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1年8月20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财经》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1第五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图为第三主题：全能银行模式的再探讨论坛全景。

　　乔晓会：

　　下面进入讨论环节，我们在讨论环节主题主要是平衡资本效率和风险防范的关系，我们也知道就是金融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它对监管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和挑战，尤其是综合化经营或者是跨领域业务发展的时候，也会导致监管的重叠和错位、缺位的现象出现，那么请问在以我们国家来讲，在现有的金融发展阶段，怎么样理顺现在的监管架构，才能适应我们未来的金融发展需要很好地进行风险防范，首先由林行长来。

　　林清德：

　　中国是金融服务行业发展的一个早期，所以有机会能够在一开始就把基础打好，做正确，我前面已经谈到过了宏观审慎监管的一些优点，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你想要创造一个具有活力的金融服务行业，那你就需要有更多的参与者，需要增加竞争，洪先生前面也谈到了中国银行的国际化。中国银行进入其他的市场，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收入来源，同样中国也支持外国银行更多地进入中国，所以这样一来呢就能够增加竞争，增加竞争就会带来创新，金融服务的创新能够有利于消费者，有利于企业，因为你能够确保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被消除，这是因为有更多的竞争，不管是在商业银行领域还是在资本市场，这样一来呢使得资源的配置效率就会更高。我认为中国有一个很好的起点，希望中国能够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继续支持金融服务行业在中国的发展。

　　许小年：

　　金融监管我还是刚才那样的观点，金融监管首要的问题是先搞清楚政府和市场的分界，现在政府和市场的分界不清晰，政府手伸得太长，伸入到市场里、伸入到金融机构内部，干预太多，管制太多这是首要问题，其次才是理顺监管框架，监管框架不知道理了多少年了，一直在理顺中。

　　这个之所以理不顺，就是因为政府和市场的这个界定没搞清楚，是吧？再一个我们的监管思路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监管的指导思想是零风险，他要把这个市场管得是零风险，但是他不懂一条金融学的最基本的定律，如果零风险的话，就是零收益，零风险就意味着零收益，你要把金融市场管成零风险，那你就是让金融机构没收益，他这个没搞清楚，他的风险容忍度是零，你想下边的金融机构能搞好吗？下边的金融机构管不好，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就导致了他管得过细、管得过多，管到了微观层面上，管到了市场层面上这是他的问题所在。

　　所以你要说谈监管的话，你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乔晓会：

　　下面问一下洪行长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洪崎：

　　我是很同意，最主要的监管还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如果理念不对的话，那监管框架肯定是走偏的，理念对了以后，很多东西都变得很简单，就不会这么复杂，我想的话有两点。

　　第一点，我们曾经也走过这种综合经营的路子，那么那时候就是1992年、1993年的时候，确实我当时还在交行，那我们底下有证券，底下有公司，底下有保险，什么都有，出了一些乱子，当时出了一些乱子。

　　那你要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基本上是从计划经济过来以后，突然一下放开，对这些证券等等，所有的无论是监管人还是操作者，都是基本上是属于不是太明白，对这些事情都不是太明白，初级阶段，对他的知识认识、对他的风险认识都是初级阶段，事情一过就是将近20年了，这20年整个中国的金融人才、整个经济的发展、整个监管的水平和银行的素质，各个方面都非20年前可比的，已经具备了这种素质，已经具备了这种风险的认识和能力。

　　但是的话现在确实监管者还把我们看成20年前，总怕我们犯错误，这是好心。所以第二个就是监管者刚刚做了一件事，就是因为好心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太微观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把你们当孩子，把我们所有的这些商业银行当孩子，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所以这些问题就造成了刚刚监管太细、太具体，这样就抑制了创新，也抑制了商业银行的能动性。所以的话把精力都放在更微观的地方，大的方面反而失去了很多。所以的话这种是一个监管的认识、理念、是一个双方的，监管者和被监管是一个互相信任的过程，那么这事就好办了。所以我想的话，关键还在这儿，是吧？

　　再一个就是刚刚说的我们的监管体系、市场分割的问题，这是我们感觉很恼火的问题，如果我发一个债，我要先到银监会去批他几个月，再到证监会批他几个月，我还不知道哪个地方被卡了，所以的话对于我们把握整个经营的话，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儿，你都是不确定，所有的时间安排等等都是不确定的，所以这个有时候的话还说不清楚，两家监管机构为一个政策还得解释，谁解释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基本上是，我想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乔晓会：

　　追问一下洪行长，因为您是代表银行的，那如果要站在监管者的角度来讲，他会不会提这样一个问题，觉得他确实如果要是不监管的话，很多机构在趋利因素的诱导下，会不会采取冒进或冒更大的风险。

