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王绍光（新浪财经 陈鑫 摄）

　　新浪财经讯 2011年12月6日，21世纪GNH国民幸福论坛在北京举行。图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王绍光。

　　王绍光：刚才袁岳讲到痛苦和快乐的交替，以前白岩松有一本书《痛并快乐着》，好像是这句话的写照，昨天我也经历了一次，从外地飞到北京，北京大雾，空中管制，到了机场无限期的等待，心里感觉很痛苦，到了四点一刻突然可以登机的时候，感到特别的幸福。心理上的幸福我不是专家，我就不讲了。今天我讲共同富裕与国民幸福。我是学术界的人，可能多了一点学术的味道，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

　　前段时间我读到一句话，不久以前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好东西，同时也是经济理论与研究的一个共同话题，是一个被形形色色的政客挂在嘴边的口号，但是这种局面已经发生了急剧地变化。如果我问很多人，这句话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写的，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句话是最近某个学者最近写的，十年前、十五年前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好东西，经济增长带来一切好东西，包括幸福。现在人们对这个问题出现了反思，昨天有报道讲，日本政府也要构筑自己的国民幸福统计体系，有132个指标，法国总统也在试图做这样的事情，这句话实际上并不是一句老话，这句话是1973年，两位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写的，告诉我们人们反思GDP优先并不是新东西，我们最近开始以为这是新的东西，其实未必。

　　1950年到1960年代，是世界各地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当时的欧洲、美国经济发展的非常快，发展中国家中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错，当时很多人以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世界上的事就好办了，可以创造工作机会、消除贫困，让更多的人感到幸福。但是这种经济学界的乐观情绪到70年代初的时候就慢慢的消失了。因为在1950年到1960年，长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间，普遍的贫穷在世界上并没有被消除，而且与此同时，所谓的南北差距，就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这个时期实际上急剧扩大。到70年代初的时候，人们对GDP崇拜，当时还不叫GDP，当时更多的叫GMP，国民生产总值。这个开始消失，经济学家更多的开始关注人类的基本需求，而不仅仅是GMP。当初不仅是学者产生了变化，一些国际组织也开始产生了变化，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都有这样的变化。1981年，世界银行出过一本书《第一重要的事情摆到第一位》讲的就是人类的基本需求。这个情况在80年代又发生了一次突变，钟摆又摆了回去，开始对GDP的崇拜，今天我们开始关注发展主义的弊端，关注GDP第一的弊端，关注新的指标体系，关注幸福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可能是人们比较健忘。

　　讲到共同富裕和国民幸福的关系，什么叫共同富裕了，我自己的理解，共同富裕是有一个阶梯的，第一个阶梯，各社会群体的基本需求要得到满足，这个基本需求在学界有长期的讨论，到底是什么意义，我今天恐怕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展开，但是很明显的一个共同点，关于基本需求的理解，就是一定要扶贫减贫、消除人类的种种不安全。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刚刚修改了中国农村的贫困线，把贫困从1200多块钱提高到2300多块钱，今天北京就应该有一次关系减贫的新闻发布会，讨论中国还有将近1.3亿人生活在人均收入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个问题不得到解决，谈共同富裕是纸上谈兵，是空谈。所以第一件事情，各社会群体的基本需求都应该得到满足。

　　谈共同富裕的第二件事情，还要富裕，各个社会群体的收入要持续增长，这个增长不仅仅是GDP的增长，而是各社会群体让人们都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效，所以要把饼做大。

　　第三件事，是在各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而不是逐渐扩大，在过去很多年里，经济增长很快，但是收入差距在扩大，这方面如果持续下去，也很难讲这可以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件事是比较难的，做到各社会群体之间的财富差距逐步缩小。在世界上大部分的社会里，财富差距的程度大得多，它是历史形成的，在短时间里面要缩小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要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各个群体之间的财富差距也不能过大，而且应该逐步的缩小。

