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1年11月22日，由中国经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11(第九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在北京举行。图为圆桌论坛：当代企业家如何存续公民精神现场。

　　主持人于东辉：大家下午好，下面这个环节有我主持人。雪珥先生来自南半球澳大利亚，刚才介绍他身份说过他是太平绅士，什么叫太平绅士？就是英国女王亲自赐予的一种封号，雪珥先生从过政，经过商，治过学。现在每天坐在他的花园洋房里思考万里之外中国的苦难历史。傅国涌先生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也是近代企业史非常有名的专家，今天我们的徐总，还有郭总对中国企业也是有着非常深厚的了解。我相信下面这个环节会很精彩。

　　今天开始我们论坛之前，我先介绍一个人，这个人从过政、经过商、治过学，是100多年前刚刚傅国涌先生介绍的张謇先生，对中国社会影响到底有多大，据说1920年世界地图上5万人以下的地方全世界只标注两座，一个是美国皇室公园，另外就是中国一个唐家间，就是张謇一个工厂开在这里。张謇去世之后，当时梁启超先生曾经写过一幅挽联，“一老不遗，失恸岂唯吾党，万方多难，招魂怕望江南”。今天来的两位老总都是来自江南，我想首先有请两位老总谈一谈，那个时代企业家有没有他们心中偶像，那个时代企业家对他们今天的企业发展有什么影响，先是郭总谈一下？

　　郭凡生：对不起，我原来也是学者，所以我不太给他们留脸。我给大家讲两个故事，听完之后千万别掉眼泪，冯仑是我的朋友，5、6年前我们两家在美国油轮上，冯仑话很少，我知道他有事，最后他告诉我，他做911撞倒大楼的生意可能做不成了，他已经扔进去了600万美元的律师费。我们俩是好朋友，至交，我说算了咱们不要了，我们后面的日子还能过，冯仑跟我说老子就是要牛逼一把，我真的想做成一件事情。几个月前我在美国，我住在华尔街对面的一个高楼上，那边看自由女神，这边看华尔街，我真的看到冯仑这座楼盖起来，他告诉我说最上面几层他包租要建成中国中心，我给他说四面都会上霓红灯，那天会带着1千个企业家到楼底下为你助威。

　　不知道大家听了冯仑的感觉有什么感觉，我还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家世界级公司的老总，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公司不允许上市的时候，杜厦不得把他公司卖到86个亿，他是中国民营资本老板手里钱最多的了，杜厦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真的我想做成一个跟沃尔玛一样的公司，但是天不让我做啊，我卖掉的时候一个卖给新加坡的银行，一个卖给华瑞，另一个也卖掉了，他说我不能把我做成的公司变成他们来打压中国的武器。我有一个好朋友今天还在监狱里关着了，他们二位根本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这代企业家顶天立地，我们正在创造着我们希望的历史。

　　历史学家更多从历史角度来看，作为我来讲我从改革开放30年的角度来看。公民权力第一，我们义务尽的怎么样，我们这些企业家30年国家资本投入不到20%，我们交纳了70%的税收，GDP80%的增长，和几乎全部新增就业全是我们解决的。

　　第二原罪问题，一个商学院院长在我讲完之后你怎么解决你的原罪问题，原罪无非就是我，老蒋、冯仑，我们这些人加上李国庆(微博)，我们这些人从50年代开始财富积累，他说我们是血淋淋，事实上就在同样的时代里还有一件事情，3500万国有企业下岗，这个下岗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当兵一个班的战友下岗之后孩子上大学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服毒自杀，我在书上写的是真事。但是这3500万人没有都走这样的路，他们绝大多数人有尊严的，幸福的在活着，就因为他们到我们这样的企业重新找到做人的尊严和活下去的勇气。如果讲我们有原罪，我们早就还完了。

