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万宝盛华集团、英才杂志社共同举办以“寻找危机下的领军者”为主题的“北京2011峰会”于2011年11月2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全球化下的增长格局”论坛。

　　以下为论坛实录：

　　主持人王喆：各位嘉宾早上好，非常欢迎各位嘉宾参加万宝盛华集团和英才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寻找危机下的领军者这样的论坛。这是论坛早上三个分会场第二个分论坛全球化下的增长格局。我是今天串场主持人，我叫王喆，是来自万宝盛华集团。

　　首先十二五规划当中我觉得政府已经是把全球市场放在了首要考虑的、更重要一个课题之一。各位嘉宾都是来自企业的代表，希望通过今天探讨更好去了解全球化这么大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怎么走出去。外资企业又如何在中国改革开放新一轮经济增长格局当中能够做一些准备。

　　首先介绍一下今天会议的形式，我们会有Ulice Payne Jr先生分享一下他对全球化课题的理解。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Ulice Payne Jr先生，他是万宝盛华集团董事成员之一，他精通贸易方面各种各样法规，全球化背景之下出口、进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Ulice Payne Jr先生会从这方面跟大家做独到的理解。

　　Ulice Payne Jr：各位上午好，很高兴认识各位朋友，在这我想首先感谢我们会议主办方，感谢我们万宝盛华集团能够邀请我到此。因为我有一些董事会的朋友，他们也是在座的，请大家示意一下。

　　今天我们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对于万宝盛华来说，我们是全球企业，而且我们在国际贸易方面有很多合作伙伴，在中国也有很多合作伙伴，我要鼓励大家今天积极参与、讨论。而且大家在讨论过程当中如果你们有问题请随时提出来。

　　首先关于全球化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话题，尤其是和今后息息相关，他涉及到更深更广泛来扩展我们和大家之间的合作。当然了，现在来说全球经济出现了衰退的增长的模式，尤其是对美国来说他的全球经济放缓了，欧洲也放缓了，亚洲也出现放缓迹象。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已经一直在影响全球经济。日本经济会稍微复苏一些，中国会继续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军者。对于全球市场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平衡是尤为重要的，尤其是在中国我们看到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而且在这30年过程当中中国已经融入到全球化过程当中。这30年当中中国已经推出高新技术，新的资本、新的全球人才，因此都能够在注入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你们要走出去，这是在第一轮的本地发展之后。当然也有来自于技术、资本、人才方面的挑战，而且在全球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更为需要沟通的这些挑战。

　　对于中国企业如何能够走出去，外资如何能够走进来呢？在领军过程当中大家要考虑什么样的战略，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我们应该加以调整，我们怎么样能够对这样的模式进行调整呢。现在而言我们都有自己的见解，我们的解决方案。因为越来越多的高管人才他们都意识到我们要从原来的中国制造来转化为中国创造的战略。我们要看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里我们要请我们的小组成员进行探讨。

　　主持人王喆：很多尊贵企业的嘉宾能够加入Ulice Payne Jr先生一起探讨当中。第一位是来自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中国区行长兼独立董事陈朝晖(音译)先生。第二位是徐皓，他是来自DouglasDynamics董事总经理。侯和南先生，他是来自瑞士百超(天津)机械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还有著名财经专家、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先生，他现在在路上，他随后再加入我们当中来。

　　Ulice Payne Jr：首先我想邀请中国的徐先生，介绍一下您对于全球化有什么样的见解，尤其是中国背景之下全球化的意义是什么？

　　徐皓：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参加这次讨论，我本人总公司是DouglasDynamics，Ulice Payne Jr先生讲到全球化的进程和制造业公司的深处其中的转变，我是很有体会的。我到美国十几年，我开始到美国做中美之间贸易的工作，还有制造业转型的工作。

　　我记得5年前的时候，有一本很著名的书我想大家都看过，当时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我从美国买到这本书，带到飞机上，带到上海来看。在上海南京路上我看到有一个大概是巴基斯坦的小伙子也在一边喝咖啡，同样看这本书。现在我觉得这本书写到其实世界是平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个平面不是完全的水平，是向一个方向倾斜。讲到是美国和欧洲很多很多工作的机会、IT、制造业都在向亚洲的两个很强大的国家倾斜，一个印度，一个是中国。都在讲到这样的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中，大家作为西方国家应该怎么样来处理。五年前我们还记得，五年后的今天，我想大家看到我认为现在再回想一下是两点，第一世界是平的，第二世界真的是越来越水平。也就是说，当年制造业和IT的大国现在正在成为世界上日益强大的消费大国。仅仅五年时间世界已经发生重大格局的转变。

　　我的公司当时叫我到中国来，你帮我要么从中国找一些价格好、质量好的产品卖回美国，我说别找我，这个东西十年前有人做了。如果到中国来，中国的市场才是真正发展的市场。谢谢大家。

