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于2011年11月8日-10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中国金融全球化道路”论坛。

　　以下为论坛实录：

　　赵海英：下面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先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三位演讲者的精彩讲演，也请我们的嘉宾发言。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IFF顾问沈联涛，春华资本创始人、董事长胡祖六(微博)，IFF顾问、阿根廷前财政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罗，新加坡星展因CEO  Piyush  Gupta，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奥特曼西门斯，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霍学文，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德地立人，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沈联涛：简单说四个点，利率走出去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金融体系协助走出去，以货币走出去需要整个金融体系稳步走出去。

　　第二点，我们要走出去就要有一个全球化的视野，有一个系统性的视野，什么意思呢？现在出现一个很大的毛病，每个国家每个金融机构都是看它监管机构，一般都是看自己的角色，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但是实际上现在发觉整个全球系统是一个大系统，是一个大网络，网络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集中的，它的里面的互动、反馈机制，到出来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如果我们开始认识，不但自身有风险，系统性里面也要有风险，怎么认识是非常关键的。

　　第三点，你是一个系统逐步逐步全球化、逐步逐步国际化的，是一个系统的，要有全面的配合、配套，怎么来逐步走出去，走出去是一个全国性、全系统性的战略，不是这一部分走出去，那个没有办法走出去，也是一个互动，走出去也得到国际上的认同、合作。所以全球的合作性是非常关键的。

　　第四点，你要走出去，你肯定要符合全球标准，意识到金融系统要标准化，为什么说标准化是最关键的？我发觉你要看系统的问题，你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你很难评估自己的效率、稳定性，你的风险在哪里。很多我们的误解就是不同的标准去评价不同的风险、不同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标准化非常关键。我个人认为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对标准化这个题目，看得非常准，我对走出去是赞成的。

　　赵海英：下面请胡祖六胡先生发言。

　　胡祖六：今天讨论的题目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及时。我刚才听了刚才戴相龙理事长讲，各位领导的精彩演讲，收获很大。

　　我讲一个观点，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学术界、政策界还有公众对金融全球化的问题有很多担心，因为这几年全球金融危机，最近欧洲的问题，让很多人觉得金融全球化有很大的风险，甚至会成为危机的导火索。这种看法非常的普遍、非常的流行，我参加很多论坛，在大学、研究所，还有一般的论坛，这种观点非常普遍。

　　我做了一项实证研究，看了58个国家，其中有一半左右是新生市场，有一半是发达国家，从二战以后，1945年以来，60年时期，发生过的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因为他们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开放度，或者说全球化的程度，一个基本的结论，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与金融的开放度，几乎没有相关性。那么这一个实证的结果跟很多人的直觉是反过来的，不相符合的。而且我们看很多案例，大部分金融危机，不管是汇率的危机、银行危机、财政危机，或者是债务危机，绝大部分危机都是本国制造的。跟这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的政策，跟它的经济失衡、机构失衡、财政福利政策、银行监管、风险监管能力紧密相关，跟金融是否开放，几乎没有相关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结论。

　　但是我觉得做这么一个实证研究对我们国家今天在探讨我们的金融全球化，整个改革的思路、进程、速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起十多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中国有可能在劫难逃，当然最后证明，由于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稳定了市场，所以中国成功的抵御了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有一些学者，以克鲁格曼为代表，中国之所以逃过，就是因为中国的资本管制，挽救了中国，这个是错误的，当时写一篇文章，我们的祖先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我们建立了长城，历史上中国一再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袭击，长城只是给我们提供心里安慰。所以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看资本管制，以为中国金融经济可以高枕无忧，这其实是自欺欺人。反过来，如果我们有程序的开放，实现人民币可兑换，还有资本的跨境流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会带来新的风险，跟我们的宏观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稳定会带来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比较审慎的宏观政策，有效监管，特别是金融机构、企业风险管理有效，那么这些下行风险完全是可以控制和避免的。

　　所以我结论就是说，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洪水猛兽，并不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谢谢。

