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1年12月6日，21世纪GNH国民幸福论坛在北京举行。图为圆桌对话：从“幸福社区”建设看“幸福中国”图景现场。

　　主持人：谢谢瑞贝卡跟我们的分享，把中国的学问做这么深也不容易，你用中文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多少增加了一点幸福。我想了想，中国人的幸福，历史上没这个词，历史上有一个词，福气，既包括客观意义上的靠天吃饭，有点碰运气的成分，但是也不完全是，你养了这么多孩子，很有福气，代表你是很努力的。主客观指标整合在一起整合最好的词是福气，既包括客观的环境，也包括主观的努力，整完以后产生某些正面的结果可以叫做福气。

　　下面做一个关于幸福社区的探讨，我们的主题是从幸福社区的建设来看待幸福中国的建设，有请五位参与者来参加我们下面的讨论，首先有请王绍光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白钢教授；环科置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瞿军晖先生；新世纪中国地产企业传讯部高级经理兼项目总监林志钟先生；上海交大EMBA课程教授黄志猛先生，有请！

　　讨论了半天，幸福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讨论的时候要做学问，这个事看起来特别无形，正因为无形，开完会以后也不觉得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今天也要做这样的讨论，这个讨论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觉得有很多可说的，说完之后好像也觉得不知道有什么可做的。我有几个问题首先跟大家请教，中间我有些跟进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幸福从个人幸福度这个角度来说，都有答案，因为每个人都有对幸福的感知方法和感知角度，很多做幸福感的研究都是从个体出发的，绝大多数都是说你的感受，感觉幸福不幸福，无论国内国外都是这样的。

　　我现在的问题是，一个区域的幸福真的是可以控制的吗？一个社区的幸福真的是可以创造的吗？经济这个东西，过去这么多年来，经济里始终中有两个东西，一种是要强调看不见的手，现在经济学家里面批评政府的控制太多了，有形的手太长了，也有很强的经济学的学派会强调，必要的政府干预对运转功能不健全的市场还是有必要的，幸福是不是有有必要提出来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是由人民自己激发和寻求的呢，还是由看不见的手去把握和运营呢？实际上看得见的手只要伸进去会看到有的地方搞得更不幸福了，幸福太个人，手伸进去跟你想要的幸福很难搞在一起，不是一个匹配的模式，所以我把这个问题给到大家，大家认为一个区域或者一个社区的幸福，真的是可以缔造的吗？是可以控制的吗？

　　林志中：幸福就是一种参与，你要参与就会有幸福感，作为企业在幸福这个话题上能说上一两句。像新世界中国地产我们在广州、武汉、北京的一些项目，建设起来就是整个社区的建设，社区作为一个城市里面不同的区域构建的部分，他就是城市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承载了一点城市的功能在里面。居民的参与就很重要，什么叫参与呢？他参与到社区里面的活动，活动可能是文化方面的建设，他真正参与到关怀社区，甚至社区外围，比如说社会当中一些公益性的活动，我们企业里面有义工队，关怀其他社区的活动，我们业主参与在里面，他们觉得对社会其他方面有参与，自然就会有幸福感。

　　比如说我们提出可持续发展、绿色建筑，他们觉得我对气侯变化，原来通过我的居住，我购买的房产，怎么减低能耗，就算是一丁点儿，我们每年都支持关灯一小时的活动，参与的居民会觉得很感动，我们跟全世界是同步的，我们为关注气侯变化也能出一点力。虽然我们是发展商，我们建房子、卖房子，我们为幸福是能出一分的力。

