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03年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项“孙冶方奖”。

　　中国必须扩大内需

　　新京报：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仍存不确定性，调控政策是否存在变数？

　　夏斌：今后的国际经济形势是确定的，那就是欧美经济增长将放缓甚至衰退，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实际上是对过去美国“高消费、低储蓄”、以中国为代表的“高储蓄、低消费”这样一种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构调整，是对危机国家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缩水、修复过程。这一调整过程是漫长的，必然会带来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这是正确判断全球危机后若干年内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大特征，因此中国必须扩大内需、扩大消费。从中央政府到各级政府对外需问题要有充分的准备，不能抱有太大希望。

　　新京报：拉动内需、扩大消费在2008年应对危机时就已经提出，但目前似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夏斌：事实上，从2008年以来的经济结构调整较为缓慢。2008年是危机当头，一时看不清楚方向，于是出台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我认为，当时4万亿刺激计划方向是对的，但是客观上我们多发了一些货币，引起了产能过剩，引起了房地产泡沫，引起了物价的压力。

　　有些过度的投资在加剧原有结构矛盾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了经济过热。比如，房地产市场，长期以来自身严重的市场结构问题并没解决。再如，在我国消费增速不能尽快提高的情况下，危机复苏中曾采取的一系列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尽管强调了民生和消费的支出，但在量级比较上，多半还是采用了多年习惯的鼓励投资和出口的政策。这导致自2008年以来，我们的结构调整进展缓慢。

　　目前外部需求在减少，投资由于房地产调控不能继续高增长，消费又不能马上起来，于是就出现了目前经济增长的合理往下走台阶，大家都要做好准备。

　　建议尽快落实“非公36条”

　　新京报：经济结构调整如何走下去？

　　夏斌：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对结构转型作用有限，关键还要看财政政策。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的存量货币很大，而房地产要加强调控，民间资本找不到项目投资，找不到去处，所以我们看到近几年来游资炒绿豆，炒大蒜，炒艺术品，徐悲鸿的画能有几张，一张卖几亿也消化不了多少资金。怎么把存量货币收回来？新的增长动力源是什么？我觉得只依靠新兴产业、西部开发等等还不够。靠各级政府原有分配投资资金的政策框架与经验，也肯定不行，必须靠市场去解决。

　　新京报：你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应有怎样的制度安排？

　　夏斌：我认为，一是应该尽快落实国务院定的新非公经济36条，这既是结构转型的一服良药，也是消化目前民间过多资金、扩大内需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投资的好途径。但是从去年制定到现在1年半过去了，效果并不好。

　　二是在拉动消费上，通过国退民进的方式置换消费空间。政府必须“往后退”，逐步减弱行政措施的作用，“放手”市场。在体现国家对部分行业相对和绝对控股的战略原则基础上，应该实行国有资本有进有出，而不是国有资本规模越做越大。在部分行业超过相对和绝对控股比例的部分股权可不可以出卖？

　　出售股权的收入来搞社保，可以用于扩大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各种补贴支出，扩大失业人群再就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支出。这样既吸引、消化民间大量游资，又可以拉动弱势群体的消费能力。

　　对通胀要有一定容忍度

　　新京报：近几个月通胀明显回落，是否会反弹？明年通胀将会如何？

　　夏斌：目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逐步上升，我们身边能感受到的，保姆、农民工、临时工工资都明显上涨。

　　从趋势看，中国的物价正处于一个相对温和上涨的时期。中国自身的人口优势逐渐减弱，工资成本在逐渐提高，资源价格改革正在进行，此外结构调整中增长动力正由可贸易行业向不可贸易行业部分转移，这些会引起整体生产效率的下降，这些因素都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升。

　　在这个时期，正好加上美国货币大量放水的影响，引起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动荡和上升，形成了我国物价上涨的输入型因素。这些结构的、周期的，国外的、国内的因素，综合形成了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较长的时期，物价问题将始终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因此，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应该对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容忍度，保持温和的2%-3%左右是个比较理想的水平。实际上压力还比较大，明年CPI增长可能在4%左右。

　　对CPI要有一定的容忍度，这个时候财政政策要跟上，保证对一些低收入群体、工人、穷人、学生加大财政补贴。

　　货币政策稳健基调不会变

　　新京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稳健货币政策基调是否会调整？

　　夏斌：当前，如何逐步消化已存在于市场的近80万亿的巨大货币存量问题，是今后几年货币政策的头等大事，也是事关能否保障今后物价基本稳定的一项大事。

　　应该尽快落实国务院定的新非公经济36条，这既是结构转型的一服良药，也是消化目前民间过多资金、扩大内需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投资的好途径。 ——夏斌

　　80万亿这么大的货币供应量怎么办？这决定了今后几年都必须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是说货币供应量保证实体经济增长，从目前形势看，货币供应量应确保实体经济保持8%-9%增长速度的合理供应，并不是过去两位数增长时的货币供应。除此之外其他的货币坚决不能再放。

　　新京报：那如何理解微调？

　　夏斌：大家对微调不要误解，不是说微调要让房地产放松，让虚拟经济放松，而是有方向有结构性地调整。我个人理解，资金方面来说，要把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综合起来，要考虑与社会融资总量平衡的关系，考虑大银行和小银行区别对待。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就是最典型的微调。

　　新京报：现在市场对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预期比较强烈，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也不意味着政策全面放松？

　　夏斌：对。市场把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放松放在一起，我认为不应该简单地关联在一起。是不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要根据流动性总量来看，央行的调控手段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政策等，现在中央票据从4万亿降到2万亿，说明余地在减少，但是还有余地，央行的调控空间越小，到最后就可能动用存款准备金率。

　　存款准备金率即使下调也不意味着全面放松，不要误以为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就放松了银根。

