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个三十年，我们在制度上，应该更多地体现制度创新，下一个创新就应该体现在两种制度的融合和两种制度的相互扶持。就以我们企业来说，无论是我们创造的销售额、利润、税收都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职工自身完成的，带动的各种类型的企业人员就业超过了700万。当然，不是完全为一个企业工作，但带动了产业，仅仅一个大企业自身是完全不了这个事的。当我们发挥中国企业综合优势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看到了，更需要在走国际化过程当中以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集体“走出去”，这将对发挥中国制度优势和企业各自优势，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强有力的竞争力。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主持人何力：谢谢傅先生，我听下来，傅总给我们讲到一点，全球化进入新的一轮，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全球化需要更多的创新，行业来讲，经营模式创新和转变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本地市场非常重要，傅总也谈到，目前的全球化机会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在多种机会之外把企业的运营效率提高才是最重要的。傅总也谈到不同的经济形态，未来的合作与竞争。

　　还有一个周期性的问题，欧债问题大家看到的比较多，对全球经济的前景不确定性也是蛮强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也有不确定性，像翘翘板一样，对于中石化这样的资源性行业，在投资战略上是不是也有新的应对，或者在欧债危机背景下会不会出现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扩大或买资产您觉得有没有机会？

　　傅成玉：在当前美国经济恢复上遇到了挑战，美国更多的是债务危机，欧洲是主权债务危机，从这个角度上对中国经济“走出去”可能创造了条件和机遇。对我们资源、能源行业来说，它的主要投资在于获取资源，挑战是对资源价格和将来的资源增值，也就是说你在那个地方的生存能力和它更多地增值能力是我们的考验，应该说机会很多，可是并不是所有机会都可以变成发展的机会，有很多会稍不注意也会变成陷阱。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除了考虑在资源领域的投资之外，也要考虑未来十年、二十年，整个全球经济整体发展需要各种力量的配合，特别是世界比较担心，比较害怕的时候，中国更要选择当地的公司共同发展。最近我们收购了一个加拿大的公司，收购公司我们的立足点不在于减员增效，不在于降低成本创造价值，更多的是通过发展来创造价值，虽然企业被收购了，但企业的管理团队都在，企业的员工一个不减，我们希望通过他们去增值，去创造更大的价值，去发展。这样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得到企业的认可。只有把我们在海外的投资被当地人，当地政府视为他的企业时，我们才有更多的成功机会。

　　主持人何力：维持原有的腹地还带来新的机会。有请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就中国企业国际化这个议题发言，欢迎！

　　龙永图：谢谢！我想主要讲一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当前面临的大的环境问题。应该说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强势地位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势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可信度，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

　　我今天主要想讲一下，我们面临的环境当中还有非常复杂的因素，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确实出现的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因为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地位，从一个绝对的强者逐渐转变为相对的强者，甚至在某些领域变成弱势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可能会充满非常复杂的感情。在欢迎中国企业“走出去”，给他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创造新的投资机会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不安、担心、怀疑、嫉妒甚至仇恨，所以我们不能低估整个形势这样一种变化。

　　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我想西方国家主要有两个担心：

　　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心，因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和他们不太一样，所以对于中国的崛起，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他们常常是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因为美国曾在历史上遭受过前苏联的所谓“威胁”，当时60年代，前苏联的军事实力非常强大，曾经对美国的全球地位造成了一次威胁，那时候他们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威胁。

　　二是对国际经济后来居上者的担心，这有点像80年代当时日本大举购买西方国家的资产，大举进军西方的资本市场，这是对于市场后起之秀的担心。虽然还有一些别的担心，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意识形态的担心和经济后来居上者的担心，使得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环境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因素，我们不能够低估这样的因素。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和西方国家始终觉得中国企业“走出去”，要么是跟他抢市场，要么是跟他抢技术，要么是威胁他的国家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怎么政治化的问题，就是把中国企业的企业行为解读为政治行为，带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一些动机。

　　我们觉得，要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所带来的一些政治化趋势要面对，要反对，但是我觉得反对政治化的倾向不能以政治化来反对政治化，不能人家处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我们就把整个争论引导到中国企业碰到的所有海外问题都是政治原因，都是被政治化的结果，这样使得整个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化。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向国外的政府和企业讲清楚：

　　第一，中国企业“走出去”完全是企业行为。你们提出的问题当中，谁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我认为不应该依靠更多的政府帮助企业走出去，这样的情况下可能适得其反，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政府在后面作为推手的非企业行为，特别是像大型国有企业，比如中石化、中海油一些大的动作，如果政府干预过多，反而加深政治化的色彩。所以，我的想法是，不要以政治化来对付政治化，要淡化政治化，不要上他的当，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这样使得我们企业“走出去”形成政治化的行为，如果不政治化就是企业行为、市场行为，这对我们企业的外部环境会更好。

　　第二，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使企业本身更加市场化，如果我们企业带有很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带有很多的意识形态的类型，中国企业就经不住市场的考验，中国企业在走向全球化过程中就不可能令人信服地说这是个企业行为。如何使中国的企业更加市场化，中国企业公司治理更加符合国际规范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非常重要的途径，不要把一切障碍都归结到政治上去。我认为还是要从中国企业本身的市场化进程和公司治理结构这些条件来说。

　　第三，在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在当前政治化气氛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要尽量回避可能引发政治敏感的一些领域，比如对一些大的资源企业的控制，电信、高新技术领域，这些问题能回避就回避。今天一些大的企业家，像傅总是中石化，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他们要像刚才傅总讲的要慎重其事，绝对不能让“政治化”的借口让外面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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