　　主持人：新世界地产做的楼盘档次还是比较高的，你们搞的几个社区，有可能在社区范围内为大家提供的活动大家幸福度还有点高，其他地方的人看着这个小区的人幸福度就很低，因为有参照性的问题，他就在网上骂娘，政府就感受到了，他就调控，一调控以后，房价往下走，住在你们社区的人说，我本来四万块钱买的这个房子，现在怎么往下掉呢？他就不幸福了，他有一个循环。在这个角度来说，有的时候你那个地方幸福越好，其他地方越感到不幸福，这个不幸福传递回你们社区的时候，会让你们社区的人不幸福。这个道理跟你刚才讲的不是同一个角度的，在一个本身有分化的社会里面，有时候一个单独的社区建设，这不是一个开发商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在讲，实际上你无法真正控制幸福度，那个幸福度还是很难真的被你控制，你可以做一些事，但是最终人们的感受，其实你还是无法改变的。

　　瞿军晖：我作为一个发展商谈一下这方面的感受和体会，前年开始我一直做这方面的研究和规划。回答你刚才的问题，社区的幸福是可以创造的吗？我觉得是可以创造的，我觉得中国房地产行业最悲哀的事情，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客户对其品牌是有忠诚度的，现在大家比较重视建房子的过程、销售的过程，真正中国要走入后服务的时代，这种服务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能否给买了你房子的业主，在社区里创造幸福。就一个社区建设产品的规划上面，因为今天在座很多住在公寓小区里面，特别是年轻人，我想问一下今年你跟你的邻居打过招呼吗，你认不认识你的邻居？你遇到最危险的情况下，是第一时间向你最近的人求助，社区的人去求助，还是拿起电话打给你最熟悉的朋友。其实这已经是社区的邻里关系里面开始有问题，并且是很大的问题。现在有的发展商一百平米的房子也讲什么私密性，其实对于一个社区来讲，我觉得首先要开放，开放在哪里，要让这个社区不能留死角，留死角代表不安全，幸福第一是安全，第二才是尊严。

　　有一本书《大城市的生与死》，讲到社区的设计里面，我觉得中国目前社区的设计应该是陷入了怪圈和迷局，跟中国传统文化唯我独尊，自己搞的有腔有调是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是农村长大的，我觉得农村妇女的嗓门特别大，原来到了吃饭的点，叫人都是站在家门口喊的，站在家里朝地里直接喊，村里面几个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一人蹲一个碗，你就有点什么菜，我家有点什么菜，大家蹲在院子里，你夹我一筷子，我夹你一筷子，这就是幸福。现在的社区里面，当你的邻里关系之间不能保持一种沟通的话，肯定社区是不幸福的，这需要我们做产品规划上，尽可能的创造大家能够有交流的平台这么一种产品建筑，包括一些公共的区间，究竟怎么设想。

　　我从去年开始给我们地产公司定了一个调，大的项目我们不玩了，玩不过大的地产商，现在我们提出Love Home额，给城市里奋斗的年轻人一种家的感觉，就是30平米的房子，每一个楼层设置公共的厨房和公共的接待厅，不算在公摊里面，收很低的费用。以前单身公寓造40平米、50平米，大部分的厨房，小客厅使用频率又不高，房价又高，大家承担这种费用。现在我觉得把这种大家平时使用频率不高的拿出来公共了，我们开发商自己持有物业，在很小的空间内，把两个功能做到极致，一个是睡觉，把床要做好，住的感觉做好。第二是洗手间，卫浴功能做得特别好，你住小房子，可以享受大厨房，50平米，非常整洁的厨房，可能一个小时收费五块，也不存在煤气各个方面的问题，物业由开发商统一来解决。要见朋友，有一个客厅，唱歌都可以，比去外面的KTV唱歌要幸福得多。努力创造这样的产品，幸福感会高得多。

　　主持人：这在欧美很多公寓，特别是出租公寓里面，有这样的共同活动间之类的。

　　瞿军晖：现在的社会，我们的社区就是要怎么打通，原来传统的一楼，要么是架空层，要么是放车的，小区越大，要出去吃顿饭走得越远，这样幸福吗？我倒觉得一个社区里面能够保证公共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让一些小的商业和辅助性设施离大家越近越好，让社区里面各个方面都开放，所有的人能看到，能够关注这个地方以后，这个地方安全感是强的，这种产品的规划，我一直讲人都有道德底线，发展商应该去建立一个好的产品平台以后，让大家容易自己感受到幸福，我们不能给他们幸福，但是我们的产品可以引导他们幸福，或者他们更容易得到幸福。

