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来源：新浪财经 陈鑫 摄）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2011中国改革论坛”于10月22日在北京市远望楼宾馆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十二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与市场”。图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迟福林：听了以上三位的发言很受启发，我下面就“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和大家做一个讨论。

　　我感觉在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确实面临新的挑战，而且这个挑战应该说是越来越增长了。比如现在如何看待经济生活，包括市场领域中的一些突出矛盾问题，是否认改革、削弱改革、淡化改革，还是用政府推动，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的问题，而不是用政府的手段取代市场的手段，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第二是如何总结和客观的分析发生危机以来政府干预的有效性。的确发生危机以来，政府的干预我们在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效，但是也看到，政府的干预同时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当前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不能不说不是当前政府干预，是有着这样、那样的一些联系。第三是如何分析现在的经济生活，尤其是增长方式的突出矛盾，这些突出矛盾到底是政府主导作用发挥不够，还是政府转型不到位形成的经济生活当中的突出矛盾问题。所以，我想这确实面临新的矛盾问题。我这里概要地提三个观点和大家讨论。

　　第一，政府不能替代市场，任何其他工具都不能取代市场机制在增长体系里的基础地位。一是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场。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应该说重要的就在于解放市场，通过发挥市场基础性的作用来创造计划经济时代无法比拟的经济活力和经济效率。同时看当前经济领域存在许多矛盾的问题，比如土地问题、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应该说同经济增长方式中的政府主导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我的看法是在这样一些矛盾面前，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我担心不仅会形成弱化市场改革的倾向，甚至有可能是某些计划经济因素复归，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某些市场化改革的停滞，甚至在有的方面在一个阶段上可能容易发生倒退。

　　二是防止政府失灵与防止市场失灵同等重要。发生危机以来，我们更多的强调市场自身存在缺陷，所以弥补市场失灵是重要保障，但是也的确存在着政府的失灵。所以，我们不能以失灵的政府来代替失灵的市场，如果这样的话，恐怕不仅解决不了矛盾，还会出现方向性的问题。同时也不能讲政府转型不到位形成的一个阶段性或者现阶段的政府主导，而且是政府主导的优势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政府的有效干预来划等号。是不是可以说现实经济生活当中有些方面的市场失灵，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政府失灵，在自然要素价格人为压低、市场监管不到位等等，有没有一个政府失灵的因素。所以，可否得出一个结论，既要防范市场失灵，更要防范用失灵的政府来代替失灵的市场。

　　三是坚持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导向改革。最近几年政府的干预在某些方面有所扩大，我认为扩大是一定的需求，但是，应当承认这个扩大超出了某些合理的程度。在某些方面，尤其在经济生活领域，政府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政府是一个主体，还是一个主导，市场在经济体系里面，在经济生活领域是一个基础、是一个主导、是一个核心，还是一个补充？我想这些问题这些年来，我们都开始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些质疑。我的观点是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就是要在经济生活领域坚持市场主导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不是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去发挥市场的作用。尤其现实的经济生活使我们看到，在经济生活领域坚持以市场主导，更是防止权力与市场结合，防止刚才卓元老师讲的经济垄断，有利于拓宽市场公平环境这样一个需求，现在多种因素我们看法并不完全一样，由于这样一些看法发生一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对市场化改革确实产生一些疑虑。

　　第二，中国的“十二五”经济转型具有历史性特点，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固化为中国模式。我们看到最近几年有一种倾向，把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归政府主导，把政府主导作为中国模式的要件，甚至等同于中国模式，我想这样一个分析很值得讨论。事实上，正是市场化改革才形成了30年高速增长的体制基础，才形成了中国经济活力和效力。所以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把政府主导等同于中国模式，我担心有可能误导改革、耽误改革。为什么？讲三条道路：

　　一是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模式在现阶段的缺陷是比较突出的，总的一个看法是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尽管适应了过去，我们讲生存性阶段，快速扩大经济总量，实现经济起飞的客观需求。但是这种模式过于追求做大总量，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总量扩张，把增长等同于发展，增长甚至常常和增长主义划等号，由此造成包括贫富差距扩大，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社会风险增大等多方面的问题，所以当前在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些判断：总量扩张性的增长模式应该说难以为继，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低成本扩张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就是说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对的内外环境变化的是不是应当讲不要盲目的坚持政府主导性的增长模式，而是需要积极的、有效的改变这样一个增长模式。

