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小企业协会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中小企业节”于2011年11月5日-6日在成都举行。图为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发展策划局局长、青年经济学家汤继强演讲。(来源：新浪财经 谢桑田摄)

　　由中小企业协会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中小企业节”于2011年11月5日-6日在成都举行。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活动。图为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发展策划局局长、青年经济学家汤继强演讲。

　　汤继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向大家作一个汇报，并且把成都、成都高新区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上的一些思考、探索，与大家作一个交流。

　　现在，全世界这些年都在谈中小企业融资难，而且把这称之为世界性的难题。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读，这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中小企业难在何时、难在哪个处、难在哪类、中小企业在什么阶段难、困难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昨天，我还看了一位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话，他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应该退出经济，要充分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我颇费思量，后半句话在中央文件中反复出现，但是政府退出经济工作，政府能退出吗？政府不仅不能退出，而且要善于领导经济，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情况下，我认为政府责无旁贷。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一直不遗余力的在探索、在努力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但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在地域上是有分别的，在国内和境外是有分别的，在不同的体制机制的背景下，它是有分别的。前几天舆论比较关注的东部沿海，像浙江，像温州，像广东，像江苏等一些地方，他们也在谈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但是中国内陆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像成都这样的地区，内陆城市，它讲中小企业融资难，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除了中央政府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责无旁贷之外，地方政府一定可以因地制宜的根据本地的资源要素的情况，充分的发挥和调动各个方面的资源，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

　　当然，在这里，我也要做一点稍微发散式的考虑。

　　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包括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对自由经济无限的崇拜，他们特别按照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调子，在过多的强调或者大力的吹捧自由经济。但最近，大家留意到英国有一位经济学家，他指出自由经济不是政治经济的灵丹妙药，自由市场也不是全民化的终极状态。无论是欧债危机，还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完全意义的自由经济是行不通的。还有一位学者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他认为在21世纪的两大发明，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市场，他认为解决政治的问题用民主，解决经济的问题用市场。但实际证明是怎么回事，在政府无能的前提下，民主也解决不了政治的问题，市场也解决不了经济的问题。

　　我们再把思考的眼光再往前追溯一下，有一个经济学家在探讨自由经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前提，必须要有一个法制的、高效的制度，如果离开了一个法制的、一个高效的政府，那么我们目前的西方所谈论到的纯自由经济体系将会变成另一种机制。大家琢磨一下，大家思考一下，政府还能够退出经济吗？能够完全把经济这个事交给市场来做吗？我看这样的观点是值得思量的。但是成都、成都高新区这些年的实践，包括全国各地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例证，说明地方政府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是大有可为的。

　　说到成都，这些年，我们在全国能够叫得响的中小企业，能够比东南沿海相比的中小企业，我们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但是我说一个人，大家就可能有很多想象，在西汉的时候有一位文学家叫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的岳父从早的冶炼开始，最后做到西汉时候的首富。有史家做过一个比方，当时他在西汉的富有程度相当于比尔·盖茨富裕的一个城。在成都这个地方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中小企业发展的萌芽，而且在那个萌芽的基础上，他把这个企业做大做强了，做成了西汉的首富。但是这2000年过来以后，我们在这个方面有一个塌陷，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外部的环境，包括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变化，实际上是产业的落后，使我们在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的话语权有了往下降的状况。但是今天不一样，大家留意发现成都的县域经济非常发达，我一会儿会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成都市的19个区市县，包括高新区，成都高新区130平方公里的土地，今年的财政收入超过200亿元，仔细分析它的收入来源构成，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贡献是科技型的中小企业。事实上，我们在扶持中小企业的过程中是尝到了甜头，我一会儿会告诉大家我们是怎么样调动地方资源，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中去获得一个很良好的回馈。

　　2006年，我根据我的工作实践提炼出来一个模式，叫中小企业的梯形融资模式。我后来没有想到获得好几位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我又出了第三本书《中小企业的梯形融资模式》，这本书现在在美国，包括在韩国有很多地方都有翻译版本。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地方造的东西，它向外面不仅带来了实际效果，也在客观上把我们解决中小企业的探索，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往外复制。

　　我和我们的市长葛红林先生交流的时候，他说他非常赞赏你的梯形融资模式。在冶金这个行业里面有一门东西，叫梯度复合功能的材料，这种材料和一般的不一样，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马路上的栏杆，是在钢管上涂了一层油漆，这个油漆很容易被擦掉，但是如果改成梯度材料就不一样。梯度材料是根据结构和组成的变化，使界面消失、模糊掉。比如说一根导管，里面是铜，外面是瓷器，再外面可能是其他的材料，从材料的设计时，就根据它的性能、功能不一样，给了它一个有机的组成。我后来发现在解决中小企业问题的时候，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很多精妙的融通和相似的地方。