　　主持人：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有些东西不见得真的达到幸福的程度，有一些如果站在社区基础的公共设施或者公共空间的话，他其实不是真正幸福的组成部分，他提升了人们生活的底线，过去实际上所有的社区都是私的，只有私的空间，没有公的空间，你开始有了，跟其他的社区比较会产生幸福感。

　　黄志猛：我谈谈我的看法，因为今天一些专家，各位朋友从国家的角度，从社区的角度，甚至从历史的角度谈幸福。今天我们是国民幸福论坛，国家的角度已经谈了，我想从民的角度谈一谈。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算是国家把经济发展起来了，或者说社区把环境建设好了，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规范好了，甚至我们达成了平等，可是老百姓就能幸福吗？换句话来说，社区和国家把这些东西做好我们就幸福了，那幸福启不是可以从天上掉下来，从外面来的，为什么我把这个话题提出来呢？幸福好像很多东西没有标准，但是有些东西真的去深究的话，一定有标准和规律可循，至少有几点。第一点，幸福是心灵的内在感受，而不是外部的环境刺激，虽然环境很重要，提供一个平台。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自己是民间研究幸福的人，在我研究很多个案中，研究了非常多具体的家庭和个人，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只有充实的心灵才可能感受到充分的幸福，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他要是觉得内心空虚的时候，谈的幸福甚至不是平时说的快乐，我们坐飞机准点了，我们觉得很快乐，但是幸福，我的理解，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很宁静的时候去感受那种感觉。如果一个人内心中充实的话，就能感受到很多的快乐。我做过一个统计，人的心灵的充实度是多少，几乎他感受快乐越多。

　　主持人：这种充实的人占比重多少？

　　黄志猛：那个充实的过程中间，我谈谈怎么充实起来。一个人心灵的充实占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家庭的充实感，一个人在中间上面有父母亲，旁边有兄弟姐妹，下面有孩子，跟这些家庭成员当中感受了多少爱和被爱，一个人在家里面，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爱我，我也爱他们，兄弟姐妹都是这样，他会觉得比较充实。另外一半来自于事业中的成就感，不是我做多大的官，我发多大的财，而是我做的工作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它。这份工作在过程中，付出和收取能不能平衡，接下来往前走是不是有发展空间。当一个人把事业中的成就感解决了，亲切感解决了，他自己的幸福指数会很大幅度的提升。

　　主持人：坦诚地说，我90%的时间都在帮大家调解矛盾，你说的事业的成就感，做一点小生意，别人管不了你，你也不用管人，说实在的挺幸福的，但是今天人们都要做大做强，你要充孙子，要对付王八蛋，要干的事非常多，不要以为干这种事就没有成就感，你要做大事一定要这样，这种成就感好像不是直接跟幸福感相关。幸福感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有一个信念，我在教会里面认识很多普通的，他们那个喜乐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寻求平衡，从上帝那儿寻求平衡，很多和尚参禅，跑到山东里面参禅，环境恶劣到一定程度，但是人们也能寻求到内心的平静，或者某种程度上达到宗教人所说的那个Happniss，因为市场是周期变动的，家庭里面是纷争不断，那怎么可能有你说的长期的幸福呢？我的感觉，似乎恰恰不是，跟坐飞机坐上没赶上，都是差不多一样，这个角度来说，也不是你说的那样。

　　黄志猛：因为时间关系我补充一点点，为什么我刚才提出家庭这个问题来，其实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是大家庭，现在是小家庭，原来大家庭可能以长辈为核心。另外以前孩子很多，现在是六一家庭，过去婚姻相对稳定，现在离婚率非常高，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主持人：千万不要把离婚归结为痛苦，现在离婚跟幸福很有关联。

　　黄志猛：但是我们现在伦理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的伦理已经不适合于今天，如果不能把这个东西弄清楚。