　　Ulice Payne Jr：非常感谢徐总，在这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外包，因为对于亚洲的市场来说，您觉得您的公司会更愿意把生产或技术开发给这样的国家？

　　徐皓：很多公司都在找这个答案，我想我也在找这个答案。我现在想讲就是除了中国，目前在亚洲其他的地方，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这么全方位的多角度的丰富的，能够接下中国这个担子，我认为是没有的。这并不代表没有别的国家可以把中国以前的成本低的时候一些产品，其中一部分转过去，比如说越南这些国家，他们可以利用极端低廉劳动成本优势，把一些不需要很多附加值的产品可以转过去。整体来说，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未来若干年来看，中国有它的优势，还是不可替代的，在很多方面。

　　再补充一句，你要仔细去比较你的产品是不是适合再去生产和制造，这个我想是每个制造业公司都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Ulice Payne Jr：我还有一个问题，您认为比如说在美国进行制造怎么样呢？    

　　徐皓：也许我讲的太多了，我认为对于我们公司我们是美国生产制造业公司，在美国有60多年历史，曾经有一段我们很忧虑中国制造业崛起会不会对美国制造业压力会越来越大。以前是这样，但是随着人民币走势，汇率变化，还有这边对于产品质量品牌的关注度，这段时间开始给美国制造的产品有一个很好的振兴的机会，因为他们有能力，国内客户有能力、财力、眼光还有期望值购买到美国制造优质的产品。只要你是好的产品，这个时候应该是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国不再是向一个方向倾斜，而是变成一个消费市场。

　　主持人王喆：又有一位嘉宾来了，贾康先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Ulice Payne Jr：贾先生，因为您来晚了，说明您有更多时间来思索，我想您能不能简单向我们介绍一下从中国的角度如何看待全球化这样一个进程或者是现在全球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从2010年的6月份开始，中国人民币对美元在不断升值，升值6%到7%。大家都说人民币会不会成为国际货币，您觉得今后五到十年当中中国的货币会不会成为全球货币呢？

　　贾康：刚才主持人提了一个现在非常热的一个问题，我前天和昨天参加的会议讨论都是所谓全球化背景之下人民币的前景和所谓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我非常简单说说我这方面的基本判断，在中国抗击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应该讲它总体表现还是得到各方面肯定。实际上就这么一个客观的要求，就是中国更多承担大国责任，更多积极参与国际事物特别是经济领域里边多边协调，共同来磋商类似于像欧债危机等等这样的经济领域的很大的事情。

　　在伴随这些动态的同时，确实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我昨天在钓鱼台国际研讨会上我有一个发言，我非常简短说一下自己的基本观点。我感觉现在中国要处理好自己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另外更好的和方方面面的贸易伙伴，跟其他的经济体互动。人民币他的发展和走向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要讲人民币的国际化首先要在定义上寻求基本共识，理解是不一样的。几年以前我到俄罗斯，莫斯科还有圣彼得堡，小范围是欣然接受人民币，有人觉得这是一种迹象，人民币已经在外面被人家接受，但那是非规范没有制度框架。我到意大利，人民币他来者不拒，他有他的渠道处理人民币实现它的商业利益，这是很草根的表现。最近这两年我们看到人民币跨境结算中心，贸易结算有一个人民币周边化的进程，也带有国际化的趋向。

　　我认为真正要想国际化目标的实现，实际上是讲人民币这样一个货币在经济学意义上具有所谓货币功能里面世界货币功能，这才能说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才见眉目，这是很遥远目标，达成这个目标是很长的过程。现在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民币的进一步跨境贸易结算，更活跃参与各种经济活动，还有就是少数的国家，比如我们听到非洲有一个国家已经把人民币作为他的外汇储备里面一个百分比。说人民币现在已经在大踏步的国际化，我不这么看。我自己基本看法就是人民币如果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上这个框架之下，其他的经济体都无保留接受硬通货，真正是世界储备货币职能这样一种货币的话，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前提就是必须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现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是管制，有人说是可以交叉，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必不要触动他。

　　有时候只是在贸易方面发展，只能达到国际化目标10%。理论上来说10%等于没有，这个量变离质变还远着呢。换句话说没有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就没有这个逻辑上往前延伸的前景。我并不认为这10%数字很准确，但是它说明一个问题，还是要把人民币真正要实现国际化的目标的前面制度前提尽可能的鲜明提出来。我个人认为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不可回避，因为你很难设想在资本项目下投资活动中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投资者的意愿自由兑换的话，谁会真正把它看作是一个可以安全持有硬通货。他不会真正成为一个世界货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作为前提真正确立起来了，世界上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愿意不愿意持有它，这是水到渠成的问题。是靠中国综合国力提升还有方方面面经济建设发展态势促成一个结果。在水到渠成前面的点上，再往前提，提到现在，现在中国人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认为要达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渐进过程前面还有中国人必须解决的问题。金融多样化的利率市场化，我们看到大冲击就是前面一段时间中国最高决策层和领导者不得不亲自出马，带着各个主要部门领导人物到温州去现场调研，现场办公，是民间金融出现严重事态。民间金融已经是常规金融不起多少作用，整个经济命脉靠高利贷支撑，金融不能充分多样化，成为强制性的体改政策。领导人出马之后，采取定向宽松，财政给予优惠，政府给予支持，把资金链维持住，使温州和浙江的危机得到缓解。

