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8日，《经济学人》中国峰会在北京召开。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会议。图为“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去”论坛全景。

　　Rob  Gifford：大家有一些人已经去了关于外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讨论。我们讨论是中国跨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中国，不管他们有没有能力，或者是不是正在打入国际市场。

　　经常听到有些人讲中国品牌，好像在国际上知名度尚且不高。如果你去看日本，在可比的发展阶段，也就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看到一些日本品牌，现在已经是我们家喻户晓的这些品牌，包括索尼，丰田，日本出来的巨头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国的品牌整体的走向世界。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

　　昨天晚餐我跟另外一个嘉宾交谈，他也在席间讲到中国跨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他们可能对这些问题各有自己的高见。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中国的企业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愿望，会不会走向全球。

　　一开始先请三位讨论组的成员可以各自谈一下，根据自己的经验讨论一下，您结合中国整体的情况来看一下中国走出去的情况。

　　施正荣：首先我谈一下尚德的情况，我们只有十年的历史，但是尚德已经成为了一个一流的国际品牌，当然这是在全球的太阳能行业是这样，我们也是成为了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

　　我们认为尚德是出自于中国的一个年轻的跨国企业。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年轻的跨国企业呢，有几个点我想给大家说一下。作为尚德集团的创始人，我花十年的时间住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也感受到西方社会，所以我们在尚德的DNA当中，就有全球化的意识。所以有这样一个基础，90%的产品都投向全球的市场。因此我们一开始在企业的经营过程当中，就有全球的意识，不管是管理团队，还有高管层，都是非常国际化的。有的时候中国媒体经常讲，施博士是太西方思维了，这也反映了我们思想意识的客观情况。

　　另外作为尚德来讲，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就需要有一种国际思维，同时我们要有国际化的执行，我们可以说有400名研究人员，遍布与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各地，我们在美国也进行制造，同时我们确实也有本地的团队，本地的面孔，还有文化的管理，来处理，来对待全球的客户。我们通过这样的手段，把企业打造成国际化，全球化的企业。

　　我们谈到中国整体的情况，经过30年的经济增长，我也认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就是中国的企业会走出去。其实已经有一些大型的像华为(微博)，海尔这样的大型的国际品牌已经产生了，另外还有其他的企业也是如此。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会成为国际性的品牌，我确实相信这一点。与日本相比，为什么日本他们很早就已经打造出来了非常国际的品牌。

　　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是一个真正的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因为他们内需非常有限，我们看国内的消费市场，中国的消费市场是巨大的，很多的企业只是搞国际市场，就已经能搞得非常好了，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强烈的需要去走向世界，这是原因之一。

　　第二，中国经济在过去20、30年增长这么快，这里有经验问题，有文化语言的问题，如果前面所讲到的，有这样一个宏观经济形势所致，另外通过政府确实是在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推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这已经是发生了。

　　同时我也认识到，制造将在欧美复兴。因为亚洲的制造成本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所以说我们在尚德当中，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些再运来运去的，因为能源是遍布全球，我们是在本地建厂，满足本地市场消费着的需求。在海外进行投资，对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必然的事情。

　　Rob  Gifford：您能从投资的角度来讲，给我们介绍一下复星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国有能力走向世界吗？

　　仲雷：我们是投资控股集团，是由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建立的，一开始有4000美元，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纳税人之一，我们包括了医药，卫生，媒体，金融服务，铁矿的开采，房地产等等，而且钢铁、矿业和房地产，我们的业务跨越在中国的各个省份，我们很了解中国，根据我们的经验，包括在北京、上海的经验，我们积累了一些，但是我们在一些更小型的城市，就是二三线城市，也有很多的业务。

　　另外有一点，我们差异化的因素就是，我们跟传统的私募投资者不同就在于，我们强调我们可以给企业带来运营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有几百名的CEO和前CEO来为我们工作，这就是我们的身份和差异。我们了解中国，我们也了解我们参与的这些行业。