　　我觉得中国企业家注意民营，我们尽的社会责任和国家给我们的条件，我们的社会责任已经非常非常的大了。我们承担的税负，我们承担的骂名，穷人买不起房子是地产商老板血里没有流着道德的因素，什么道理呢？米贵了，肉贵了，菜贵了全是商人的毛病，请问每座城市道路是怎样修起来了，我们的权力，我们的义务尽了，我们的权力却从来没有被真正的重视过。大家仔细想，我们进入的很多行业被封闭，公民义务是一样的，如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我们人格都是平等的，但是在中国我和蒋锡培(微博)这样企业家我们是二等企业公民，不是吗？有谁为我们真正讲过公道话。改革开放初期，进来了什么香港鬼子，日本鬼子，他们三减三免不交税，我们一个公司就得交55%的所得税，我们承受了多大的不公平，你们有人讲吗？有人说那是原罪吗？没有。

　　今天中国富了，很多人反过来说你们没有尽到社会责任，每次调整都是砍在民营企业的尾巴上、脖子上，这次调整依然是这样。银行信贷拿出大数，只有16%点几的贷款是给我们民营企业的，80%几的贷款全都在国营企业手里，公平吗？我们国营企业用100块钱做不到的事情，我们10块钱就做到了，我们5块钱就做到了，我们有鸦片战争被别人欺辱历史，他们拿大炮轰开虎门之后把洋火，洋枪输送进来。今天为主中国制造走遍世界的时候，我们国家动了一兵一卒吗，我们走到哪个地方被阻碍，我们听到什么同情的声音？没有，似乎中国制造只是有钱人谋取个人暴利的工具，而不是伟大民族的自豪和骄傲。

　　不用说多了，说多了也没用的，我给大家说真正中国这一代企业家，我们正在做着许许多多前面企业家他们梦想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我们互联网行业谁说美国人厉害，我们全面打败了他。Google被百度打败，MSN被QQ打败，雅虎被新浪、搜狐打败，中国人鸦片战争到今天第一次在世界领先的行业全面战胜最先进和发达的美国公司。只不过我们学界讲的更多，是要我们向他们学习。

　　我在华尔街待了几个月，我向你们学什么？早晨10点上班下午4点就下班了，我向你们学习什么？10%失业率，1%的增长，过去中国企业家所完善管理和带来的进步，是未来企业家都要虔心向我们来学习的。讲多了没用，但是我，蒋锡培、杜厦，包括马化腾等我们这些企业家讲了没用，都不讲了，我们正在用自己的行为证明历史上的企业家是伟大的，我们将比他们更伟大。

　　主持人于东辉：接下来我们把话筒交给徐总，让他谈一谈我们刚才谈的话题，我们企业家前辈留给今天还有一些可以自荐的财富？

　　徐浩然：我觉得郭凡生先生讲完我们都不需要再讲了，纯属画蛇添足了。听完这个意气风发的演讲，记得狄更斯说过一句话，不要把现实说的那么好或者说的那么坏，要有一种平常心。中国人现在歌唱太平盛世的歌太多，我们最应该唱的国歌，告诉中国人民到了最为危机的时候，另外是国际歌，国际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

　　我非常认同郭凡生先生的演讲，民营企业家和国有企业家在台上的风格表现完全不一样。实际上他刚才讲了很多理念我非常赞同，我这里不占用更多时间，想讲一讲我们的做法。刚才郭总几次提到锡培先生，远东控股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我非常敬佩他，之所以我从一个传媒人3年前变成一个企业人重要原因，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这种责任体现在几个方面。比如说今天我上场，不是以远东什么高级副总裁名义，而是以远东慈善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名义，昨天这个基金会刚刚在北京开发我们理事会，这个基金会成立只有4年，但是我们社会责任已经尽了21年，这个企业寿命到现在也是21岁。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在1990年，这个企业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20多个人，100多万创业资金，但是我们就已经开始安置2位残疾人，我们现在不叫他们残疾人，叫身障人，对这些人我们不光是关注我们的员工，让他们有尊严，我们更关注弱势群体让他们有尊严。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人是身障人，这是一个家庭，乃至于这个家族的痛，但是我们让他们成为产业工人，让他们自食其力，找到家庭幸福，这种功德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圆满。

