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监会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发言（新浪财经 陈鑫 摄）

　　新浪财经讯 2011年9月25日-26日，第八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在上海召开。图为中国银监会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发言。

　　【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局长廖岷】：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能够代表上海银监局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

　　下面我将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谈银行业的转型。第一，银行业的发展转型有其客观的历史规律。实际上，各个国家银行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必然存在转型的问题。商业银行发挥主导作用只是金融深化的第一个阶段，其后还会经历证券市场的发展、固定收益市场的发展以及衍生品及证券化的发展等不同的阶段。在这个进程当中，各国商业银行业务也必将经历从单一到复杂、从国内到国际的转变过程。从美国的经历来看，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但到60年以后，随着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发展，使得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以及利润受到很大的冲击。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商业银行进行了改革。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86年4月取消了Q条例，放开储蓄存款利率的限制。贷款利率方面，除按揭贷款、汽车贷款等极少领域外，全部取消了限制。另外一个标志事件是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这使得美国金融重新走上混业经营的道路。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的合并一度被认为是改变金融服务模式的历史事件。从英国经验来看，商业银行受到二战后欧洲美元市场兴起的影响，其金融服务也日益国际化，伦敦在这过程当中逐步建立起全球化的货币交易、外汇交易及贵金属交易市场，商业银行也不再受限于传统的业务，其国际银团、国际结算、交易清算以及广义的商人银行业务(也就是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务)也越来越重要。从这些例子可见，商业银行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是应对市场竞争的选择和结果。这是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

　　第二，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实际上呼唤着银行业的转型。从当前中国的国情看，经过30年多的高速增长，2010年底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4400美元的水平。按照亚行的标准，从人均GDP900到3500美元是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从3500美元到11000美元是高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当前我国毫无疑问已经迈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也毫无疑问地面临着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过去“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模式带来环境恶化、资源消耗和贫富差距的问题也表明从前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这种模式难以支撑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在中央“十二五”规划当中，开篇就提出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实体经济全部的转型发展活动，包括绿色经济发展都离不开银行业本身资源配置的转变和资产、负债业务的全方位转型。

　　第三，银行业转型发展需要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有两条道路：一是无限发展虚拟经济和金融，以金融机构获得短期最大化利润为目标的道路。二是坚持金融服务经济，以金融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道路。从英美银行业的转型实践来看，他们更多遵循的是第一条道路。随着金融发展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金融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期权定价模型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后，英美银行业的显著特点是“赢利的交易化、金融的虚拟化和监管的放松化”。最近英国的牛津大学Peter Moores院长、管理学Colin Mayer教授研究发现，英国的银行业在整个全球化进程当中一方面造就了一些如巴克莱、劳埃德这样的国际大银行，同时出现了本土中小企业的融资以及社区金融供给不足，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次危机是否改变了美国银行业的发展模式？从美国的情况看，此次危机历时3年，到现在还未看到解决之道。从数据上看，当前美国金融机构的杠杆率甚至高过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水平。Market Watch的研究数据表明，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倒闭之前，华尔街所持有的衍生产品账面价值是183万亿美元，是美国总体经济规模的13倍，但现在这一数字是248万亿美元。衍生产品的定时炸弹实际上比金融危机之前更大。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每月交易的原油数量是60亿桶，但实际交割的仅为3000万桶，这是200：1的投机与消费的关系。所以说，危机并未改变其旧有的银行业发展模式。始于私人部门的风险转移到政府部门之后，由于风险规模之大，最终可能使得政府部门本身，也就是公共部门面临一个破产的问题。所以，我们确实要问一问，在金融深化过程中现有的英美银行转型道路是否成功。

　　另一条发展道路要求商业银行必须遵循“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目标，明确银行业的发展和利润增长最终仍然需要依靠实体经济持续发展。银行的本质是用专业的人士和专业经验来有效地配置资源和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王歧山副总理不久前在石家庄考察时提到：“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就是对“虚拟经济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相适应”这一关系的生动阐述。因此，我们绝对不能走虚拟金融自我循环和自我膨胀的道路。