　　谈到走出去的问题，其实这也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在复星集团有一个传统，任何一个时点，我们都需要识别市场的大趋势是什么，我们要抓住市场的趋势。三年以前很多人都同意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和全球的CEO交流，但是三年之前大家一谈到中国，都是用劳动力套利来做文章，就是到中国来降低成本，这是主流思想。

　　但是两年之前就听到很多人讲，我来到中国，是我希望在中国来销售。这样的话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不管是营销，研发以及企业的经营，中国在这个方面都成为了一个重点，我们也是看到人生难得一遇的大好的机会，市场的趋势。

　　所以说我们也是与全球性的公司来合作，进行投资，帮助他们，特别是那些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雄心的企业，我们希望帮助他们变得更成功，我们也走向全球。

　　Rob  Gifford：王烁，你们在中国非常有名。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的雄心是什么？您作为一个企业，希望怎么样走向世界？再讨论一下您觉得在取得成功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因为您的行业和前面两位是很不一样的。

　　王烁：谢谢。你在逼着我来透露我的雄心计划，我非常不情愿来和大家介绍我的雄心。作为像你这样的国际媒体人，来自于华尔街时报，你在报道中国方面已经非常成功了。我觉得我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在中文的报道当中已经做得更好了，我也想把这样一个报道中国的一个新闻产品能够带到国际的观众面前，这是我的一个雄心壮志。

　　刚才施正荣先生讲到他能把太阳能电池板卖到世界各地，我们要出口的是内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更是始料未及的，因为能不能达到全球的，国际性的新闻的标准，作为我们中国的媒体人面临的问题。

　　我们财新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是中国商业媒体报道最好的团队，我们也是财经报道历史最悠久的团队之一，同时我们的国际声誉也非常好。我们刚刚获得了一个非常卓越声誉的斯坦福大学的新闻奖。

　　我们第一步，我们希望跟亚洲的华尔街时报进行内容的共享，我们在自己的杂志上转发他们的文章，但是华尔街时报会登我们的文章，但是这只是一步，主流的美国的报纸承认财经是符合国际标准的。

　　我们现在野心大一点，我们在香港办了一个每两星期一期的一个财政报告，这和我们在线的英文版本是相辅相合的，所有的内容都可以通过手机都可以拿到，明年年初我们准备开创一个英语的电视节目，准备在香港的IPTV，主要的要报道财政方面的问题，财经方面的问题。

　　我们现在和一些国际上的大的集团，比如纽约时报等等，所以我们准备联合来出版一些东西，尽管我们现在是很初步的，也是早期的，但是可以说我们的原则，第一，香港是作为我们走出去的跳板，我们总是在那寻找一个国际上的合作伙伴，我们国际战略是和我们全媒体的这么一个战略。

　　一方面我们要往外走，一方面在所有的媒体方面都要发展。谢谢。

　　Rob  Gifford：你刚才说的很关键的一条，你们在编写或者报道方面，是不是可以达到国际的水平？正是国际伙伴他们也会盯着这点，这不光是媒体界，还有生产界也是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坦率的说，中国政府就是面对这么一个问题，不管是在制造业，在生产，在媒体方面，是不是可以达到世界水平。

　　你刚才讲到中国市场的规模，这是不是对小的市场，像韩国，台湾，这些小的市场，他们的市场饱和以后，他们不得不提高水平，增加他们的水平，来符合国际标准。在中国大陆的问题在于，因为市场规模，可以按部就班，比如说江苏省的标准来进行，就不用去提高自己的标准，来和国际标准接轨，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对公司是不是一个困难，一个问题？

　　施正荣：我觉得十年前当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就接受了一些国际标准，所以任何公司可以在任何地方去销售自己的产品，我们很清楚，不能说有一个国内市场或者国际市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

　　因为外国公司也可以到中国的市场来销售同样的产品，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和国内的竞争者竞争，而且和国际的竞争对手开展竞争。所以这点变得越来越突出。所以质量水平，技术水平，对中国公司来说，现在越来越和国际水平和标准接轨了。我是在太阳能、太阳板这方面，从事这方面的行业，在国内和国际上，实际我们国内的标准就接受了，而且是引用了国际的标准，所以我们是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Rob  Gifford：你觉得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行业，就是中国公司其实可以走出去，有一些比较优势的行业，比方昨天晚上有人跟我说，中国不一定能有索尼，但是可以有个撒尼(音)这个公司，也可以变成一个全球的一个公司，至少在这个行业中是可以走出去的，但是你不会看到一个中国索尼。你觉得呢？