　　有人说，如果做社会慈善是一种作秀的话，请问哪一个秀能够做20年？我们做慈善的人，我是做品牌，企业有两种品牌，一个是企业产品品牌、企业自身品牌，或者企业家个人品牌，还有一个企业社会责任品牌、企业公民品牌。咱们这个论坛不是谈社会公民，企业社会公民品牌。在这个方面我们做什么事，我们要么做第一，要么做唯一，要么做专业，第一就是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唯一就是我们只做别人没做过的事，专一我们一直持续做这件事。

　　在成立这样一个基金会之后，我们不仅安置2位身障人就业，也帮助他们创业，在去年5月份，在国际助残日我们让100多位身障人进入我们国内，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身障人创业一条街，给他们无偿使用这些铺面，让他们自主创业，找到一种尊严。

　　另外在北川地震过去之后，我们国家很多的志愿者地震的时候放蜂拥而上，地震过后都撤退了，没有人想到他们的创伤。昨天联系一位心理研究所专家，他告诉我，就在前两天北川还有人在自杀。当我们的政府，我们社会把这些楼房修好，给他们居住的时候，我们发现人最难修复不是楼宇，而是他们心中的家园。当一个人面对空空荡荡的房屋，当家里重要成员都因为地震失去生命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样感觉？

　　我们在北川后来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合作建立一个叫心理援助项目，现在我们团队，我们工作组还在那个地方，北川远东心理研究中心，包括在玉树，凡是大地震人们心理留下障碍的地方，都有我们远东人的足迹，这是我们做的心理慈善，今年也获得中华慈善奖，还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每年通过我们身障人学校培养这些身障人让他们学会就业和创业能力，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另外我特别想说的是上个月有一个央视财经频道去宁夏，宁夏正在打造一个把慈善和产业结合起来非常好的创新项目叫“黄河善”，宁夏拿出大量企业给我们企业进驻，以最低的地价成本给这些企业。宁夏领导说以前都是让企业来捐钱，现在我们不让他们白捐，我让他们在这里发展企业，让他们在这里赚钱，赚了钱之后再资助宁夏。宁夏是国内身障人比例最高的之一，我们也打算复制身障人创业一条街。在央视现场，我们叫他们身障人，从今年全国联会，在各种各样对话现场，在我获得中华慈善奖颁奖台上就说，我没有获奖感言，我只想说一句话，现在全中国有8300万这样的人，几乎占了中国人口10分之一，我们能不能还他们一个尊严，不要再叫残疾人，残疾就不是正常人，我们能不能让他们用正常人眼光看待他们，能不能改一个更加文明，和谐的称谓，因为残疾这个词语是我们大陆的首创，台湾人不这么叫，香港也不这么叫，英文里也没有，我们向全社会不但呼吁，把他们改过来叫身障人，还他们更多的尊严。

　　非常感动在对话现场坐了很多企业家，还有央视陈伟鸿，当我们提出这么一个呼吁，得到所有嘉宾认同。上半节这个节目用的残疾人，下半节从领导到我们主持人用的都是身障人，做了这么一个小小事情，我感到无比欣慰。在前几天很多央视主持人共同发起爱心活动里面，我们第一个就拍到陈伟鸿先生一套他主持服装，我们不是为了这套服装要干什么，我们把这个捐助的钱全部再次捐给我们中西部的那些不起衣服，或者买不起校服的贫困学生们，我想这些案例，因为时间关系不能一一给大家报告。

　　我想说一句话，我们中国企业家，尤其是当代企业家是非常负责任的企业家，他们给我们中国，我们的企业，我们员工创造更多的尊严。

　　主持人于东辉：刚才郭总和徐总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我跟雪珥老师合作有好几年了，他写的东西跟大家总不一样，今天这个论坛上他可能也要说一些跟大家不一样观点，您是怎么看中国以往的企业那种公民精神，这种公民精神对现实有没有影响，您怎么看？