　　赵海英：谢谢，他坚定了国际化，今天从宏观角度谈了很多证据，提醒我想起来，中国清朝的时候，康熙皇帝有一个大臣说，我们把长城重新修起来抵御外地，有长城我不也是打进来吗？你认为能抵御我们打进来吗？

　　下面从宏观的视角，我们请多明戈卡瓦罗给我们讲一下他对全球化的观点。

　　多明戈卡瓦罗：我很快讲一下，因为明天我还会作为主旨演讲人给大家讲述相关的话题。我觉得就中国而言，而且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你们是非常的谨慎，这个进程可能比较慢，但是成效非常明显。因此我觉得我们要来看一下，比如说金融债券国际化，我们应该针对宽泛的话题进行探讨，我相信对于中国银行的国际化，还有对于金融的国际化来说，他应该是伴随着人民币的全球化，而且也伴随着中国商业的国际化一同进行发展。

　　因为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他们应该寻找机会来不断的进行金融的投资，不断的开拓贸易，同时也应该积极的来参与到一些货币、融资，以及对于债券、股票的投资活动当中。因为对于这些活动而言，确切来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来帮助我们产生杠杆放大的效应，能够来充分的发挥金融或者是财政的效应。

　　对中国来说有利的一点，现在对于中国的银行已经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他们将能够在新的监管的环节当中进行，这就能够帮助我们来解决自上一次的金融危机以来所产生的问题。尤其是在欧洲，他们所遭受的债务的危机，就能够得到解决了。我们希望能够侧重于来提升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要进行足够项目的评估。对于企业来说得到融资一定要进行评估，同时我们在评估风险的时候，如果银行参与到一项全球的活动当中，你们一定要进行风险评估，因为这涉及到这一个国家国际化进程的成功与否。

　　中国不应该来重复像欧洲、北美、银行所经历的道路，因为在提供融资的时候，尤其是向一些主权国家提供融资的时候，他们谴责政府，因为他们建立了欧元的体系，实际上银行来负责对于，像一个国家或者不同的国家借贷的风险，应该评估主权借贷的风险，以便能够来避免出现过度的债务，也应该评估风险在哪些地方。所以就国际化的进程而言，中国的银行体系，还有各家银行的机构，应该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赵海英：谢谢多明戈卡瓦罗，他看事情非常全面，在我们实际执行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

　　下面我想请霍学文博士来给我们讲一下他的想法，他的角色不同，是地方官员，刚才戴相龙理事长提到金融中心建设的问题，我们想听听他的看法。

　　霍学文：感谢主持人，我觉得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讲，小平同志讲过一句话，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就金融发展来讲，除了取决于规模大、质量好，同时有竞争力之外，我觉得中国的金融业发展核心的问题在于人才，对于金融人才的培养谈几点看法。

　　第一个，我们所遇到的金融危机，我们会看到在金融危机过程，最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即使经过危机，我们会看到核心竞争力还在，在于哪呢？在于人才，虽然美国遭遇了金融危机，我相信他经过一段时间还会显示他的竞争力，也在于他的人才。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中国的金融业的发展，我们必须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人才上，对人才的发展来讲，是一个立体化的结构。如果用坐标来表示，应该是三个轴，纵轴是不同的监管人才，虽然对人才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定义，如果没有高层次的战略人才、经营人才、业务人才，或者说监管人才，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金融业打造的更强大。因为金融业核心不是单个企业的问题，而是系统的问题，是以国家的监管、国家的培育为后盾。

　　第二个，不同行业的专家，如果一个金融机构有了专家，有了以专家为核心的团队，一个企业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必须到造不同行业的专家。第三个轴就是金融机构的培训体系，金融机构的培训体系如果没有或者不重视，确实很难。去年有幸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学了三个月，透过三个月的时间，从上到下，从管理层到基层支行行长，每天谈六到八次，400多人，后来我发现他们的管理体系非常的先进，也确实是稳定的，而且就培训来讲，他是全员培训，所有到蒙特利尔银行的人，无论是高级管理人员还是新入职的人员，一定要学，大家一起学蒙特利尔的文化，其次一线员工有一整套完整的对待客户的问答，透过问答了解客户的每一个需求。同时在在人才培训特别注重企业文化，如果你再能够赚钱，文化、个人行为与整个银行相矛盾，会被剔除，宁可不要利润，也要完整的文化体系。他是完全建立在人才培养和文化基础上，是全员的风控体系，非常严密。

