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研究教授卡尔·瑞贝卡（新浪财经 陈鑫 摄）

　　新浪财经讯 2011年12月6日，21世纪GNH国民幸福论坛在北京举行。图为纽约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研究教授卡尔·瑞贝卡。

　　卡尔·瑞贝卡：谢谢你们请我来参加这次活动，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活动，被邀请到这种场合来跟大家谈，对我来说也有一点痛苦，我要用中文跟大家演讲，我中文很不好，请大家原谅！我尽量用中文谈一下，从中国历史的观点来看共同幸福这个问题。

　　幸福在过去很少讲这个问题，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共同，共同从清末以来就是一个很严重、很重要的历史性问题，因为我也是学术界的人，所以我讲的可能带有新的味道，给大家讲一下学术方面的，首先要讲的共同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种全球性的问题，在近现代的意义上，共同富裕或者共同问题，也可以说国民问题，在清末的时候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近现代的意义上，清末的时候也已经提到过，当时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可是一个共同点，共同是在全球体系里面所提出来并展开的。三种不同的说法我要说一下，康有为的“大同”，刘师培和他妻子生计的观点，还有孙中山的民生问题，清末的时候这三种说法是三种不同对于“共同”认识的不同观点。

　　康有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写的大同书，模糊一点，中国和全球性的世界有什么关系，这方面还没有弄清，可是中国的大同是有一点总结，用儒教的那种概念来概括大同，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共同体，共同幸福的概念。所谓的大同，要处理的问题，社会里不平等的关系，提出大同作为调节社会的不平等，当时的不平等的问题，经济上的，中国和国外的等等这些不平等问题。所以他提出的这些大同也不一定是中国的，也不一定是中国民族的，也不一定是中国国民的，大同里面的概念也是全球的大同，全球性的一种概念。

　　再稍微晚一点，1905年到1908年，刘师培和他妻子，他们当时是积极分子，对共同问题概括为生计，不能限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殊状况里面，对于他们来说，生计问题是全世界不平等所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历来也有这种问题，现在他们所说的20世纪初，历来的这个问题就变形了，变形是变成一种全球性的问题，中国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说明全球能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解决这个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能解决。在他们的理解中，生计问题如果不是全球性的一种解决方法，根本不能解决不平等的问题。生计问题对他们来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全球性各地方所面临的困惑，每一个地方所面临的困难是不一样的，可是有一个共同点，所有的国家都面临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生计问题所指的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矛盾，我刚写完一本有关于毛泽东的书，所以我用的都是毛泽东的话语，他们讲的社会矛盾是以生计问题为代表的，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矛盾，对于他们来说是最最关键、最困难的问题。像我刚刚讲的，中国能解决这个问题，也不等于全球能解决，别的地方解决了，也不是说中国能解决，所以要想出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一定要全球性的方法。

　　讲到孙中山，这是第三个，清末的理解，孙中山的民生问题你们大概也比较熟悉的，孙中山当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思想家，他比较关心的是中国民族国家框架里面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对于他来说，民生是依靠土地和生产关系问题，土地改革和农村主要问题，对于他来说，民生和农村土地问题是完全相关的，完全做到一块儿的。民生对于孙中山来说是一种国家与民族之间，特定历史阶段要解决的困难。中国处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怎么调整自己民生的问题。民生具体一点讲，民生指的是在国家和民族之间有财富积累矛盾的历史条件下，怎么理解权利和追求的适当范围，怎么理解国民生活的范围在哪儿，国家的范围在哪儿，国民的生活范围在哪儿。在我的认识当中，他是第一个提出共同体，就是国民的概念，当然在接下来到今天，国民概念大家都在谈，可是在以前，大家谈的共同也不一定是国民这个范围内。对于孙中山来说，民生问题还是以国家为中心提出来的，意思是民生的概念依靠国家的富强，国家富强之后才可以解决民生问题。

　　接下来我讲一下共同富裕，还有Happniss，刚才听王老师，还有其他几位说的幸福或许是一个主观的概念，或许是非常抽象、笼统的概念，很难说这个Happniss到底是什么。在清末，谁也没有做什么社会调查，也谈不上幸福问题。只是自己怎么看幸福，或者怎么看共同富裕这一类的。

　　像我刚才讲的30年代清末的时候，共同富裕到孙中山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考虑国家富强，国家富强之后才可以解决民生问题。到30年代，问题又变了，国民政府已经成立，中国民族国家面临的问题还挺多，共同又成为一个很大的历史性问题，我最近写过一本书，有关中国30年代思想家王亚南，他对共同的认识，共同不是国家，就是人民，跟毛泽东革命以后的人民的概念有所不同的。王亚南所理解的人民概念，他说了很多，主要说的是人民不是国家，人民是国家之外的一个共同体。他主要要讲的官僚政治问题，只有人民，包括农村和城市的人民，只有人民参政，才有希望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是官僚政治以国家为代表的共同体，而是一种重新结构的重新去思考，重新去建构的东西。

　　到了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又重新提出共同体和富裕，他也没有讲幸福，他讲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关系的问题。我主要讲的是我们对幸福有些疑问，什么是幸福，我们也要问一下共同是什么共同，共同的概念是有所改变，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