　　雪珥：我们在研究所谓的改革史，最大体会刚才也都说了，我不相信有任何天使存在，我不相信任何动听的语言，我觉得任何行为，历史上行为都有考量，我不否认现在很多企业家，不管任何体制企业尽了很多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公民这个定义，除了慈善等等之外，我查了哪些定义，他有根本一条，一个是公司治理和遵守一些基本准则，不能行贿，腐败等等。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在咱们这么一个体制之下，大环境之下，企业公民更多是我们企业家，包括学术界、社会的一种心愿，并不意味着在咱们这里已经落地了。我们说一些企业家可能是一个慈善家，我们要做到企业公民，很多因素并不是90年代创业企业家，或者是新回来捞钱的企业家，不光什么企业家他只是一个心愿，可能还需要全社会各种因素配合。

　　所以，我觉得在现有环境范围之内，在一个我认为还存在着全民腐败这么一个文化氛围之内，我认为出不了企业公民。中国人反腐败，我不排除肯定有一些理想主义者，绝大多数反腐败不是他痛恨腐败，可能是痛恨我怎么没有机会腐败，我怎么没有机会做更大腐败。所以，刚才在各小区停车，你给他5块钱或者10块钱不要票他就可以给你半价，所有这些都存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一个媒体说我，曾经在采访我说有点分裂症。当回中国做企业的时候，确确实实存在着对公权力又爱又恨的情绪，当在澳洲的夜晚静下来看历史书的时候，中国一部分问题是恶魔压制了天使，还是因为每个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谢谢。

　　主持人于东辉：谢谢雪珥先生，傅国涌先生也给咱们做了一个非常棒的演讲，现在我也想给他提一个问题。刚才您说民国时期的企业家，那时候企业环境，社会环境跟现在毕竟有太多不同，您认为企业环境，社会环境适不适合有这种出企业公民的契机，历史契机？

　　傅国涌：其实我前面讲什么是企业公民的时候，我谈了我个人理解，用了一句话“按照企业家特定的方式为他所在的时代承担责任”，每一个时代他要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抗日战争的时候承担责任就是挽救民族危亡，今天没有民族危亡，今天要承担的责任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一条100多年来都是一样的东西，就是打通历史这条隧道，我们看到100多年相同一条中国核心问题，就是我们要面对制度问题。中国始终没有解决建立一个确定、健康的、可以依据的、有保障的制度。中国的制度问题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转型，或者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型100多年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无论是近代的企业家还是今天的企业家所要面对最核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你如何在这一轮社会转型、制度转型过程当中做你能做的事情，尽你能尽的，用于自己的方式。因为每个社会阶层责任不一样，尽的责任不一样，比方说律师责任，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新闻从业人员有新闻从业人员的责任，企业家有他特定方式，他是企业的创造者，经营者，他手里掌握着很多经济资源，可以支配的经济资源，他可能会用他特定的方式。

　　我从来不认为企业家要去承担超越企业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不同的个体生命，每一个不同的社会角色只要承担他自己那一部分，而且每一个人，每一个不同的企业家他只要承担他核心的方式，不是每个人都要去抛头颅洒热血的。所以我们教育是有问题，我们这么多年教科书教我们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抛头颅洒热血，舍身炸碉堡的才是英雄，其实为社会做公益都是为这个社会尽更好的责任。我记得民国时代192几年的时候，日本教科书小学课本上有一篇课文，题目叫中国的大实业家龙忠金(音译)，他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企业家，他事迹已经进入日本的教科书，如果讲企业英雄，办企业成功也算英雄的话，我们就把过去只把烈士当英雄的逻辑给扭转过来了。

　　我想在讨论企业公民的时候概念上的分歧，对这个概念如果没有搞清楚的话，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归根结底一句话，100多年中国只有一个问题，制度问题，用一个词表达就只有一个词“民权”，孙中山提出民主，民生，民权。100多年我们已经解决了民生问题，1945年当中国高级将领站在日本海边巡洋舰上一起接受日本投降的时候，当中国成为联合国发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时候，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国已经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所以，中国人们站起来了，不是1949年站起来了，是1945年9月2号站起来了，那时候我们打败了日本人，我们成了联合国的创始国，那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个民生问题，如果说台湾在70年代解决了民生问题，我们大致上今天也已经解决了民生问题，吃饭问题。但是横穿中国100多年，每一个人权力问题，企业家受了那么多苦的问题就是民权问题，归根结底作为人，普通人与特殊阶层平等的问题，每个人自由权和尊严问题，包括制度层面相互制衡的问题，选举的问题，其实都是民权问题。今天，我们孙中山三民当中，惟有民权问题没有解决，能够为民权问题解决尽自己责任，用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法，哪怕一寸推动者，我认为就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谢谢。