　　我的梯形融资模式核心东西是什么呢？我当时的想法是政府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时候要努力站在一个为企业服务、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角度，从这里出发。当然我也很重要的参考了企业生命周期的理论，我发现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阶段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把它比作一个小孩，一个小孩从出生以后，成长为1岁、2岁、3岁，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配方，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不同的融资解决方案。我看过国外有好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模式，要么是银行的视角，要么是保险的视角，要么是基于其他的视角，没有站在政府的视角思考问题。而为什么我又特别强调基于政府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在中国的体制下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比过政府在调动资源上的优势和强力，而政府抓中小企业融资难是责无旁贷。

　　我和中国银行投资人交流过程中，我反复强调一点，我认为中国当下，包括此前，包括今后，要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要不断的供应灵活而丰富的制度。前不久和韩国的一位高级访问者交流，他们是韩国研究院的，我曾经向他们讨教一点，我说韩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不难，是怎么解决的？他说有一点，韩国的GDP构成，35%是像三星(微博)等大的集团提供的，另外35%的GDP构成是中小企业提供的，但是我们就保证一点，韩国的信贷投放50%给大企业，有50%是给中小企业。

　　我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银行也责无旁贷，也应该站出来，但仅仅靠银行也是不够的。我们的资本市场是不是那么有序呢？这些民间的流动性是不是说存到银行，到股市，到房市。国务院出了新的36条，国家从理论上非常希望把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解决得更好一些，但这个过程比较漫长，我们一直在探索。我还思考到一个问题，其实中小企业对我们来说，虽然很熟悉，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关注到。在计划经济时，哪有中小企业这一说呢。改革开放以后慢慢有了乡镇企业，发展到今天有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没有跟上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中小企业发展，融资难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困难，包括税收，包括其他方面的问题，人力成本上升的问题，前段时间有说“三荒”、“三高”的问题。我认为国家应该强力的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它不仅在解决就业，不仅在创新，不仅在税收上，大家认真想一想就会知道，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他们的子女从大学毕业以后有多少进入央企，有多少进入外资企业，绝大部分都进入到中小企业。在我的身边，在高新区里，在我们的软件园里，我们免费给大学生免费提供一年房租，水电都免费，甚至还给5万到10万不等的种子资金，今年我们拿出8000万来干这个事情，大学生非常欢迎。

　　成都市高新区由过去招商引资的优势环境到后来服务优势的环境，形成今天一个很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环境，从投资环境到服务环境，再到发展的好的环境，实际上我们找到了一个支点，找到一个具有放大效应的杠杆原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方法得当，如果舍得下手，政府承担12%的风险、18%的风险是银行承担，70%是担保公司承担。成都探索出8种模式，这8种模式非常有效，有些是针对高新技术的信用贷款模式，有的是种子资金无偿提供的模式，有的是市县联盟模式。每个地方不一样，我前几天给中央电视台几个摄制组交流的时候也说，我说成都的困难和温州的困难不一样，温州已经在改革开放30年里面捷足先登，远远走在前面了，每个地方的差异化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地方政府大有可为，地方政府一定不能弹劾自己的责任。

　　由于时间关系，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思考，继续以高新区为例，我认为如果中小企业融资难，在这个区域里已经不那么难了，我们应该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小微企业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培养机制，一个是帮扶机制。培养机制、帮扶的机制，首先要有发现的机制，如果当具有非常有前瞻利益的项目，一群年轻人已经可以接受银行信用评价考核的时候，过去强调“官产学研”，现在能不能是“官产学研资”，谁去鉴别这个项目、这群人，能够有好项目、好企业，这是我强调的，要发挥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的作用。我们的发现要提早，在这种框架下，我想能不能有一个协调促进委员会。地方政府能不能率先突围，能不能搞出一些经验出来，能不能成立一个跨部门的相对较高的协调机构，来协调问题。现在在科技局有资金，在财政局有资金，在经信委有资金，在发改委有资金，国家很重视中小企业发展，这些资源优势散落在各个部门，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机构。另外，改变过去那种简单的补贴、简单的给钱的方式，能不能政府主导，提供政策，把它做成一个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假设成立一个规模较大的资金管理公司，让这笔资金按照数据库和一套一系列的制度供应，把这些资源、资源奖励给担保公司，奖励给银行，奖励给天府投资人。政府在背后营造环境、提供制度，给他们奖励和补助，这样政府的帮助一定具有很大的、放大的作用。

　　解决中小企业难是一个历久弥新、日新月异的问题，需要各地紧密联动，不断的根据变化的情况来因地制宜提供制度供应和方法，来探索。成都的实践，包括成都高新区的实践，可能也是在在座的企业家们，来自各地的朋友们，你们实践当中的一个小微部分，我们希望能够把每个地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起探索，做一个有效的整合，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方法，或者一系列的方法政策，这样的话，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就会得到更加有效的解读，而且中小企业一定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包括在转方式、调结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贡献也会越来越大。冬天都已经来临了，我相信春天就不远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