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37位理事，代表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将于2011年11月6日至18日访问美国，访问将以“探寻创新合作与企业家精神”为主题，通过与美国政、商、学界的交流，寻求中美经济合作与发展新机缘。以下为中美金融高层圆桌会第一场讨论实录：

　　主持人：张岚岚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及中金美国证券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开幕致辞

　　郭广昌  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梅丽特·杰诺(Merit Janow) 纳斯达克OMX费城交易所董事长

　　欧美经济复苏乏力之际，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全球经济增长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也面临不确定前景：经合组织中国经济先行指数连续六个月下降，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增长指数也在放缓。两个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相互持有怎样的看法？金融界作为世界经济的风向标，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持有怎样的判断？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可能的陷阱是什么？期待此场讨论能为彼此提供更多的判断依据和信息。

　　1. 中国经济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

　　2. 美国和欧洲经济又面临着什么挑战和可能的解决方法？

　　3. 我们应如何从长远角度看待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领衔对话嘉宾：

　　李东生  TCL(微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胡葆森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艾伦·巴特金(Alan R.Batkin) 伊顿公园资本管理公司副董事长

　　阿尔贝多·穆萨雷(Alberto Musalem) 都铎投资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杰森·康明斯(Jason Cummins) 布勒旺·霍华德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张岚岚(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及中金美国证券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今天我的角色是主持人，但我先说说中金的故事吧。中金的成立其实有很多故事，93年的时候金融机构是不允许外资的，后来朱镕基总理给了批示，说“可以考虑，十年之内，下不为例”，建议建行王岐山落实。然后王岐山就把我们召到北京去，然后林重庚就成了第一任中金筹备组的组长和第一任的CEO。当时我们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所有的手续，建行占42.5%的股份，摩根士丹利占35%的股份，香港名力集团占7.5%的股份，财政部的担保公司占7.5%的股份，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占7.5%的股份，就是这么一个结构。

　　王岐山当时就把方风雷从海南调到北京，然后把建行杨浦分行的行长汤世生调到北京，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我们这边就是我跟摩根士丹利亚太区的主席魏世华(音)，跟建行谈合资，当时王岐山的秘书是黄朝辉(音)，还有一个是现在建行北京分行的行长叫田惠宇，所以这个事就成了。

　　95年的8月11号中金在北京正式成立，第一任的CEO是林重庚，作为公司的筹办人给他奖励了1%的股份，年薪定了147万美金。就这个年薪的事情，当时建行和摩根斯坦利两家公司基本上打得面红耳赤，后来也种下了恶果。因为摩根士丹利一定要坚持用国际投行的薪酬标准，王岐山说没办法，差距太大了。摩根派来的CEO要147万美金，94年相当于我们一个中型国企一年的利润，绝对接受不了。最后摩根说你能接受多少？他说我们顶多就按照香港汇丰的地区经理的年薪水平，当时是20多万美金。剩下的怎么办？如果不补这个差额谁都不愿意去，可是那时候摩根士丹利的人员也不多，因为我是第一个摩根士丹利投行部的雇员，我们十多个人七八条枪，不够派。最后我们就从全球雇中国大陆出去的、但是有国际教育和工作背景的人，发现哪有？世界银行和IMF这些国际组织最多。现在高盛的中国区CEO夏金勇(音)就是那时候从世行被雇到中金，然后丁伟、毕明剑(音)、杨昌博(音)，都是那时候从世行雇过去的，不过去就不上市，IMF就不过去投资，不上市的话当时手下就一个兵焦政(音)，就这样成立了中金的投资部，中金那时候就是这样起来的。

　　林重庚做了一段时间发现不适应，因为他是经济学家出身的，做不了项目，最后摩根士丹利说不行，还得换。就从纽约这边找了一个人叫Austin Kone，派到北京。这个人在纽约其实也做政府公债，也不是薪酬最高的，所以他愿意去。去了以后在中金发挥了一点作用，最后两年不到心脏病突发，半夜去世了。所以最后又派了一个人，就是现在的J.P摩根亚太区的一个主席。由于摩根士丹利和建行存在太多差异，到了后来，当时的中金一共有五种不同的薪酬体系。

