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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第五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实录）
2011第五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
时 间：2011年8月20日
地 点：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
主 办 方：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财经》
协 办 方：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
主持人：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早上好，欢迎参加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财经》杂志共同举办的2011第五届周围银行家高峰论坛。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笼罩在欧洲上空的债务危机隐患不散，美债危机接踵而至，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面临如此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国经济能否胜利实现经济转型、能否持续保持较高增长，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这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中国银行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能否在全球重塑中舞出精彩的中国步，这是本届论坛探讨的主题。
本次论坛聚首中外金融家、高管、银行家、权威学者，激荡思想、激发远见，相信本届论坛又将是一场思想盛宴。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财经》杂志和王波明先生本人的大力支持，这已经是我们和财经杂志第五次携手共同举办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
此外我们还要感谢本次论坛的协助方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以及研究院院长吴晓灵教授本人对本次论坛的大力支持。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各家媒体对我们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正是由于媒体的大力支持，才使得我们的论坛能得以迅速地这样传播。
接下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首先欢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方院长，博士生导师、管理学教授朱晓明教授致欢迎辞，有请朱教授。
朱晓明：
首先我代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代表我们的雷诺院长，热烈欢迎各位莅临我院，参加由中欧与《财经》杂志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这一论坛举办五年以来，为中外高层政府、银行家、学界精英们提供了一个坦诚沟通的高端对话的平台，在此我要特别感谢王波明先生所带领的《财经》团队，对论坛一如既往地大力的支持。同时也要感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副总裁朱明教授，这个论坛朱明教授一直是非常关心和支持，作为中欧的兼职教授，朱明每年亲自参与策划论坛的议程，并多次莅临论坛演讲。因为公务在身，他这次不能回国出席我们这个论坛，在此我们也衷心祝愿他旅行之后能够代表发展中国家，为全球金融体系的繁荣稳定奉献他的聪明才智。
朋友们，2011年全球金融危机仍在继续地发酵，欧美国家为主权债务所困，新进国家又面临着严峻的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协调加强跨地区的全球金融监管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作为全球最具实力的市场之一，中国银行业如何在分业、混业的十字路口作出选择，如何在改善治理、控制风险的同时积极地推进金融创新，如何利用资本优势积极地投身全球金融竞争格局的再造，把握未来发展的关键机遇。今天诚邀各位专家、学者齐聚我院、激荡思维、会聚远见。
预祝本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
下面我们有请本届论坛的联合主办放《财经》杂志的总编辑，王波明先生致词。
王波明：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能参加第五届由中欧举办的这个银行家论坛，我也想借此机会特别感谢朱院长能给我们这个机会，同时要感谢吴晓灵女士还有蔡主席，还有咱们外方的嘉宾，也是从很远的地方专门参加这次论坛。所以对这些嘉宾、经济学家表示特别地感谢。
我到这儿是来参加第二届银行家论坛，2010年咱们说这金融危机都算过去了，现在忽然发现实质上危机是没有过去，2008年是咱们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的实体部门、私人部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各国政府，特别是欧美政府通过国家主权的信用来拯救这个危机。现在忽然发现他们自己主权又出现了危机，特别是大家可能最近都注意到了欧债、美债发生了问题。所以现在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就是这个世界金融形势，这样的话也对各国的金融体系带来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今年实体经济、国际问题、金融体系的各类问题，现在都交织在一块儿，使得这个问题变得非常地复杂，给咱们中国的金融业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今年又是咱们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这第一年又碰上了房地产调控，又碰上了咱们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所以第一年又得消化这些房地产调控、地方金融平台所带来新的问题，所以确实在此时此刻来举行银行家论坛，然后各路经济学家、咱们中外银行家的实操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是非常必要，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大家一块儿来探讨。
所以我就说今年希望这些权威的金融学者相聚在北京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希望通过这次论坛大家汇聚智慧，能够对现在这些各类的复杂问题，能够做一些研讨。所以我也想最后在此祝愿此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
下面有请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灵教授，致开幕致辞，我们有请。
吴晓灵：
尊敬的蔡副主席，尊敬的朱晓明院长、王波明董事长、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本次论坛，能够和在座的各位专家就本次议题进行探讨。
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金融业，并逐步波及到全球经济金融领域，时至今日，由此引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在演化之中，日本和美国的主权债务也前景堪忧，尤其是美国主权信用风险，给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带来难以估计的负面影响。
针对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界和各相关部门开展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并进行了相应的诸多改革。其中尤以《巴塞尔协议3》的出台和实施，对银行业的影响最为普遍和深远。与以往相比《巴塞尔协议3》引入了宏观审慎理念和控制工具，提出逆周期资本缓冲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严格资本定义，提高资本的质量与标准，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准，引入杠杆率、流动性等新指标，以及优化风险家权资产计算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多的改进，这些对中国银行业乃至金融业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在此开幕致辞之际，我想谈两点看法，抛砖引玉，期待后边的专家给予更精彩的观点。
观点一：要做好银行资本规划，应该成为银行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
大家都知道《巴塞尔3》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和资本质量的要求，目前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问题不太大，中国的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从数量上能够达到标准，而且质量上也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核心资本基本上能够达到9%，就是说的按照重要性的银行，他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能够达到百分之九点几，整个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2%左右，应该说短期之内，特别是在今年还是问题不大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银行的贷款规模增长得比较快，随着贷款规模的增长，我们补充资本金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据有关部门从研究的领域来测算，发现我们几家系统性的重要银行，在补充资本金的方面，近五年会有4000亿到5000亿的资本的缺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讲这家机构他的测算的前置条件了。还有一些人测算的那当然比这个资本缺口还大一些。但是就是按4000、5000亿的缺口，每年补充100亿的资本金来说，可能大家觉得补充将近1000多亿吧，觉得按照资本市场每一年增加近万亿的资本融资来说，好像数额不大，但是实际上作为一个行业它的资本融资已经占到了整个资本市场融资的10%，也不可谓不大。
在这样的资本补充的形成下，会遇到两个问题。因为刚才我谈到的是主要的重要系统性银行，其中有几家他们的资本需要寨样的补充，如果要是说他都通过资本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会带来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就是国家对于这些个重要的系统性银行，在股权控制方面要达到什么样的比率，如果要是完全靠市场融资，那么就面临着说这个市场需要稀释国家的股权，如果国家要想保持跟市场同步地来融资的话，就要增加财政的负担，或者是这些银行少向财政上缴利润，或者财政要另外地用钱来补充资本金，因而我们系统性的重要银行，他们的股权结构就面临着一个战略的考虑。
那么在战略上来说，既可以说我们要满足这个资本金的要求，来适应贷款的扩张，然后我们在这个股权结构方面怎么样来保证国家股权的份额或者是认可国家份额的稀释，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还有一种就是说只追求国家对系统性重要银行的股权结构的控制，而不注重对于这些银行在市场份额当中的占比，也就是说，有多少钱我就办多少事儿，用资本来约束这些个系统性重要银行的资产扩张，我想这是两个战略性的考虑，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观点二：第二个就是节约资本占用，发现中间服务业务，是我们在这个资本约束之后的一种必然的趋势。
那么在发展中间业务方面，银行最近发展得比较快的是一项理财业务，而且财富管理也是金融业各类机构目前发展比较迅速的一项业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理财产品怎么样能够更稳健地帮助银行在减少资本消耗的情况下来增加利润、增加他的竞争力，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我们目前银行理财产品，我个人认为还有许多应该研究的问题，才能够保证它的健康发展。如果要是说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会引起流动性风险和一些法律风险。因为我们现在的银行普遍地理财产品的做法是什么呢？是有一个滚动发行的资金池，对应着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资产池。也就是说在证券公司还有其他，就是投资基金，他们的这个理财产品当中，是把资金固定起来筹集了以后，再用这个资金去买，分散地去投资各种资产，先有资金池，后建资产池，资金池和资产池是一一对应的。因而风险是明确的，收益是可衡量的。
但是银行的理财产品是先建资产池后滚动发行不同期限结构的资金构成资金池，这样的一个做法就造成了资金他所对应的资产并不是清晰的，而是按照对银行的一定的算法算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就是在信息披露和让客户承担风险方面，不是非常清晰的。
那么在银行的这种理财产品当中，如果是保本的，那么其实它就是银行的一种或有负债，他应该计入银行的资本占用，就是计入他的表内，应该占用他的资本，这样的话达不到节约资本的目的。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这个理财产品是不保本的，那么所有的风险都是投资人承担的，但是由于资产池和资金池不对称，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的风险和他的收益，目前来说并不是完全可以衡量的，也就是说资金池是短期滚动发行的，资产池是相对长期的。这个理财产品它的收益来自于短期负债和长期资金运用之间的差额。
按照客户承担风险的原则，所有的收益除了管理费用之外应该是客户的收益，但是由于资金和资产不能够一一对应，其实银行做不到把所有的这个收益扣除费用之后，都给投资人，因而大多数这一类的产品，银行都是达到了宣传的预期收益以后，超出的预期收益全部都归银行了，低于预期收益的就给了客户了。如果说这一次是低于预期客户的。最后就导致了客户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但是没有承担最终的风险的收益，当然绝大多数银行的产品，现在风险和收益，尽管有这样的不确定性，但是还没有出大的问题，但是近几年也有很多的银行的产品出现了一些问题。因而引起了一些诉讼。
所以我认为发展银行理财产品是未来在节约资本的情况下提高银行的利润率和他的竞争力的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理财产品应该做到他的资金和资产的一一对应，这样的话风险和收益才能够很好地来计算，如果是一一对应的，就是资产池和资金池整个的这个包是对应的，那么它的本质就是资金信托的一个品种。因而我认为银行的理财产品，应该向资金、信托回归，这样的话才能够明确法律关系，更好地控制风险。
这是我通过《巴塞尔3》这个协议，对资本的要求想到的两个问题，提出来给银行家论坛，大家来讨论，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祝本次论坛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
下面请蔡鄂生先生做主题演讲，演讲的题目是《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
蔡鄂生：
现在我们应该再一个什么样的气氛下或者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能够把问题讨论透？我也不是说我批评媒体的同志，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现在好像大家都能说话，但是这个话说出来了以后，它的作用是什么？实际上刚才晓明院长和波明都讲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对事物判断要求，实际上是要求准确性很高的时代了。但是我们现在对事情的判断的准确性，就是包括中央国务院也要求我们要不确定性的问题，所以要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的问题。如果对事情判断得不准确，那你怎么去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呢？这很难做，是吧？
而且我们现在国际化以后，尽管我们的金融业有了长足的进展，甚至可以说是大跃进式的进展，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国有控股银行，工商银行已经是市值老大，但是它的老大是谁支撑的？其实大家影响清楚。而且我们现在站在这儿也可以非常认真或者是能够评论地去谈《巴3》，但是在15年前，你连《巴塞尔协议》本身的东西差距还在那儿摆着呢。但是经过本世纪的发展，现在对于《巴3》的要求，严格地来讲，我们的银行现在单纯从指标上来看，他也不差。
但是这些变化到底怎么来的？所以我为什么，因为我为了避免涉及一些，其实根本不是敏感问题，只不过是说大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看法相同与否的问题，所以为了避免争论，我就跟波明说，那我就谈谈信用、理论问题。
其实信用它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而且你到现在来讲主权债务就是国家信用了，如果主权债务在现在国际市场上，老大都会出现快违约的情况，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信用的问题怎么看呢？
其实当时我跟波明讲的，我思考的问题还不是这个，我还是站在咱们中国的发展过程来看，现在我们老说间接金融跟直接金融的关系，说要发展直接金融市场改变间接金融的结构、比例。但是银行信用是在什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我学到的知识来讲，应该是商业信用银行、银行信用这么往下走。但是我们国家的商业信用在建国初期50年代，就慢慢赊销预付就都给禁止。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地恢复，商业信用的票据化过程其实基础很不扎实。到了1995年，1995年实际上是我们国家，我认为从法制建设上或者说是从金融市场的市场化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就是因为它颁布了几个银行法，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教育发，这对于保护市场秩序很重要。