　　后面隐含相关制度靠什么？没有别的选择，在中国已经有的经济活跃发展区域以他们出现事态为惊醒，加快建设多元化的金融体系，能够产生很多适应经济需要的低利贷、中利贷和常规正规金融一起能够挤到人们不得不依靠高利贷，这是中国金融正确出路，那样利率市场化必然进一步提升，放松对于金融活动和利率过多管制，必然涉及到全面开放条件下中国汇率浮动制度逐渐成型。中国汇率很难想象你充分市场化，还可以非常简单按照原来模式过多控制他，这是渐进过程。如果利率、汇率充分市场化，浮动他能够跟整个全面开放世界经济互相产生正面互动，融为一个大的经济过程，自然就是资本项目下管制放松就是资本项目下可兑换。

　　我认为坚定不移的推动金融改革，推动金融多样化和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进程，然后再从容一点讨论什么时候创造条件，资本项目可兑换，什么时候真正能够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各个方面都能够在逻辑和现实生活里边机制对接运作概念。

　　现在作为一个远景，人民币国际化讨论是可以的。实际上离国际化成气侯，见眉目的状态我们还相距甚远。

　　Ulice Payne Jr：谢谢你刚才的解读，下面我想问侯先生，来自瑞士百超(天津)机械有限公司，我想问一下您对于天津生产的活动还有全球生产和全球分销的一个看法？

　　侯和南：我们是一家瑞士企业，我们在2002年收购一个新加坡企业，所以在天津建立我们自己的生产和研发基地，我们的产品是做装备制造业的配套企业，做钣金设备，数控剪板机。这个市场主要是面向中国市场，同时在08年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也是在天津。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公司在全球业务，在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只占我们集团在全球业务5%的营业额，到去年中国市场已经占到全球营业额的20%。公司战略那个时候是正确的，欧洲的情况现在大家都知道，前面我们制定的战略到现在看来是起到了作用。

　　我们中国业务从05年开始到去年每年平均增长率是68%，集团行业来讲是很高的增长率。做到这一步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个是管理层的本土化，中国有两家公司，一个是天津生产和研发基地，一个是上海销售公司，严格分开，独立法人代表，两个公司管理层是中国人，没有一个瑞士人在这边做管理，总部对我们更多进行指导和业务上监督，其他业务是中国人在管理。可以直接面对市场，决策方面可以很迅速适应中国客户的需求。

　　第二产业研发战略，目前中国的产业正在升级，与我们钣金机床行业来讲过去都是很简单的等离子切割，现在整个产业要上升到更高筋度的切割，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公司看到正是这一点，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研发投入。我们瑞士百超集团在全球员工里面10%员工从事研发，中国我们天津有25%的员工是从事研发，我们产品基本研发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百分之百用瑞士设计图纸进行部分部件国产化，降低生产成本。第二阶段从08年到09年这个阶段我们和瑞士联合研发阶段，这个阶段我们面向中国产品有50%是由瑞士人参与研发，有50%的人是中国人参与研发。09年之后叫做自主研发，中国研发团队能够独立自主研发一些面对中国市场的终端产品，是我们在巨大的终端产品的空间里面有我们适合的产品面向客户。

　　第三就是跟政府的密切合作，我们在中国来讲要生存必须懂得中国的国情，这是我们本土化的优势之一。我们跟当地政府建立联合的特别友好关系，无论在税务，当然我们是严格纳税，我们每都是当地纳税获奖者。严格纳税，但是我们在海关、税务、工商一系列的运作当中跟当地政府保持的密切合作，甚至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作为外商独资企业我们享受到了当地政府一些补贴，这样使我们无论从市场开拓到员工到当地运作，处在一个很平稳的发展状态。

　　Ulice Payne Jr：谢谢，我有一个后续的问题，我知道每一年你们都会对出口增值税做一些调整，政府鼓励某些类别的产品进行出口。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把70%的增值税进行调整，我想问一下，对于比如说出口办理方面是否享受一些增值税方面的优惠？

　　侯和南：在中国政府的海关分类里边我们算高科技产品，所以我们一直享受着17%的出口退税。我们公司产品在金融危机之前有40%是出口到欧洲甚至美国。但是金融危机之后，现在我们的产品出口只占我们10%，占全厂量10%。对我们来讲，我们会努力跟政府保持友好合作，在出口的时候能够享受到这种出口退税。对我们来讲更重要一点可能是您没提到就是进口关税减免，我们有一些关键部件中国是做不出来，必须从欧洲瑞士本部进口，目前还能享受到这块的免税。有的企业我知道同样行内企业得不到，有可能是运作原因或者是其他原因。中国正在和瑞士探讨自由贸易协定，也许进口方面以后还会享受更好的优惠。