　　主持人：没错，像我们过去儒教一样，伦理回溯到精神信仰层面才能平衡的一件事，靠了今天你说的家里的事，工作的事，是摆不平的。

　　白钢：刚才提到家庭、事业带来的幸福感，从比较圆满的角度讲，确实也在某一个时期，或者某一个阶段呈现为某种形状，接近某种幸福的状态，用佛家的话，这些都是时间法，时间法可依达到某种类似幸福的状态，但是不可能真正提供究竟幸福。为什么当一个人要追求所谓的究竟幸福的时候，通常会走向类似宗教，寻找一种类似宗教的企业才可以。比如说工人小区的塑造过程当中，条件如果按现在去看的话，肯定会觉得他有各种各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确实作为一个事实，最近有一些朋友做旧的工人小区改造项目，幸福感非常强，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寻找到自我身心有所安顿，并且让自己感觉到归属于一个大的共同体当中的感受。这种感受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宗教体验，尽管不是宗教体验，但是能部分的替代宗教体验，生长在这样的社区当中的群体，他的幸福感会非常的高，而现在确实是由于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再要能够提供这样的感觉，相比几十年以前确实是有非常大的难度。这是必须要承认的一个现实。

　　另外一点，前面大家讲幸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把它跟幸福感等同起来，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当中的观点肯定不是这样的，应该说幸福感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如果感觉自己不幸福的话，确实不太可能是幸福，但是他觉得自己幸福。

　　主持人：还不完全是，还有一种人说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白钢：幸福感本身是构成幸福的某一种要素，紧紧依靠这种要素不足以让一个人达到真正的幸福，一个极端的例子，吸毒的人往往在吸毒的瞬间达到某种极度的快感，但是这个状态不会有人把它描述为真正幸福的状态。还是要回到开始讲的，真正的幸福感，或者说幸福本身既要有主观的体验感受，另外一方面，也必须要能够有超越个体主观感受的一个，讲认同比讲个人感受更高，因为认同很难是单方面的，事实上必定要是对于一个外在于自我的存在的体验，这个体验的过程不可以绕开外在的存在而单独的发展。比如说在过去中国传统社会当中，总体来说确实比较容易能够找到这样的人，不管是家国天下，一直到自我家族，都能够相对比较容易的找到这样的认同，在这样的认同当中，也能够相对比较容易找到自我的定位，这一点是在变化当中的。尤其是这几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急剧，刚才讲到了有从赤贫的人一下变成极度富有的，也有相反的变化过程。这样的急剧变化的社会当中，如何能够达成找到可以让人身心有所安顿，或者除了安居立业之外还能找到让人安身立命的地方。

　　主持人：这种理想不大可能实现了，因为非常像农业社会的理想，过去一个企业家很穷，很穷的时候，争取事业成功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带来幸福的，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满足了之后，到下一个阶段就不一样了，这不是在某一个东西立在那儿不动的，这是不断变化的。

　　白钢：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定义是圆满的状态，一个人在生前是没办法讲他是幸福的。

　　主持人：圆满是仅供追求的目标，而不是现实。

　　白钢：这个意义上讲，真正要讲幸福，时间法还不能达到初始的状态。

　　王绍光：刚才几位发言人讲的我都同意，但是要区分几样东西，一个是我们到底关注什么人的幸福，如果关注个体的幸福感觉，应该是心理学家研究的事。你做各个国家的调查可以看出各个国家的分布是有特征的，国家总体的特征影响到个体的幸福，所以我们关注的应该还是国民幸福，而不是个人。

　　第二，过程的幸福还是整体的幸福，白钢刚才讲了过程可能感觉非常High，但是结果是不高兴的事，也有的时候过程非常痛苦，但是结果感觉比较幸福。最近有一些研究。刚才我讲的几样东西都很重要，比如说讲到个体心态的问题，这个涉及到文化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非常注重物质的享受，某一个阶段物质主义的时候，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区对幸福的感觉会比较低，

