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中部发展金融论坛”于2011年9月26日-27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举办。上图为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第六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中部发展金融论坛”于2011年9月26日-27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举办。上图为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

　　以下为演讲实录：

　　龙永图：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样一场金融论坛。其实我对金融是个外行，就是因为十几年前参加中国入世的谈判，后来到了谈判的最后阶段，金融业的开放成为整个谈判的焦点，所以那时候我也开始想到学一点金融，因为白天和美国人、欧洲人谈判，晚上和人民银行、保监会、证监会谈判，我一点都不懂，后来就学了点金融。

　　从当时的谈判情况来看，总的来讲，我觉得我们当时谈判的结果对金融业的开放都是非常小的，应该说对于金融市场的开放现在很大。那个时候当然也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我们1998、1999年谈判高峰的时候，正好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所以整个谈判是在亚洲金融危机这样一个阴影之下进行的，当时对整个金融业的开放，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开放非常非常有限，做了很多的控制。当时确实有很多的担心，后来证明当时的很多担心都是过虑的。

　　比如说当时对整个金融业的开放有三个主要的顾虑，一个是觉得我们中国监管机构监管的能力不强，一旦把外国银行、外国保险公司放进来，我们没法监管他们，现在看来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刚才几位监管机构的领导同志也讲了，他们现在讲得头头是道，现在监管不到位的反而是美国、欧盟的监管机构，我觉得我们的监管机构不是监管能力不足，是不是过度监管了，这个不知道大家赞不赞同。所以这个担心并不存在。

　　第二个担心就是外国的金融机构、保险银行都来了，把我们大的客户都抢走。后来也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时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还不如他们一家花旗银行大，后来看到这个情况也没有发生。

　　第三个担心是一旦外资进入中国的话，他们的高薪和一流的管理，可能把我们中国金融机构的优秀人才都挖了去，看来也不是这样。

　　所以当时从我们对金融的开放当中讲，一些担心现在都没有出现，反倒是经过了十年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入世十年以后，外资机构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小得还是很可怜，当时曾经做了这样一个估算，在中国入世十年以后，外资银行、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可能会达到10%到15%，当时我们算了一下，可能也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前一段时间为了纪念中国入世十周年，我们和外资金融机构、外资保险机构做了一个讨论，最后发现，十年来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包括银行和保险，在中国整个的市场份额不到2%，所以我们的担心应当说当时是过虑了。

　　我想讲这点，就说明我们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和改革应该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大一点，这样才能适应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适应我们中国经济的转型。从我们整个入世谈判的观点来看，我们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企业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在我们入世十年以后，怎么样趁着中国经济发展好的势头，也趁着外国发生金融危机，也给了我们赶超他们的机会，更大胆地进行改革开放，这才是我们需要进行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们这次在山西召开的金融论坛主要是想讨论一下关于金融业怎么样促进中部地区，促进整个国家经济转型的问题。我觉得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有两个重要的目标需要考虑，一个是通过经济转型来保持我们中国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经济不怕国际上的风浪，也不怕出现多大的困难，只要我们中国社会稳定，中国就可能保持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们经济转型第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一定要保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第二个就是要促进民生的改善，使老百姓的幸福指数高一点，老百姓的收入高一点。我们银行业、金融业的发展也必须为这两个基本目标来服务。

　　我想从经济转型的角度来看看金融业今后服务的主要领域，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讲三个。