　　中金当时的第一个项目拿的是中国移动(微博)，那时候做了很多的工作。我记得从93年开始朱镕基总理就基本上决定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下手，先是航空业。为什么要先从航空业下手？因为航空业是当时负债率最高的，95%都是借债。因为当时买飞机要外汇，买航油要外汇，所以当时国务院决定，先拿航空业试水。当时为了说服民航总局航空公司要上市，国务院开了好多的会，当时也请了撒切尔的经济顾问到中国来讲英航上市的整个流程，最后就决定三大航空里面选东航和南航，国航不能动，因为国航是有专机的业务。最后摩根士丹利拿到东航，高盛拿到南航，我记得那时候拿项目，都是要政治局的常委去调整，最后东航成为第一个中国上市的航空公司。

　　做完了航空以后国家就说那就是电信吧！因为电信缺钱，而且吴基传是邮电部部长，为了说服电信，就把美国FCC的主席格林伯格、德国的电信部部长等请到北京去。94年就开了一个国际电信融资研讨会，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把邮电分家。把电信业务按照业务的类型切块，分割成移动固网和卫星通讯，后来又横着切一刀，切成了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微博)，南北分而治之。

　　电信完了就是电力，电力完了就是石油，石油完了就是银行。

　　所以中金公司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过去国有企业改制的业务现在慢慢的枯竭，可是它的成本和人员服务的理念又没有为中小企业及时调整，所以目前面临着很大的危机。这次为什么对我们代表团如此重视？就是因为他们想赶快切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市场。

　　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各位朋友，刚才中金提到2007年复星上市的事情。我不得不说两句，07年上市的时候不是他们找我的，是我求他们去做的。因为那时候中金基本上对民营企业不感兴趣，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安排这么大的场面，来欢迎一个民营企业的代表团。开个玩笑。这就说明，的确中国的民营企业在长大。我们民营企业已经占到了中国GDP的50%，而80%的就业是靠民营企业来解决的。我非常自豪的跟这个代表团一起来到这里，因为我们这个代表团代表了中国GDP的4%的分量。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代表团里面，有我们著名的外交家吴建民先生、有我们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等等，当然还有我非常尊敬的企业家，像柳传志先生、TCL的李东生先生、著名的牛根生先生、俞敏洪校长等等。

　　这次来到美国，第一是学习之旅，学习美国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是一个交流与合作之旅。对美国的企业家精神我本人是非常有感受的，今年的7月、8月、9月几乎每个月我都来一趟美国，问美国企业家同一个问题或者关于经济问题的话，有一个回答是共同的。我们问他美国会怎么样？欧洲会怎么样？他们给我的一个回答是美国肯定没问题，欧洲问题比较大。

　　其实我个人也是这么判断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美国可能会犯错误，但是它的修复能力特别强。为什么修复能力特别强呢？就是因为美国整个社会充满了企业家精神。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我们请John Snow作为复星集团的董事会顾问，他又是政府官员，但是又是充满着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官员。比如说另外的一个例子，去年的世博会，复星集团带头一个民营企业联合馆，都是企业自己拿钱的。然后我们跟美国馆有一个讨论，美国馆的人就跟我说，他们是美国民营企业联合馆。因为他们是唯一一家国家没有拿钱，都是民营企业自己拿钱的这样一个国家馆，所以它的整个政府组织，整个发展里面都是充满着企业家精神的。

　　当然现在大家都面临很多的问题，包括中国，包括美国，但是所谓企业家的话就是会正视问题，企业家在哪一个阶层、在哪一个国家都一定是代表着理性、建设性。所以我们会看到问题，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复星集团本身也和保德信在合作，我们和保德信成立了6亿美金的基金来投资全球，我们也跟保德信在中国合作成立了寿险公司等等。我们也在跟凯雷合作。