　　Ulice Payne Jr：接下来我们要和陈先生探讨一下，过去几年，07年到10年，对中国一些进口占GDP比例不断下降，因此这主要是针对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为中国制造，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另外您觉得对于这方面的增长，消费方面如何来进行激励进行融资？

　　陈朝晖：把我的抬头印错了，说是蒙特利尔银行中国的行长，其实我是独立董事，不是行长，我们行长也在这。中国是贸易大国，作为大陆国家，中国的进出口占GDP总值非常罕见有这么大的比重。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完全依靠进出口，对中国起到很大作用。中国最大经济的驱动力是我们的固定资产的投资，现在中国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出口，因为国家全世界经济有很多很多不确定看不清楚的因素，我国要调结构，要提升消费在我们国内经济当中的比重。但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中国消费增长率一直高于我们GDP。强行让他再下去，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政府可以很主动调节我们投资，你刚才讲的出口退税，对出口也有很多政策调节方式。老百姓消费决策政府也是无能为力，这并不是说能变就能变的东西。

　　随着经济增长，老百姓收入增长，包括对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到位，这样他会自然有更多的增长。暂时这些结构性瓶颈并不能让他们马上布置太多。中国经济增长还是取决于我们固定资产投资这块。城镇化是未来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甚至是全世界主要的动力。世界不应该希望中国在消费上有更多作为，这是进口这一块，应该是看到中国在这个城镇化这块会带来很多的国际需求，包括进口原材料，包括所有相关产业。但是同时城镇化的本身就让一部分农民变成城市居民，他们的消费会增加，他们的消费包括还有一些富裕人群消费，中国现在两极消费趋势很严重。富人买东西，买全世界最贵最好的品牌，穷人买更多适合中国国情便宜的大众商品。两极都会有比较大的增长，这是一个趋势，从进口角度。

　　讲到全球化跟中国关系，中国是很幸运在邓小平决定改革开放的时候，正好赶上全球化第二波浪潮，又到亚洲国际的跨国公司寻找更好的更便宜的生产基地，所以中国一开大门，正好双方结合很好。中国政府把引进外资政策，整个利益激励机制做的很到位，在座外企到中国政府开发区那里，他们会尽心尽力，可能是全世界最尽心尽力政府官员要引进外资，这点做的很好。

　　中国跟全球化接轨，以劳动力为主的制造业生产方式，同时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在资金角度引进很多直接投资，很大资本流动，全世界资本流动大块不在直接投资这块，而是在证券投资这块。我们引进证券投资相当少，我们国内金融市场还没有市场化到那一步，没有开放，我们没有享受到全球一些证券投资这样一些优势。同时在现在这个时候中国又强大了，不仅包括我们制造业，全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不是中国，是美国，虽然制造业占美国比重很小。中国慢慢越来越大的经济实力是我们的资本，是我们的资金，将来是越来越多的流出。越来越多的资金出口，资本出口会大于资本的进口。在这个环节上面，我觉得作为蒙特利尔银行处于金融行业这样一个机构，我们会看到，我们会起到很多这方面未来可以看得见的资本进出这方面可能做更多的服务工作，这是我看到一个机会。

　　Ulice Payne Jr：接下来我想邀请我们所有专家小组各位来看一下对于万宝盛华来说，我们进行很多人力资本方面的研究，想问一下您觉得你们有关人才的发展怎么样，你们觉得你们的业务如何，你们觉得在中国有关人才发展方面有什么见解？

　　侯和南：我们企业高速发展，我们企业用什么人才，我们企业05-10年在天津平均年增长率68%，很高速一个增长。我们企业是扩展很快，我们收购新加坡公司，今年开始在天津空港建立第二个工厂，需要大量人才，尤其是研发人才。在北方来讲天津有优势，靠北京比较近，北京是全国人才中心之一，这对我们来讲是合适。问题就是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才，也是我们面临最大的困难。我们从高端来讲管理人才可以从一些其他的跨国公司去挖，培养。但是有一些中低端人才，研发人员，每年大学毕业生几百万人，真正能够招来用的人才很少。我们内部建立自己的培养机制，工程师招过来之后给他安排很长远的培训计划，一步一步大概过两三年他们才真正能够成我们企业里边有用的人才。