其实我请一个过去的同事，他的父亲是早稻田大学的，一九二几年就在日本的商业银行干过，现在还在世，我让他问问他父亲，我说他干那个时代的日本银行的概念是什么？因为当时就偶尔聊天谈票据的问题。后来他给我准备了一份儿他跟他父亲的对话，那他当时就讲，他当时日本的银行还是习惯在这个业务当中相当的比例是票据业务，因为票据本身也是当做信贷和融资来做的，一般的小银行票据业务要占到他整个的一半，因为大部分给中小企业主，大银行也要占到三分之一。
这个老爷子就说，当时中国的银行或者金融业也是习惯于传统的业务，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流动资金实行的是定额管理，到了流动资金改革以后实行了全额管理，全给了银行，是吧？再加上我们这个体制改革多元化，现在老说项目资本金、投资结构，这些都是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从体制、机制、制度上没有完全，叫我说就是还有待于完善的这个过程。就是说现在我们先不要跑到塔尖上去讨论问题，我们能不能在根上和基础上来讨论问题，就是制度的缺失方面、体制机制的完善方面现在还有哪些需要完善？
现在银行那么多，老说这个监管新，什么叫新？什么叫旧？样式是旧的，但是我这衣服是新买的，这算不算新？所以我们光是要图新，但是什么才是新？我觉得现在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不能再拿着概念去讨论概念。我这15年没去美国了，而且是在国际化这么热闹的情况下没去过美国，今年五月份好不容易申请去了一趟北美加拿大参加了一个研讨会，美国去拜访了一下OCC，美联储的监管部门和商业机构。
但是回来以后感触是既深又不深，第一次去美国是1985年1月份，当时是地地道道地作为学生在联邦储备银行学了一个月的监管。但是这次去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在加拿大的研讨会上是有中央银行、也有监管机构、也有商业机构，也是讨论这些问题。意见极其不一致，就是监管部门之间也不一致，那商业机构跟监管机构之间就更不一致。这个不一致的概念它还不是说能够在一个共同点上，而是说你怎么样我做得很好，然后我又说你不怎么样，你是你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真正能够说找出一个共同问题，我都认为这是我的问题，好像不多，这样的题目好像不多。
到了美国其实我一直想搞清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影子银行，其实到现在，就是到了发源地回来我也还没有搞清楚，第一没有搞清楚的概念是什么？OCC的人不给我讲什么影子银行，反正我这儿监管这些机构，我给你介绍国民信托怎么监管，我一看那个办法和我们现在出台的也差不多。
到了联邦储备银行，联储的监管机构一看，谈的时间更短，最后剩了10到20分钟，相当于是我问问题，避免刚坐了15分钟就拍屁股走了，就是访问一家机构很不值得。但是再往后谈的问题也属于一种场合的。就是到了他这个机构以后我发现他关心的问题和他对美国监管关心的问题，和我们现在探讨的好多问题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就回来以后，这个是有感触的，但是还没想明白。
所以说现在我认为，我们很多问题应该是从基础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就包括体制、机制建设，这几年银行的改革直接金融也好，间接金融也好，特别是今年，或者说明后年咱再看看它怎么走。如果说大家都在这儿做预言家说欧美的主权债债务会怎么样，我觉得很难判断，还是要看他的走向去分析。
现在老有一个词儿叫二次探底，底在何处？一次探底探到什么？你说你探的下降什么算个底儿，那我二次探底又要探到什么？它这个规律上的东西，它要走到这个结构上，发生了这个结构以后，这就是底，这是我的看法，因为它有前头的那个原因，是吧？原因到了最后那个结果就一定是底，但是这个底不是说是谁说的它的这个增长停滞了就是底，未必。只是说我们要对任何事情的结果要有应对的办法，这就是我的看法。
这么多年搞了银行、搞了监管，实际上你现在就举一个例子，我对信托公司的监管，我不讲别人，就讲我的思维，大家说房地产。我说今年你房地产且不说房地产这些调控，就说信托机构做房地产业务的风险怎么看？我说没那么多说的，你们一家一家公司谈，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听，听完了以后再说。
其实这个本身是对于风险、对于这个东西看的，但是马上媒体上就出现了银监会要停止房地产业务，是吧？信托。你说这个本来咱们对风险、对这些东西看的，但是你和这个怎么搭档？而且在那儿猜测你的政策，你要出了这个政策，要对这个怎么样了，这怎么能猜测、推理说未来的形势，根据数字走向就出来一个政策，那也太草率了。监管实际上是要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地真正盯住市场变化，哪儿能根据那些数字说，今天评这个，明天评那个，市场还有没有次序了？是吧？就是说我想现在我们对好多事情作为我来讲，我觉得对事情就是思考，你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来思考。
我们现在不要说其他的，就说我们现在的企业，大企业、小企业、三农，就是说你银行信用的覆盖，三农和中小企业的瓶颈问题，这几年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现在你的路径都没有，那我监管怎么促进他去做？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原则上我们要做的事儿非常非常多，而且是需要很多很多脚踏实地，按照王岐山副总裁在建行提出的口号，叫做真正做银行，这样一步一步地把我们的事业推向更好的这么一个境地，使它真正能够实现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平稳然后快速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
下面我们进入第一个议题，《国际监管改革》，这个议题的主持是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与会计学教授赵欣舸来主持，我把话筒交给赵教授。
赵欣舸：
目前的欧债危机、美债危机都非常地关注，很多人也都在担心说下一次的金融危机是不是马上要来了，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前一次的金融危机根本就没有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禁锢的延伸而已。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现象和2007年和2008年看到的一个现象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最近我们看到的主要都是体现为这个主权国家，就包括像欧洲五国还有美国，他们的政府会不会出现违约，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那是在2007年和2008年，更多地看到是一个公司层面，金融机构层面的问题，大家还记得当时像雷曼兄弟，像AIG等等这些大型的金融机构，他们当时出了很多问题遭受重创，有的忽然倒地，在当时的话大家一个公认的结论就是说显然我们在监管的层面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还是要讨论一下国际监管的改革问题，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地有三位重量级的嘉宾来为我们首先做演讲，现在我们就有请三位嘉宾到台上来。
首先有请樊纲教授演讲。
樊纲：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会议，我个人不是做银行业务的，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做点儿思考，在用这15分钟的时间简单讲点儿自己对现在这些问题的看法。
首先要提醒大家回顾的是全球的金融街，从九十年代开始，一直到这次危机爆发之前，2008年以前，经理了一个去监管化的过程，中国可能除外，我们正在发展我们的加强监管，全球主要的思潮是去监管化。
那么它的一个转折重要的标志就是1999年取消了《格拉斯法案》，这个法案大家知道是1933年，因为上次大危机大家认识到两个问题。
问题一：金融要监管。
问题好：宏观要调控。
宏观经济学就是那个时候诞生的，金融监管严格来说那些法规是那个时候诞生的。后来因为金融创新，确实那些60年前的这些监管法确实有不适应的地方，包括混业监管、分业监管这些问题，确实当时也不适应。但是相应而来的是一次大的去监管化。这个20年的去监管化的进程，是这次大危机的一个重要基础。市场发毛了、缺乏监管了。因此这次又在重新搞监管实施比过去更加全面、更加严格的监管，这是对过去这20年的一次否定，人们通过这次危机再一次认识到了金融需要监管。
这个多少是一个共识，我为什么说先讲共识，我说连银行界的人、金融界的这些人现在都不承认，还是得有点儿监管。还要讲一下过去不监管到什么程度，长话短说，不多说了，这次大家至少都承认需要监管，但是在怎么监管的问题上大家有很多的争议，特别是监管方和被监管方的争议。
但是我要再强调一点，大家知道全球金融中心是美国，全球的金融监管很大程度上看着美国怎么搞金融监管，当然今天我们后面一个话题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差别问题。
但是美国包括现在出的这些债权危机等等，它去监管化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什么？我们也要记住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60年没发生危机，特别是1971年尼克松振荡以后，美国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全世界进入了纯纸币时代，那是一个世界的转折点，进入了纯纸币之后，美元作为全球的国际货币享受着一个特殊的权利之后，使美国的金融产生了一种过度发展，本来它就应该多发展，因为它是全球货币，它要为全球提供金融服务，所以美国的那个金融业一定的比重在GDP的比重相对比较高一点，因为它的特殊角色。
但是就由于这个特殊角色，就是美国的主权债也好，还是其他债务也好，在国际收支的问题上，他违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一会儿讲这次的评级下调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持有一国的货币，或者一国的货币为主的债权，我们都面临三种风险。
风险一：通货膨胀风险。这个国家美国的通货膨胀高了，我们拿着美元到美国买东西少了。
风险二：汇率风险，美元兑欧元贬值了，我们拿着美元债到欧元换东西换得少了。
风险三：但是这些比起第三个风险都是小风险，就是违约风险，就在这个问题上美元是最保险的，因为它可以印国际货币，就可以还债，这印国际货币这个事儿还不是咱们说一说。这次格林斯潘老先生8月9号这次股市波动以后，美元债的问题暴露出来以后他又说了一次，美国没有违约风险，美国开了印钞机就可以还债，对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之所以全球一动荡，大家反倒把美元债当作避风港，全球动荡的时候美元反倒升值，都是大家看这个是，因为它是本金的问题。前面那两个还是什么利率、汇率的问题，这是本金的问题。因此美国在这样一个特权下，当几十年没有出金融危机，其他人都出金融危机，美国没有出金融危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可以长期运作在财政赤字、国际收支的赤字，但是它不会出现什么违约、不会出现国家破产这些事情。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幻觉，就是美国的金融多么发达？然后就相信我们因为我们有金融创新，因为我们金融发达。
第一，我们永远可以只从银行提出钱来花钱而不用储蓄。
第二，相信不需要监管了。
因此我说这一次的所谓给美国主权债评级下调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闹剧，因为美元就从违约这个角度来讲，它仍然不存在这个问题，美元仍然是，而且美国仍然是在一个最超级大过支持下的一种货币，它只是表明了大家的债越发越多，他债发得多，他都没有国际约束，他只好自己弄一个约束，国会设一个上限，他只有自我约束，他没有国际上这些约束。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断贬值的风险和不断地未来通货膨胀的风险，使得越来越不愿意持有美国的国债，就是它还是表明了一点，大家对美元的担忧、兑美元长期前途的担忧，美元和各国货币关系的担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的问题表现出的是美元这个市场上长期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尽管它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还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但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过去有了这样的一种幻觉，美国的金融过度发达，再加上疏于监管，然后又是在高度发展情况下税收没有跟上，美国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那么这次危机，包括这次债务危机，这两个，一个是私人部门、一个是公共部门的危机，都表明了美国金融过度发展在缺乏监管的条件下，过度发展面临的问题。
那么过度发展这是到第三点了，都说过度发展、过度膨胀等等，那均衡点在什么地方？我说可能谁都说不好，理论上可能有一个均衡点，但是现实当中谁都说不好哪个是均衡点，比如说金融到底发展多少是比例关系，多少跟实体经济的关系等等。
但是有一个词儿叫做金融谨慎，当你不知道什么是均衡点的时候，你就谨慎一点、保守一点，然后对那些相关的可能产生过度发展的那些指标进行一些监管，你哪怕设置一些可能产生一些效率损失，过去谈去监管化的时候，不都是这个理由吗？你如果不监管的话我们可以更要效率，但是后面的危机、风险谁来承担，因此从监管部门就要找一些指标，用一些比较保守的办法来进行监管。
比如说杠杆率，过去美国银行监管部门，多年没有去查银行的杠杆率，你找到这些指标以及他用这种精神进行适当的监管，我想是防止过度发展的一种方法、一种思维方法。
在这儿要讲到，就是关于共识和共同点，现在是有了共识了，但是分歧很大，待会儿我要讲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一大优点，之所以我们现在成了世界最大的金融等等，我们还比较稳定，我们的监管当局，包括什么银行，我觉得比较谨慎，他宁可少点儿效率，他少点儿风险，我觉得这种态度，因为金融很容易就过度发展、过度膨胀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我们需要一种谨慎和保守的精神，来贯彻到具体的措施，你可以去讲具体的指标怎么监控，可以去讨论，但是我觉得这样一种精神，是对过去这几十年，特别是在美国过度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那种精神，那种去监管化的精神也好，它的一种调整，只有这样一种调整、一种原则的贯彻，这些东西能够开始实施的话，我们才能纠正过去几十年造成的金融膨胀、金融泡沫的这些问题，使今后的金融更加发现，使今后的监管部出现疏漏，使我们世界的经济、中国的经济能够更平稳的发展，我就讲这几点供大家批判，谢谢大家。
赵欣舸：
下面有请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Ronald I.Mckinnnon，他演讲的题目是《全球通胀与银行监管：汇率还是利率》。
Ronald I.Mckinnnon：
首先我先讲一下宏观经济方面，讲一下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的根源，然后从宏观经济讲完之后，我再讲一下银行监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我的朋友樊纲教授刚才已经谈到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定要进行很好地银行监管，吴晓灵女士也谈到了资本金的要求，这个我也想谈几点，最后朱教授谈到了利率，那利率我也会讲一下。
我首先先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讲一下，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幅图，因此在我的PPT当中出现了两次，我们都知道中国已经在过去十年中累积了大量的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许现在已经是3.3万亿了，每天都在增加。但是有一点人们不太清楚，就是其他的一些新兴市场他们加在一起也拥有非常多的外汇储备。也就是说他们联合的外汇储备跟中国是一样大的规模，这也是新兴市场在过去十年中的总规模，中国占总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的一半。
但是这还不止这些，我认为在美国的低利率、它鼓励了热钱进入世界各地的新兴市场。而且这样带来了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货币监管的问题，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只是汇率的问题，新兴市场他们的货币没有被估值过低，中国也没有，问题在于美国的储蓄率低是赤字再加上利率又非常低，这造成了热钱的流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看一下我最喜欢的购买力平价的汇率的话，就是巨无霸的价格。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能够很准确地衡量一下全球的情况，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衡量购买力平价PPP，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比较一下巨无霸的价格，各个国家的价格，那么全国自然他们的价格就比较低，因为工资比较低，富国特别是北欧国家，他们的巨无霸的价格会高得多。因此你如果要是根据人均收入进行调整的话，然后在48个国家做回归，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这一条线就是回归线，比这里显示出来的要高，中国比这个回归线要近，美国也不是离得太远，这个分析表明美元实际上比中国人民币还要估值过低。中国基本上估值是合适的。最近美元走低，可能他的估值被进一步估低。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巴西，巴西的货币是过于地高估了，所以的话它受到很多的热钱流入的影响，但是它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是希望能够使得这个升值的速度要控制一下，但是巴西的货币的升值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他的这个是估值过高，另外他也有通货膨胀。所以这是巴西的情况。
然后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中国，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因为他的这个价格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因为中国人属于比较贫困的国家，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就更是如此。当然热钱的话，他不是一个汇率的问题，它是一个利率的问题，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刚才樊纲先生提到的，他也提到了说美元本位的这套体制已经运转不灵了，现在美元的情况是很特殊的，因为它是成为全球货币的中心，尤其是在亚洲。在欧洲美元不是那么地重要，而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这些国家和地区，美元是一个最重要的货币，当然这是因为历史上的一些原因造成的，这并不是说美国人的道德比别人更高或者怎么样，这是因为二战以后美国他的金融体系是唯一不受到影响的，那个时候他没有很高的通货膨胀，他也没有很多的资本控制，美国的资本市场是比较开放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必然就是使得美元成为全球体系当中的一个关键货币。如果对于那些要到国际、到国外去的人的话，他们肯定是想要换成美元的，因为这个换成美元是非常自由的。