　　最近一些国外著名经济学家都在问，中国的物价在跌，货币是不是应该松了？但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中国不会再出现2008年、2009年天量贷款的情况，中国主要还是微调，结构性的调整，总量上还是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新京报：国外诸多言论都希望中国能放松政策？

　　夏斌：对，但是我们要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目前泡沫压力还很大，物价压力也很大。货币政策不能轻易放松。

　　房地产调整还需要1-2年

　　新京报：房地产调控初见成效，货币政策微调是否会导致调控的反复？

　　夏斌：中国经济还在高增长阶段，实体经济还有相当的潜力，我们为什么要造一个投机市场？房地产调控要坚持，若这次调控半途而废，在目前高通胀预期下，房价将成脱缰野马，政府将失信于民，宏观经济真有可能彻底陷入海外的悲观预期中。

　　中国不能学习英国、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而应该学德国。也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主要是以消费品为主导，打击投机行为。

　　怎样打击投机？消费者想买房子可以买，但是要卖，就要根据情况收税。为了精确打击产生于交易环节的投机行为，我曾经说过，与其上房产税，不如重点先推出高额累进所得税。选择适当时机，统一上海、重庆不同的房产税，淡化、统一35个城市不同限购政策的同时，推出高额累进的交易所得税。

　　买了要租也可以，但要管住拼命涨租金的行为。出台以保护承租人为主导的承租人管理条例，严格打击欺负房客的行为，控制租金的过快上涨，提高空置房的使用率，规定房屋涨价的指导价。

　　新京报：限购之类的行政措施会继续吗？

　　夏斌：房地产调控要把握好节奏，泡沫不能一下子刺破。要防止因在短时间内集中解决多年累积的历史问题，而致使出现社会、经济难以忍受的剧烈震荡。

　　因此政府在房市调控目标上，短期内，可以着眼于房价；长期看，一定要着眼于形成长效制度。一边坚持暂时的行政措施，一边抓紧有利于中国房市健康发展的长效制度的研究和政策储备。行政措施要慢慢退出，市场税收措施慢慢跟进，来衔接现在的限购政策。房地产市场不整中国经济要出事，整狠了中国经济也要出事。房地产调整应需要1-2年时间。

　　热钱不会趋势性流出

　　新京报：欧洲经济衰退趋势确立，不少原本在中国的海外投资者也撤回到本国市场。10月份的外汇占款出现罕见下降，这是不是热钱流出的迹象呢？

　　夏斌：现在大家都在担心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问题，少了一点怎么了呢？

　　新京报：大家担心这种热钱流出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夏斌：不会。首先，中国仍然是亚洲、全球经济增长较好的地区，尽管有风险，但我们已经看到，这比没有看到问题强多了。其次，结构调整的内容之一就是要调整顺差占比，目前顺差正在减少，这样正好减轻我们的调控压力，也为货币政策腾出空间。第三，目前我国资本项下基本是管住的，而且主要是大量的直接投资，资本并不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第四，中国依然是一片投资的热土，从中国撤出之后很难找到投资回报比中国还高的。

　　中国依然是金融弱国

　　新京报：今年中国加入WTO已经10年了，你怎么看这10年中国金融业的得与失？

　　夏斌：在1997年亚洲危机后，我在内部研究四大银行问题，当时我就通过研究得出数据中国的“金融黑洞”(不良贷款)2.7万亿，海外媒体说中国四大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当时我们在内部看得非常震惊，非常重视，并抓紧进行四大银行的改革策划。

　　而今天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最赚钱的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这就是很直观的变化。

　　新京报：虽然规模、市值全球第一，但我们依然不能说我们是金融大国。

　　夏斌：比较十年前，中国金融业进步是很大。但是中国的金融依然是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甚至可以说我们还是个金融弱国，存在诸多金融滞后的现象。

　　金融滞后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集中归纳表现为三大矛盾性特征：一是投资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明显不足。二是货币供应过多，“货币迷失”与资本化不足、金融抑制严重并存。三是对外的大量金融投资与较高的FDI并存，在国际资金大循环中，总体金融效率低下，对外净资产收益率明显低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必须承认，与主导国际金融运行机制的国家相比较，我国整个的金融体系还是一个“弱国”体系。能否对中国“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有深刻认识，这是事关能否正确选择中国金融未来发展战略的首要问题。

　　房地产调控要把握好节奏，泡沫不能一下子刺破。要防止因在短时间内集中解决多年累积的历史问题，而致使出现社会、经济难以忍受的剧烈震荡。——夏斌

　　采访花絮

　　不止一次提到南怀瑾

　　11月29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楼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夏斌，他刚刚结束所里的会议。见到记者，夏斌从一些“琐事”谈起，让人觉得很亲切。

　　在中国金融界，夏斌有着耀眼的履历。1984年夏斌从五道口毕业，他的同学当中有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和现任央行副行长胡晓炼。此后的1985年到1992年，夏斌一直在央行金融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工作。1993年初，时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把夏斌要到证监会，随即把他派往深交所任总经理。27个月的深交所总经理生涯留给夏斌一个永久的纪念——糖尿病。

　　记者采访当天，他刚去做化验，他的办公桌上还有些早上没有吃完的无糖蛋糕。

　　采访时，他并不会一板一眼地跟你一问一答，时而跟你谈谈人生哲学，时而又会跟你谈谈家事。但当你抛给他一个问题时，他会非常严肃认真地回答你，并且有条不紊地列举出一二三四。

　　在财经圈里，人们对夏斌有一个共识，就是他的率真、本色、爱憎分明。采访中，他会直言对某些人的不满，也会对所尊敬的人不吝溢美之词，例如南怀瑾。采访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所崇拜的南怀瑾，并称这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