　　一个就是我们的金融业怎么样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是提到日程上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经济总量有了很大的扩张，2009年整个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各方面的估计认为在2020年年后，最晚2030年我们可以超过美国，李光耀说了大概只需要十年，如果今后十年中国年均GDP比美国高6个百分点，比如说他们是2%，我们是8%，他们是3%，我们是9%，那么中国在2020年就可以超过美国，如果人民币升值慢一点，那可能在2027年赶上美国，总之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从经济量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国也只是时间问题，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一天。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经济质量的问题，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我们经济发展的效益怎么样？这点是我们经济转型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我们过去是依靠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建立起我们中国经济的总量，我们的大型企业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骨架子，这个大的骨架子撑起了中国经济的总量。今后三十年，我们经济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骨架子周围，怎么样培养出有血有肉的细胞。我有一个观点讲，如果说我们大型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骨架，中小型企业应该是血和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血和肉应该是更加重要。我们原来在重视量的时候，把重点放在大型企业，这也是必要的，中国必须加快强大起来，来支撑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必须要重视中小企业，我们以后干脆不要叫中小企业，叫小微企业，中国的中型企业是很大的，我们怎么样帮助那些只有十个人、二十个人的企业发展，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看日本的经济，日本在泡沫破灭了以后，日本的经济一直非常低迷，十几年基本上都是在很低的水平上增长，有很多年都是负增长，但是日本的社会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日本的老百姓还是生活得相当殷实，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日本的中小企业发展得很好，维持了日本的经济在出现大的波动的时候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所以我想不仅仅把中小企业看成是培育中国经济血和肉的问题，应该是看到这是保持我们中国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因为是中小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我们80%、90%以上的就业机会都是中小企业创造的，大型的企业创造了很多的财富，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到国外去始终会看到国外的领导人始终把就业看成是一切目标的首位，很多年前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马来西亚的领导人跟我讲，马来西亚的政策有两个重要的目标，一个是就业，一个是税收，这两个目标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丢掉税收。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官员在税收和就业发生矛盾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做。现在美国经济整型计划，始终是把就业放在第一位的。

　　锦涛同志去东北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就业是民生之本，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决就业的问题，只有就业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才可能有社会的稳定，一个人没有工作，他连人的尊严都没有，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两个人失业，这个家庭肯定不会和谐，肯定不会团结，一个社会也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怎么样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不仅仅要从经济的层面上面讲，要从政治的层面上来考虑。

　　我就想强调一点，我们的金融业今后怎么样能够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国有大型银行从体制上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支持中小企业的体制，刚才成思危先生也讲了，贷款的成本是很高的，手续也很麻烦，也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总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认为国外的一些银行主要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我见过当时里根总统和克林顿总统的顾问，他们的银行主要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我们中国大型银行占的比例太高，几个大的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已经占到整个银行总资产的70%，再加上二十来个股份制银行，又是占了23%多，最后地方的小银行只占整个银行总资产的7%，我觉得这个结构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几个大的商业银行能不能让出10%左右的资产，来发展中小银行？美国有八千多家银行，前十家银行所占的总资产才占了整个总资产的36%，八千家银行大部分是为地方服务的银行，我希望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个重大的结构性的调整，多发展一些中小银行，多发展一些直接为中小银行、为农村、为农民服务的中小银行，我觉得我们的监管方面要思想解放一点，出不了多大的乱子。我听说我们的晋商银行，这个牌子多亮呀，也不过就是七百亿的资产，对于工商银行来说，也不过就是一小点，能不能给它放开一点手脚，让它发展一下？包括各地市的地方商业银行，多支持他们一点，因为他们的机制，他们所处的地位就是为了中小企业和农村、农民的发展而诞生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的银行业不从结构上进行大的调整，不进行大的改革，不对中小银行进行扶持，永远是一句空话。刚才保监会的陈主席讲了保险业也可以为我们做很多的贡献，可以产生很多金融的功绩来支持中小企业。在整个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同意我们的经济转型主要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改善民生的话，我们的金融机构要服务这样一个大局，过去为大企业服务的时代基本过去了，在这方面我们要大声疾呼，当然这个不是一天可以实现的，至少要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的大银行、大的保险公司不要再为自己在市场上占了多少份额而感到自豪，这对于我们中国的金融业来说不是一个好的结构。

　　所以在经济转型方面怎么样把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落到实处，这是我们的重要方向，也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的重要措施。

　　第二个方面为了实现经济转型，逐步建立一个以内需为主导的体制。

　　我们的金融业还应该更好地服务于扩大内需，更好地服务于增加国内的消费。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曾经研究过美国这次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美国爆发这次的金融危机主要是它的银行、保险、金融机构过度创新，搞了差不多一万多个所谓金融的衍生品，然后来支持、调动消费，用这些消费来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美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以金融促进甚至创造消费，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往往这样一个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过度了，那是不可持续的，就像这次金融危机一样，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美国金融产业的发展思路上寻找金融业怎么样扩大消费的问题。