　　当然我们更多的民营企业现在希望和美国最好的企业能够合作，我们不应该把中国的发展只看做是中国的机会，中国的发展是全球企业家的机会，尤其是美国企业家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我们可以相互合作，而这种合作过程当中我也是多次和很多美国企业家说，不要把眼光只盯着中国政府，不要把眼光只盯着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成长起来了，而且他们的语言跟你们是一样的，大家很容易沟通的，所以找他们作为合作对象你会在中国、在全球有更好的发展。当然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我们也很希望在跟美国企业的合作当中学习、提高，毕竟我们还有很多方面要向你们学习。

　　所以我相信这样一种交流、这样一种学习的话，对大家都会是非常有好处的。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做这样一个开场白，非常感谢大家！

　　主持人王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张维迎先生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先生也是非常积极地参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位嘉宾都有非常辉煌的生涯，而且他们涉足的领域都非常的广泛，接下来他们就会对设定的话题讲一下他们的看法。今天的讨论形式会请每一位专家先讲3—4分钟，之后我们会请专家直接进行讨论，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提问。

　　首先我们先有请杰森·康明斯，我们今天的讨论专题是中国经济前景及世界经济趋势，杰森你对美国经济及欧洲经济都非常的了解，就像郭先生在开幕演讲当中讲到，现在欧洲经济仍旧不是非常的好，您同意这一观点吗？

　　杰森·康明斯(Jason Cummins)(布勒旺。霍华德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首先要说今天我非常荣幸地担任此次论坛的嘉宾，而且这次经历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回到这个问题，我要指出，我们现在还是有着非常强劲的企业家精神。但我要提到的是到2013年，我们可能会经历二战以来最差的经济情况。我们现在社会和经济面临着很多的问题，而且有很多问题已经存在30年了，但我们都认为它是很自然的，不再认为它是一个问题。其实过去的很多问题现在依然存在，而且影响到我们的现在和未来。美国没有办法再回到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动力，比如说大量的新增人口，很多的女性进入就业队伍，像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再次重复的，还有比如现在有很多新的科技已经是在茁壮的成长。很多很多事情都已经做完了，我们不可能再次重复。

　　这些事情已经为我们今天的增长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但它们都是不可能再次发生的。所以我认为现在美国经济的发展不会像过去那样的好，国务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新的正常现象，我们必须要接受这样的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因为什么是正常？当我们回顾过去的增长，我们有4%的增长点，而现在是2%的增长点，这样的一个区别实际上就已经意味着50%的下降。所以作为一个企业家，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把它认为是正常现象，而对于那些政策制定者，他们也要看到这种波动率。

　　我们每天都是在考虑其他人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领导力以及企业家精神，他们的偏好等等，但是我要知道最多的是他们的预算会带来哪些限制？人们到底能够花多少钱？所以其结果就是如果我来看未来，美国现在遇到的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预算限制，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花那么多的金钱。在过往历史上的经济衰退都面临很多的通货膨胀的问题，这当然不仅只是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中国经济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肯定会在2013年会面临一个更大的衰退，这些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主持人：谢谢杰森！杰森非常的悲观，认为美国的经济还会继续的衰退，阿尔贝多·穆萨雷先生，您在拉丁美洲的衰退当中有很多的经历，像七国峰会也是希望得到IMF的帮助，欧洲经济现在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到底有多糟糕呢？

　　阿尔贝多·穆萨雷(Alberto Musalem)(都铎投资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谢谢！我非常荣幸来到这里，这里有着非常厉害的嘉宾，我也非常高兴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名。我想直接回答您的问题，然后再讲一下我本来准备的一些内容。

　　杰森刚刚提到了美国经济的衰退，而且这样的衰退现象可以说是普遍都存在的，欧洲是非常明显的。大家可以看到有各种危机存在，不管是债务危机还是什么危机。这也是有机制上的问题，所以他们也向IMF求救。IMF有着足够的信誉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没有足够的资源能够解决这样大的问题。欧洲现在也是在四处求援，特别是希望中国能够帮助他们，能够给他们一定的资源。