　　所以共同富裕如果要理解的话，其实也不太难，难的是理解幸福，幸福英文讲Happniss，到了中文里面，可以把它翻成幸福，也可以翻成快乐、开心、愉快，甚至喜悦，都是幸福。学术一点的，会有人把它叫生活满意度，主观的生活满意度，是这样一种东西。说起来这些词是同等的意义吗？其实也未必，我们看一看关于中国的调查，就知道这个情况未必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世界价值调查，1990年做的，1995年，2007年，把这个分成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幸福，非常不幸福，1990年感觉非常幸福的人达到了将近30%，但是到1995年，降到了接近20%，到2001年中国人感到非常幸福的就比较少了，只有10%多一点，到了2007年回升到20%左右。比较幸福人的状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是一种问题，问你是否感觉幸福。换一个方法问，可能得到的结果也未必如此。这是盖洛普调查的，他问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他问你对生活是否感到满意，这个调查的结果就看到，感到满意的人从1994年持续下降，感到不满意的人从1994年以后持续上升。中国很有意思，同一个调查的时候问你是否感到幸福和你是否感到满意，这两个结果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幸福怎么来调查，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问说我问题不同，你给他的答案也会产生变化，你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非常的满意做十分的话，这个结果跟给他三四个答案的结果是不完全一样的。我这样说的潜台词是，幸福这个指标如果不好好研究的话，是比GDP更难操控的指标，所以要特别的小心。

　　影响幸福的变量，怎么去衡量，影响幸福的因素有哪些？如果回顾各种各样的文献，我们大概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影响幸福的因素大概有以下这些。比如说基本需求，我刚才讲到的，衣、食、水、住，这些是影响幸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是收入水平，每个国家或者每个地区，甚至每户人家的收入水平都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第三是安全感，包括现代社会收入可能会提高，你可能是白领每个月赚两万块钱，可能生活的压力非常大，成天要出差，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失去你的工作，就像华尔街那些白领精英们，还有健康的风险，养老的风险，所以安全感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第四是不平等，包括收入的不平等和财富的不平等。后面还有一些主观的因素，比如说参照系，你老是不把你自己跟你自己比，而是跟你的邻居比、跟你的同事比，觉得别人比你的收入更高，反正我每次坐飞机，看到飞机里面的刊物我老是觉得不幸福，因为那里面广告描述的生活都是我不可启及的生活，这种比照的参照性也是一种因素。第五是期望值，对自己的期望，中国有句老话，知足者常乐，中国人可能是不太知足的，觉得生活可以改善得更好，会影响你的幸福感。最后一点也是比较重要的，友情、亲情、个人自由、政治参与、国家的腐败程度，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人们的幸福感。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后面的几个，今天讲前面红颜色的几个因素，跟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

　　关于基本需求和幸福的关系，现在，在学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争议，这是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讲基本需求和主观的满意度关系，是用123个国家的数据做的研究。这个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生活的满意度跟基本需求的实现程度紧密相关，在别的研究里面没有太多跟这个相反的发现，所以基本需求对实现一个国家的幸福度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几乎毫无争议。

　　再往后稍微复杂一点，这个图片给大家看到的关系，人均GDP和幸福的程度，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国家，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相关关系，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感到幸福的人比重就比较高，听起来好象也比较符合常理，但是再往下看就越来越复杂，收入要提高就需要经济增长，收入高跟幸福相关，但是收入提高的过程未必跟幸福相关，这张图下面这条线衡量的是每个国家经济增长率，经济收入增长的速度，上面这条线衡量的是主观的生活满意度，这个地方就发现一个负相关，经济增长越快的国家，人们感觉幸福的反倒比较少，这就是一个矛盾，一个悖论。一方面经济收入高，人们幸福，但是收入增长的过程使人们感到不幸福，是这么一个悖论。

　　所以有些学者，我这里列举了三项研究，都发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间，人们普遍的感觉不幸福，而不是感到越来越幸福，按道理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高的时候，每年工资都在增长，生活素质、客观的指标都在改善，但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几个国家的研究还是几十个国家，甚至上百个国家的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速度高反倒降低了人们的主观满意度。