这个体系在当时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它促进了各个国家之间的这种交易的进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有150个国家，那么150个国家就有150个不同的货币，如果说所有的这些货币都要实现互相的交换的话，那么你的汇率就要有3万多个汇率才行，所以这个就是太复杂了，是不可能去做的，而且他的代价是很高的，这样一个外汇市场也很难来组织。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个集中的货币，中央货币，然后所有其他的货币都是兑换成为这个中央货币的话，这样的话汇率市场的复杂性就大大地减少了，因为我们只需要150个汇率就可以了，不需要有3万多个不同的汇率。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他在他的这个货币政策上跟其他的国家相比，有更多的自主权，但这个还可以，那么其他的国家，可以把他们的这个货币的话，制订一个针对美元的一个汇率，这套体系在过去的20年、25年，尤其是在二战之后的那段时期，还是非常有效的。美元的价值也比较地稳定，那么之后像欧洲还有日元都是跟美国挂钩的，就像刚才樊教授所提到的，但是有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按照现在的美元本位，美元他本身没有任何的汇率目标，而其他的国家是有各自的汇率目标的。
在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日元被认为是低谷的，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今天认为中国人他使得自己的汇率过低，所以正是因为这些其他的国家，他可以设定一个汇率目标，所以反而容易受到批评，而美国自己本身是不会受到这样的一种指责的。
现在美元的地位大大地降低，以后可能也是一个比较疲软的一种地位，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通货膨胀，那么很多的国家比如说欧洲、日元，特点当时都是流入了太多的热钱，所以他们也失去了这个货币政策的很多的自主权。那么所以的话使得其他的这些国家的货币体系是失去了一些稳定性。
那么最近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的话，就是2008年伯南克的做法，他使得美元的短期利率基本上接近于零，这样的一个做法又使得大量的热钱流入到欧洲，那么这些在数据上都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其他的央行就必须要出手来阻止他们的通货膨胀上升，要买入美元，避免跟国货币迅速地升值，然后要保持自己国内的这个货币政策的基础货币的供应量比较稳定，所有其他的新兴国家的话，也是比较类似的。我觉得现在美元的零利率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还要考虑到现在新兴国家经济体的规模，现在也已经变得非常大了，所以这样就会引起更加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导致商品价格的上升，像现在的食品价格就涨得非常地高。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清晰的，并不是很复杂的一个关系，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这个食品的价格很高，那么可能人们对他们的政府会有一些抱怨，说为什么他们让这个食品价格涨得如此之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背后的这些汇率方面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美国的短期利率，那么尤其我们可以看一下2008年底开始的美国的短期利率的情况，我把这张图叫做格林斯潘、伯南克泡沫经济，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在2003、2004年的时候，把他的联邦基础利率定得太低了，就造成了很多的泡沫，比如说房地产的泡沫，最后这个泡沫破裂的时候，就造成了经济危机。
那么现在的话他们又推出了这种零利率的政策，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又有一个新的泡沫在形成，那么这个泡沫主要是大宗商品泡沫，在过去2、3个星期，我知道的话价格上有一些比较大的下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长期的趋势的话，实际上是有利于泡沫的形成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的利率结构的情况。当然对很多人来说，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地方，因为它的回报率跟美国相比要高得多。中国人民银行也开始出手使得人民币逐渐地升值，这样的话使得热钱对中国的吸引力会逐渐地减少一些。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套息交易的影响，其实套息交易的话是两个阶段，一个是2004年一直到信用危机为止，这是一个，然后就是2008年的下半年那个时候，你可以在在美国接到非常便宜的美元，把它转变成为新西兰元、澳大利亚元或者人民币，可以走到更高的利率回报，所以这个叫做套息交易。在日本有一位女士他就是专门来做套息交易，在东京的利率是0%，她只是一个日本的家庭妇女，她早上的时候把家里打扫干净了她去看电视，看完电视她就可以用电脑来进行套息交易了，她把这个非常便宜的日元投资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所以在日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会做这种套息交易。
2008年、2009年的信用危机发生之后，对于这样的一些日本的家庭妇女来说，他不能够获得贷款，不能够再去做这个套息交易了，不管是澳大利元、新西兰元还是加拿大元。还有美元也是一样的，因为不管是哪种货币的贷款都非常难获得，所以这个套息交易就突然间停止了，尤其是2008年下半年还有2009年。中国这个时候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在这段时期中国就开始逐渐地针对美元来升值，因为原来的话我们说人民币是盯准美元的，但是现在的话，人民币对美元本来还是比较稳定的。
其实我之后还要来谈一谈，其实中国的这种反周期性的这种政策的关键点，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非常地稳定，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像蒙代尔的模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你的汇率的稳定。
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实际的汇率和名义汇率，重要的一点是这条线往下的话是说货币升值，这个是套息交易的一些具体的计算，我不想具体来说了。那么这个其实对汇率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如果说你做得好的话，其实这个套息，如果你预计短期内优惠率变化的话，套息交易是可以赚取很多的利润的。
我还想再提一下，基本上所有的新兴国家跟中国的情况都有一些类似，我们看到这条绿线是中国的线，这条蓝线是其他的新兴国家的线。当然的话他们的升值速度越快的话，就会有越多的热钱的流入。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灵活的汇率系统，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是没有多大帮助的，这个是我们前面看到的那张图，关于外汇储备的增长，现在我们看到是比较新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在不断地增加。
最后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通货膨胀的问题，新兴市场的通货膨胀要比那些发达市场的通胀要高得多，比如说像日本、欧洲，他们的通货膨胀率非常低，所以对那些热钱来说，他们并不是很有吸引力的目标。虽然说这个新兴市场的货币已经是有一些升值了，但是他的通货膨胀的话会更高。
那么我有一次见到了渣打银行的斯蒂文，他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他来看一下外贸顺差，还有热钱的情况，这个绿色的部分就代表的是热钱的流入，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热钱流入要比外贸顺差储备带来的影响更大。
我们知道人民银行试图想要控制外国资金的流入，那么他们采取了很多的做法，但是每一种做法本身都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我不想多讲，但是我想如果说我们要去控制外国资金的流入的话，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干扰外汇市场，所以对中国银行来说的话，要为中国的出口商来提供帮助就更加困难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美国的利率现在是等于零，帮助了美国的经济。但是的话本来他的目标是要帮助美国经济，但是虽然说他们使得其他的国家的情况非常难过，其实对美国经济也没有那么大的帮助。
我们可以看到，从2008年开始，所以说他的这个货币发行量大大地增加，但是它对私营部门的贷款并没有增加很多，所以说它起到的作用也不是那么地明显。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我的时间不是很多了，其他的这些幻灯片大家可以自己再看一下美国银行的放贷情况，其实并没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现在仍然是一个负数。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刚才吴晓灵教授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看到在危机发生期间，中国的话是大幅度地增加了这个放贷，所以这是解决了一些危机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那么我们看到在互联网破裂的那个时候，中国也是采取了这样的一些做法，然后最近就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中国又是采取了类似的一些做法，所以中国再处理这种周期性的危机的方面的话，还是非常地成功的。中国往往是采取一种反周期的做法，这个美国的做法是顺周期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在这个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美国的贷款是减少的，然后这次的金融危机当中，美国的放贷也是在减少的，所以他们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顺周期的一种做法。当然的话跟刚才吴女士所提到的，也是有联系的。因为现在银行的话都要提高他们的资本金来达到这个巴塞尔的要求，比如说像欧洲银行必须要提高他们的资本金，如果不能够去提高资本金的放贷。《巴塞尔协议》的这种做法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他是一种顺周期性的做法，这种做法是不好的，中国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中国的银行是国有的，所有中国政府可以强迫银行去采取一些逆周期性的一些做法。然后等到经济过热的时候，对这个银行又会有一些控制。
所以我觉得国有银行是有国有银行的好处，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好处，谢谢。
赵欣舸：
下面由中国进出口银行经济研究部总经理代鹏先生，来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国际监管改革中的中国角色，有请代鹏先生。
代鹏(代表李若谷)：
我就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平衡发展与大家分享几点想法。
一，兼容尽管与改变理念。
自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金融监管改革《弗兰克》法案出台，以及欧洲理事会通过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方案以来，西方国家走上了金融监管改革之路已两年有余，美国主要在资本充足率以及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和OTC衍生品交易等监管方面有所进展。
在20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推动下，《巴塞尔框架》下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已先后出炉，这些改革致力于增强银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降低杠杆比率，引进流动性比率，以期形成一个更为详尽的监管架构和更稳定、且更加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到目前为止，金融改革已经得到了大众的普遍关注，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效，如透明度得以提高，国际监管合作得到加强，《巴塞尔协议3》得以达成。但是监管改革仍然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值得我们关注，最根本的问题是，上述监管改革，主要局限于金融领域，而事实上，本次危机产生的根源还在于极端自由主义市场的泛滥，危机发生前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美国过渡依赖金融业来创造经济增长，忽视了实际部门的生产活动，才是最终扩大物质财富的根本，导致金融资源脱离了生产性领域虚拟运行，并没有使得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危机发生后也没有及时总结，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理念的教训，而是单纯从加强金融监管着手治理危机，这只是指标不治本的做法。
二，加强监管与保持金融活力，关于如何推进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我认为要考虑三个方面的要素。
差异监管。为保证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完整，监管改革需要国际协调与合作，但推行全球统一标准，有待商榷，各国金融市场所出的初始条件，发展阶段，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和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其监管理念、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本次危机发源于美国，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市场至上理念的泛滥。因此欧美国家加强监管和改变市场原教旨主义必须同时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都要执行统一的监管标准。
众所周知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少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是金融压抑，金融市场发展不充分，金融创新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套用全球统一的标准就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发展不充分，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不足，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拜托贫困，最终还是会影响到全球的金融稳定。
因此对于发展水平和金融环境不同的国家，实行差异化的金融监管标准，才能够共同地促进发展，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政府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各有利弊，关键是要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本次危机暴露出一些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上的缺失，对这些国家来说，适当加强监管是必要的，我们不赞成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理念，并不等于我们反对市场经济，既然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给市场经济以充分的活力，让市场调节发挥主导作用。在没有出现市场缺失时，不过多地干预市场的运行，不能把金融机构和市场管死，不能从放任自流的极端走向金融监管机构管制一切的另一个极端。
由于金融从业者的创新动机远强于监管者，激励的不对称导致监管者往往落后于从业者，从历史上看，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元素或者固有的特征，因此金融监管不可能保证未来不发生经济危机，关键是要发展，加强金融业抵御危机的能力，减少危机发生的频率，一旦危机出现，可以从容应付，从这个角度讲，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不应被理解成企图完全避免危机，而是通过加强金融系统的弹性，尽量降低危机发生时给经济带来的损失，防止危机造成系统性的后果，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应把注意力放在提高金融机构本身的抗风险能力上，例如降低税收、增加拨备，用经济上升区的多盈利来弥补经济下滑期的损失等等。