　　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已经由业务驱动转向了战略驱动，也就是说，他们对风险的认识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把资本透过董事会、资本分配委员会配置到每一个行业，比如说银行业、证券业或者是商业银行和个人理财，透过三个方面的资本配置，如果资本市场做交易必须配置到每一个交易员的桌子上。每一个人都有最大的资本损失额，只要覆盖就不存在风险，研究什么呢？没有发现的风险才是风险，他们非常注重这种全员的培训，而且是以风控为驱动。

　　我们国家的人才培训有三个方面现在没有解决。第一个方面，我们大家都在准备吸引国际金融人才，吸引高端人才，但是高端人才的税收问题没有解决。我觉得中国的金融业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创造了很大的税收，我以北京为例，北京的金融业为全北京市的税收贡献率达到40%，那么这么大一个比例，我们对金融人才来讲，如果吸引一个国际金融人才进来，要交45%的税，所以有一些外资银行在北京雇的人不愿意在北京拿工资，在香港拿工资，对于法人机构很难来管理，我相信胡祖六先生很有提升，曾经在高盛，高盛曾经面临这个问题。

　　第二个，我们对国际金融人才的出入境的管理有待提高，183天呆完之后必须得回去，他们都是计算天数的。

　　第三个，我们对于国际金融人才子女入学问题和一系列人本化的服务还需要加强。

　　赵海英：谢谢，人才对企业重要，对税收降的更低一点，会吸收更多的人才，下面请德地立人发言，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可以和大家分享。

　　德地立人：我现在是在中信证券负责投行业务，中国的资本市场所谓全球化国际化的角度谈一下想法。

　　大家知道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规模也是相当大，比如说债券，去年是1.8万亿的发行量，今天可能到2万亿，股票去年大概是6千万现金，包括非现金超过1万亿，往后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盈利在不断上升，投入者资金相当大，因此我认为这个市场一定会往前发展。现在这两个加在一起跟银行的贷款比例比，不到15% ，直接金融这部分还是落后于间接银行的贷款，而美国光是债券在2010年高达38%，我想这种直接金融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但是从国际化的角度说，尽管国家政府已经比较早的做了弥补，在整个的金融产品在市场占有率非常低，可能不到2%。使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带来障碍，我认为主要是两条，一个是利率市场化，一个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利率这部分，大家也看到，实际上目前利率的市场化已经在开始，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是债券的发行，债券发行比例越来越多，实际上银行在买，保险公司在买，信托在买，很多个人投资者在买，这样出现什么？脱媒，银行的力量还很大，直接金融的力量越来越大，脱媒的结果，债券的市场还会破大，从海外的市场经验来看，大家会知道实际上会出现一批新的金融产品，包括银行贷款证券化，还有房地产基金等等，尤其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银行的信贷资产的证券化的问题，尽管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生命力和解决金融实体经济比较好的推进作用，尤其在中国，银行贷款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因为有巴塞尔协议三的要求，资本金提高要求非常大，发行上市以后已经做了一轮很大的国内海外的银行的融资，第三轮可能也要开始。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不能完全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银行贷款的证券化市场又非常主要。我想市场利率化过程当中，给整个市场的发展带来很多的机遇，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我的立场不好说什么，但是刚才我听戴相龙理事长讲的非常令人鼓舞，很有分量，让我感到非常好，现在中国国内没有多少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或者方向问题没有不同的意见，实际上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怎么样去做国际化，我想可能就是这方面可能意见不一致。从我的角度来说有一点很清楚，如果国家的货币相对来讲自由兑换会对国内的资本市场，不仅仅是货币品种，从各种创新的产品以及市场流动等等，带来非常大的冲击，一方面带来很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我觉得利率市场和和人民币兑换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至关重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利率市场化在前，人民币自由兑换在后，如果不是这样，人民币开放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国内和海外的套利，扰乱国内的金融秩序。