　　主持人：极度缺乏的时候，得到某一些补助的时候，心理上还是得到满足的。

　　王绍光：是，有些地方已经进入了后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的地方更注重生活的意义、生活的平衡，在这种地方，物质的改善和不改善，或者稍微下降一点点他都可以容忍，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心态上可能是有用的，消除物质主义的影响可能会提高整个国民的幸福度。

　　第二，亲情和友情的重要性，我以前在耶鲁大学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同事，是美国政治心理学家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十年以前发表的，题目就叫《为什么在民主的市场的国家幸福感会下降》，以美国为例，最后得出的结论，市场不会使人幸福，收入不会使人幸福，甚至以选举为特征的民主也不会使人幸福，什么最重要？亲情和友情最重要。刚才你讲到大家庭的那种矛盾，最近中央电视台放的《我们这一家子》有这个问题，往往事后回忆的时候，还是有幸福感的。有形更重要，现代社会里面大家一般都很难跟父母家人在一起，经常往来的不是父母家人，所以瞿军晖讲的非常重要，住房里面，我们往往发现，房地产设计出来的空间并不是人们互相交往的空间，人们互相交往的空间往往是每天不得不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单位社区，以前的胡同哪些人，有些交往是每天必须交往的，比如说共同用厨房，共同用厕所。有一些研究房屋或者社区构建的表明，小孩儿的交往比较多，小孩儿交往带动大人的交往，老年人的交往带动成年人的交往。

　　主持人：交往完以后，有了公共空间以后，人才能互相熟悉，才能出现公共人物，你们那个小区里面将来搞居委会选举才有意义，否则选人不知道选谁的。

　　王绍光：我住过的地方，我在香港住，我对门的邻居住了十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一层就两户，进同一个电梯，十年从来没打过一声招呼，进了电梯以后大家自己回自己家，我们并不是非常好的感觉。如果一个社区能够实现更多的互相交往，大家会感觉好一点，一定要关注我们谈的是什么样的幸福。

　　主持人：我们除了关注什么是幸福之外，我们今天其实是幸福的激发机制，有没有群体激发机制，比如说你说的，你跟你的邻居两个人老是见面，但是见面还不相识，用什么东西去改变这个，所以这个激发机制，在一个社区的范围内，在一个区域的范围内，如果我们回答激发机制，是不是有一种群体的激发机制，可能会改变局面。社会公众设计出一些东西来，来促使人们改变这个状况。

　　王绍光：这是非常难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的话，送一个诺贝尔奖完全是应该的，有一个激发机制发现了，使人们感受到非常幸福。

　　主持人：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的，刚才白老师说到时间法不能解决，真正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大部分是穷国，一小部分是像新西兰，北欧还是不错的，社会福利保障也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里面有几个东西，跟刚才说的有一点关系，一个是信仰，基本上是信仰程度高的国家，一个是为出现毛病的时候提供转折，另外信仰限制物欲，这些信仰有活动场所，活动行为，在信仰场所的活动，你们两个都是这个信仰的，陌生之间的尴尬度是大大减少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关系，社区中间的连接，刚才我讲到社区里面能不能做一些事，社区里面是典型可以通过创造社区活动。

　　另外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社区帮助，公益组织发达以后，会给特殊情况下的人提供帮助。如果现在我们回头看，这些我们都缺乏，第一是宗教，第二是社区连接度，第三公益帮助机制。

　　王绍光：我挑战一下你讲的，第一个你讲的确实不错，很多感到幸福的地区恰恰是太平洋的岛国，或者是北欧这些地区，太平洋的岛国是前物质主义，北欧那些国家是后物质主义，是不是归因到宗教，恐怕要小心，归因宗教的时候，会把宗教好的地方看重，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信仰某一种宗教，对宗教的理解完全没有分歧，那是比较好的。但是一旦在那个地方出现了混乱的宗教纷争，那个过程和结果都不是幸福的，所以我讲更强调的是某种前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东西，可能在个体的层面。