　　这张图是一个研究的发现，凡是跟人均GDP相关的都是正的，但是凡是跟经济增长速度相关的，都是负的。所以这个发现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十年前，有一位在澳洲的华人学者黄有光就观察到，尤其在东亚地区，人们的幸福感，东亚地区几十年经济增长速度很高，亚洲四小龙、亚洲奇迹，但是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人们普遍感觉自己不幸福，即使到今天，香港的人均收入可能比大陆高十倍，但是香港人的幸福感比中国大陆的总体还要低。所以亚洲地区的人感觉不到幸福，可能跟经济增长有关系，黄有光再一个研究里就想描述，经济增长可能会带来环境的破坏，可能会带来非常强的竞争感，人们成天要跟别人竞争，教育压力非常大、日常生活的压力大，要跟别人比漂亮、穿着、开的车、住的房，所有这些东西都会使人们感觉到不幸福，而不是幸福，这是黄友光的假设。

　　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增长导致不安全、不平等，又会使人们感觉到人们不幸福。以前的研究主要是着重于其他的东亚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反观中国，中国经济30年来日益增长，年均增长率10%，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生活的改善，但是幸福水平并没有上升，而且很长时间里是持续下降的。不平等跟幸福的关系更加复杂，收入不平等跟整个国家幸福的关系就更加复杂。

　　这是2010年的研究，用了上百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这项研究发现，人们个体收入的不平等、健康水平的不平等，都会影响到主观感觉的不平等，这个研究说得很清楚，不平等导致主观的满意度或者幸福感下降。另外一个研究也是这么表明的，这是另外一项研究，2010年发表的，以日本为例，把日本的各个县作为一个单位进行衡量，这个县里面的经济收入水平分配不太平等的地方，人们感觉不太幸福，比较平等的县，人们感觉比较幸福，这好像都支持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不平等一定导致幸福感的下降。

　　也有一些研究，2010年发表的研究，其中一个作者就是世界幸福库的主持者，用了119个国家的数据，发现收入的不平等和这个国家平均的幸福程度没有什么关系，这个研究跟前面的研究出现了矛盾。怎么解释这个矛盾呢？这个矛盾很可能要解释，每个国家的人们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如果研究欧洲国家，你会发现欧洲那些国家，越平等的国家，满意度的平均水平比较高，越不平等的国家，满意度平均水平会比较低。但是你把这个东西拿去研究美国，把美国的50个洲进行研究，平等洲的人们的幸福感未必比不平等洲的高，所以有些国家成了例外的案子。放到全世界就会不一样，很多研究表明，比如说美国人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会比欧洲人或者其他的地方高一些，这个会影响到整个对变量的影响。

　　如果我小结一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有几点东西我们大概可以得出结论，有些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就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首先要消除贫困，这一条非常重要，其他的很多政策都可以商议，但是这一条是不需要商议的，任何政府都应该放在首位的一件事，不管是地区一级政府，还是全国一级政府。

　　第二点，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尤其是在大部分城市地区，收入的增加对提高幸福度的作用是递减的，这是被无数个研究已经证明的，温饱问题解决，一定收入解决，已经不存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以后，相对于大多数中国城市而言都是如此，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收入增长、个人收入增长并没有太显著的作用，而且可能是递减的作用。

　　第三点，经济快速增长，也许会导致不安全、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从而导致幸福度的下降，而不是上升，这是针对中国的情况，在过去30年也罢，在未来三五年也罢，恐怕都依然是这个情况，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得不到提高，甚至下降。我这个地方用了一个“也许”政策不一样的话，也许就不会导致不平等，不安全的程度上升，也许就不会导致幸福感的下降，所以这有赖于政府政策的调整。

　　第四点，在任何情况下，政府应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用英文来讲是needs，包括对基本生存条件，安全、公平、尊严的需求，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这里我把需求和要求做一个严格的区分，需求是政府应该关注的，而人们的要求未必是政府需要解决的。我经常打一个比方，一个女同志出去需要拿一个包，这叫需求，如果说我需要一个LV的包，那就是要求，政府可以关注需求的问题，但是没必要关注太多要求的问题。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