　　所以我想最后一点挑战问题。其实几位领导已经讲的非常清楚了，一方面市场开放或者利率市场化给实体经济带来促进作用的同时，有可能带来很大的负面冲击。很多人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把日本作为这样一个例子来说，但是有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日本当时90年代和现在的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估计所谓国际游资，或者金融资产对实体经济的规模，大致10倍左右，在现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中国政府采取谨慎的态度我认为完全可以。刚才戴相龙理事长讲的，巴西和印度能够做的事情，中国政府也可以做。因为有很多国界的经验可以借鉴，主要是制度方面、监管体系方面，还有深化各种金融产品的市场方面以及对相关的投资者教育方面，我相信这个事情可以做。

　　最后一点我想讲讲中国投行的国际化的问题，10月6号在香港发行了H股，目前价格大概是上涨20%左右，在这样的市场低迷情况下，我们获得投资者的亲睐不容易。这是我们走出国际化的第一步，将国内的优势进行国际化，我们也不会放弃任何跳跃可以达到国际化的机会，首先把香港这个地方站住之后，扩大亚洲，尤其是美国、伦敦这样的地方，抓住一个制高点，我们的发展战略，专注中国业务的世界的投行，在5到10年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感觉现在整个经济是往东方移，在金融市场逐渐东方移的情况下，十年以后中国经济可能会跟美国的经济能够相提并论的情况下，中国最好的证券公司谁说不是世界最好的证券公司之一呢？

　　赵海英：虽然时间很短，能够稍微多讲一点，中信证券的市场国际化问题，本身的国际化路途也还有一点坎坷，有惊无险，现在要买另外一家外资的金融机构，从本身来讲应该注意什么？

　　德地立人：不是我说的话，是董事长王东明说的，我们不做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觉得比较重要。

　　第二个，刚才我讲的是我们要做的是发挥国内优势延伸到国际业务，我们可能不在海外在美国做一些IPO，但是一定要做中国企业在香港甚至未来到美国去上市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对发行体比较了解，对中国经济发展比较了解，所以我们完全有优势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的国际化应该跟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是紧紧连在一起。当我们去买10%的股权的时候，我们发现杠杆率非常高，而我们只有1.2%，这是国内监管要求，另外我们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产品用自己去投资的关系，我们的杠杆率今天仍然是1.2倍，所以我们的安全性相当高，而ROE是15%左右，下边需要逐渐逐渐的健康的提高我们的杠杆率，使得能够提高我们的盈利率，但是国际业务也是这样做。

　　赵海英：跟工商银行很相似，不要做其他不理解的从中国客户走出去做国际化。下面请Piyush  Gupta先生讲话。

　　Piyush  Gupta：我想说三个要做和三个不要做，对于这个要做的，在今后十年非常重要的机会，进一步扩张国际化，像刚才的演讲家说到的，我们中心开始向东部转移，所以很多的欧美银行，即使是像汇丰银行有一些缩减，这就是我们的中国银行可以在全球建立网络的机会。尤其是在新兴的市场上，在亚洲之所以这么做，并不用进行大型的并购，还有另外的模式，像市场上的汇丰他们也采取了自己的战略，之所以这么做，非常的重要，不仅要满足中国的客户，也要不断的打开窗户。

　　第二点，进行人民币的国际化运作，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么做非常明智，这是一个过程。在今后五年当中我们有必要来助推人民币贸易的系统，在新加坡已经有了，当这样有越来越多的需求，这一点能够刺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对于私人的财富来说，他们也能够来拥有中国资产的某一些产品的组合。因此这个是需要的，而且这个过程要非常的谨慎。如果要打开经济会引起很多热钱的涌入，如果采取非常精神的逐渐的过程，应该会避免这方面的问题。