第三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首先应当继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我国金融业在这次危机中没有遭受大的冲击，并不等于我国金融机构比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更强健，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还比较落后，没有参与那些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随着我国金融业进一步融入世界，我国金融市场受外部市场将会越来越大，我们有必要以前瞻性的眼光完善我们的金融监管制度，1998年以来，我们主要是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改革金融机构，包括与不良资产增加资本充足率，推动国有银行上市加强内部控制和管理，加大外部监管的力度，这些措施的采取，使得我们的金融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实力增强。经过了13年的改革发展，我们到了认真回顾一下金融业监管缺失的时候了，总体来看我们的确取得了进步，但我们也是基本按照发达国家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走的，并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监管制度，因而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作用有限。因此必须继续加大金融创新的相关的力度。我国金融体系仍处在市场化改革之中，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充分，与发达国家的创新过度监管不足相比，当前我国金融创新相对滞后，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种类、层次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许多企业、个人尚没有得到应有的金融服务，远远不能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为此金融监管防范风险的同时，应当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推出更多的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消费者在不同阶段的融资要求。实现支持实体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
三，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平衡发展，多年来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带来的金融市场的繁荣，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我们应不懈地致力于推进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平衡。
第一，扩大金融机构的业务和产品创新的自主权，对绝大多数产品应采取报备制，对于必须由监管机构批准的创新产品和服务，要简化审批手段，大幅度缩短审批时间。
第二，加快并扩大金融创新和相应金融监管的试点，推进试点工作，可以有效地解决报备或审批过程中的疑点和难点，并且能为相关金融监管法律和政策的制订，积累经验。
第三，完善有关金融创新的配套监管法规，及时调整现有法规中不切合目前金融市场的实际和有碍金融创新的规定，推动与时俱进的金融监管的理念和模式，充分顺应市场的发展规律，使金融监管能够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我国的经济持续强劲增长，金融行业快速发展，金融监管日益完善，在成功地抵御了上一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后，我国的经济和金融业面临着难得的新的发展机遇，只要我们立足国情，善于学习，勇于改革创新，我国的金融体系就能够更加地健康，更有活力，更好地抵御来自外部的冲击，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谢谢大家。
赵欣舸：
在刚才提到了差异监管的理念，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了一个监管的平衡点的问题，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可能有两种极端。
第一种：完全你放任自流，让市场自行去运作。
第二种：监管部门把所有的责任自己扛起来，比如说我可以规定，任何金融机构非经监管机构允许，你不能推出新的产品，不能进行新的业务。当然我们知道这两种极端的话可能都不是最终的解，最终的解在哪里？可能几千年前我们的贤哲。
像孔夫子其实已经给了答案，就是所谓的中庸之多，但是问题是这个平衡点、这个合适的点在哪里？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探讨哲学问题，我们需要把它具体地应用到现实中，一会儿我们几位嘉宾就一起要针对这个监管的平衡点要做一个讨论。
在这儿我想跟各位在座的嘉宾提一下，在我们讨论之后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由三位嘉宾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刚才代先生和李董事长在演讲当中提到，就是涉及到了金融监管的平衡点问题，尤其是刚才演讲中已经提到了一个中国的情况和西方的情况，就是发达国家目前它的现状，实际有很大的不同。那其实就是说有一个问题，这个监管的平衡点在中国也好，还是在西方也好，是不是一个共同的平衡点？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我想可能我们先就这个问题大家做一个讨论，或者我们就是按这样一个顺序过来。
樊纲：
刚才两位也都讲到这个问题了，我想这么短的时间咱们还是讲最大的概念问题。就是不同的国家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而言，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过去这几十年最大的问题是过度地自由化，缺乏监管，过度地放任自流等等，因此对于发达国家现在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可能是效率很高，但是风险很大，但是他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加强监管。
而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特别是中国，我们又吸收了日本的教训，吸收了东南亚危机的教训，吸收美国的该讯，我们过去这些年确实做得很好的就是我们比较谨慎，我们发展很落后，但是我们不断地在加强监管，而且我们也尽可能地来避免产生这些风险的做法。但是我们本身是一个金融落后的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过去避免了危机，我们避免了大的风险这是我们的优点，但是我们的问题是金融压抑，我们的问题是金融发展的太落后，因此就这个问题来讲，我们不是要放松监管，而是要加强发展，加强金融创新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现在世界各国是不一样的。
但是从长远来讲，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平衡点？金融是不是应该统一地进行一些监管，包括巴塞尔协议的这种资本充足率等等，我觉得从长远来讲，特别是金融现在的全球化过程。而且我不是很同意现在比如说MF提出的，MF当然不是由一个正式的方式提出的，就是说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率的警戒线可以放在4%，发达国家是3%，可以多让一点通货膨胀。我对这个问题有怀疑，因为发展中国家反倒风险可能更大，因为它发展不充分，市场还不是有效率，因此它产生高额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旦发生进入恶性循环的机制可能性就比较大。
所以说在一方面我们强调这个差异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金融有它的共性，也不能过份地扩大这些差异，同时要看到发展中国家有些特殊的弱势，我们确实要特别防范风险，我们很容易出大事儿，出大的危机，而且一出大的危机，我们的调整机制，我们的调整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我们更谨慎一点不是没有好处。
赵欣舸：
听起来的话因为一般人的感觉，经常是说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是属于一个创新不足，可能监管过度，那西方国家是另一个极端。但是刚才就是樊教授的看法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可能反而会有自己的风险。
樊纲：
我承认发展不足的问题需要发展，但是你比如说平衡点在这儿，大家都是这个监管比较谨慎，同时又有发展，那么我觉得发展中国家反倒应该偏向更谨慎一点的那个点。是从均衡点的角度来讲更好，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更大，就包括刚才Ronald I.Mckinnnon教授所讲的那样，美国他一多发货币，你这儿的风险就来了，你就跟着他过热，你跟着他通货膨胀，很容易就出现新的一种危机。所以我说在平衡点上，我们反倒要向更保守一点，更谨慎一点的靠一靠，不否定我们要发展这个，因为这边落后的程度太大。
Ronald I.Mckinnnon：
你刚才提到了需要有金融创新，刚才我们的主席也讲多了需要创新，但是我要引用一句话，认为在中国过去三十年里唯一好的金融创新就是ATM机，所有其他的金融创新都是为了避免一些规则。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摆脱某一些规则，能够持有一些不需要占用资本的一些资产，绝大多数的这些都是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我不太确定在中文普通话里边，创新这句话，好像是非常好的一个，是不是在英文中也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含义，如果你把它放在科学工程方面，它的确是一个积极正面的，把它放在金融领域就不一定是一个正面的词，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避一些规则。所以我想要说的就是，我们现在遇到了，中国现在处于宏观经济的状况，所以必须得把这个利率压到这么低。那么如果要是提高利率的话，又会有更多的热钱涌入，所以中国是现在的这种僵局里，这个也就引起了很多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银行他们想要选取那些非常安全的一些借款者，现在银行就选择了那些大的国有企业，他们不太愿意给那些中小型的企业提供贷款，这个部分就是由于这个热钱的问题所引起的。
另外在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市场不是特别有效地运作，因为你不能够允许债券的利率是由市场所决定的，因为你现在给这个银行的利率有这么多的控制。所以这个市场也是从银行系统那里获得信号。那么什么能够避免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是没有债券市场。刚才讲到了ATM机，它是唯一一个真正的金融创新，大家都知道在美国银行系统改革的过程中，有一个规则，这个是通过议会游说而产生的，它就是说银行的这个风险活动跟他们的存款和简单的贷款的活动应该分开。就好像过去的法案一样，我想进一步地说，这些银行它们受到国家的保险，中国又都是国有银行，他们不应该贷款给那些影子银行体系中的实体。银行不应该做信托基金或者是贷款给对冲基金，或者是货币市场的这个基金。他们应该自己来筹资，不应该从这个国有的银行里获得资金，谢谢。
赵欣舸：
您代李董事长做的演讲当中的观点应该说是很清晰的，就是说现在在国内可能更多地是一个，在现有的一些业务上，实际上是去监管化的，比如说像从审批制转向报备制，就是说如果有监管的话，可能是根据一些新的金融创新，在这样的一些方面来强调监管。好像跟刚才樊纲教授的观点好像有一些不同，您能不能够再谈谈您的看法。
代鹏：
我想谨代表个人来看一些看法，首先我们从一个问题说起，为什么奥运会和残奥会不能放在一起开？因为标准不一样，起点不一样，为什么拳击要分重量级，不同重量级的人要在不同的台子上存在，因为他们的自身总量不一样，从中国的经济而言，我们并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经历数百年的金融市场本身的发展，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大量的问题，概括起来无非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资本的积累不足，换句话说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像西方国家在过去几百年当中那样进行的传统的资本积累的方式因此银行体系在相当大程度上，承担起了为全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资本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或者是角色。
第二，中国的经济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国家的开放经济，尽管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去年达到了2.9727万亿美元，在全世界排第一位，在整个中国的GDP的占位当中达到了56%以上，但是中国在资本市场的管理上，依然是一个并非开放的国家，因此我们过度地强调游资，对于中国市场的冲击，显然并非是完全合适的。实际上中国到目前为止，每年具体有多少游资进入中国，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完全准确的统计，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简单地为一个理论上不能进来，实际当中无法统计的东西来牺牲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效果？
从第三个角度讲，西方国家的监管和我们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在于效果，换句话说，西方国家的监管机构审批部门以及银行运行的效率，往往超过了中国的相关体系，当我们一个金融监管的过程导致了我们的效率呈现了巨大的损失，这无论对于银行本身的发展和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我们都并非乐见，我们现在反复地强调中国已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一旦一个发展中国家越过3盎司人均的黄金收入的门槛，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进入一个17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期，英国是1840年越过3盎司黄金，美国是1850年越过3盎司黄金，中国是在2001年前后越过了人均3盎司的黄金线，这说明了。
一，我们面对发展的机遇。
二，我们的金融体系、银行体系的相对积累尚且不足。
三，一个关键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既然是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应该发展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
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矛盾是呈现的，任何的危机处置都不可能改变危机本身的发生，无论是相应的监管措施如何严格地规定，也没有制止2008年以来的危机的相对的爆发，换句话说，危机既然存在，那么对于银行和国家体系来说，重要的就是通过发展积累必要的财富，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对于银行或者金融进行合规性的监管，但是在中国的金融创新更多地不是反映于要从事财富的重新分配或者用金融产品，像欧美国家一样平衡物质产品的不足，而更多地是由于金融不够深化，金融产品的发展不足，金融服务的缺失，因此我们强调共同但是有区别性的监管，既非放弃监管，同时也不是要让所谓的西方国家的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在中国能够得以运行，而是适合我们的才是最好的，谢谢。
樊纲：
创新和监管问题上我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代鹏先生大概更多地从银行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这个我应该说基本上没有争议，我想讲一点外资流入的问题，刚才Ronald I.Mckinnnon讲的这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不仅有理论的意义，也有现实的意义。那么现在就是美国的利率非常低，中国又通货膨胀，一个就是加息，那么这种利差以及所谓的升值的预期等等，都导致着外资的流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么我们中国的现实的情况已经充分显示出这一点，那么这一点的现实意义在于我们要思考，这是一个悖论，但是是需要思考，要不要通过加息来稳定，通货膨胀来收紧银根，因为你加息了，美国还是零利率，更多的外资进来，你还得采取措施再去对冲，还得采取这个数量宽松政策来对冲。
刚才Ronald I.Mckinnnon教授的一个含义我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美国也不应该用降息的办法来稳定经济，他应该不断地搞QE，而中国也更多地应该搞数量紧缩政策来对冲这些外资流入。这个问题应该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在我们这样一个国际经济的背景下，在这样一个国际资金流动的这个背景下，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比较好地来处理由此带来的冲击，这是发展中国家，不仅是中国，刚才Ronald I.Mckinnnon教授得得非常好，不仅是中国，是全世界各个，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有数量可以来讨论的，不是一个虚幻的事情，仍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
赵欣舸：
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提问的环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很多的问题。
问题一：首先我想把这个问题提给Ronald I.Mckinnnon教授，这个问题就是说，根据您的演讲，是美元的超发烂发造成了新兴实际以及整个世界的通胀和危机，鉴于美国从这种美元的超发中获得的巨大的利益，美国能否自觉地控制发行美元，当然您不是伯南克，这个问题问给您是不是公平，但是在台上您是唯一的美国人，所以这个问题先问给您。
Ronald I.Mckinnnon：
我的胡子有点儿像伯南克，但是我认为伯南克他现在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中国的问题，中国是在一个陷井中，中国需要控制资本流动，这是第二好的做法，还有要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降低贷款，这都是第二的最佳方案，不是第一最佳方案。我想唯一的方法就是说服华盛顿的朋友来改变他们的政策，中国人特别了解美国的财长或者是银行行长来到中国，告诉中国如何解决自己的金融体系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专家应该到华盛顿去告诉美国人，他们应该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就是不听。