　　主持人：这个好像无法复制。

　　王绍光：是无法复制，但是是否有必要从别的国家了解这个机制，这个可能比宗教更现实。

　　主持人：如果我们是在开发商意义上、社区服务意义上做一些工作，还是比较柔性，现在有些地方的政府积极性已经很高了，已经把建设幸福社区当成政绩的新的组成部分了，用行政之手建设幸福的时候真的管用吗？另外这个东西是不是负作用会比正作用大呢？是不是被幸福比幸福更可能呢？这是跟这个相关的问题，开发商还算是民间组织，但是一旦用公权利之手制造幸福的时候合适不合适，现在全世界不少国家的政府也在提出来加强国民幸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看法呢？

　　白钢：我接着王老师的话讲一讲，我刚才说的初时间法并不一定要通过宗教的形式来实现，需要能够提供这种类宗教的效果、心理效应，最大的一条，根本上就是能形成某种对于共同体的认同，宗教感最根本上是能够形成一种对于共同体的认同的，这种共同体的认同是可以落实的，一方面可以是具有超越性的，另外一方面，是可以落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可以体现为很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纯粹是停留在个人信仰，不可交流的层面上。在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是不可以的，中国人其实有一点，政府是不是应该介入到当中去，我的基本观点，幸福可以以一种方式被激发出来，但是被控制了，如果可以被

　　主持人：也许政府可以做某些幸福基础建设的工作。

　　白钢：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我绝对不反对政府介入到这方面去，很大程度上，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国情的巨大差异性和地区不均衡性，在某些地区，我相信政府的介入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主持人：这也部分的回答了刚才黄老师提出的问题，其实我也同意，政府也好，开发商也好，做的事都不是幸福本身，相当于基础建设的东西，制造条件，包括激发机制本身都还不是幸福本身，看你是用过程还是结果来看。

　　王绍光：我接着你刚才讲的政府作用的问题，政府作用是需要警惕的，我讲的时候给出不同的统计方法，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袁岳的公司是做调查，做统计的，就会非常清楚你选哪一个指标，给多大的权重，对最后指数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政府是有可能在里面进行操作。所以现在各个国家在寻找GDP以外的指标的时候，都显得手足无措。所以日本人昨天讲的，他们要发展一个指标，有130个指标，怎么给权重，怎么做我不清楚，萨克奇找一批欧美的经济学家，包括印度经济学家发展他们的替代指标，几年了，虽然有一些成果，但是也没拿出最后的指标。这个指标的设定，学术界、社会各界、媒体都应该参与和关注，这是要警惕的部分。

　　另一部分，政府需要做而且必须做的，我刚才讲扶贫、减贫、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是增进人们幸福毫无疑问的法宝，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可以证明的。这些事情指望市场来做是做不了的，民间组织来做，公益团体来做，不管在哪个社会都是在边缘上，只能缓解，但是真正要做的话，恐怕不是靠民间团体，十几年前我就批评，希望工程，你做希望工程很好，但是把政府责任去掉了，好像办学是希望工程的事，不是政府的事，要把这些分开。

　　讲到激励机制，媒体舆论的工作者，不要过多的鼓励物质主义的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期待是不是现实的，这是我的问题。但是有些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少有这种豪宅，天价豪宅，亿万富翁聚集在一起的社区这样的广告，这样的广告会使这个城市里面所有进去的人，在某个时刻感觉到非常的不幸福，因为你永远达不到。这种东西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能够得到控制我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履行的比较多，你看到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广告是不一样的，即使中国不同的地区，房地产广告也是不一样的，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这个机制是可以工作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机制能不能运作，我不是很清楚。

