的小家伙，中小企业怎么活，您给支条道，尤其在明年形式可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宋志平：我觉得中国大多数行业目前都进入到了过剩和市场饱和的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里面，企业如果再延续过去30年高增长的成长方式，实际上是走不通了，也就是你讲的活法是活不下去了。所以对中国的每一个像大的制造行业里面，现在我们必须探讨新的活法，怎么能够活下去。在这个活法里面，不是探讨哪一个企业，而是我们这个群体怎么能活的更好，像钢铁，像水泥业，汽车业包括医药都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探索在减量化情况下企业怎么成长，我觉得有两条路，一条就是联合重组，收购兼并。大家联合重组起来，增加我们集中度，使得行业健康发展，行业的利益高过企业利益，企业利益孕育在行业利益之中，应该是这样发展。在过去这几年中国建材和中国医药在行业里面都联合了很多中小企业。就说今年，今年其实日子挺难过的，但建材还有50%的成长销售收入，利润有100%的成长。医药今年有40%的销售收入成长，利润有20%的成长，这都是在一个非常不好的环境下所取得的。

　　当然这个成长，我们用一个词――包容性的成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和中小企业融合在一起，它们也是股东，过去一个中小企业100%是它自己的，亏损活不下去。现在进入中国建材，或者进入中国医药，它可能持有40%了，但是他有利润赚，同时这个信用体系也建立起来了。所以，我的问题是说其实企业是一个系统，大企业、中企业，其实大企业是小企业成长起来的，也不是生来就大。大家其实都明白这个道理，我是主张整个系统里面，行业里面都应该包容性的增长。

　　再一个只有存量的优化，用技术，用联合重组，规模做大，然后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提升这个企业的竞争力，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的企业有可以度过这一关，并不只是2012年，由于欧债危机带来了，我们国家在通往工业化过程中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这一关我们必须得走。所以，我倒希望我们在座大家，包括大企业、央企、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联合，大家共同来做好这个市场，最后让财富得到实现，我觉得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

　　主持人罗振宇：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理解偏了，中小企业如果混不下去，干脆卖给你算了，是这个意思吗？

　　宋志平：其实也不是卖给我，你看到央企，邵主任刚才讲的，我这类企业，第二类充分竞争型行业央企。我按照市场规则扩大了，但同时我在资本市场上通过卖股票，国有资本逐渐降低了，你看看中国建材、中国医药，国有资本占有整个集团资本金的量都低过了50%。所以，我举个例子，便于大家理解。全球最大建材中心是法国圣戈班，最早是皇家，后来是国家的，现在国家全部退出了。但是透过这种成长过程，他构建了全球竞争力最强，全球最大的折合人民币5千亿人民币销售收入的一个巨无霸公司。

　　所以，我觉得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演变，谁多谁少其实可以在市场里面逐渐得到解决。

　　主持人陈伟鸿：反正对于梁山的兄弟们来讲，朝廷有召安这条路总是好的，走不走大家再判断。我们反过来再问刘老师，您可能代表民营企业家另外一级思路，刚才您也判断有一拨就让他死掉，活着也是祸害，还有一部分也不想死，心中也有向善愿望，愿意跟刘老师走的一批，还有一批能教育好的企业，给他们支支招，万一2012不太好，他们又处在生死一线的点上怎么拉一拉他？

　　刘积仁：我出不了什么好招也拉不了，我觉得有一点，一个企业的生命是创造和维护出来的。如果说的时候死到临头才想活下去就太晚了，外面的压力，市场需求的变化，竞争压力这应该是一个常态，我觉得三五年之前没有准备好这件事，今天能活下去是一种幸运。你现在要准备的，如果真有机会在明年，后年能够活下去了，为今后四五年再遇到这种情况还有所准备早点做好准备，这就是我的建议。

　　主持人罗振宇：早点做准备，万一2012年来不及了呢？

　　刘积仁：今天这种情况还是跟我们过去幸运有点关系，大家都在说中国创新不够强，我经常说如果干什么都能够挣到钱，而且干什么都来的快，为什么一定要创新？创新还有风险，还要投资，还要等待。中国在过去经济20，30年间不能说干什么挣什么，反正有一段时间闭着眼睛挣钱，失误的可能性也不大，特别在方向的选择上。

　　而今天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企业要学会的还是在一种创业，不管你过去发展到什么阶段，如果今天遇到这样一种情况，以一种创业者的心态，一种激情来度过，我想比依赖于外部环境更大变化更为来的现实一些。

　　主持人罗振宇：刘老师给我们展示了市场最残酷的一面，命好命坏都是自己修的，到时候怨不得别人。时间有限，我们请马行长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我记得07，08年的时候马行长写过一本书，也是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您做了一个市场前瞻，主办方更我们出的2012会来吗？不管会不会来，至少市场又像4年前一样陷入困惑，如果您今年写一本书，会写什么？

　　马蔚华：我想出个这样的题目，当年我写那本书是感悟华尔街，那本书是次贷危机以后，一个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华尔街的老板，他们各种各样的心态。我觉得今天我们中国的企业家面对当前由次贷演变，或者更加剧主权危机的时候，我们的心态还比那个时候要从容镇静的多，因为我们经历3年的震荡。

　　我觉得刚才积仁说得很对，入市10年，经历改革开放30年，金融震荡3年，作为企业家来说心态应该越来越理性一点，现在中国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市场化就意味着竞争，竞争就有很多不确定性。第二，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社会，中国经济不可能不受到国际社会、国际市场的影响。这两点都会给我们一个启发，我们将来可能面对这些危机，这些问题，这都是常态的事了。你要有准备，做企业不容易，要经常面对跌宕起伏的事情。

　　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没有人能左右这个变化，唯一作为企业你就要想在这个变化的前面，走在变化的前面。不知大家都感到中国的企业创新不足而很多创新确实是在危机的关头，困难的关头逼出来的。我就讲银行，现在大家觉得好象我们缺钱，银行好象成了我们的救世主，银行这个位置上，银行也是一天比一天难受，原来高速增长的环境不复存在，银行面临约束越来越多，越大约束是资本约束，过去银行借贷不计资本金，现在你超越巴塞尔资本充足率差一点就停牌。

　　另外银行你得考虑市场需求变化，很多传统的事你习惯，很多新的事可能就不习惯了。比如说，过去支付领域银行一统天下，现在第三方支付每年增长100%，你必须面对这个市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你必须大家共同做这件事，不是大企业，小企业，谁并谁的问题，而是这个市场这样分工的问题，这是一个企业生态。有的时候你银行辛辛苦苦创新，得到一点市场机会，比如说信用卡，招商银行曾经在市场领先，但是我现在开始琢磨这个事，领先或者信用卡这个作用还能维持多长时间，移动支付、手机和网络结合很可能结束信用卡的70多年的历史。

　　所以，我觉得每个企业，每个人都在面临考验，我们把它变成一种正常的心态，要研究它理性的对待它，要走在变化前面，我觉得这样的企业是能够可持续的。

　　主持人罗振宇：谢谢马行长，整合刚才一个小时谈话，大概我们得到了五句话结论，第一句话政府最好幽默点，第二句话我们最好多遵循一点市场规律，第三句话从心态上讲我们要知道变乱动荡，不确定性可能是一个长期局面。第四句话实在活不下去可以投靠央企，抱团取暖，第五句话如果不学好随时准备去死吧，这就是我们五位嘉宾今天给我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