　　徐皓：刚才谈到市场的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对于我们公司来说，作为美国公司我们最感到兴奋是看到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在进行前所未有的企业方面的全方位的整合和融合的一个过程。对于我们公司，我们公司也是跟侯总公司一样，也是制造业公司。随着我们在中国市场不断推进和不断开发中国市场需求，我们必然对本土人才需求有很大的迫切性，而这个迫切性实际上其实跟大家可能刚才谈到情况一样，怎么样能够找到真正的全球化的人才？说到这里，还是讲个笑话，五年前我到公司里的时候，公司说你的实力很强，我们应该多招这样的人，公司对中国做生意的时候有很多帮助。我说没错，这也是一家上市公司，也是1000人的公司，CEO跟我讲可以多发展一些，我愿意帮助公司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他说你跟我们的人谈一谈怎么做，我跟他们讲了一下，他说我招了的人很不错，我说怎么个好法，他说中文讲的很好。中文非常流利，英文也很清楚，我觉得他帮我做事情一定能做好，就招了很多这样的人。这是虽然很极端的例子，但是公司迫切需要国际型的人才，中国市场上非常强调英语，有很多人英语讲的很好，中文讲的很好认为这是国际性人才了吗？其实国际化公司需要你的是真正实力，而不是语言上可以互通。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相结合，我们公司在中国发展的人才，我们采用中国人员流动很大，我们能够采用是我们给他在中国和美国同等就业培训机会。我们在中国的团队让他们(英文)是能够跨到美国一些产品的管理和研发。对于中国的团队，他在中国工作一段时间派到美国去，参与美国那边研发、生产和制造，这样的话我们认为在这样的培养下来，两边的环境当中都得到锻炼，了解整个公司体系，了解美国公司做法，又了解中国公司运作和国情，我觉得这样才能是在真正的国际化的人才方面才能做到适合我们公司发展。我们在寻找新人的时候，也在找有没有真正在两边工作，对文化和管理理念能够真正的理解的人，这样的人才我们觉得是非常迫切需要，在未来若干年时间里都是目前非常抢手。

　　陈朝晖：需要既懂国际和国内方面人才，借这个再展开一下。我的日常工作是在上海负责一个银行的培训这样的机构。中国300万人银行从业人口都要培训。我发现最受欢迎培训讲师是既有在中资银行工作，也有在外资银行工作背景的人。中国银行现在学习发展很快，他们进步很快，大家需要吸收就是两边都有经验的人能够给他们带来分享经验，这点确实在金融行业是这样。其他行业也一样，最近我刚刚参与美国杜克大学企业教育，他们做了一个中国的中资、外资企业人才发展调研报告，这个报告里面发现所有企业中资还是外资都需要全球化和国际化人才。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太快，企业发展太快，平常人才培养速度远远跟不上，这个人根本没有到适合岗位能力的时候，就被别的企业挖走，给他更高的职位。不能怪企业，要轮岗培训到这个职位。现在企业角度就是经济发展太快，我上次带着美国陶氏化学高管到中国培训，把他待到中国一家企业看，中国一家企业给他讲，我们现在增长速度每个月28%。这种增长速度下面对人才需求，需要他们很快就能到岗，很快能适应，很快挖到很多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挑战就是怎么样培养人才，培养他的国际视野和国际领导力，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我们遇到的挑战。

　　Ulice Payne Jr：我们有一个好的方法，你们来找万宝盛华就行了。

　　贾康：我认为这在中国整个经济发展当中和加入全球化过程面临一个很明显的挑战，企业领域里有的肯定新的机制，中国现在有人才市场概念，无论是企业和区域他们想吸引人才的时候一个是他已经意识到在竞争环境里边去努力吸取自己希望能够借力的人才。他有这个概念就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一个人才是多方兼职，他的日程表里有一部分到我们这个企业，我们这个区域来贡献他的才能就达到基本目的。这是这些年发展当中中国人才概念里有新的视角，也有新的商业活动和企业界里面新的机制。

　　另外角度还有更加不同，一个是中国某些领域高端人才要按照自己传统方式培养。某些具体项目上他也有成功性，比如中国航天，基本不可能得到国外人才支持，但是现在发展很好，现在我们谈又成功在天宫一号方面神八发射等等。还有中国公务员队伍人才到底按照什么样的机制来把合适人才，实际上必然是高素质人才吸引到公务员队伍中来，这跟以后的政府治理水平还有以后的力志加强有密切关系，现在有严格烦琐的考试制度，有利有弊正在总结。有些公务员队伍的岗位是一千甚至两千多人争，这样一个竞争局面有时候让人很尴尬，很难说在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健康的机制，跟整个社会环境还有中国对于特别是当官员这个身特别看中，非常看中。

　　还有另外很重要人才问题，中国现在是明显瓶颈。每年有大量大学毕业生，他们出来找到合适岗位比重相当低，这些人找不到合适岗位，又有大量岗位没有人去，比如说中国全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有非常好的保障目标，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医科毕业生谁也不愿意去基层，乡镇卫生院工作他们觉得根本不可接受，拒绝去。到县里工作就是实在万不得已少数人接受，一般人要进大城市，至少是像样中等城市。一边源源不断培养人，另一方面大量急需岗位没有人去。具体培养里面有缺陷，县乡要求就是全科医生，内科、外科、耳鼻喉科不分，他给你先做处理，然后再转院去其他意愿治疗。现在是来者不拒，现在我们培养的是内科处理不了外科，这就是出现一系列的矛盾。