　　第二部分就是拉丁美洲是如何来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我会给你几个例子，比如说巴西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我在和巴西政府合作的时候是有很多的体会，他们有国内的资本平衡的问题，而且也有很严重的财政问题，所以他们需要有更多的储蓄，另外大家还看到他们的汇率上升以及资本的流出，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很多的国家也希望能够减少他们的债务，减少通货膨胀。IMF也对此做了很多的研究。事实上即便是美国在二战之后的一些经历，比如在70年代的时候也是用了80%的GDP来减少它的债务，而且通货膨胀率也是过高。当然欧洲国家也是需要做出很痛苦的一些措施，而且这些措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这是它的一个大背景。

　　我想再讲一下欧洲对于中国的影响。当我到中国的时候，我看到在它的卖空和买进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有大量的资金转入(热钱)。但当我注意到那些直接会影响到中国的因素的时候，我想说中国现在的情况还是相当好的，在全球来看是情况最好的一个国家，和美国或者欧洲相比要好很多，而且他们也有能力，有宽松的财政政策进行五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中国现在的情势还是相当不错。

　　主持人：谢谢阿尔贝多·穆萨雷！看来您在讲到中国经济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悲观，非常的乐观，当然您也是提到了热钱的问题，这也会影响到欧洲的银行。从很多中国的企业家来看，它们也非常关注美国和欧洲面临的问题，所以让我们来听听李东生先生的看法。

　　李东生：(内容缺失)

　　主持人：感谢李先生，看出李先生还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中国制造业还是有竞争性的。为什么把重点放在具体的生产，而不是对中国整体竞争力进行宏观考虑，比如物流等。这些方面也有一些问题。

　　胡葆森：(内容丢失)

　　主持人：感谢胡先生，胡先生给我们十分独特的介绍了他对中国地产市场的看法，尤其是他强调了我们应该考虑到整个历史的背景，尤其是过去十年里地产市场迅速的增长，即使是有所谓的泡沫，即使这些泡沫是要减压的话，他也觉得对中国的银行业或者对中国的货币状况都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各位嘉宾谈到的，欧美的情况在一段时间里还是比较差的，中国的制造业依然还是会保持相对的竞争力，中国的经济不会有泡沫。巴特金先生，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

　　艾伦·巴特金(Alan R.Batkin)(伊顿公园资本管理公司副董事长)：首先跟各位发言者一样，我要感谢各位允许我到这里来，十分高兴能够跟各位见面和交谈。

　　关于美国的经济，我同意杰森说的意见，我们觉得增长会比较缓慢，也许是1%—2%。首先我不是经济学家，不像第一个发言者，这也许会影响到我的观点在你们当中的信誉。我觉得不会是第二次的衰退，但是我觉得增长还是会很缓慢。现在就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大问题，我们的公司现在生产率是不断的提高，对就业的成本很敏感。最近我参加了一个慈善组织，组织里四个人里面有一个退休了，他们说我们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找第四个人来代替，或者你们这三个人就分担他的工作，那个人的工资第一年我作为奖金分给你们，由你们定吧！他们马上说我们还是拿多一点钱，我们分担他的工作。美国人对非盈利机构总是这样的，过去他们总是要雇另一个人，不过这也表明了人们心里的变化，也就是说少花钱多办事的心理。

　　美国经济的另一个观念，和就业有关的，就是美国的消费者改变了自己的消费模式，也许你们都看到了Groupon的上市也是让我对于消费者的认知发生了改观，Groupon让消费者看到在网上能够购买更便宜的商品，他们有很大的消费动力。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行情的变化。讲到房地产，我们可以看到每年有10%的价格增长。房价并不是自动的上升，是房主的房贷成为自己设定房屋价格的标准。对于自身工作的担忧、对于房贷的担忧都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一些影响，而且这是很难改变的。

　　对于欧洲的问题，我们来先谈就业，中国有很宽松的工作流动率，如果说你失去了工作，你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得到另外的工作。但是在欧洲因为它是讲不同的语言。所以说你如果在西班牙失去一份工作，那可能很难在意大利获得另外一份工作。另外我几年之前是在布鲁塞尔，当时有一个人说过，在欧洲大家应该是讲英文还是讲不同的语言？26%的人认为讲英文，剩下的是反对这一意见的，结果欧洲的议会每次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认为他们要讲自己的语言，当然要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是花很多的代价和时间的。而且无论这个讨论问题有多么的严肃和重要，你都必须在5点钟结束，因为翻译者联盟规定只要是5点钟之后他们就不提供翻译服务了。

