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1年12月9日-11日，2011(第十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2012：制度进化与市场尊严”。图为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发言。

　　以下为演讲实录：

　　项兵：我昨天晚上准备PPT的时候看了一下，我确实从2002年一直到今天这个会我参加了10次，一次没落，要么是开幕式，要么是闭幕式，很高兴，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很我们这么具有影响力的峰会结下这个缘分。当时在选题的时候考虑三个，第一延续我去年跟大家分享新商业模式和新商业文明，第二个选择分享一下我们长江商学院如何打造教育品牌，源自中国的教育品牌、奢侈品牌、全球品牌。

　　因为在英国、在美国参会，他们说你中国人品牌是不灵的，我说我就是个例外，这是全球品牌、奢侈品牌、教育品牌。我们学校如何在我自己所弘扬的月球看地球的视野之下，如何以全球应对全球，链条对链条，趋势领导优势，在全球打造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教育品牌。

　　第三个题目是今天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过去几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债务危机，我觉得全球看了一圈这个危机有非常深刻的结构性原因。我甚至认为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走到了必须洗心革面变化才有更好的明天的局面，我今天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能看到新的一代政企关系应该怎么样更好打造和谐社会，不仅在我们中国，在全世界可以更好的打造一个和谐社会。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在西方过去这么多年他们靠的主要是两条。第一靠民主、法治、靠新闻自由、靠人权、靠尊敬、靠以美国为代表的三权分立，通过强调透明，弘扬公平和公正，打破阶层固化，使美国梦成为可能，使一切形成了公平的机会，同时对政府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衡，这是在政府方面。在企业层面，大企业承担了相当多的社会责任，他们最大贡献之一是为他们当地的社会打造了一个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

　　再看看富商，美国富商以巴菲特，盖茨为代表，他们这批富商签订一个条约，在他们见上帝之前把自己的财富50%捐给慈善业，其实巴菲特已经捐了97%，美国富商对社会承担责任也相当多。国家有困难的时候，巴菲特又重新牵头主动交富人税给国家解决困难，所以富商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承担社会的积极性是可以赞扬的。

　　我是美国最大慈善机构联合一家全球机构的理事，过去两年时间我也见证了美国普普通通老百姓对社会的参与，无论是他们捐助的钱、时间和财富。所以，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富商、普通老百姓对社会的关爱都是非常之高的。过去这么多年以来他们相对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关系。但是，今天出现巨大挑战，而有些挑战可能不是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够解决的。

　　第一大挑战就是刚才各位演讲人已经谈到的主权债务问题，在诸多国家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但是，你认为在民主制度下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吗？老百姓都希望多的福利，谁要让我勒紧裤腰带我就把谁干掉，我觉得在民主制度下解决主权债务危机是有占，至少挑战非常之大。

　　第二大挑战，是在信息民主化的今天，越来越少的精英在西方愿意从政，我周边很多朋友都表达了这个不愿意从政的愿望，透明度太高，将来你不要奇怪出总统的概率越来越多了。至少一点可以肯定，尼采对民主制度担心的问题会一步一步体现出来，至少实现精英治国难度是非常大的。

　　第三，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原因是民主、政府、政治都是本土的，纽约州选纽约州的，但是投资贸易，经济都是全球的。所以政治体制局部化、本土化，和投资贸易企业的全球化，深刻结构性矛盾是产生金融风暴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产生经济危机最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个结构性问题，到目前我是看不到解决方案，我认为会持续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危机，这是第三大挑战。

　　第四大挑战，即使西方民主制度也解决不了收入和财富不均的问题。比如说美国1%最高收入者获得20%的社会收入，而这个数据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才为8%。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45%，是发达国家最高的，收入和财富不均达到一个高度，中产阶级而在减少，美国家庭平均收入过去10年不断降低，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这是目前民主制度解决不了的。

　　所以，在一个世界经济增长论坛做了演讲，我说在西方出现骚乱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是时候了，一个月之后在伦敦出了问题，又出来华尔街的问题，可能跟我说的东西没有关系，但是结构性的矛盾已经存在了，革命的火种已经存在了。

　　目前西方国家实施的各种各样的紧缩政策会更进一步加剧收入和财富不均，这也是一个大方向。所以，西方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信息民主化的今天遇到了空前挑战，我认为是时候需要一个洗心革面的变革了。