　　中国现在制造业大量技工找不到来源，大学毕业生谁也不肯做技工。农民工那培养出来成功率很低，过程很长，中国现在怎么发展职业教育，有努力和进展，但还跟现实有明显差距。我们观察像欧洲是非常明显说在出以后职业教育和我们现在中国人所说的能取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乃至博士学位教育是立交桥，受教育者可以选择在不同阶段上想创造这边去，他可以走到所谓高级技工最高阶段也有一个相当受尊重的社会地位。他在专业学术感兴趣，可以从立交桥转到读硕士、博士，那里没有障碍，在中国是被分开的。中国人认为考不上大学才不得已去读职业高中、职业教育，怎么把这种状态构建成欧洲的立交桥，这是重大的机制转换问题。

　　美国有社区学院，不光有哈佛、斯坦福，还有大量社区学院，出来之后也可以是我们所说技工或者是适用型人才方面提供很多源源不断供给，中国缺少配套东西。宏观角度来看，政府指导之下应该和企业界共同努力，努力在中国构建好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也是一个挑战。谢谢。

　　Ulice Payne Jr：谢谢你的建议，这边还有一个同事，我们有许多大学毕业生，他们不愿意找这种技工型的工作，你说到中国也是一样，中国人口本来比美国还多，我们经常说美国有这样错配问题。听到您发言，不仅是美国有这样的问题，美国有很多培养出来的医生或者是牙医，他们也不愿意去比较比如说我们在威斯康星州住的都是中西部区域，有大量像一些农场什么的，年轻人不愿意去那里工作。这里有一些焊工需求，像一些社区大学或者是一些职业培训，他们现在可能有四年学位，他后来又去上大学，上完大学之后他也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工作。还不如去社区大学学四年焊接工艺和知识，就可以找到焊工很好的工作。

　　嘉宾发表完了自己的意见，看我们听众有没有问题和他们进行交流。像水的消费问题，淡水是全球最匮乏资源之一，我知道天津现在环渤海的城市，现在中国也很重视水利，其实我们现在在天津我知道他的工业园区当中工业90%用水都是循环水。我去访问天津的时候看到他们住宅楼有两个水龙头，一个是饮用水，一个是中水，天津怎么解决缺水的问题。

　　侯和南：黄河水，每年从黄河引过来一部分，我们工厂用水来讲，我们工厂在天津郊区，还没有实现用循环水，但是我知道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在居民的厕所里面用冲马桶的水已经是用循环水，我们工厂目前用还是可引用的水，目前对资源来说也是损耗，我们做机械行业饮用水少。

　　据我了解，天津更多是做海水淡化，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很浩大工程就是南水北调，从中国武汉湖北省引水到山东、天津、河北、北京，这个水大概到北京平均费用每吨水的费用是5.9元人民币，现在在天津海边建立淡化水厂，成本是6块钱一吨水。这样的话我们将来解决这个问题，把工业用水更多用海水淡化水，这是目前天津的状况。

　　Ulice Payne Jr：下一个问题，中国汽车行业我们看到家庭私家车的数量在猛增，导致环境污染的问题。在中国电动车有没有什么新政策？我知道比亚迪是这方面领军企业，都是蓄电池，电动的车，就电动车有什么发展态势？

　　陈朝晖：中国在节能环保这块，节能作为一个国家的五年计划里边一个硬指标，所以这个是以前是没有的，比较少见的。这个确实是在这方面有国家政策和指导和扶持性的产业。除了电动汽车这块，风力发电这块，中国的风力发电的量是换世界其他国家的风力发电总和9倍。中国在这块下了很大决心。刚才讲到汽车污染和其他产业导致污染的问题，这个污染是一个问题，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已经好的解决方案。污染最好就地处理掉，地方政府有很大权限，污染不要去治理，这就变成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问题，气侯变暖是全世界问题。这个问题不在当地有一个机制解决的话，在全世界出现比较大的麻烦。中央政府比较重视，一系列的政策，但是没有把这个政策跟他相应激励机制挂钩到地方，这点我还没有看到。我们中国非常成功引进外资做的非常成功，邓小平有一个国家战略，开放引进外资。同时把激励机制到了政府每个官员，他们的奖金和提升都跟吸引外资挂钩。如果同样机制能够做到国家的环保政策，能够落实到每个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上面的话，这样的话我相信就会自动把这个平衡更好一些。