　　仲雷：在中国有个关键词，就是变革，对我们来说要理解这个变革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

　　三年前主要讲的是劳动成本，现在是大家想销售的地方，所以中国公司都在学会怎么和国际公司在中国国内开展竞争。中国的市场是世界上最有竞争的一个市场，中国公司也花很多时间来开展研发活动，我们制药公司花很多钱来开发，当我们到国际上去，我们都是要收购世界的研发团队，也许某一天你会感到很惊讶，因为看到不仅是一两家中国公司已经变成研发方面的领头羊。中国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公司，要看下一代，就是现在正在成长的下一代人，如果上中国大学去看他们的大学生，要比他们的家人，他们父母讲的英文讲得好，而且了解世界也比父母多。所以当他们成长起来，他们也会走入劳动市场，他们会带来很多才华，把他们的才华注入我们的劳动市场。

　　所以到那个时候，他们了解世界的做法，到那时候，中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就会变得很有竞争力。   

　　施正荣：我说两点，像所有的国家一样，你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公司都走出去，美国也是这样，只是一部分公司会走出去，这个公司可能是有一定的报复，有远景，而且他在某一个具体行业是可以走出去，在中国来说肯定会有一些世界品牌，像索尼，或者(英语)，三星(微博)，今后10年，或者20年会退出去的，会建立起来的。

　　怎么实现呢？这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家和企业都已经意识到，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品牌，就不是光在国外推销，你必须有一个结构，管理团队，研发，攻关，制造，这一切都要部署在全球，就像一个真的跨国公司一样。因此我认为在几年以后会有一个中国的索尼，或者是三星，将会成为全球的跨国公司。

　　王烁：还有一点，我想尽管我们在很多企业都在投资，实际上我们要求每个公司要根据全球领导人来作为标准。因此有了这样的压力，季度报告中他们将逐渐的改善，用什么方法能够与全球大企业来进行采购，或者是进行收购，进行研究。

　　我在想是否会有中国的索尼这样的公司，如果没有中国的索尼公司，肯定会有中国的丰田，或者其他的企业。

　　但是再回到你的问题上，到底中国企业如何能够走出海外，财新我们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海外企业，我们能够找到一些他们的特点，我认为他们有这样的幻想，好像国际战略是低成本的，作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失败，他们是模范中国的低成本的生产，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一些企业主要的竞争优势，原来中国是低成本的生产，他们一定要小心，一旦要跨出海外的话。

　　Rob  Gifford：政府的影响，对你王烁来说，政府对媒体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毫无疑问，也是你担心的问题？我们还要谈到其他的政治性的问题，政府的影响在任何时期，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有政府的影响，这些对于决定一个企业是否能够走出海外，有多大影响？你需要与外国媒体合作，有很多外国人好像不太相信中国的媒体组织，由于中国媒体的检查。

　　王烁：实际上我们在经济问题上是专业的，我们是一个商业的杂志，在这个领域，我们是比较自由的来报道任何东西，我们是根据国际新闻标准来报道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还有一定的声誉，作为媒体人，我们尽可能在中国推动这方面的工作，确实有时候也有些困难，我们有时候无法能够进一步来深入一些问题。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停下来，我们找其他的问题。

　　在中国很幸运，我们成为中国媒体人，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有很多问题，我们都可以认真的报道和研究。由于我们有些问题可以进行研究，因此我们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满意的。从国际新闻媒体集团来说，我们也有一些中国的伙伴，他们也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不是那么天真的。因此他们也能够找到中国的媒体合作人，与他们有沟通的新闻的价值观，这一点很重要的。

　　Rob  Gifford：政府在参与其他的行业的影响如何？是否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施正荣：事业的责任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往往你要符合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在目前，中国政府非常的支持可持续增长，还有创新，因此我认为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认为政府的影响和政府的支持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我认为与其他国家的政府没什么区别。在清洁技术方面，风能，太阳能，在过去5到10年中发展得是非常的迅速，非常快的。因此我认为这也与政府的支持不无关系。