　　我记得金融危机刚刚发生的时候，美国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到北京来，我们进行了一个对话，我当时主要的想法就是我们要学习美国的经验，不会因为美国人犯了错误就不向他们学习，我们从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不要看到我们中国的金融业非常好、非常稳健了，我们还要更多的创新，发展更多的金融工具，来为我们扩大消费服务。比如说我们的银行业能不能搞更多的金融产品，来使我们的年轻人用他们今后五年、十年、三十年以后的工资购买房子也好，购买家用品也好，因为美国就是用他们信用的产品，使得美国的消费非常活跃，我们总不能让现在的大学生以后总是挣三、四千块钱呢？这怎么能搞消费呢？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老百姓在生老病死之后没有后顾之忧进行消费呢？美国金融创新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要因为他们在金融衍生品方面的过度爆发的金融危机来否定他们的创新，我们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不足的问题。我就想怎么样通过金融业促进国内的消费，这也是在经济转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希望我们金融产业更多支持中国经济对外贸易重要政策的调整。

　　中国经济贸易政策正在进行重要的调整，我想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从过去只重视出口到现在出口、进口并重，甚至更加强调怎么进口的问题，从过去以吸引外资为主，到现在提出吸引外资和海外投资并重的路子，还有从过去只重视货物贸易，到现在强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并重的方式。我们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在进行重大的调整，我们的金融产业能不能为此做出服务呢？我觉得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储备，很多人认为主要是出口太多，外国人这样讲，我们中国人也这样讲，说我们外贸顺差太大，其实这只是一个假象，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并不是这样子，我们的外汇储备太多，并不仅仅是因为外贸顺差造成的，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不会用我们的钱，我们对外怎么样买更多的战略物资，我们的企业怎么更多地进行对外投资不够而造成的。

　　今天国贸中心的董事长也在，他曾经对中国的外贸顺差、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问题做了一点研究，我觉得他有很多数据是非常好的。在2009年我们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之前，德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它的贸易顺差一直是全球最大的，但是德国的外汇储备并没有像它的外贸顺差那么大，他的调研报告里面，德国的贸易顺差多年来都是世界之一，2005年到2008年，它的贸易顺差累计了差不多一万亿美元，四年中外汇储备不仅没有增加，还减少了74亿美元，因为人家有本事嘛，在外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而且用它的外贸顺差购买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和黄金。所以我们中国并不是外贸出口太多了，我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充分地像小平同志讲的，要两个资源，两个市场，或者说充分利用实际市场，不能减少出口。现在贸易顺差太大，主要是因为我们不会用钱，如果我们不建立强大的金融体制，如果我们不进一步对外汇管制进行改革，培养一批优秀人才，培养大的投资机构，我们中国的外汇储备问题很难解决，因为你不能靠减少出口来减少自己的外汇储备，减少出口意味着很多人失业，又或者在我们现阶段，我们城镇化的进程可能会出现重大的逆转。

　　在这些一些问题上，我们的金融产业确实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包括对外经济效益政策的调整都会起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希望金融产业在整个经济转型当中发挥独特的，重要的作用。

　　这次到山西来，感到山西也在进行重大经济转型的努力，特别是提出来要把从单一的经济转型为多元的经济，我认为转移成多元的经济有很多层的含义，经济主要是靠企业的转型来进行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是市场经济的细胞，经济的多元有几个概念。

　　一个是企业规模的多元，不仅仅是有大的企业，而且是有更多的中型、小型的企业，第二个是企业所有制的多元，不仅仅是国有企业，而且有很活跃的外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还有一个就是企业民营范围的多元，不仅仅是搞煤，搞一些单一门类的产业，而是非常多元化的产业。只有这三个企业多元，才能够形成整个山西经济或者是整个中部经济的多元化，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的金融产业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刚才讲，如果金融产业可以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整个经济的转型，我觉得我们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对自己是一个重大的调整和进步，而且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转型做出重大的贡献。

　　我们也期望中国的金融业能有重大的发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