　　贾康：这个事情我也谈谈我的观察，大的方向是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节能降耗减排治污，争取少走其他经济体工业化过程当中先污染、后治理付出高社会代价和民生代价的老路。现在实际按照这个目标作出努力，还有一系列的困难，前面说到在十一五时候已经有明确的这种指标性要求，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单位能源消耗指标上可以考核，单位GDP能源消耗要降低等等。出现一个扭曲现象，上一年在十一五最后一年，发现差一点达不到指标情况下，中国发达地区，长三角，浙江地方政府就强行把电卡掐断，不给企业供电，这个用煤发电的发电厂就以很低功率，控制一个指标之下来运行，这样减少碳排放量，减少他们自己在统计上表现单位GDP能耗。实际结果怎么样？这些企业不得已他们自己纷纷开动小的柴油发电机组，用柴油发电，又造成中国市场上柴油紧张。实际碳排放并没有降低，实际能源利用效率不是提高，而是降低。明显成规模大的发电厂发的电进入运行和千百家企业自己拿小柴油机组发电，哪个综合效用更高，一比就出来了，这是荒唐的事情。

　　后来运行一段时间之后，有关部门出面表态这个情况要制止，中国解决这个问题当中有难度，容易发生扭曲。正面感觉以后除了种种其他努力，要加快建立一种可持续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励就是有经济杠杆引导，能够节能降耗方面体现出相对竞争优势企业更多得到利益。有些杠杆我觉得是在常规形势下可以寄予希望，中国正在推进资源税改革，再往后会把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里面加入相对比较够分量的资源税重价征收因素。市场不论你的资源产品怎么样浮动，至少5-10%这块就是价格形成机制，会随着市场供需抬高初级产品的资源产品在开发环节的价格，开发企业竞争当中不会吸收这块增加部分，会在产业链中游和下游传导下去，传导过程中哪些企业可以在节能降耗方面更多发挥自己的潜力。这方面可以扩大市场份额，可以做大做强，逼着企业升级换代，淘汰落后产能，提高总体节能降耗水平经济杠杆。我们对这个是寄予希望，刚从天然气起来，最终不影响成品油价格。前面开发环节还有炼油环节吸收掉，减少他们利润水平和对国家缴纳而已。煤炭推到地方，有一个产业链整体传导，经济杠杆从开发到最后传导，促进整个节能降耗，低碳化的发展和生存，也是引导到所谓对环境方面更多看中，减少排放有利于环境保护。

　　从另外一个角度约束，要有特定指向增加一些负担，中国积极考虑十二五期间推出环境税，环境税的概念要把某些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使更多企业经济角度再这么排放不核算，外部成本内部化之后约束条件下怎么节能降耗。具体设计我们有考虑，是不是可以在中国推出碳税，欧洲已经有这方面实践，中国必须今后抓住不放，通过激励和约束，很多手段在一起，一定努力促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建设，这样的过程落到实处。

　　提问：我想问一个人力资源有关的问题，我来自风能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我姓李，在中国外企工作已经有20年了，一直做人力资源工作。我现在看到很多跟我一样在中国外企工作的中国人，差不多20年或者更长时间，也做了中国地区所谓管理者这么一个角色。你们看从中国人这个角度来说，什么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中国人将来有机会能够做成跨国公司里面全球化这么一个领导者这么一个工作，能做这样的工作还要多长时间？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差距需要弥补？因为我们常说亚洲有两个很大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印度其实在这方面比中国做的全球化公司管理者好象我看到机会多得多。你们现在看到如果说在中国在外企工作的中国人将来如果做到全球化公司管理者的话，有什么差距，还有多长时间能够做到这个职位？这也是中国公司走向国际全球化非常重要的一环。

　　王喆：刚刚提到这个问题，中国人才到底在全球性公司能不能当成全球性高管这是问题吗，拥有是很重要原则，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印度人能够担当全球角色，很重要一点就是沟通，印度人的英语比中国人的英语相当好，在软性技能上，胜任能力上中国人和印度人可以比，没有很大差别。但是他们的语言能力比中国很多高管，其实很多现在的一些中国人来说还是有所欠缺的。我想在任何一个高端组织当中，互相沟通对于组织文化各种各样理解，各种环节和部门间理解非常重要，语言比较非常重要。

　　中国人比较内敛，不像印度人非常的喜欢去告诉我们的决策人士他们有什么样的成功经验，包括他有什么样非常强的一些地方。中国人更多比较含蓄，这样的时候，其实欧美人来讲更多是要看上你身上有什么强势，可以帮助他做什么东西，这些沟通方式可以让欧美企业高管更好认识中国人才。语言能力还有更直接沟通方式能够帮助中国企业更多的人才，真正在全球化方面坐到国际性的更多岗位上来。  