　　洪崎：

　　我相信会，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你一定要他自己成熟，将来的话才能走到国际化上去，否则的话上了树以后，你树上掉下来以后永远不许爬树了，他永远上不了树了。所以一定要让这些市场竞争者在真正地在一个自由市场中间去得到教训和经验。

　　许小年：

　　你这个要管着确实有趋利因素，银行冒险或者说金融机构过度冒险，但是这一类只限于国有银行，如果这个银行是民营的，他自己会掂量，我这个冒险值得不值得？我这一下子冒险赌错了，我这个银行要倒闭了，我个人身家姓命就没了，对吧？所以监管当局的重点应该是国有金融机构，因为他们是预算而约束，因为他们是会为了扩张规模而不计风险，因为他们知道后边的风险有国家兜着，所以你要想监管的话我也同意，你把国有银行好好管管，那个是风险防范的重点，因为他的本身机制不对。我不是歧视国有银行，在座有国有银行工作的朋友们，我说它这样的机制、这样的体制，就造成了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就造成他要冒很大的风险去追求银行的规模，还不是银行的收益。民营银行你担什么心，那是他自己的钱，他看着自己的钱比你在意多了，你操什么心？对不对？你那不是自作多情嘛？我自己的钱我当然要关注风险。所以监管重点是那些公司治理机制、公司股权结构天生有缺陷的金融机构，那是监管重点。

　　林清德：

　　我也想再补充一点，当然这个市场力量是发挥作用的，我觉得监管部门他还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要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为银行是要吸收存款的，那么如果你吸收了存款，你要对存款人要负责，所以银行当然是会承受担一点风险会做他的经营，但是如果说对这些银行不进行监管的话，出现问题的话，对整个的金融体系会带来冲击，从而的话会触发一系列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问题就是在于，这两个方面怎么来平衡，一方面来说你需要对他有一定的监管，但是你的监管又不能够太多来遏制他的创新，来遏制他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乔晓会：

　　下面有一个问题是问小年老师的，你如何看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中国的资本管理新规采取提高1%的资本充足率的做法，您认为是否公平？是否适当？

　　许小年：

　　这次金融危机，大家又来总结经验教训，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的解决方案，不是在管这个银行的操作，不是在管银行的金融创新上，资本充足率我觉得有必要提高，资本充足率提高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提高它抗击风险的这个能力。除此之外的现在讨论的一些监管的方式，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是吧？你已经管到银行的日常操作了是吧？

　　那么是不是要监管银行的规模？使得它不会成长到太大，我本人是反对的，我认为银行的规模是由市场决定的，不应该由政府决定，这个不应该由政府决定，是吧？那么如果将来再发生太大怎么办？我想答案也挺简单的，你就政府注资就完了，我们总是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总是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银行为什么要做大？银行做大了有规模效益。但是银行做大了就出现道德风险，你永远是在规模效益和道德风险之间进行平衡，我没有一个万全之策，可以使银行又获得了规模效益，又没有道德风险，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事儿，根本不存在，所以你的平衡点放在哪里？这个社会公众要考虑清楚，不能够是因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为了应付他，剩下99年我就不过了，这个不大可能的，我们要权衡危机时期和正常时期，要权衡规模效益和太大引起的道德风险，永远是在这个之间进行平衡，所以我不赞成去监管银行的规模，银行的规模要由市场去决定。

　　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吸取很多的教训，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学到的都是肤浅的，没有深入到金融体系的内部，没有深入到金融机制的内部去考虑这个问题，你比如说评级公司的问题，评级公司的问题SMP在事前没有发出警报，没有对这个CDO发出警报，金融危机当中大家痛骂评级公司，好了评级公司把美债给下来了，大家又痛骂他，那我要是评级公司的话，我就觉得很冤枉，是吧？上次你说我玩忽职守没有及时报警，我现在报警你们怎么还骂我？不仅骂他，而且美国政府要调查他，我说你这不讲道理，你这是逼着评级公司拿出你所希望的评级，是吧？如果他的评级不合朕意，朕就派人去调查他，你不就是这个逻辑吗？金融危机的时候，把相当大一部分责任推到评级公司身上，那现在评级公司说好，我来早期报警，美国政府债券有违约风险，然后美国政府又骂他、大家又骂他、全世界的人都骂他，我说你们忘了？你们金融危机当中怎么骂他的？评级公司的问题到底什么地方？这个我们可以上一堂经济学的课，评级公司的问题在于它的报酬机制是很难解决的难题。