　　瞿军晖：我站在公民的角度谈一下国民幸福的问题，我们崇拜价值观，

　　主持人：现在包括政府大家也说幸福，最后大家就幸福了。

　　瞿军晖：说幸福两个字没用，应该说幸福的构成元素怎么去做会有用，你刚才说的激发机制，社区里面，我看到有一个民间活动特别好，就是交流会，现在成了每家请客，请所有的乡邻朋友过来吃饭，谁来的人越多说明他混的越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社区里面，我跟物业的说，你要定期的到社区里面组织家庭的厨艺大赛，每家出一个菜，百家饭，你还能不认识你的邻居吗，谁家的饭好吃，经常性的组织一些。其实我觉得物业是可以来做这一块儿的，因为原来的物业都是硬件方面的维修和维护，现在不是都有提向软件进军吗，我觉得以后的物业更多的，前面房子造得好没有太多售后的，物业售后最多的都是房子造得不好的，应该更多的是做软件的服务，激发的机制，怎么样可操作性很强，不要提一个很高的目标，操作性不强。

　　主持人：每个社区里都有所贡献，否则大家都等着哪个政府应该做。

　　瞿军晖：青年人居住的社区，他们最重要的可能是创业或者是寻求帮助，因为我也做了一点天使投资，我就在想，我出一千万，我是主投，每家每户你自己自愿，出一万块，不要你多，你买一个房子十三四万，形成两千万的互助基金，你要创业可以，向这里来申请，因为你的房子在这儿，在一个社区里面让大家都关注你，你借了大家公共的钱，看到邻居会客气一点，因为都是股东，不管他出了多少钱。另外我们不存在不信任的问题，可以不办任何手续，房子价值以内的钱都可以借给你。

　　林志中：说到社区，像我一开始讲的，这种参与，生活上的参与、文化上的参与，参与到生活上的东西，能把幸福感，不单纯是自己个人，他怎么样、他的家庭怎么样、工作怎么样，把他带出那个小的范围，他关心的事情更广，他关心它的社区，社区以外的这个社会，关心到弱势群体是怎样的，其他人在做什么东西，NGO在做什么东西。比方说我们引入社区图书馆到小区里面，鼓励居民把自己家里的书捐出来跟其他人分享，社区里的人有共同的东西，他关心的东西不是他个人，他关注的东西更多了，幸福感就会慢慢的成长起来，是一种可持续的，慢慢生长起来的过程，而不是很功利的，今天拿到这个东西，明天怎样了，家里怎样了。这样的话，慢慢就会感觉到跟周围的人是连在一块儿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你跟你的邻居，你的社区，自己住在那个城市，而且整个国家，好像在很多方面都是有连接的，而不是很孤独的生活，就是一家人好。

　　黄志猛：既然是国民幸福论坛，我还是觉得国可以为前面的幸福创造更多的条件，更好的环境，民是幸福的主体，这两个研究，既要研究国的系统，同时必须开始研究民和家庭的系统，只有这个主体才能最终的感受到幸福。

　　王绍光：我补充一下怎么把刚才说的东西串起来，在座很多人知道，马斯洛人类需求的金字塔，在底层的是温饱，然后是安全，我刚才讲的人的最基本需求，再往上是亲情、友情的需要，最高的是林先生讲的，对人自己命运的掌握。刚才我们谈的好像很散，如果归到这上面，都是人不同层次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和人的幸福感有极大的关系，在不同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白钢：一直有一个想法，这一次有很多很优秀的房地产企业来参与，中国人一般被认为没有西方意义上严格的信仰，但是中国人有对自我祖先非常强烈的认同，原来中国是通过家庙的形式，祠堂来体现这样的信仰和认同的，在现在房屋结构设置当中，似乎还没有中国的房地产商来涉及到这个问题。因为他其实并不需要非常大的空间，因为家庙最核心的其实是神主牌位，我好像没有看到哪一个房地产商有意识的在自己的房产当中设计一个家庙，这是使得中国人的身心有所安顿，对最先的敬仰是最好的让中国人身心有所安顿的方式。这一点事实上是可以在家庭当中去完成的，这是可以让中国人感到更幸福的一种方式。

　　主持人：谢谢，现场有朋友给嘉宾提问的，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非常谢谢五位嘉宾的参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