　　对于国内金融的体制来说，尤其是要建立自由化的体制，在五年的规划当中已经提到了，我们可以允许各种的资本能够自由的流进流出中国，而且我觉得对于这方面我们可以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监管体系，但是对于人才的培养可能不是太一样，而从新加坡的角度来说，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以便能够来培养人才。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金融的小的领域，能够进行银行或者资产管理方面来组成一个生态的系统，来寻求人才的领域，在新加坡进行工作。以个人来说，他们有自己的考虑，在过去的20年当中对于我们全球危机当中学到的教训，对于各个银行和金融机构，他们会来进行外包，他们把一些业务给外面的公司，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现在对于过程都太不负责任了。但是我们对于下面的市场来说，我们最好来看一下有关的价格是怎么进行调整的。我们要看一下对于流动性而言，市场的流动性多高。他们必须直接对于信贷的决定做出负责，而不是外包给别的公司。

　　第二点，对于金融机构，他们要看一下你们有一些长期的资产，但是我觉得你们的产品要非常的平衡，要看一下期限或者是要看一下名义的价值是多少，如果侧重的是名义的价值，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要看一下，在这些方面避免风险。可以帮助我们充分的考虑，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流通性，而且可以看一下具体的这些期限是多少。

　　最后我们认为要组成一个全球的智囊库，我们在这方面很遗憾，大多数的想法涉及到新的金融机构，由欧洲或者美国驱动的，他们在欧美有很多经验没有错，现在我们所处理的议题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市场，而在这方面在新兴国家没有足够的领导力，我们应该设定什么样的资本规则或者什么样的市场机制是恰当。我们看一下巴塞尔协议以便找到新的规则是什么样的，新的日程是什么样的。

　　赵海英：下面请下一位嘉宾发言。

　　岳毅：这几年中国的银行业全球化发展不错，现在整个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海外的竞争资产大概在5千亿左右，现在在海外的机构总共大概有1200多家机构，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和澳门已经成为主要的银行，在伦敦、纽约、新加坡等国际中心，但是中国的银行全球化的战略走出去这种步伐和中国走出去企业的步伐还不够相吻合，没有走出去企业这样的数量多，投资的金额大，步伐不够快。

　　第二个，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机构的数量，和在海外的盈利的贡献度，和国际化的大型银行相比，还有不少的差距。比如我们中国银行，现在是系统性的银行，是全球唯一一家，也新兴国家的唯一一家。利润贡献度在海外的资产占20%左右。

刚才讲到整个中国银行海外资产5000多亿美金，中国银行占了4000多亿，工商银行1000多亿，对于未来中国的银行业走出去我有三个建议。

　　第一，中国的银行业的全球化的布局一定要和中国的国家的全球化的经济格局布局相吻合，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的资金的实力，经营管理的水平和文化的融合度，适当的建立自己的海外网络。

　　第二个建议，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经营要立足于当地，开展跨国经营，资金来源应该多去职与当地，资金应用也要取之于当地，不仅服务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还要关注服务当地的跨国经营的企业。这样才能逐渐的从国际化的银行向跨国经营的银行金融集团迈进。

　　第三个建议，中国的银行业海外的扩张和发展，应该伴随着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而发展，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应该考虑在海外中资机构比较多、业务规模比较大的地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同时为了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人民币的发展，提升中资银行在当地的竞争力。