　　它从债券发行人手里拿钱，他对谁负责？他当然对客户负责，他对债券发行人负责，所以这个机制本身决定了它的评级不独立，我和一个高层领导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讨论我在市场上没看到，我不是说我们高明，但是我觉得我们对问题深入的探讨程度超过市场。你评级公司他从这个发行人那里拿钱，他当然是想把这个债券赶快卖出去，所以他的激励机制发现问题，那这个老总就讲，说我们能不能够考虑把评级交给这个，我提出的建议不让评级公司从发行人那儿拿钱，从投资者那儿拿钱行不行？结果他说从投资人手上拿钱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评级它不是一项很复杂的产品，它就是一个数儿，一个投资人拿到了会有什么结果？整个市场就全知道了，这产生什么问题？这产生搭便车问题，评级公司收不到钱，评级公司只要把这数字卖给一个投资者，整个华尔街全知道了，他卖不了第二家，所以评级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等我说到公共产品的时候，他就说，那看来只有政府做了，因为公共产品嘛，那你只能交给政府，我说美国政府我不知道，你要是交给中国政府的话，我这个心里不是很踏实，是吧？还没交给政府呢铁道部已经3A评级了，你要交给中国政府的话，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么多，那是各个3A，这也不是解决方案。所以你要从这一次危机中产生的机制上的问题、制度上的问题来进行讨论，而不能浮在票面上，华尔街那帮家伙都是一些坏蛋，我也承认没有什么好人，和我们在座的都一样，都是想发财、想赚钱的，这是人性，要想避免类似的问题的发生，我们制度设计上来使他这个人性朝着我们降低风险的这个角度，你不能去指责人性，咱们中国人说得好，狗改不了吃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改不了，你只能从制度设计上，最后我们讨论的是什么结果？最后讨论的是让交易所去做评级，大家考虑一下，交易所去做评级也有他的问题，但是在几个方案中，它可能是成本最低的一个方案，要交易所去评级，而不是评级公司。

　　后来我们又讨论了交易所评级要不要收费？我们俩的倾向性意见是不要收费，把交易所的这项评级作为一项公共服务，不要收费，如果交易所评级还存在问题的话，最后是什么解决方案？最后没有办法每一个想买债券的人自己去做研究，这是最笨的办法，这个办法有什么坏处？这个办法没有规模经济，因为我们全是重复劳动，这是社会资源的浪费，是吧？但是你要想发挥评级的规模经济效益，就带出了其他很多负面的效益，你必须要考虑。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解决方案，只能是在各个方案中选一个成本最低的。所以你这种简单的指责，这种简单的逻辑，市场失灵靠政府，这种简单的条件反应式的结论，我认为这个思路就是错的，况且我根本就不承认这次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政策失灵，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失灵。所以对于危机的研究，我认为不要浮在表面上，要深入下去。金融创新CDO搞了那么多，大家都说你们创新过头了，要政府来监管，政府来监管出现什么问题？政府监管金融创新出现什么问题？就像我们国家一样，监管当局管金融创新，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没有创新。

　　你就要问为什么政府管创新就没有创新？为什么放手让华尔街创新就创新过度，你得问问为什么，华尔街为什么这个金融创新过度？他一个创新小组搞出一个新产品，到年底这个创新小组的成员分奖金，几亿美元地分奖金，如果这个产品失败了呢？失败老板就说哎呀你们不走运卖不好，什么问题？风险收益不对称，你要让政府去审这个创新，政府官员怎么审呢？这个创新在市场上成功了，这个审批官员得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这个创新产品要在市场上捅出篓子来，对这个官员意味着丢饭碗，所以他会怎么样？他本身的激励机制就决定了他把所有的创新全给你卡住，因为创新成功了我没好处，失败了我要承担责任，因此我说在市场和政府之间，不是天使和魔鬼的选择，而是两个魔鬼的选择。

　　你看看这两个魔鬼哪一个给你祸害得少？

　　乔晓会：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把最后一个问题提给两位行长了，请大家用简短的时间做一下解答，这个问题是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说，将要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对银行的资本的补充压力有多大？是否会造成银行的资本金的不足。

　　谢谢！

　　洪崎：

　　这次的巴塞尔3的实施，应该说整体影响不是太大，会有一些补充，因为各个行的话结构不一样，他的客户结构还有产品结构不一样，所以他有时候权重调整也不一样，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测算以后，调整不算太大，是要补充一些。如果说你要是开发银行等等的这些，它是另外的，那可能又有所变化。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是跟商业银行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的，监管部门还是跟商业银行充分沟通的。

　　林清德：

　　我也非常同意洪行长的看法。

　　乔晓会：

　　两位的时间拿捏非常准确，现在我们这个环节基本上就是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