　　再看我们中国历史上300年一个循环，政治和企业经营走到一起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一个大趋势。我们这个体制有它的优势，当时在华盛顿演讲的时候我提到美国还没跑过第一圈，美国历史还没跑过300年，时间越长压力越重要，跑完一圈再说，我们历史是300年一个循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是精英治国，这是和学而时习之的观念是相关的，而且和政府权力大也是相关的，权力大吸引人才不再话下。

　　但是，我们至少做到精英治国，不是说我们企业界没有优秀人才，整体素质不是过高。在中国我们可以实现精英治国，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我们的领导都有非常丰富基层工作经验，政府这个层层提拔制度非常重要，在美国里根直接变成总统单看领导力还是不够的，但是这个普通不是例外而是一个规律，所以层层提拔，基础工作经验是非常之重要的，这是我们的优势。

　　当然了，我们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找到一个能有效制衡政府的体制――政府权力体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机制。我们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大项目管理方面做的非常优秀，成功是空前的，从世博到奥运，我们基础设施改善也令人震撼，这都是好的一面。但是也带来一系列问题，最大问题之一，如果政府配置资源影响非常之大的话，第一腐败是有可能，更为重要的担心，政府配置资源影响力越大的话，经济速度发展越快，收入和财富不均也会加剧，发展越快越如此。

　　所以，不稳定因素反而越多，矛盾越来越大，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带来一系列的好处，但是过于重视大项目和对社会福利和民生相对投入不足，和潜在不断加剧财富和收入不均都成了我们发展模式最大的挑战。

　　几年以前我是坐飞机食物中毒，在巴黎住院，住了院以后我去付钱，我有国际保险，医院说不需要，信用卡不需要，我说那怎么办呢？一切都是免费的，我是旅游的人，在法国住院是免费的，法国人他是社会主义，我真的更加热爱社会主义，你懂我的意思了。医疗是免费的，念大学是免费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更加热爱社会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民生方面投入一定要加大。法国能做的到，我们应该也能做的到，我们一定能够做到。

　　从企业层面，我们承担的社会责任，除了刚才宁总谈的创新能力不足之外，我觉得我们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相比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你要赢得社会对你的尊敬和尊重，你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要对市场规则有更大发言权，我们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大学生和富商必须承担对社会更多的责任。普普通通老百姓，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对社会有更多、更高的参与，我们社会才有可能和谐。政府要做调整，企业，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

　　中国的财富不均也到了空前高度，我们据统计0.003%的人掌握了24%的财富，我们基尼系数也在金砖四国成为第一，和巴西并驾齐驱，我们0.37奔到0.52，据估计今年基尼系数到0.56，金砖四国当中变成第一，收入和财富不均是排在第一国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点。所以，在未来5到10年，也许更长的时间和谐可能是第一位的，发展可能是第二位的，如果这样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过去30几年发展是第一位的，其他是第二位的，我认为战略方向可能有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是有结构性原因的。

　　所以，这是中国的情况。中国企业另外一个局限性，我最近写的文章之一，造福和伟大的商业机构完全是两码事，中国造福的功能非常之强大，我们上福布斯榜排了第二，据完全统计我们和美国不会差太多，再给5年时间我们超过美国完全是有可能，所以中国这个经济造福功能非常之强大。但是发展打造伟大商业机构的能力真的是很少，没有伟大的商业机构中产阶级不可能成为大多数，我们和谐社会永远都是一句空话。

　　我希望有更多的企业成为像华为，像我们联想，包括马行长代表的招商银行，包括我们部分国有企业。我对国有企业有一个理论，如果中国缺乏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在短期之内，在若干领域保有一批国有企业是有一定道理，不仅仅抵御金融风暴、金融危机，同样对遏制财富不均起到积极作用，毕竟中国移动(微博)不是任何个人的，毕竟中国银行也不是任何个人的。所以，在中国匮乏伟大商业机构今天，在短时间之内保有一批国有企业，在选择若干领域是有他的道理，是社会发展的必须，我们必定没有IBM、丰田，否则我们财富过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社会稳定极其不利。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任正非先生，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自己不一定成为全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是他给中国，全球打造近11万中产阶级之一，给员工带来世界级的工资，给员工带来世界级的回报，如果这种机构少之又少，新兴发展模式必然会戛然而止，这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所以，造福和伟大商业机构是完全两码事，我们要高度重视伟大商业机构打造，我们要高度重视中产阶层占大多数阶层当中的份额，我们才有可能有可持续性。