　　郭凡生：刚才是站在企业家的角度上来说的，现在我想回归一个学者的角度上和学者讨论问题，民权在60年代黑人上汽车走后门，那个时候美国的民权和今天中国的民权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是马丁路德金号召黑人不坐这个汽车，一个70多岁老奶奶走，我可以送你回去，你可以不走，我还要走，我不是为我走，我是为我的后代走，这就是她的梦。果然几十年，一个美国黑人成为美国人民总统，面对民权问题的时候，我们知识界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做，30年前民权和今年民权一样吗？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是要走下去，我们不抱怨我们自己做企业。

　　如果期盼天上给了一个民权，那我们所有的历史逻辑就回到了圣经和伊斯兰教上。所以，我认为中国民权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能解决。

　　傅国涌：我刚才用的词得寸进寸，同意他的说法。

　　郭凡生：第二关于民生问题，孙中山先生讲的非常好，“耕者有其田”，在今天就是商者有其股，不是国营集体企业，就一定是私营企业，对不对？我们商者有其股已经占了经济的80%，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取得了重要进步。关于全民贪腐的问题，很简单金所长在写作，经济学假设人都是自私了，这没什么了不起了，除非你假设你不是自私的。如果用全民贪腐来概括我们，从历史脚步来看中华民族，这个假设起点是不对的，要更客观的来看这个问题。

　　美国人不贪腐吗，世通公司它没做假账吗，雷曼兄弟搞了一个次贷危机全世界人民跟着一起买单，它更贪腐。我在美国游学两句话，一句叫华尔街无眠，高盛的楼，美林的楼永远不灭，最贪腐的人就在这两个楼上，问题你有没有比他更贪腐把他的GDP拿过来。现在买美国国债给我们1点几，美国政府4点几卖给高盛，他们拿过来6点几，10点几又给了中国企业，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是我们在理智上还没有搞明白他们那样的贪腐为什么受到社会上公权力的保护。

　　我觉得所有这一切，我们这些企业家正在想，包括冯仑去参与那个911撞倒大楼建设，我们真的就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我们绝不因为不知道而放弃对知道的探索。我现在讲是一个学者的思维，我觉得真的需要做学问了，不然中国的学问就越做越烂了。我不是说学问一定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真的今天批评了他们两位，因为不批评他们我就变成了一个势利小人。

　　主持人于东辉：谢谢郭总，百度百科(微博)上介绍郭总他最擅长激动人心的演讲，今天我们总算领教过了。这个话我们先不提，今天我们讲的企业公民，最近四位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一下，今天我们企业公民历史责任是什么？

　　徐浩然：我想说四个不，第一企业公民应该做到不忘初心，不念旧恶，第三句话不请之友，第四句话不变随缘，谢谢。

　　郭凡生：企业一建立你就是一个公民，直到这个企业没有了，这个公民才会消失。不管他是主观为自己，还是主观为社会，只要主观为自己，客观只要为了社会他就是一个伟大的，应该值得人尊重，并且得到社会和国家保护的企业公民。

　　雪珥：我还是要说今天没有企业公民，但是我们追求做企业公民的心是值得尊重的。

　　傅国涌：我还是想说不张扬，有节制，可持续，低调，得寸进寸为自己这个时代尽责的人和企业算作企业公民，我不主张去炸碉堡，不主张去做烈士。

　　主持人于东辉：谢谢傅老师，今天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两讨论一下我们各自对企业公民的理解。可能我们的立场有误差，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要在明天看见一个更健康的企业，一个更繁荣的社会，一个更有希望的国家，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