　　陈先生也是全球化的高管了，您怎么看个问题？

　　陈朝晖：这个问题要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在外企工作的员工什么时候能够做到国际的岗位上去，你问问自己作为中国员工缺什么，需要总部给你提供什么，说出来。上次我们在北京有一个研讨会就让大家一起说出来，我作为中国的高层员工希望做到中国总裁或者全球高管的话我需要总部给我什么。另外一个游戏就是作为总部CEO，你需要这些中国员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把这两方面要有一个沟通。这个我们要说出来，摆在桌面上，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很受震动是有一句话，美国著名人士说的，忘了名字了。他说你要真正地让你的企业成功，你的员工能够发挥作用的话，你要让他知道这个员工在你的公司里面是没有封顶，他可以做到最高职位，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必须给他这样同等的机会，这个人才会知道我有这个可能。因为先例很少，中国人在外企做到全球最高职位很少，因为发展历史过程，并不是不可能有，但是可没看到这个先例不多，所以很多人一开始职业规划上潜意识就没有定这个位，没有办法表达你的意愿，没有办法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一个企业要给这样一个文化和信号，全世界任何一个种族和国家的人，只要我的员工就有可能做到一把手，这点很重要。

　　提问：有一个问题问贾康所长，中国过去30年快速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最近有个困惑，注意到有些相关部门，尤其是发改委、住建部采取很多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一方面要求世界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另一方面我们发改委不断约谈企业涨价、降价都要管。贾康所长如何看待相关部门对市场干预，是好事还是坏事？什么时候我们国家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靠市场机制去调节经济，走向一个市场经济？

　　贾康：谢谢你的提问，我比较直率回应一下，我是研究者，所以我的看法完全不代表我工作单位所属的财政部门，完全是作为研究者来回应您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这么一个官方背景我话就好说了，如果是任何官方背景我都无法评价别的部门，也是官场潜规则。我自己作为研究者，我超脱出来，比较公正说这个事情。

　　我注意到前面一段时间管理部门频频以行政手段出手，以为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比较快的取得所谓宏观调控效果和体现他们的政绩，这里有偏向。社会压力使他们往回调整他们的姿态，前不久住建部回应人大质询的时候，说到现在在消费住房限购是阶段性，带有不得已的性质。我的概念是最开始搞限购没有这个说法，认为必须做的事情，解决中国房地产健康发展很重要一个措施。现在把这个事说的全一些，个人认为这个解释，作为阶段性不得已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合乎实际情况。中国在消费住房方面是摸索过程，靠房改，住房商品化的概念可以解决配置问题，有一个经济适用房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在社会中严重扭曲，跟社会化很多一起运行，无法解决低端保障性住房的问题。后来是双轨性运行，一是保障性，另外一个就是市场轨，把保障性做到位之后，市场轨房价问题没有像以前那么杀伤力，房价高就不健康，房价低就健康。我自己买得起一套房，才显示你这个房地产调控成功，没有能力买商品房和产权房的收入状态，可能适合公租房。长远可持续发展要靠制度建设和经济手段为主，把这个事情综合在一起，前景有希望在房产税试点上海和重庆已经开始实验，双轨运行有效提升，政府做政府的事，市场做市场的事，两者有合作。有关部门关键上要明确把这样的逻辑和基本认识强化起来，不要以为什么事情靠行政手段出手就可以解决问题。

　　跟企业约谈比过去有进步，过去直接下命令企业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现在约谈就是沟通情况，听听你的反应，有了约谈，没有进一步限制企业的调价措施。约谈也要注意他相关具体要理，不能频繁约谈，频繁约谈会造成企业生产运营里面不必要的市场负面效应，值得总结。

　　有一些更过分的行政干预，有时候是有所披露，有时候在现实生活里边秘而不宣，也是中国配套改革以后要消除的问题。我特别认为跟前面所说到中国真正经济命脉里边基础产品、能源和初级产品，它的价格形成机制，现在有过多行政上面的管控。发改委非常起劲按着我们现在的电价，他说电价关系国计民生，但是从长远来说要积极破除电力系统过多垄断，发改委自己过多做行政权利改革，配套改革是势在必行。

　　Ulice Payne Jr：非常感谢刚才各位嘉宾，感谢大家抽时间参加我们上午讨论全球背景下的增长。大家提到各种各样挑战，像住房挑战，像中美其实都有挑战，我们都说美国是住房泡沫，美国人也是一样的想法，人人都应该买得起房子。其实可能现实情况不应该是这样的情况，这是不理性的想法。

　　我们看到中国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而且我们还有嘉宾提到世界是扁平的，我们还提到怎么把这些人才招募能够保留下来，现在就是人智的时代。我们做业务其实归根到底还是要以人为本，依靠我们的人才，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万宝盛华领导都来到我们北京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和我们伙伴希望继续投资中国，发展我们的业务。今天其实董事会成员也来到会场，我们在上海也是这个月庆祝七年的开业，我们全球这样的人治的管理负责人CC陈(音译)，他是负责我们上海业务，也是我们全球化的人才，毕业于上海经贸大学，他也是这个学校的高材生，后来到海外求学，又回到我们上海，负责我们上海的业务。我们也发现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还要感谢王喆先生今天的主持。

　　主持人王喆：各位嘉宾做了精彩分享，全球化的话题真的非常大，今天只是讲了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中国企业到底怎么走出去，中国企业怎么可以成为乱世之中英雄，可以做的更好。这些话题各位可以在茶歇的时间分享一下。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