代鹏：
我想美国发多少货币的问题，不是我们用游说的问题能够解决的，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联邦政府在通货上线之前的联邦债已经达到了14.34万亿，已经超过了14.29万亿美元的上限，而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的债超过2.8万亿美元，美国的市政债超过1万亿美元，而美国的政府相关有偿债义务的相应的或有债务，还有2到3万亿美元，所以如果考虑到庞大的债务，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达到25万亿美元或者更高的高峰，所以我们可能考虑美国政府尽管知道超发货币的问题，但是可能不得不再去发行相应的货币。
赵欣舸：
下面有一个问题，其实是提了两个问题给樊纲博士，但是我想第二个问题您可以不回答。
问题一：对于当前中国通胀问题，您认为中国和政府监管部门，还有哪些可行的措施。我想充分考虑到您原来在央行货币委员会的位置，何时能够控制。
问题二：何时可以再在北京五环内买房。
樊纲：
这两个问题我都不知道其实。第一个问题只好做点儿评论，应该说中国还有数量调控的余地吧，我个人，特别是强调中国至少可以，我们的央行可以多发点儿央票，我们的央票的工具还没有充分利用起来、利用好。央票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多付点儿利率，中国大家要记住，中国的法定准备金央行也是付利息的，其他国家很多是不付的，我们是付利息的。那么发央票可能利息率更高一点，但是这个手段更软一点，而且商业银行也可以更多的自主权，而且也便于央行今后进行窗口的这种运作、操作。因此还是有余地的，不是说是以后没有办法了，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确实很困难。
你看我们上个季度那么多的美元又进来了，那么多的这个外汇又积累起来，又发了那么多的基础货币，难是很难的，但是一定要坚持现在对冲下去，坚持把这个货币数量能够控制住，这真是唯一的选择。
赵欣舸：
刚才在座的嘉宾也提出来这个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准备请几位嘉宾讨论的问题，就是跟金融监管的这个平衡点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大家也知道跟金融监管有关的是有很多的金融监管机构，比如说在国内有一行三会，在美国也是有不同的金融监管机构，同时尤其是像比如说在美国，有时候还涉及到一些行业协会，他的一种自律的行为，他内部自己对自己行业内的自律，就是说这个之间是怎么样一个平衡，怎么样一个协调的关系？这个我们想请三位嘉宾都发表一下看法。
现在可以先请Ronald I.Mckinnnon教授来发表一下看法。
Ronald I.Mckinnnon：
我机构可以说多得我都数不胜数，他们都已经丧失了控制，新的金融改革议案中，就要求在建立另外一个监管机构，来保护消费者，但是并不废除现有的任何监管机构，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保险还有银行的监管机构，因此这个问题并不是监管机构的数量，而是给这些监管机构的一些指示。是他们应该进行怎么样的监管，根据什么样的法律法规等等，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认为刚才谈到的规则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实体是由国家来支持的话，中国的国有银行，美国是有存款保险的，有存款保险的这些政府所有支持的银行，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应该受到限制，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则。
代鹏：
如果大的来看，每一个体系他自然都有相应的监管的部门，但是美国总体上来看，无非是两个体系。
体系一：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角度出发，它的市场本身它有一个自我监管的机制，这也就是我们这几年不断地强调的，我们的银行体系要建立起来一个自我监管、自我管理的体系，相信除了罪犯和白痴以外，没有人企图想让自己的银行承受大的风险。而从根本点上来看，一个银行要想发展，还要靠自我监管，不能完全靠外部的监管。
那么中国应该说是既有市场，又有外部监管，目前应该说内部的监管体系，尚在建设之中，但是我们也有些非常规的监管的途径。比如说西方国家经常忽略的，中国在银行体系内部有包括纪检监察在内的监管体系，这个体系是西方国家完全不具备的，有的时候它的产生的监管的作用还会大大地高于这个外部的监管，包括一般的政府监管所产生的监管的作用。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一个中央和地方，中国的银行体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实际上我们执行全国统一划一的标准，既使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尚且存在着东部和西部、边远和发达地区的相关的差别，所以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监管，未来应该向更好的、精细化的角度发展，而不应该完全采取一种简单的、一条线式的、一刀切式的监管的模式。
樊纲：
咱们做银行的没法评论监管部门，我是学者我就专门评论评论监管部门。我想比较严肃地提一个建议，我们确实还应该实行分业监管，但是现在金融确实在统一国家当中，在混业过程当中，所以我非常希望能看到中国的监管部门可以适当地统一起来，我因此提一个概念叫做分业监管、统一协调，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涉及到可能需要从机制上进行调整。现在如果还是分成几个平行的、平级的这个，互相不能特别地干涉，当然互相有协调了。我觉得已经有点儿过时了，能不能统一起来，仍然在几个部门，仍然在分业进行监管，但是要有更加有利的统一协调的这么一个过程、机制、才能够适应我们现在金融业的发展，同时也防范更加广泛的系统性的这种风险。
因为你现在确实需要各个领域都发展，但是这个发展起来一定会相互地交叉，一定会形成那种相互交叉式的那种风险，所以我想我到了，我觉得到了思考中国监管体制改革的时候了，就谈这么点儿想法。
赵欣舸：
樊教授的这一点，其实我个人也是很有体会，因为现在其实吴晓灵刚才讲的关于银行理财产品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很多银行的理财产品，比如说银行和信托，银和非银联手发出来的产品，其实很多是证监会的范围，其实在国内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下面有请Ronald I.Mckinnnon。
Ronald I.Mckinnnon：
如果说是能够协调好的话是可以的，像英国就是尝试过这种做法，英国的兼容监管局，他就是只有一个单一的监管部门，那么他会来监管各个方面，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取得很好的监管的作用，我的观点是说，我们仍然是需要监管部门的，就是说不同的银行、保险、证券，他们仍然可以有自己的监管部门，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现在太独立了、太隔离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协调是非常不够的。现在我们这三个、四个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非常少，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应该在他们之上还应该再有一个统一的监管部门，他们来负责这几个，各个行业的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我们并不是说要把这几个监管部门给它合并在一起，而是说在它们之上再有一个更高的同的或者说协调的这样一个部门，这样我们可以应对一些更大范围的问题。
赵欣舸：
在座的很多嘉宾对这个问题都感兴趣，我想把这个问题提给三位。
问题：这个还是跟美元的发行和政策有关，涉及到中国的反应问题，现在一方面有我们目前的汇率制度，当然现在不是说完全地是跟美元直接挂钩了，现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些浮动，更多的考虑就是人民币怎么样进一步国际化，或者说比如说在资本项目下进入可兑换的问题，就是总而言之目前美元现在在国际上的强势的地位，然后人民币到底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才是最有利的。
我想这个问题还是按这个顺序，请几位来回答一下。
樊纲：
简单说我觉得现在真正要做的问题，不是汇率机制目前怎么做调整，我现在觉得应该更多地先做汇率管理体制的改革，允许私人部门、个人持有和运用更多的外汇，改变过去那种强制结汇的那种做法，更多地允许人们持有外汇和使用外汇，包括中国的资本怎么进一步开放，对外开放。就是更多的这种外资可以流入，可以在国际上平衡，我觉得现在是改这个机制的时候。我们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了，应该信心也比较足了，就是说资金外逃什么的，也不会引起大的影响。
那么当然我们还需要监控，不是说完全不需要监控，但是更多的存在现在的问题不是汇率的问题，而是资本帐户进一步开放的问题。那么中国也早晚要走向这一步，要早晚朝这个方向迈进，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走得多一点、快一点，那么对我们的汇率的压力，缓解对汇率的压力，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现在主要的压力其实说句实在话不是那个经常账户上的一些贸易顺差，而主要的现在的压力是外资流入的问题，我们要在解决外资流入和流出的平衡方面，如何做得更好，把机制上做得更好，我们对于汇率本身的压力也会有所缓解。
Ronald I.Mckinnnon：
我回到斯坦福的时候，那么我星期一的时候，会遇到有100多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的领导者，我们到时候会坐下来一起来进行讨论，那么我想其中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中国的1万亿的外资储备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中国确实应该需要更加地放松一些。但是的话我们不能能够说马上就放弃我们对这个资本项目的控制，马上就允许外资的流出，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债权国，它有很大的一个贸易顺差。
现在唯一一个能够去在金融上承担这些风险的机构就是政府，所以说这个是政府他在不断地积累他的外汇储币，包括比如说政府下面的这个人民银行，还有这个进出口银行，其实都是属于政府下面的一些机构。你不能够受马上就是说我们放弃对这个美元的这种比较固定的汇率，因为这就意味着，那么那些私人的银行，那些其他的公司，他们都要采取相应的一些抵御的措施来应对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说你不可能马上就取消现在的这种做法，而且你一旦立刻取消的话，人民币马上会升得非常高，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一个能够一下子完成的一个事情，只能够采取渐进的系统性的方法。
代鹏：
浙江的一带去进行调查，调查中小企业融资的状况，后来我们吃惊地发现，在宁波温州有一块民间融资的月息达到了1.8分，而在成都一带，月息甚至高达5分利，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有人开始探讨一种新的融资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金融创新，怎么创呢？到海外去成立一家公司，让这家公司在当地注册了之后，去找当地的银行去借美元，借完了美元之后，用这家公司到中国内地来进行一个所谓的直接投资项目，签署直接投资项目之后，这样外国的资金就名正言顺地进入了中国，进入中国之后，第一不用承受21%的存款准备金的，第二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以更高的利率来进行相应的融资，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研究之后发现，这样的一种融资的方式，它的利润甚至比饭桶还要高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发现中国这样的资本、资金的控制，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很困难。因为它主要是和我们当前的，包括货币出口在内的一系列的政策联系在一起，过度地关注不可能由我们国家内部的货币超发来导致了价格的上涨，并把这种价格上涨定义为通货膨胀，其结果导致中国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当中，把通货膨胀率作为了整个国家管理的核心目标，最终的结果一方面我们难以对包括猪肉来进行有效的调控，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利率却承受了庞大的上升的压力。
昨天我们刚从北部湾相关国家回来，我们发现越南的通胀率高达27%，而像印度的通胀率也超过了10%，巴西之类的国家的通胀率也到了9%。猛烈地提高利率，实际上必然会导致货币的流入，对于中国我们回到刚才提到那样的一个问题，中国的资金要想走向世界，可能取决于几个方面的问题。
方面一：你的产品到底是什么？美元之所以还能维持一个相对强势的地位，主要就在于美国提供的产品和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提供的产品是不一样的。所以劳改生产率、技术结构如果不改善，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方面二：汇率的升值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假如说人民币的升值问题不能够得到有效的、尽可能的一次性的解决的话，那么外部资金的流入，相对来说就是必然。我们曾经研究发现过，在人类的投资史当中，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始终处于升值的区间的话，用这个升值区间的货币到海外投资，往往会蒙受巨大的风险，而相反贬值货币如果能在海外进行投资的话，可能收益要大得多，可供参考的例子是日元和马克的升值过程当中，日本企业和经济出现的问题，而英镑和美元自二战之后，尤其进入了一个贬值通道，所可能产生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假如说人民币要想最终走出去，一要靠产业结构，二要靠我们的贸易方面来提供更好的环境，尤其是在周边的贸易。
方面三：中国需要对外汇体制和汇率形成机制进行必要的改革，谢谢。
赵欣舸：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还有大家提的很多问题，其中很多问题也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这个环节到此结束，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三位嘉宾。
第二主题：《巴塞尔3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何刚：
实际上刚才吴晓灵女士在他的演讲里面，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重要的和深入的这个阐述，他同时也开启了一个话题，就是说接下来可以进行更详细和全面的探讨，我们接下来这一个多小时，会围绕这个话题，台上已经有三位嘉宾就位了，他们会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巴塞尔协议3这个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后，巴塞尔协议3的实施的必要性，它可能对银行业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可能的出路。
首先有请巴曙松教授做他的演讲，关于中国银行业面对巴塞尔协议3，演讲时间是15分钟，有请。
巴曙松：
这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而且在金融危机之后受到广泛关注，也可以说是金融危机的成果，因为每一次重大的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和监管框架的推出，基本上是以应对危机、校正危机中出现的监管漏洞为直接推动力的。
那么其实我想巴塞尔3是在巴塞尔1和2一脉相承的一个逻辑演进过来的如果说整个巴塞尔1、2、3，我想最核心的公式就是这个简单的资本充足率的公式，只不过每一次我认为是从不同的参数里面来做文章，做得更加精细，那么巴塞尔1我认为它的价值就是确立了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全球一致的一个资本充足的监管衡量框架，资本充足率等于资本除以风险加权资产，这使得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监管原则，虽然非常粗糙，它的粗糙的毛病就是不管好坏银行、不管什么样的国家，全部是这样的一个公式。
于是经过一系列的动荡、市场的发展，推出了巴塞尔2，巴塞尔2我认为是从分母在做文章。分母的文章就是使他对风险资产的衡量更加地准确、更加地个性化，而且给了金融机构自身一个改良风险系统来降低自己风险权重和资本需求的这样一个动力，我们把它叫做监管的极力相融，监管者和机构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只要你的监管能力、风险能力提高了，管理能力提高，内部风险衡量化能力提高了，你可以比较少的资本金来经营业务，这也是监管者乐意看到的，我认为这是巴塞尔2的精髓和核心。
巴塞尔3我认为主要是在分子方面上做文章，那就是把巴塞尔1建立的这个粗糙的一个但是统一的模型做得更精致，从分子角度，它更多地强调这个质量。那么它对风险的资本的这些更加地细分，提高它的质量，包括把新的这些风险引入来提高这个资本的要求，我认为是一个大的进步。
因此以我个人的体会，我认为巴塞尔1和2、3，是一以贯之的逻辑。那么每一次的着重点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巴塞尔3从具体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一揽子的基于巴1和巴2的一个改进的文件的笼统的称呼。他是最近才刚刚慢慢称他为巴塞尔3，它是一系列地对巴塞尔1和巴塞尔2一系列规则的完善，提出改进的一个文件的综合体，还有一些还没有明确的，还有一些目前正在讨论中的，你比如说系统性、重要性金融机构，也是最近才刚刚明确的。
我们这一张图表我简要地提炼了一下，就是巴塞尔2提出来的三大支柱，以它为逻辑框架，一系列的文件的基础，巴塞尔3提出了针对危机中的一些缺陷，进行了一些文件的改进。比如说在第一支柱，巴塞尔2的第一支柱叫什么？叫资本充足监管，资本充足监管就是，给定了一个对巴塞尔1给定的资本充足率计算更细致的测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资本的要求更加地提高，要求更高质量的资本，模型计算与改进，而且引入了一个非常古老的金融监管指标，杠杆率，这个指标古老到以至于银行在设立的初期，资产负债非常简单的时候用的杠杆率
现在在金融产品高度发达的今天，重提杠杆率，让我想起有点儿像登月球的时候，没有用任何现在的电子系统，而用的是杠杆原理，杠杆率的引入，有点儿回到了我们金融监管的最开始的起点。那么提升了流动性监管地位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说如果你一定要问我巴3核心的地方，我就是说一个是资本质量要求高了，第二个是流动性风险要求高了，同时对危机里边暴露出来的一些监管体制的缺陷，做了非常重要的改进，比如说压力测试。
