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来源：新浪财经 陈鑫 摄）

　　2011年9月16日，2011年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在河北廊坊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机遇、新商机、新产业——寻找发展的共识”。图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

　　秦晖：感谢大会给我这么一个交流的机会，亚布力论坛主要是企业家和一些经济学家，像我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经济学家的人，可能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关于企业经营这样一些方面我得听大家的，我只能讲一些虚的，我讲一下我理解的将来的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可能的不稳定性。

　　大家都知道，整个全球经济都在发生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原来是在美国，现在又发生在欧洲。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都有很多朋友很高兴，说这是资本主义碰到问题了。实际上在这些国家，实际上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碰到了问题，不如说是社会主义碰到了问题。我这里并不是说福利国家没有它的问题，但是目前全球经济出现的问题，大家想想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不管福利国家各自有什么问题，但是理论上讲都不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债务危机，不管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理论上讲都有一个平衡。

　　可是最近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发生的危机，一个核心就是债务链的锻炼；当然在美国主要表现为个人消费和债务；在欧洲表现为国家负债，但是这两者背后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都是不能解释的，直接的原因我觉得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目前的民主制度碰到了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如果在过去背景下，不一定它的效率一定是最高的；但是民主制度有一个特点，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它都要讲老百姓喜欢的那些主张。讲得简单一点，左派喜欢讲高福利；右派主张减税，但是要减福利就不容易。

　　那么你就想，不管高福利、高税收，还是低福利、低税收；可是假如左派一上台就要增加福利，但是也增加税收；右派一上台就要减税，但是减福利也很困难。这样发展下去，折腾几次，财政不破产才怪。如果民主制度按照这种模式来运作，不早就破产了吗？实际上在民主国家发展的历史上，老百姓接受降低福利和接受增加税收，都是很常见的事情，不是不常见的。如果民主国家不能征税，它早就完蛋了。但是为什么现在民主国家这几十年都在追求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发展，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有它非常大的积极的一面，但是它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全球化指的是全球投资、全球做买卖，这个问题不大；但是这个金融的全球化，我们看到欧洲发生问题，欧盟是一个经济一体化的，但是并不是政治一体化的，有欧元，但是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以就造成了希腊吃欧盟的大锅饭。

　　但是更严重的就是美国透支全世界，就是美元和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印钞票，就可以从全世界买东西；当然它又有巨大的透支的功能。而且有了这个功能并不是主要的；美国这个国家由于它的体制，左派得势，福利就提高，当然税收不提高也很困难；右派得势，税收降低，但是福利降低也很困难。可是今天加入全球化的另外一个很大的经济体就是我们中国，我们中国在这一点上跟他们正好是相反的，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有什么最大的不足？我觉得既不是市场经济搞得不足，也不是社会福利搞得不足；而且在今天，纯粹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没有了；中国和他们不同点在哪里呢？老实说就是这个平台不一样。由于这个平台不一样，就造成这个循环跟西方全然相反，西方是政策一左，福利增加，但是减税很困难；政策一右，它要减税，但是减福利就很难。

　　而我们中国，不管是左还是右，首先要满足政府的利益，而不是老百姓；于是政策一左，政府的权力就不断膨胀，反映在经济社会和税收越来越多，但是社会服务的提高不足；政策一右，政府就会推卸责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跟他们是相反的。政策一左，政府就拼命收税，但是公共服务增加的不多；政策一右，政府就把公共服务都废掉，但是它的权力一点都不受制约。这就造成了我们跟西方有很大的区别是，他们的政府负债累累，而我们似乎有用不完的钱，于是就造成了中国这样一个消费欲很低的经济，大量的生产是用于外需的，是供美国经济来透支的。

　　但是这样的一种模式，不断使中国、欧洲还是美国，都造成了它的问题。在欧美造成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了，债务链条中断，透支不可持续；而在中国大家也知道，我们这种模式本来就是以我们加入了全球化，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延续下来的。这个体系的任何一方如何换成另外一方，也会是这样的结果。大家知道，劳动力成本和各种要素成本也在上升；再加上政府由于公共服务欠债太多，最近几年也加大了公共服务方面的政策。我觉得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转型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的企业家在未来这些年，外面要对付外需的萎缩，传统游戏规则的变化；在内部，其实包括现在我们讲的，国进民退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觉得不仅是不可回避的，而且也是应该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国进民退，或者是国家权力的增长和它的增长不可追问，这一点是制约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中国下一步如果要改变增长模式，要能够摆脱中国的困境关键所在。这种游戏只要有一方面玩不下去了，另一方面也不可能继续玩下去。中国的改变，我们当然不能压缩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样也不能压缩劳动者的利益，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当然只能通过设定政府的权力边界；政府的责任可以追问的机制，从这个方面来着眼，使得中国无论是企业界还是劳动界，都有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