　　另外对于欧洲的债务，有一点你是很确定的，无论是法国和希腊，当讲到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和国内的消费有关。杰森也讲到，到2013年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衰退，有一点我们要做的就是政府要做一些改变。奥巴马可能会再次当选或者是会有新的总统，中国的政府也会发生改变，意大利也是，俄国在2012年会有新的政府，都会有一些改变。到2012年、2013年，都会产生新的政策。我想要讲的就是美欧关系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当然政府里有些人对此不是很关注，其实我们必须要关注这个关系，特别是对于美国的投资者来说，当然还有中国的投资者和企业家，把这一件事情做对是非常重要的。

　　我最后要讲到的是，对于美国投资人来说，中国企业家要注意的就是IPO的问题，还有你们的标准问题。阿尔贝多·穆萨雷刚刚讲到的是一个标准，还有也提到了未来会发生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政府的一些变化。当然这是一个企业家之间的交流，政策或政府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强调。另外讲到政府的变化对于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影响，对于日本每八个月都会有改变，对于美国来说会是四年或者八年，但是讲到中国的改变是十年。在过去的十年中政府对经济产生了多少的影响？而且如何能够产生这样的影响？如何能够帮助中国在未来的十年保持经济的增长？

　　主持人：谢谢！总的来说自己人和外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外人总比自己人乐观。看待美国问题，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加乐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像中文当中讲的旁观者清。你刚才讲到的中国和美国都面临两大挑战，首先就是它的思维的挑战；第二个是领导力的挑战，思想的挑战首先就是对于危机的看法，到底是市场还是政府能够解决问题？到底我们是相信企业家还是相信政治家？我们到底是相信自由贸易还是相信政府的政策？这对于未来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且中国还有美国现在的平衡是发生了一些改变，都更多的是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来解决问题，而且现在也是保护主义的抬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问题，您觉得我说的对吗？

　　张维迎：现在我们都看到了占领华尔街这样的运动，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国际危机。经济改革是非常稳健的，是不能够回头的，而且政府现在也越来越有钱，控制了更多的资源。而企业家的信心也慢慢的减少，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中国的企业家，我觉得很多中国企业家不是那么的自信，对未来不是那么充满信心的，因为他们觉得有很多的不确认性，他们认为很多事情都是由政府来决定，而不是由企业家自己来完成。

　　对于美国特别是如此，美国人民越来越多的有这种保护主义的想法，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想解决问题，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我们有很大的市场，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减少障碍，要使资本以及人力有更自由的交流，要把这些障碍打破，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这就像一个迷宫一样，不知道向前还是向后，还有欧洲，欧洲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可能他们的政府过于社会主义，他们控制太多的资源，他们不愿意生产，而是过多的进行消费。你想要它们做一些经济调整，他们总是说不要，他们不愿意做更多，而是不断地进行消费、进行支出，对于全球来说我们到底信什么呢？

　　第二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最近的一个挑战，在上个世纪全球领导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再提高，美国、中国到处都是。在之前我们有非常强有力的领导人，比如说里根、撒切尔夫人、邓小平，今天却很难找到这样非常有力的领导人，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几年之后政府都会发生变化，但是我绝不是那么的有自信，我希望能够有好的结果，中国还是在等待下一届的领导人能够做出更多的变化。

　　我们有两大挑战，我觉得对于两国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就是刚才胡葆森先生和李东生先生提到的劳动力的问题。在中国慢慢的就会变成缺失劳动力的国家，因为现在劳动力的代价、劳动力的成本将会上升，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会决定全球的劳动力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中国的劳动力非常的廉价，在于制造业来说，他们很难提高他们的每小时的工钱。现在需要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在今后几年资本将会分割、增值，慢慢的就会发生变化，就是劳动力应该分享更多的增值。同时就会有很大的挑战，因为在利润方面就会面临挑战。