　　赵海英：第一步跟着客户走，第二步成为国际化银行。下面请奥特曼西门斯先生发言。

　　奥特曼西门斯：我认为中国非常的幸运，因为我观察了四年的风险的管理经验，我觉得中国对于金融行业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典范，在过去的四年当中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我们不能够仅仅说我们不去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这些四年当中的参与者，不管是监管者还有其他机构，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不了解的，我们发现对于监管机构还有市场参与者对于银行和金融机构，他们不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我最近去过希腊，在过去两周我在当地看到所发生的糟糕情况，他们和一些稳健的银行做法已经完全脱离了，因此所发生的游戏在市场上完全不一样，在中国新兴市场和美国或者欧洲情况完全不一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差异和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我们所学到的第一个经验教训就是要来了解对于美国和欧洲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错，现在发生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可以从企业，从监管机构开始，重要一点我们要采取步骤看一下在监管机构在银行的视角，来充分从这些错误当中进行教训的吸取，而且这是双方的相互学习的过程。对于监管机构，各个银行应该互相承担起职责。在大多数我所参与的情况当中，我涉及到亚洲的危机，今天上午我是非常谦卑的，我们要看一下华盛顿的机构，他们当时是什么情况，现在又怎么样。我们要了解对于中国在未来扮演的角色和在西方市场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

　　我在这要提出的建议，我们应该尽力来采取全新的视角看一下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什么使得中国在过去30年当中通过了改革开放，取得了如此之大的成就。从外界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新的建议，而且通过为中国进行服务，那么我们就能够为全世界进行服务了。现在中国所处的位置，在这样的风暴当中中国已经是停靠港口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了解。对于西方的国家来说，他们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他们是如何来参与到中国的发展过程，而中国也应该来从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进行相应的自省。

　　教训已经放在了桌面，这里的教训大家都能够看到，因为我们的讨论现在很吸引的是足够透明了，有足够多的人明白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大家尽力做的更好，而且希望能够走出风暴当中。我也相信中国会继续来成为一个稳定的合作伙伴，能够在全球增长当中来进行协作。如果中国还是遵循以往旧的理论和道路，将会陷入很麻烦的境地当中。如果中国遵循的道路是对于过去十年非常谨慎的业务拓展的道路，那么就会变得很幸运，在将来我们很愿意和你们进行合作。对于其他像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他们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他们在别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能够出现，能够有一些新的标准，这些标准并不是由国际机构自动产生出来的，因为有的人可能是没有盛传措施的机会，我希望有新的观点，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是全新的架构，我们希望在国际机构和各方面组织能够成为全新的政客，因为我们希望就这些标准来说，他们在过去没有被加以批评，而这其实是使得我们造成了错误，而且也导致了现在欧美糟糕的状况。

　　我认为刚才新加坡的发言人还有戴先生他们一块也谈到了国际化现在的意义是什么？我相信我们现在位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全新的态度、理念和全新的参与者。

　　下面请连平博士讲话。

　　连平：刚才几位嘉宾都做了非常好的发言，我感到很受启发，我不展开说很多了，就讲一个观点。

　　我认为未来大型的中资商业银行应该加快成为跨国银行的步伐，30年改革开放，1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现在中国已经无可争议成为贸易大国，但是中国在国际上全球的金融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小，用一句不太确切的话概括，就是一个金融小国，我们认为作为一个金融大国来说，至少应该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就是大规模的资本输出，第二就是本币成为国际货币，第三，有一大批跨国银行。在资本输出来看，最近这几年中国的资本输出步伐明显在加快，我想未来这样的一个趋势是非常明朗的。因为中国还需要全球的资源、发达国家的技术以及其他各方面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

　　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人民币也在加快步伐走出去，而在这种情况下面，确实需要中国的商业银行更多的走出去，为中资的企业中国在海外经营的企业家提供服务，在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中小商业银行没有办法担当这个重任，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或者中型偏大银行有这样的义务和责任，在全球金融战略当中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一点来看，我觉得目前更多的商业银行在海外的发展还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市场行为比较浓，如果成为金融大国的战略，为更好的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服务，还需要有适当的政策支持，有政策支持和市场的驱动这两个方面的轮子推动，未来商业银行在国际化发展才能走的比较健康。当然银行走出去肯定是有风险的，我很赞同刚才戴相龙理事长讲的，科学的对待风险。在我们有一些银行在我看来，觉得不出去或者出去少一点风险就少一点，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消极的，对于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的发展来说，应该有一个比较积极的的，我觉得金融在全球的发展才能够走的比较坚实、比较健康，有比较好的发展。

　　赵海英：谢谢。我们再次感谢所有的嘉宾，也谢谢广大的听众坚持这么长的时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