美国资本市场在上一次危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的转折点，是美联储对整个金融机构做了一次压力测试，那么现在监管者作为一个常规的要求，要经常性地做压力测试，给市场一个稳定的预期，还有一个新增的风险的既提，这一点是第一支柱。
第二支柱是在巴塞尔2里边，第二支柱就是指外部监管，是指监管者以恰当的方式进入到风险管理的流程和过程模型的评估，参数的选择，这些过程中。那么这第二支柱这是一个巨大的改进就是同时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说宏观审慎，你可能每一个一个的金融机构都很健康，但是当一个系统扰动带来之后，带来系统的崩溃，所以这一次首先提出了宏观审慎的一系列的要求，反映在很多具体的参数的计算上，怎么算是咨询公司挣大钱的领域，不可能指望几分钟讲完。
微观审慎方面呢，对于监管水平和标准有所提高，监管覆盖面扩大，而且激励机制也有更进一步的完善，所以这是一以贯之的，因为巴塞尔3的通过，是在首尔的G20峰会正式通过的，它不仅是原来的国际清算委员会，中国因为已经是国际清算委员会的成员，所以我们必须要实施，它也是G20正式通过，也就是说这些主要的经济体都在这个会上承诺，我们要实施，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一支柱叫资本监管，第二支柱叫监管介入，第三支柱叫信息披露，或者叫市场约束，逻辑很简单，路灯是最好的警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有什么事情在我们财经杂志上披露一下，公众自然会监督、分析。那么他现在这一次披露的要求，从巴塞尔1和2都有详细的清单，大家可以看是很详细的一个文件，这一次又加了危机时期出问题的。你比如说流动性风险，雷曼我认为主要是一个流动性风险，然后才是一个信用风险。第二个就是一些表外资产，所谓影子银行，证券化的这些表外资产，包括银行的薪酬的发放。
巴塞尔3里边在它的文件里面有一句话，说把流动性风险提高到信用风险同等重要的高度，是巴塞尔3的核心灵魂之一，也就是说从这次危机来看，很多时候我们的风险是流动性风险，大家想一下2008年次贷危机的导火索是什么？是流动性风险，法国的新世纪基金管理公司，他的持有人要求署回一个次贷的理财产品，他的表价格是100美元，忽然他想卖出去的时候市场没有流动性，他可能只能卖80块钱、60块钱，他卖出来之后净值的缩水，导致公众的更大的恐慌，最后真正地爆发就是冻结赎回流动性。那么这个指标讲起来就非常地复杂，其中的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细分了也很细，到了具体的科目。有的科目我们国家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都没有，所以这个领域大家做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博士后报告都能做得出来，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主要的指标是两个都达到100%。包括我们银行经常说的存贷款指标，存贷款比例也是一个流动性比例，它核心的衡量的无非是一个流动性问题。所以这个要展开讲，光流动性就可以讲不止15分钟，我们就不细讲了，还进一步地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比如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4.5%，核心资本充足6%和总资本充足率8%，还加上你要留一个资本留存缓冲2.5%，最低要求加缓冲资本分别有一个要求，逆周期的资本，就是日子好过的时候多提点儿资本金，0到2.5，系统重要性银行业提出来一个单独的要求。中国现在监管部门初步地就是对大银行多加一个点，这也算是一个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单独的资本要求。
那么在巴塞尔3的框架里，也推出了一揽子的实施的计划，这个表格详细地梳理了一下，就不做细讲了，比如说杠杆率什么时候实施了什么各个指标。中国版的巴塞尔3，我们把它说叫四大监管指标，这就是中国版的巴塞尔3，中国银监会第44号文。现在各家银行天天在做这个事儿，我因为是一家上市银行的风险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天天在琢磨这个事情。那就是比如说资本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指标，这个上面都有非常详细的实施的要求、指标的要求和达到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我们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要求，2012年和2013年达标，这个都比国际上的要求要偏严格。杠杆率我们目前的现状呢，大银行能达到，小银行还差一点，拨备率这一点争议很大，我们要展开讲也有很多的话题，原则上是采取两者孰高的方法确定监管要求，目前初步设想大致可以达到要求，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改良的空间，流动性指标整体上已达标，大银行的情况优于小银行。
那么我们流动性指标还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同发展阶段的流动指标同时混用，我们衡量银行的流动性指标有10几个，所以非常复杂的金融市场体系用的指标和我们存贷款比例的这些指标同时混用，导致往往银行无所适从。你比如说现在的资产规模已经高度多样化，资金来源和资金应用多样化，这个时候去算这种存贷款比率，实际上意义已经非常有限了。
那么新的中国版的巴塞尔3，第一个就是资本充足监管，这一次很重要的就是对中国来说的影响相对小，而且我觉得要提示一点值得研究的就是，中国当前的银行和欧美的银行有很大的差异。我昨天看到一个数字说苹果的市值等于欧洲前32家银行的总市值，你看对银行悲观到这个程度。因为欧美银行的资本金是因为交易而被侵蚀掉了，需要重建。中国的银行吸收资本金是为了扩张新的业务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这是做一点补充。
杠杆率，我个人的界定杠杆率就是静态的资本充足率，我认为资本充足率可以说是动态的杠杆率，或者是资产负债表复杂情况下的杠杆率，与国际上一直强调大幅降低杠杆率相反，我个人觉得中国银行业更大的挑战是，怎么样学会驾驭一定的杠杆，你从来都没有用过一个好的杠杆，你车都没有飙都180过，一直在50、60速度跑，所以你怎么样善待股东平衡监管要求和我们的风险要求，然后给股东提供回报，是我们银行业面临的一个挑战，这个问题是在不同语境下、不同市场环境重新提出来的。而我们过于保守，我们的管理部门、我们的银行家团队，要学会的是怎么样做好，我觉得课题提出来不一样。
拨备率，拨备率这个指标的褒义是趁银行赚钱的时候，把资产负债表做得更稳健。缺点是奖劣罚优，谁的资产质量坏他的拨备就多，他的拨备覆盖率指标就高，所以说对坏银行是好的，那些不良率非常低的，比如说我所在的这家银行，零点几的不良，要多提好多拨备，所以就是说谁叫你资产质量好，风险管理能力高，惩罚你让你多提拨备。第二是负向的风险激励，就是我已经说了，如果这个指标一定要实施，以后哪个分行再核销呆帐我就收拾他，拨备不核销，我就留在帐上，所比拨备这个指标就高是吧？所以银行就会减缓对于不良资产的核销，对于清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不利的。
流动性指标，这两个我觉得现在我们还处于研究熟悉阶段，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里面，交易性的金融产品是有限的，目前我们还有一个笼统的测算，，那么我倒觉得中国的银行业更多地应该关注的是，对他影响大的不是这些技术性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整个经济系统，经济周期的波动，对银行的冲击，我们中国过去30年不良资产的形成非常有趣。它不是说一万亿，每年一千亿，它在经济大起大落的转折点上，是不良资产最密集的时期，所以保持宏观经济不要大起大落，是在中国银行业影响最为深远的。
那么巴塞尔3在中国的实施会推动我们中国的银行业出现一个非常深刻的转型，不仅是全球银行业的重整，也是中国的新的重整，就是你怎么样从原来的规模开始转求资本的一个回报和价值，从帐面的利润开始要算一算经济的利润和资本的回报，从按照规模来排名，大来排名，来强调你的产品的盈利能力做细分，从控制风险到主动管理风险，从只是看逆差转向多种盈利，从被动的定价跟着银行的资产，人民银行的这个存贷款利率资产负债表转向主动的定价，计算风险和他的相应的价格，从部门的分割转向业务流程，从规模导向向价值导。
谢谢大家。
何刚：
接下来有请的是来自于埃森哲亚太区的风险管理的合伙人，Phillip Straley先生，刚才我已经介绍了，从第三方的角度，他们做了很多的调查和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国银行业，应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监管的挑战，和风险管理的转型，他们提出他们的一些见解和看法。有请Phillip Straley
Phillip Straley：
感谢中欧和财经能够给我一个机会到这里来发言，而且也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看到一些老朋友，特别是行业中的朋友。我想如果我们回过头去，回到新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指的是12月31日到1月1日，或者是如果我们看起来到春节的时候，因为中国更加关注春节，春节对中国来讲最重要，那个时候没有人会预想到，我们会有这样令人激动的和波动性那么强的一年，作为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员、风险管理者和银行家，在我们进入2011年的时候，看起来这一年会是西方不断地增加增长，会有一些多云，但是不会造成风暴。但是这一年实际上是跟人们的期望非常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看一下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些事情在2011年所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是，上非常有意思，作为银行的高管这是很有意思，同时也是很有挑战性的一个时期，对于风险管理者来讲也是一样的，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政治动荡，比如说中东，后来它又产生了很多的多米诺效应，影响了很多的国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影响，这个实际上对于风险管理来讲也有意义。
在3月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系列的大的自然灾害，还有日本的核事故，现在这个事情人们也在辩论，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危机管理和危机规划很有意义。这个是人们非常关注的一点，不仅仅是日本，在全球人都在反思这个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最近的情况，就是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在一系列的欧洲的首都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最近的是英国的暴动，这就强调了我们在世界上所面临的一些社会上的挑战，在过去3到4周，很明显每个人都看到了，金融市场也出现了一些脱节，这个主要是由于欧洲的主权债务问题，那这个问题存在了一段时间了。同时又有美国的债务变动的问题，另外还有对总体的增长的关切，如果所有这些问题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放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也是非常充满时代的挑战，对于这个房间中的每一个人来讲都是这样，对于全球的银行高管和风险管理者来讲都是这样的。
那今天我的发言，我主要就讲一下一些具体的要点，这些都是埃森哲认为，埃森哲认为这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银行以及亚太的银行机构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时间，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就是资产负债情况比较好，盈利能力在提高，另外就是社会和金融市场在这里都比较稳定。所以整体情况都比西方要好。因此我在这里先讲一下这个监管，巴先生刚才也谈到了，更重要的是，我想讲一下我认为中国和其他的亚太银行，在进行风险管理的转型的时候，不是这个集团的功能的转型，而是风险管理的转型，他们应该关注的重点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一个企业中应该如何管理业务。
在此之前我觉得首先应该退回一步来看一下，巴塞尔3和其他的一些监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反应，在全球以及在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反应，特别是我想要讲一下，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我指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现在又有抬头的趋势。我们已经谈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很明显，恐怕最明显的就是出现了不足够的资金和流动性的缓冲，很多银行都是这样的。流动性我指的是，包括资金方面的流动性，其中又包括金融工具的流动性，这两个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影响欧美很多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但是在亚洲产生的影响并不大。
第二个是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出现前的很多年，在很多的西方金融机构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职能的问题，风险的管理在很多金融机构都是孤立地进行管理的，一个小组来管理资产负债，然后资金付还比、流动性、信贷风险和市场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管理声誉风险。
我认为从这次危机中我们认识到了，我们在进行风险管理的时候，不应该再采取这种隔绝式的管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风险管理，有人认为不是首席风险官或者是，就是说人们认识到了，实际上风险管理不仅仅是首席风险官的问题，是整个集团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危机中所看到的问题，也引起了很多的监管改变，也就是说往往会有很多未经挑战的，非常不稳固的模型假设。特关于信用风险的也包括流动性的这些价格，这样一来引起了很多的负面报道，这也是那些机构活该。但是在这些金融机构内部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往往这些模型，假设都是错误的。而且不管是违约的假设还有潜在的流动性方面的这个假设，流动性挑战的这个假设呢，都是一种后项的历史数据。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报到不充分，不管是像高层管理者和监管机构还是董事会的报告的充分，很多情况下高层经理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信息，他们也没有得到可采取行动的信息，不能够帮助他们进行很好的决策，我们同时也看到激励也不合理，就是银行的经理和交易员他们的薪酬非常不合理，激励也不合理，我认为在金融危机中最大的失败，我认为这一点也很有指导意义，就是模型或者是技术基础设施，或者是组织结构，或者是治理委员会等等，这些当然不好，但是最终我认为是缺乏战略距离导致的金融危机，我指的就是西方的金融机构缺乏战略，CEO他们都想要提高他们的收益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关注如何管理下行风险。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因为你毕竟有同行，所以与同行相比，所以你想要提出这个收益率，因此就缺乏战略纪律，当然不是所有的机构都是这样的，有一些西方的这个金融机构，他们很好地渡过了金融危机，虽然他们有损益表和收益的压力，但是他们做得也是非常好的，这样他们在市场上就有了有利地位了。
那么这些问题造成了什么问题呢？那么当然造成了重大的监管改革，这主要是影响了西方，也影响了亚洲，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在这些监管、改革和这些风险管理的反思，不仅仅是要反思风险管理应该怎么样在银行机构中进行，同时也会导致市场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以及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的重大改变，指的是金融机构里面的。
刚才前面那位同事已经讲到了什么是巴塞尔3，巴塞尔3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巴3，它主要是进行审慎监管的，特别是对于BS和央行，他们主要采用审慎监管来解决资本充足率的问题。我们讲到巴3的时候，主要是想到5个方面的影响，有些人说这里面有几百页，大家很多很多的这个附录。因此读起来不是那么有意思，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浓缩的话，主要是五个影响领域。
领域一：信用风险和证券化，对于在证券化要极大地提高资本准确率。特别关注证券化，那么中国证券化的市场比较小，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随着中国证券化的市场发展的话，那么这个也会变成一个减轻风险的东西。在中国这方面能产生影响的就是关于同业贷款，这个也是银监会和其他的监管机构比较关注的。
领域二：第二个影响其实巴曙松已经谈到过了，就是关于资本和杠杆的，特别是如果提高一级资本的质量，以及还要关注表外的工具，我想最大的影响，对于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就基础设施的发展来讲，也就是说银行的开支问题，就是需要关注流动性的问题，巴先生谈到了两个流动性指标，这是第一次全球都一致地采用两个流动性指标，有流动性覆盖比率和净稳定资金，杠杆率，那所有的这些都会对一些基础设施的发展假设产生影响。对于中国的一些银行产生极大的影响，特别是第二个指标，我认为流动性的这个监管的改革更加强调的是流程和程序，特别是压力测试对于资产负债表他的这个流动性的压力测试。所以对于管理的影响可能更大。
领域三：第三个大的影响领域主要是影响中国的交易帐户、未来的交易的业务，因为资本的计算方法发生巨大的改变，特别是对于交易帐户的暴露风险，还有这个对手风险的计算。那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讲，这会产生影响，因为中国银行的交易帐户会扩大，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大。就像对大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一样。