　　第四，做好我们银行业的转型发展需要内外兼修。一方面是银行自身形成比较竞争优势。当前我国银行业机构还没有走出追求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突出表现在规模与服务和风险管理能力不相匹配。在资本、盈利、市值和资产规模方面，我们大型银行都已经跻身世界的前列。但这些都只是规模的概念，如果从公司治理、战略规划、营运效率、风控水平等来看，我国银行业依然缺乏比较竞争优势。从国内市场来看，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比较雷同，主要还是靠追求规模和竞相削价的营销手段。从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来看，表现也是差强人意。比如大家知道全球众多的金融服务每年度都有关于公司业务、零售业务、贸易融资、清算和资金交易等业务上的排名，前十名基本没有我国金融机构的影子。这显然与中国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和贸易体的地位不相称。我在Bloomberg上刚查了2011年上半年亚洲银团贷款排名的情况，从国家和地区的分布来看，排名第一的是印度，共发放了368亿美元的银团贷款，占比为26%。其次是新加坡。再次是中国台湾。然后才是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从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占比来看，新加坡是13.6%，台湾是13.5%，大陆是12.6%，香港也是12.6%。中国香港和大陆份额相加还是赶不上印度的份额。

　　另一方面，银行业的转型更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因为金融业自身是一个资本和智力高度集聚的行业，从其单体来说，只要有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其个体的效率必定是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然而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个体理性并不必然会带来群体理性。系统性风险不可能通过单体机构来加以解决。因此，银行业在转型发展过程中需要得到外部力量的有效支持，去帮助他们识别和避免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从这方面看，监管当局责任巨大。其不仅要努力地使得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有效结合，在风险可控、成本可算、信息充分披露和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加快创新步伐，推动银行业转型。同时，监管者也需要加强与银行业机构的良性互动来贴近市场、贴近机构，了解机构的业务、产品和商业模式，给银行业的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持。

　　最后，我想通过谈一下上海银行业转型来说明银行业在转型的问题上可以大有可为。一是银行业要努力随着实体经济而变。上海当前正在打造成为先进的、高端的制造业中心，这无疑是上海银行业转型当中的最为有力的实体经济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开始尝试要“走出去”，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也希望“东移”“走进来”。它们是两个方向的“对外投资”(FDI)，在这当中都希望能得到在投资、融资、兼并、收购和财务顾问服务等各个方面一揽子高效、综合的金融服务。这对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机会。毕竟上海对外开放程度比较高，往往是内外两个市场最佳的结合点。二是银行业要随着新兴金融而升。上海拥有中国最为广泛的“新金融”资源，包括数量众多的PE、VC、产业基金等新的金融业态，而且拥有多个金融交易市场。证券交易的托管清算、基金债券的募集销售等都需要商业银行的参与，在有效建立防火墙的同时，努力贴近新金融业态，努力理解新金融业态，就能觅得更多的商机。同时通过一些金融合作方式和服务来支撑包括低碳、环保等新兴行业的发展，以占领金融服务链的高端领域。三是银行业要随着广大民众而动。当前上海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居民可支配水平数倍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现在的企业和广大的百姓对于专业的理财管理和投资理财业务的需求更为巨大。对此，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纷纷将全行的或区域的中心，如资金交易中心、私人理财中心、票据中心、贵金属交易中心、小企业融资中心、银行卡中心等功能性机构设置在上海，负责产品设计，管理和推动全国相关业务的发展。这正是我国银行业悄然转型的生动写照，也正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银行业最科学的定位和转型。

　　无大志者无大格局，银行业在转型当中应该具有胸怀天下的魄力和胆识。我真诚地希望上海银行业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从重资产向轻资产行业转变，着力把规模优势变成真正的创新发展能力，伴随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自身转型和发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