　　二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所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仍在加剧。我们现在讲周期性矛盾，在我看来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总的观点，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的突出问题是重视解决眼前紧迫问题，忽视深层次的中长期问题，重视解决中期矛盾，忽视结构性矛盾。因此，习惯于用短期工具处理长期问题，所以带来短期问题的长期化，中期问题的结构化。事实上，现实经济社会生活当中相当一部分短期问题都与中长期问题直接相联系，周期性矛盾往往源于结构性矛盾。从这样一个判断出发，是不是我们要跳出短期看长期，跳出总量看结构，跳出“中国模式”来继续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经验。因为高铁奇迹的“中国模式”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沉重的教训。

　　三是中国的转型与改革远未完成。尤其未来5-7年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政府转型，应该说相当艰巨，都处在一个改革破题的关键时期，如果在这个背景下不适当的强调宣扬中国模式，忽视体制机制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是不是有可能使我们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判断上会出现严重失误。我想更深刻的问题在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如张卓元老师说的形成的利益关系深刻复杂，而且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政治领域蔓延，给改革带来巨大的阻力。这些年来包括财税体制垄断行业在内的某些重大改革，重大改革“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复杂利益关系的制约。如果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长期不能取得突破，一些基本层面的体制机制长期未能建立与完善，我们就有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甚至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重点讨论的恐怕不是一个中国模式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快推进未来5-10年的转型与改革的问题。

　　第三，政府转型牵动改革发展全局，要加快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里需要讨论的就是政府转型是不是我们现在经济转型的突出矛盾，我从三个方面来谈谈：

　　一是总量扩张性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因此，从总量扩张性的增长方式向消费拉动性增长方式转变，这是一个大趋势。在新的阶段情况下，想用增长等于发展、增长代替一切恐怕困难越来越难做。这个背景下，总量扩张的增长视为增长模式难以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

　　二是经济总量导向下的中央地方关系也难以为继，需要中央地方关系向公共服务关系导向方向转型。现行财税体制和其他因素应该是形成总量导向中央地方关系重要的体制因素。尽管过去30年来，总量导向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成效，大家也不得不承认走到现在为止，我们确实还面临许多的突出矛盾题。比如地方高度重视投资，尤其是重化工业的投资，在这个背景下很多的矛盾问题难以解决，拿资源环境来说，按照31个省市的“十二五”规划，我国的能源消耗每年是52-55亿吨标准煤，而国家“十二五”规划约束性目标是2015年能源消耗降到40亿吨。也就是说，按照地方规划超出了中央的至少30%，所以这样一些发展方式，从资源环境来说到底还能承受多久，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三是国富优先的方式还能走久，增长发展导向是不是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刘国光教授给写了一封长信，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实在没有时间回答，我想也没有必要做这个讨论，后来在一些会议上，在一些报刊上我看到他的一些批评意见，但是很客气，他还没有点我的名字，有些会上点了。我的想法不是在这个提法怎么样？问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两个方面，是不是一个客观现实？1.国家的生产能力是不是快于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消费不足或者投资消费失衡，是不是我们经济生活当中越来越突出的矛盾。这是一个前提，一个大判断。2.近些年，我们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也就是说，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从财政收入的差距呈2-3倍的现象，是不是一个现象？承不承认这个现象？如果我们增长方式需要选择消费主导，需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是不是需要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是不是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可能这是一个基本的现实，我想只有在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下，我们实行民富优先的发展，第一是需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改善我们的消费环境。第二是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使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国家的生产能力走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路子上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最后做几条结论，政府的作用十分、十分重要，尤其在复杂变化的形势下。但是，政府的作用最重要的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规划，也就是说，现在最重要、最需要的是政府推动经济转型。这个经济转型如果政府的作用不到位，经济转型是难以做到的，而不是政府主要抓项目。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问题是政府的作用在于推动经济转型、推动以消费为主导的重点任务的二次转型、二次改革。这样一个转型改革，第二个大目标是什么？就是走向公平、可持续。如果未来5-10年，我们不能有效地在公平、可持续上破题，恐怕我们经济社会风险会越来越大，会出大问题。三是走向公平可持续，我提出了五个具体性的目标：1.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2.使多数人能够公平的分享发展成果；3.使市场保持充分的活力和效果；4.使资源环境可持续；5.使政府能够以公共服务为主线。这样5个具体目标提出，我就面临着我提出的五个方面的转型任务，用这样一个简单的20个字来说，也就是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我想把这些以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经济转型重要问题解决好了，不仅对中国的“十二五”，而且10年、20年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如果解决不好，可能出现大问题。另外从国际视野来看，我们解决好这样一些问题，对世界经济会做出越来越重要的贡献，以获得中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更大的活动空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