领域四：最后的一个影响领域就是系统风风险和顺周期性的问题，Ronald I.Mckinnnon教授已经谈到了顺周期和逆周期的问题，就是贷款周期，这是刚才谈到的。巴3也提出了一个逆周期的缓冲，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领域，对于银监会和其他的审慎监管机构来讲。也就是说那么什么能够启动那些系统性重要机构或者是银行的逆周期缓冲，这个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系统性风险里面包括的，这里没有很容易的答案，这里都取决于具体的情况，系统性重要的银行，对于中国的央行和银监会以及其他的央行和监管机构，他们来决定什么是属于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这意味着什么？他们需要有什么额外的流动性的改变，额外的这个资本和额外的风险管理的要求。这些都是巴3的一些影响，我在这里另外还想讲的一点就是。
全球的监管变革实际上往往超过了巴塞尔3，在这里我们主要谈的当然是巴塞尔3了，但就核心的谨慎监管的变革来讲呢，在其他的两个方面也有比较大的改变，首先第一个就是做生意的方式，怎么样对待你的客户，比如说，在这个领域的话在以前就是，这在美国、英国他们对这个方面都是比较看中的，那么在澳大利亚，那么在亚洲以前的这个方面的话，主要也就是香港和新加坡，他们在这个方面是比较重视的。比如说你的这个产品的销售结构，怎么样把这个产品销售给个人客户，怎么来进行销售什么样的一些做法是不允许的，所以这种商业行为上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在全球来说都是如此。
第三个影响比较大的方面就是刚才巴曙松先生也提到的像这个弗兰克法案里面也提到了，就是今天早上我们也讲到了，就是在欧洲，比如说欧洲市场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像柜台的这个衍生品的交易，还有像调期，像衍生品的柜台交易，这些方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现在这些交易对这些比较大的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负担，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话，可能中国的银行还没有那么大的负担，所以主要是两点。一个就是巴塞尔3确实会对中国的金融机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主要是在这个基础设施的方面，以及从长期来看，战略上也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应该说是对那些大型的国际银行的影响会更大一些。这个主要是对西方的一些银行的影响会更加严重一些，那最后银行相比而言要小一些。
如果说我们从这张图上来看的话，我们这里讲的并不是说哪一家银行，那么这个可以是任何的一家，比如说中国的这个金融机构，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权益收益率，在这个危机之前的话，西方的这个金融机构的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个权益收益率的一个表现。大家觉得说现在这个26%就是非常高了，在中国也是非常高的。现在在西方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了。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些监管的变化，因为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么也有很多的一些贷款的质量不好，然后的话有很多的一些资产的注销，这些都对权益收益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这个西方的金融机构来说，而且这种情况的话，还会继续地持续下去，所以现在很多的西方的金融机构，他们的权益收益率的话也就是只有一个单位数了，而不是原来的双位数。
那么我要讲的一点就是，从长期来看，那么银行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措施来提高他的权益收益率，那么中国银行也可以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收益率，那么很多这些都是跟风险管理有关系的，比如说的话信用管理，提高他的这个所承担的这个风险的透明度，还有在承担风险的时候要更加地有约束，还有从业务方面、客户方面，这些方面都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提高他的权益收益率。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金融机构可以作出什么样的一些回应，那么这个汇映的话主要是可以反映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运营方面的可以来有一些对策，比如说的话哪一些方面是可以来进行优化的，比如说可以对他的这个风险管理有更好的管理，还有的话承担风险的时候，有更加严格的这个批准流程。
那么还有第二个方面的对策的话，就是战术方面的对策，比如说定价方面，然后寻求一些比较长期的一些资金的资金的支持，还有可能要选择是否进入或者退出某一些业务部门，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战略方面的，甚至的话可以考虑某一些业务的出售。
那么如果说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全球金融机构是怎么做的话，我们看到不仅是监管加强，而且是他们面对的是更加脆弱的市场的环境。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在全球方面来说，主要有这么六大主题。我觉得对中国的银行，对亚太地区的银行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样，他们的这个重点会有所不同。大的问题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比如说像治理的话是差不多的，不管是比较大的中国银行还是说股份制银行，那么他们都应该在这个董事会里面，应该有这个风险管理委员会，所有的公司、所有的银行都应该会采取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么在这个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这些人员，当然应该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来提出挑战。
从公司治理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还可以跟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讲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就是把这个风险管理的这种权利来进行授权，而不要给它限制在公司里的象牙塔里面，如果说一个公司他仅仅是讲学术方面的风险管理是不够的。那么如果仅仅只是说去大谈、特谈这个风险管理，但是在他的实际的业务操作当中，而没有真正地把风险管理给它实施起来的话，就是没有用的。
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对中国机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风险管理在中国银行内部的这样的一些变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很多的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比如说在过去的6年、7年，他们原来的这个模型是比较定性的这个模型，比如说一些模型报告，一些风险管理系统，这些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且的话甚至是改变了他们做这个，他们运营的方式，改变了他们公司总部的运营方式。但是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可能总部这个层面上的风险管理有所改变，但是在他的这个下面的分行，下面的分公司的这个风险管理的话，却没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在中国风险管理里面的一些问题。
我的部分就先讲到这儿了，谢谢。
何刚：
下面我们请Rodney Ward先生，他要主讲的是从国际金融业的监管的视角来看，巴塞尔协议3可能对于银行业产生的影响。
Rodney Ward：
首先的话我也是要感谢一下今天这个论坛的主办方雷诺教授，还有其他的各位嘉宾。我觉得这个论坛确实是非常重要，尤其我觉得论坛举办的时间非常恰当，因为我们现在在经历了那么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现在又再一次陷入到了困境当中，我会尽量地讲得简短一些，因为前面的一些内容，前面的几位嘉宾都已经谈到了，所以我想就没有必要再去重复了。
我想要说的就是我们看一下这张幻灯片，我们可以看到像伯南克就是美联储的主席，他对布什曾经这样说过，他说这是我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看到过的最糟糕的情况。那么确实是这样，自从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的话，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比这个还要糟糕的情况，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安德鲁，他是在英格兰银行工作的，他曾经对金融危机来做了一个估计，他说这个危机会导致整个的经济损失达到11万亿美元，当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万亿的话，具体哪个数字已经不重要了，毕竟万亿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数字。
那我们不要忘了这次危机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极大的社会影响，当然的话我们都喜欢对未来进行预测，但是我们也要往回去看一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一个严重的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很多的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他们的住房，而且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这是一个令人感到非常震惊的后果，比如说我们如果来看一下英国的失业率还有美国、法国的失业率的话，都是9%还要多。还有西班牙的失业率也达到了20%，而且这个仅仅只是官方的数字，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年轻人的失业率的话，这个数字就会更高，为什么？因为像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人的话，因为他们的储蓄受到了影响，所以他们只能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所以对年轻人的就业就造成了更加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张漫画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就是在危机之后，对整个市场、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
英国女王曾经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地有意思，因为她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花了经济学家30多天的时间，还不能够很好地来回答这个问题。这说明其实在这个方面的话，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疑惑，人们仍然不能够非常充分地去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在监管上面的一个很严重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从宏观上来防止这样的一种严重的情况的发生。那么现在也采取了很多的一些措施，比如说美国成立了一个金融稳定委员会，他们会有很多的机构来帮助他们收集信息来进行分析。
当然我们的话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些委员会，他们是不是能够提前去发现这些泡沫的存在，但是我想实际上做起来的话应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的银行业的历史的话呢，其实是存在着很多的一些金融危机，比如说在过去的20年，有很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些金融风暴，其中的这些金融风暴的话，都是没有被很好地提前进行预测。有一些是没有预期的，比如说像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但是大多数的这些金融危机的话，当它发生的时候，都是让很多人感到极其意外的。那我想我们有必要可以去看一下过去发生的这些问题，这样的话可以得到一些洞察，我们看到往往在这个危机之后的话，都会有很多的一些研究、很多的一些调查。那么也会有比如说一些后果，在美国有些人就希望能够结束某些政党的统治。
我们继续往下讲，我想还是要稍微讲得快一点，如果说这样的一些稳定委员会成功的话，那么必须我们需要增加透明度，以及的话促进各国的监管之间的这种协作，这样的话才有可能更早地发现泡沫的存在。我们在很久之前，都知道了透明度它是有限的，它的作用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一些银行，如果把他的这个银行帐簿打开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存在着极大的问题。还有比如说我们在进行的这个压力测试的时候。那么大多数的银行的话，似乎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像都是能够通过这个测试的，但是在这个压力测试过了几个月之后，这些银行都出现了问题，所以这就使得人们对这样的一些测试的话，充满了很大的疑虑。
现在人们仍然有很多的担忧，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些主权危机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看一看这些压力测试，他们的这个测试的方法，他们的测试结构是否是符合现实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前两天我在菲律宾。那么在菲律宾的这个信用违约调期，是一个2B+1的一个信用产品，它跟法国的一个3A的产品调期，发现人们请愿去购买2B的信用，而不愿意去购买3A的信用，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进行一下分析，才能够相信这些数字。
前面的话已经讲了很多的嘉宾都讲到了巴塞尔3，我觉得不必要具体去讲了，我觉得巴塞尔3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核心资本，这个是巴塞尔3里面最重要的内容。我们想看到的这个核心资产的话，应该是由纯粹的股本资金来支持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关于这个覆盖率，那么二级资本金的话，这个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另外还有像杠杆率和流动性的要求，流动性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看到欧洲的国家主权危机当中，那么现在我们刚刚有两次发生了两次这样的主权债务危机，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要求就是说，你必须要有30天，能够保持30天的流动性，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缓冲的覆盖率，如果你在亚洲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个2A的产品的话，那你怎么办呢？
当然你不可能到这个法国去找一个产品，所以说巴塞尔3没有很多地来考虑亚洲的市场，或者说欧洲之外的这些国家的市场。
以前没有太多的贷款的需要，银行就买了自己的这个主权债务，那么现在主权债务降价了，当然了他们这个资产组合里，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主权债务的组合，也就贬值了，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核销的话，把它核减的话，他们就需要有更多的这个资本，而这个环境又是不利于资本的。所以呢他们就，国家要求他们采取相反的行动，就使得这个主权债务处于更糟糕的情况，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我在这里想要指出的就是，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监管机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思考一下，到底有一些巴三的规则，对于长期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逆周期的这个缓冲，我这里要讲一下，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词，因为当这个市场情况非常好的，当这个银行体系做得非常好的时候，非常地自然的，那你就会格外地留出多的一些资本，以备在这个环境，也就是说银行市场不太好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使用。那么西班牙就很大地使用了这种方法，那我觉得已经开发出来的很多的一些规则，都是和西班牙的体系非常相一致的。当然了这里你也会有一些问题，也就是说你如果是要想让人们有逆周期的这个资本缓冲的话，那么中央银行就必须要作出一个决定，然后要由那些政治家做出这个决定，政治家是不希望看到这个派对结束的。所以你就必须要创造出一种环境，让做出这些决定的那些人，也就是说要作出实施这个逆周期资本缓冲的那些人，他们有能力去那么做，而不需要去看自己的那些政治家同不同意。
那么流动性这些我们已经讲到过了，所以我就不会详细地再讲了，这个主要是讲逐渐地去实施，巴塞尔3里面的一些规则，大家已经前面看到过这个表了，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只是说，那我们现在可能是10%的核心一级资本。那么对于那些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可能会更高，在其他的领域它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这个领域他一再说资本、资本、资本，资本就是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危机的根源，当然这些都不是没有任何代价的，所以你还需要面对的一个事情，就是当你有了更高的资本充足比率，当你有了，逐渐地引入了这些资本比率，但是这个市场的情况很糟糕的时候，那么人们可能会对于你在今后几年的时间里，能不能够达到这种要求有这个问题。