　　第二点就是中国对于未来来说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于它的政治改革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到底中国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走？我们的领导人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如果政府不能够采取这样的政治改革，那么中国是不可能进行经济改革的，因为这是没有任何的空间。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来说，如果没有政治改革，也是没有空间的。如果没有经济改革的话，那对于我们的企业家来说，我们就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艰苦创业，不会像过去那样富有成就。我觉得对于中国、美国，即便是其他的国家都会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出现。

　　总之，我们到底相信什么？领导人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没有这个，其他货币政策或者是财政政策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主持人：谢谢张教授！我们的专家已经结束了他们的讲话，一开始杰森对于欧洲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有着悲观的看法。之后李先生和胡先生都是相对的比较乐观，认为我们的制造业还会继续的有竞争力，而且是持续的健康发展。但是张教授再次让我们认识到现在的现实情况，张教授提到了我们最近的一些挑战。所以我们这次的讨论是非常有意思的，有不同的态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现在将跳过专家之间的挑战，直接进入问答阶段。

　　作为一个主持人，我最为感谢的就是胡先生所做的关于中国地产业的判断，因为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和有争议性的问题。吴亚军女士也是中国地产界的企业家，吴董事长您是否同意胡先生的判断呢？

　　吴亚军(内容缺失)

　　提问：欧洲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怎么去解决？

　　主持人：杰森、阿尔贝多，请你们回答。

　　杰森·康明斯：我快速的讲一下，我来谈谈他的问题的基础，我们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就不谈问题的制约因素了，这个问题我想改提一下，我们都知道欧洲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想说的是有什么好的可能性来正视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欧元的问题包括了所有的问题，我们知道政策要放松，这样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其实只要有政治意愿的话，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解决不了的。关键是过去几年是没有足够去重视这个问题，因此解决问题的成本就更加昂贵。欧洲应该像美国和中国那样，有一个周期性的经济发展蓝图，这么一种蓝图可以解决欧洲的下一次衰退，并拯救那些有坏账的银行，以及对那些暂时需要支持的国家提供支持。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美国在对付危机方面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对付主权危机，比如说韩国、墨西哥等，他们有几十年的经验，知道怎么做。我们还有减利率等等办法可以帮助减轻这些问题，也有政治意愿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欧洲没有这么一个连贯的、团结的政治结构，他们也没有美国这样的能力，不像我们那样能够很好的对付危机，因为他们的领导能力没那么强，我想他们能做的就是可以向中国和美国学习，来对付危机。在今后的两三年里我对欧洲比对其他的国家更乐观，因为它们可以找到很好的仿效榜样，比如中国和美国，尽管他们很可能在今后的几个月里就会进入衰退。

　　阿尔贝多·穆萨雷：永久的解决办法就是完全实现货币的联盟，至少还有两年的时间，也许更长。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在欧洲过去的两年你所看到的支离破碎的情况将会扭转，包括债券的利率也会靠近。现在的挑战是除了有着27种语言，欧元有17个成员国，还有很多其他挑战，比如说领导人并没有发挥领导的作用，我想他们必须要找到解决办法。

　　这里的问题是从政治结构来说，就像杰森所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建立。他们争取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桥梁，从现在走向今后的桥梁。坦率地说桥梁已经在建，但是还没有建得很坚固，没有跟上进度。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建得更好，不过我也相信他们知道他们是朝哪走的。

　　王庆：杰森，你开始在小组讨论的时候谈了七点，是今后两三年至少到2013年会发生的，但是您最后说的是把重点放在好的方面。因为您是经济学家，我想您刚才是要做经济预测，而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已经区别了这两点，各位已经给我们谈了很有见地的意见，有些是判断，有些是愿望，有些是对未来的希望。

　　郭先生在讲话的时候已经提出了，他还是充满希望的、乐观的，确实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话，我们要不断的寻找机会。

　　我们就结束第一个小组讨论，感谢各位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