　　所以，在今天华盛顿共识已经崩盘，历史终结论也要终结了，在新的一代下，新的一代政企关系是什么呢？如果西方代表是第二代，第三代政企关系是什么？我能看到的几点。第一，超越造福，更多关注伟大商业机构打造，高度重视中产阶层培育，第二，超越如何把商业做得更好，更多关注为什么做生意，尤其在我们中国，我们做生意目的仅仅为了追逐财富，仅仅为了发财致富，光宗耀祖，我们就有可能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我们就可能会不断出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不仅是一个管理问题，同样重要与我们为什么做生意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作为商学院我们不仅关注如何做生意，也要关心为什么做生意。我们需要更多的企业家，当然包括我们得校友，更多具有士大夫的心胸，不仅仅为了自己成为全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现在更多有士大夫心胸的企业家，还有要高度重视财富使用，如果有了财富以后，财富用来为自己打造更多特权，那这个社会不可能和谐，如果这个财富和影响力用来打造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环境，而不是炫富，我们需要对这个等式给予高度关注，尤其在我们制度不够健全的今天，这些更为重要。

　　所以，商学院逻辑要快速扩展，不能让有钱的人挣更多钱的，这个模式不对。要重视企业发展的道和阳谋，从政府这一块我希望能实现几个平衡。第一，当然必须形成一套能制衡政府权力的机制，同时能够实现经营治国，而不是二流，三流人治国，不是领导力越来越差，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一个平衡。

　　第二，尽量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否则在第一次分配就带来巨大分配不均，税制再调整都有很大问题，一千块钱，一块钱被别人分享，和谐社会永远是空谈。所以，政府的权力，政府在配置资源的作用必须大大减少，否则我们就走入结构性的死循环，政企走到一起，一直到矛盾爆发为止。介绍财富和收入不均，实现包容性增长，更多关注民生，建立更为完善的福利制度，同样重要的是打破阶层固化，使中国梦成为可能。

　　我当初念大学的时代，不管你家庭环境如何，只要你考分不错你可以进非常好的大学，这个时代一定要回来，一定要给弱势群体的孩子同样的机会，可以做优秀的企业家，可以到最好的学校念书，打破阶层固化是社会稳定实现的先决条件。

　　另外，如何实现和谐社会和大风流创新之间平衡。日本是一个超级和谐的社会，基尼系数也是发达国家最低一个，但是这个超级和谐的社会是扼杀创新的，过于和谐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我所谓大风流创新。日本就产生不了Google，产生不了FaceBook，产生不了星巴克这类公司。所以，在如何一个和谐社会打造的同时在这个机制之下要弘扬大风流创新，这是一个大课题，这是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大课题。

　　同样重要在考虑到可持续性发展，这是一个矛盾问题。中国先哲智慧可以拿过来跟全社会分享，西方主流哲学思想是以人为本，从古希腊文明到基督教

　　所以，在术的层面我们可以教西方，双向时代已经开始。长江商学院在伦敦办的教学点不仅是一个延伸，是一个历史新一页的开始。同样重要在道的层面，在价值的层面，我们也可以引领，也可以弘扬。从以人为本到天人合一，在道的层面我们也可以引领全球，非常重要。

　　所以，长江在全球的发展除了我说从月球看地球之外，我用三句话概括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更高的高度，政企关系，美国人关心，中国人关心，英国人也关心，任何人不要有偏见不要有傲慢，咱们静下心来，平等的，心平气和的判断这个问题，解决你们的问题，解决我们的问题，你向我学习，我向你学习，共同学习，不要有太多的傲慢和偏见，非常重要。

　　第二是永远共同利益点，这个问题你也关心，我也关心。第三个是新的价值，我们到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不是哈佛卖十块钱我卖两三块钱，哈佛，斯坦福做ABC，我们做HFG，所以我们共同探讨，这就代表长江的核心打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