当实施这些资本比例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这个借款会跟高，当你实施这个杠杆比率和流动性比率的话，那么这个借款的成本也会更高了，那么人们，尤其是银行可能会是受到最大影响的。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打败集中监管或者说取消一种监管措施的话，他们肯定会这么做，所以这里面会有很多的抵制。但是如果要是让他们放松这个贷款的限制，他们就会做这种套息的，他们就会给一些主权国家提供贷款，而且股息派放也是一样的事情。
最后一个解决监管套利，那么每一个人都已经讲到了，就是我们需要遵循同样的一个规则，那么刚才已经讲到了，巴塞3所能够带来的一些影响，如果你是一个中小型的企业的话，银行必须是在这个4%之前，还要拨出一定的资本作为给你提供贷款的一个准备金，按揭贷款的这个拨备也要上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这个资本增加的要求，是更高了。
这个还没有进行风险加权，资本的调整，这就会使得银行在自己的这个资产负债表上所持有的证券更加地昂贵。这个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行业权益的收益率，我们在埃森哲总会对比一下在危机前的平均数和危机后的这样一个平均数。如危机前整个的这个周期是平均权益收益率是15%到16%，后是10%到12%。那么我们就觉得更难去把重点放在那些资本密集率比较低，但是就是利润也比较低的那些产品上。
在这里讲一下大而不能倒，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一些银行到了大而不能倒的地步，那么本能地他就会得到政府的支持，所以人们就会觉得我们有政府的支持，因为我们太大了而不能倒了，所以他们就能够更好地借款。那么我应该把我的储蓄放在那里能更安全，这是人们的一种心态，人们对此感到很不安，而这个不安也是有道理的。那么我和其他的人，有共同的一个意见，也就是说这些银行必须需要被分开，他们已经太大了，很难进行管理，范围太大了、规模太大了，应该把他们分割开来，为什么要让他们成为这么大的一个怪物呢？我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的规则，能够得到人们的关注。在英国我们有一个委员会是研究这个问题，他是在讨论，把所有的这些零售的活动隔离起来，他和其他的那个活动不应该有任何的联系，零售的活动应该是成为银行的另外一个部分的这些业务，那么这里的一个问题就是零售的这个活动，他们可能成本更高，那么如果要是把它能进行圈护起来的话，你可能从哪里得不到什么回报，那你就会担心，如果要是零售银行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些钱再拿出来了。
那么我要很快地告诉大家，这个大而不能倒的这些问题，其实一直可以追溯到70年代，在70年代的时候，主要的一些公司，他们都是合伙制的公司，他们把自己的钱放在一起，那么最大的一个悲剧就是当这些银行上市的时候，因为忽然之间他们可以有很多的钱，他们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那么他就非常正确地质处，如果你要想做的是赌博式的赌场的银行，如果你想交易石油、天然气、巧克力等等，这对我们来讲，从社会的角度来讲还是有用的。你可以把你自己的钱用来做这些业务，把你们自己的钱暴露于风险。
压力测试、流动性的这些测试等等我们都不讲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我也不想太深入地讲，我想要说的就是欧洲的这个危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都应该担心这场危机，事实上我对此是非常乐观地认为它最终还是能够得以解决的，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政治的问题，那德国人会不会同意去出手救欧洲绝大多数的国家，在那里的问题是你可以看到希腊他们会在周五的时候，4点钟的时候下班了，他们可以去有非常漂亮的这个岛屿，有非常美丽的阳光，他们可以渡假等等，但是德国人那么可怜，晚上10点钟的时候才下班，很脏很累，然后他们工作这么辛苦，用钱去救这些希腊人，他们怎么能够同意呢？
作为这些政治家，你怎么能够让人们支持你的想法，而且能够投你的票，这也是一个难的决定，谢谢。
何刚：
大家的问题已经汇集上了，我们的讨论加各位在场提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我愿意追问三位。
问题一：因为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全球银行业的重整，虽然很多人也非常关心，似乎三位共同认可的一个问题是，加强监管、必要适度的监管是需要的，但是当前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问题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加上我们的这个贷款的发放速度也很快，存款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地降低，所以事实上很多国内的商业银行，已经面临着比较大的资金的经营压力，很多银行事实上没有新的贷款可以发放，那么我的问题就是。中国银行业是不是必须要按照非常严格的巴塞尔，超过巴塞尔协议的这样一个标准来进行监控，我不知道巴曙松博士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点评。
巴曙松：
我觉得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来看，巴塞尔主要是管约束资本的，以及以资本为约束条件来影响资本资产的扩张规模。那么目前的准备金率调整主要是影响它的流动性，特别是资金来源这些方面。所以二者之间有交叉的地方，共同作用于银行，影响银行的扩张能力。所以我觉得把你这个问题再引申一点就是要考虑巴塞尔资本协议实施和经济周期的这个波动，对银行进行的叠加。你可能本来经济已经在紧缩、在收缩，然后再加它的话可能是有一个收缩作用会有叠加，那么你在总体评估政策效果的时候，考虑这种政策的叠加。
Phillip Straley：
我觉得在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我的观点是如果你看一看这个存款准备金率的话，那很显然现在已经上升到了20%以上是非常大的但是就我的理解，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事实了巴3之后，会不会是给中国的银行增加一些新的负担，那么我的这个观点是，在近期来讲，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情况不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看一下中国银行的这个资本的结构，不管是看他们的总的资本充足率，或者是说核心一级资本的这个充足率，绝大多数的银行已经满足了这个巴3的要求了，其他的一些离的距离也不远，所以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里8%到11%，或者12%之间，那么还有一些核心资本充足率也是9%到10%了，所以这个短期不会有挑战，挑战是中期和长期的。
因为资产的基础不断地扩大，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些新的资本的来源，我们的利润率能不能够继续地扩大，我们的留存的收益能不能够继续地增长。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盈利的能力能不能够持续下去这样的话中国的银行能够继续对于一些股本的这个投资者还是具有吸引力的，所以中长期才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何刚：
对中国的银行严格地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这种条款，对于当下的中国银行业，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或者说影响。因为目前很多商业银行的资金已经非常地紧张，他们实际上很多的银行已经没有更多的钱可以去贷款。
Rodney Ward：
事实上中国的银行在过去几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在危机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很多的资金的，比如说海外，他们想要在海外得到资金的话，是能够得到的，因为很多的投资者对于中国的银行非常地感兴趣，那么很显然，会有ROE还有ROC的这个回报的问题，还有不良贷款的这个问题，还有对于有一些，在过去的这两年的时间里面，很多的一些贷款的一些投机的问题，可能会破坏情况的可信性，但是我认为在这里的监管机构所作出的努力是非同寻常的，使得中国的银行从总体上来讲，是欢迎这种监管的，所以我就对此非常地乐观。
何刚：
必须要继续相对比较严格的这样的一种监管标准跟资本充足率，包括他的这个拨备，那么几位刚才在演讲里面也都分别谈到，就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必须进行相应的业务的创新，我不知道巴曙松在您看来，当下比较现实的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比如说中间业务的一些创新，哪些领域是比较有可行性的。
巴曙松：
其实关键还是在风险资产的规模的控制，以及把资本金配置到最有产出率收益的这些领域，我觉得无非就是从，我们叫它叫分子策略或者叫分母策略，分子策略就是我把资本金配置进行评估，现在国内的银行这方面做得并不是太多，我的所有的产品，300种、500种，我们这么多分支机构，究竟谁在挣钱，目前这样的一个计算，我们国内银行其实并不是很多。特别是如果你考虑到你的业务结构，考虑到你的资本金占用，究竟谁在挣钱，它可能跟我们通常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曾经参与一个重等股份制银行的测算，结果最挣钱的是一个叫做不指定用途的一个循环的贷款，叫做白领通，根本不是大家想象的说，我带着一个大桥或者企业，因为你要综合考虑他的资本和综合的收益，而分母策略无非就是把这个风险衡量得更准确，或者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转移。然后第三个就是跟这两个相关的，就是有些中间业务不占用资本金的。
你比如说一个极端的例子，两个支行都挣5000万的盈利，一家专门做中间业务，一家专门做高风险的比如说房地产开发贷款，它两者之间是根本不可比的。所以目前看这不是中国的银行业第一次碰到，欧美的这些银行早就在碰到这样的问题。
顺便说一句补充一点，最后一句就是，我们天天讨论理财、说我们理财大发展，上半年的这个理财规模再创新高，这不仅仅还是资本约束和巴塞尔协议推动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利率管制和利率被市场化，实际上是说逃避利率管制推动的，负利率推动的，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应对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实施要求，资本约束的要求而进行的业务转换，谢谢。
Phillip Straley：
巴曙松先生刚才已经提到了我想要讲的这三件事情当中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谨慎的这个资产的这个扩张，您应该考虑各种各样的业务风险调整之后的情况。
第二个就是要继续进行不再用资本的一些业务的创新。我知道中国的银行在过去的5到6年的时间里面，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核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理财的这个业务，还有这个咨询顾问的这个业务，很大地增长，所以说一些非专区利率的一些业务的这个增长。我想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说要呼应一下在我发言的过程中，我所讲的一些要点。那么这个也就是说，进行这个风险的管理，风险管理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你要继续地把风险管理和融资的功能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它们能够给我们，不仅仅是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风险调整之后的利润率，而且风险和融资可以共同地去推动这个机构里边的一些战略规划，以及其他的一些规划的开发。
还有一些例子比如说风险基础设施，我刚才讲到了，这对于银监会来讲，应该关注，还有一些大银行在中国的大银行，应该也关注。那在中国不仅要能力，要做资本的压力测试，同时要做综合的压力测试，也就是说资本和流动性的影响，都要放到这个压力测试。
Rodney Ward：
刚才大家讲得都非常好，我认为中国的应该特别积极地来研究银行的这个交付能力，能不能交付更多的金融产品，比如说通过手机平台或者其他的这个机制来交付更多的产品。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现在中国的发展，好像不像在韩国和其他的市场发展那么快。第二点就是特别积极地来研究一下你们分行的问题，看看分行的网点布置是不是合适，这些分行是不是盈利足够？
最后我还要特别地关注一些相关的问题，也就是信用卡、汽车贷款、按揭贷款，这些总地来讲更加安全，比大的企业贷款要安全得多，谢谢。
何刚：
有一个问题就是谈到资产政权化和利率的优先顺序，当下对于国内的银行来讲，哪一步是马上要做的，另外你提到关于银行的杠杆使用不足，那么监管的不允许是不是主要的原因，就是事实上我们的监管部门不允许我们有更高的这个杠杆，谢谢。
巴曙松：
我认为一个更可行的路径是不断地在做大市场化定价的这一部分金融产品，也就是你也可以把它归结为比如说证券化，那么这就使得利率管制的存贷款的这一部分的规模在不断地缩小，那么最后你放松存贷款管制的时候，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冲击相对就会比较小，会平稳一些。这是一个无意中可能慢慢摸索出来，并且被大家认可的一条道路。
因为你看真正地放开贷款或者存款或者存款的利率的市场化，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台湾地区放开利率市场化的管制，特别是存款利率管制的头三年，整个银行业集体亏损了三年。
何刚：
当下对于国内银行业来讲，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不完全成熟，可以这么说吗？
巴曙松：
可以，但是你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就是你市场化定价的这部分产品越来越多，因为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你到底是讲存款还是贷款，是长期、中期短期，你是讲金融产品，你还是讲批发业务还是零售业务，实际上现在批发业务，金融市场上的这些产品，已经是市场化定价了，所以就是主要是谈存贷款，所以我们现在只是要推这个方向，那么怎么样要缩小存带宽这个利率管制取消，在金融体系可能导致的冲击，如果整个银行业的业务，严重地依赖存贷款，它一旦放开冲击就会非常大，所以如果回答刚才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先做大金融市场，然后淡化存贷款这一部分管制对银行体系的冲击，这个时候推动银行业定价的试点，然后平稳地来并轨，这可能是一个冲击相对比较小的方案。
何刚：
我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同样的是关于有的朋友问到了关于欧洲债务问题，刚才您提到了，接下来的最主要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是不是通过更多的一些发债还是说通过更强调欧洲的财务的、财政的这种统一。
Rodney Ward：
我认为2011年跟2008年非常不一样，在2008年的时候，金融体系接近于全面崩盘，尽管机构总是落后，一两步落后，而且解决问题总是对于每一个受影响的银行，部分地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银行基本上来讲已经在补充了他们的资本，银行比以前更加健康，而且现在监管机构现在能够掌控整个局面。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根本的问题就是政治家，欧洲的政治家，他们是不是忍痛承认，如果他们想要保持欧盟的话，他们必须要提出一个大的这个框架和方案，能够满足市场，同时也表明他们完全致力于可持续的欧洲的这个稳定，而且不仅仅他们需要的，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因为如果这样一来，有一点像美国的这几件方案，那我觉得很难想象，一个重大的欧洲国家会允许他的主要银行失败，完全彻底地失败，这种我觉得我难以想象。
Phillip Straley：
我认为在中国有大概6到7家银行，已经开始实施了巴塞尔2，在信用标准中，他们制订了很多的基础设施，从资本的角度来讲，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过渡，但是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讲，很多的工作都已经做完了，对于那些大的银行来讲，我的观点就是银监会他现在正在朝正确的方向走，特别关注这些大的那些，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首先先关注他们，让他们先转到巴塞尔2，之后是巴塞尔3，然后慢慢地这样过渡，之后大银行之后再是中小银行，我认为这种方法就是中国人的这种监管机构所采用的这种方法，它最一开始有一点于美国的很相像，就是美国在危机前实施巴塞尔2就是这样的，先是大的银行，然后是小的，那么我想银监会首先就是让那些大的国有银行，然后让股份银行。
何刚：
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有大量的银信合作，银行理财，同时大量的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在不断地上升，从目前的这种金融的双轨运行来看，中国金融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有多大，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点评。
巴曙松：
应该说大量的银信理财产品具有金融创新的需要，但是很大程度上也是逃避管制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一个是逃避信贷投放规模的管制，第二个也是逃避利率管制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所以就是说这么快速的成长，它的影响可以两面来看。
第一面：我倒觉得它是我们市场上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渠道的很重要的一个补充来源。特别是当规模有信贷有额度配额控制之后，往往是大企业可以拿到，小企业往往愿意付高一点的成本，通过这些渠道拿到。所以这一点我不太赞成简单地把它参照美国的也说是中国的影子银行集团，它发挥的作用其实不太大。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一点对冲，因为导致的紧缩力度，对小企业过渡，有一个对冲的效果。所以在调控时期，风险是要关注的。但是它发挥了一定的对冲的这个，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的差异。
再从具体的技术细节上来看，当然你要注意，你是不是真的风险剥离了，有没有隔离，风险的偿还，包括这些理财产品的购买者，是不是真正地理解这个风险本身跟银行存款是不一样的，这可能是需要市场教育的，但是你怎么空说市场教育呢？往往也没有用，你现在天天贴着说也没有，还是市场教育最有用，有一个项目出了问题了，再也记住了，才会真正产生效果，但是我觉得要客观地看这个问题。
何刚：
到这里我们今天上午的论坛内容全部结束。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