　　Rob  Gifford：我们可以请听众来题问题，看大家有什么问题，你们在中国的跨国企业，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首先有一点自己的观点，在我刚与中国企业打交道的时候，这个企业想在印度进行投资，最后他们都有很多的应收款，还有坏债的问题，最后往往支付的钱还要通过一些诉讼手段才能追款，他们这样有时候与我打交道的时候，并没有支付全款，这有点太天真和幼稚。

　　中国人在国际上做生意要付钱，印度企业如果在中国经营，他们非常注重价格，他们要花很长时间要说服他们，与我们做生意，一旦他们做了，他们就付钱，我没有应收款的问题。因此我所面临的问题，作为咨询人员，在跨过贸易中，我更愿意有印度的客户，不愿意有中国的客户，因为中国的客户不能按期付款，他们生意不好。你是否同意？如果你同意我们怎么来做？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如何提高他们的标准？

　　Rob  Gifford：谁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又回到了信誉的问题，信誉的差距。目前也涉及到一些政治性的问题，就是法制，还有履约，这是不是很困难？施博士，你们公司不一样，因为你们是在海外建立的，但是对一个企业来到中国，这些问题可能是比较普遍的。确实要与世界来交流是有困难的？

　　施正荣：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商业行为方面，有些与文化也有关系。有人对国际的客户与中国客户打交道的时候，坦率的讲，我们目前阶段尽管有了国际的客户，我们仍然也有一些这样的问题，我想不一定是信誉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与宏观经济情况有关系。

　　例如日本企业，他们90天的付款日期，你要与日本打交道的话，你要90天的付款。另外在中国我们自己也有这种经历，有时候我们不能按时得到付款，但是这确实是一些企业个别的情况，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些企业非常好的，他们会按时付款。我们也有印度的客户，都有好的有坏的。

　　Rob  Gifford：还有一个问题，谁愿意来问问题？

　　提问：我想问一个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我们这个中心把支持企业走出去，研究企业走出去，他面对的障碍和将来政府怎么支持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是这个中心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为无锡尚德已经是比较成功走出去的一个企业，作为中国企业在进一步成为跨国公司，你还面对什么障碍？希望政府将来在政策上给予什么样的支持？你的主要经验，你已经达到了国际标准，所以方便你走出去，对于国内企业想要走出去，还没有达到国际标准，他应该怎么努力？请你把障碍还有希望政府政策支持这个方面重点讲一下。总结一下。

　　施正荣：中国企业走出去，如果以我们尚德做一个案例，我刚刚讲的，首先是跟一个企业的DNA有关系，如果你是定位自己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你企业所有机构的设置，管理等等一些方针政策，都会按照国际化的公司来进行设置，包括这个公司的操作方式。

　　我记得尚德没有上市，我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按照一个上市公司的透明度来管理公司，这都是对自己一种要求，包括对法律法规的遵守。我一直讲我们公司要有高压线，是不能碰的。

　　作为一个跨国公司，不仅是全球销售产品，我们一定要在全球设计产品，利用全球的人才在全球制造产品，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跨国公司。所有的跨国公司都在各地都会有他的制造基地，这样的话也能够抗拒很多来自于政治方面的风险。

　　对于中国政府如何支持企业走出去，我觉得首先要鼓励企业创新，鼓励企业到国外投资，尤其在金融，中国的银行应该支持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如果我们看韩国和日本，他们公司是在欧洲，在亚洲，在非洲的投资，他们本国的银行都是跟随他企业走出去，作为一个中国公司，尤其是还没有涉足世界市场的中国公司走出去，往往一开始不能够得到国际金融财团的信任，所以很难得到国际金融财团的支持。

　　在这一点尚德很幸运，我们和国外很多大型的银行，得到他们的支持。尤其在全世界银根收紧，我们希望中国的银行能够支持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使得增加市场份额，做强做大，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Rob  Gifford：非常感谢您最后的一点评论，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感谢三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