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1年8月20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财经》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1第五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图为第二主题：巴塞尔III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论坛现场。

　　何刚：

　　大家的问题已经汇集上了，我们的讨论加各位在场提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我愿意追问三位。

　　问题一：因为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全球银行业的重整，虽然很多人也非常关心，似乎三位共同认可的一个问题是，加强监管、必要适度的监管是需要的，但是当前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问题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加上我们的这个贷款的发放速度也很快，存款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地降低，所以事实上很多国内的商业银行，已经面临着比较大的资金的经营压力，很多银行事实上没有新的贷款可以发放，那么我的问题就是。中国银行业是不是必须要按照非常严格的巴塞尔，超过巴塞尔协议的这样一个标准来进行监控，我不知道巴曙松博士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点评。

　　巴曙松：

　　我觉得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来看，巴塞尔主要是管约束资本的，以及以资本为约束条件来影响资本资产的扩张规模。那么目前的准备金率调整主要是影响它的流动性，特别是资金来源这些方面。所以二者之间有交叉的地方，共同作用于银行，影响银行的扩张能力。所以我觉得把你这个问题再引申一点就是要考虑巴塞尔资本协议实施和经济周期的这个波动，对银行进行的叠加。你可能本来经济已经在紧缩、在收缩，然后再加它的话可能是有一个收缩作用会有叠加，那么你在总体评估政策效果的时候，考虑这种政策的叠加。

　　Phillip Straley：

　　我觉得在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我的观点是如果你看一看这个存款准备金率的话，那很显然现在已经上升到了20%以上是非常大的但是就我的理解，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事实了巴3之后，会不会是给中国的银行增加一些新的负担，那么我的这个观点是，在近期来讲，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情况不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看一下中国银行的这个资本的结构，不管是看他们的总的资本充足率，或者是说核心一级资本的这个充足率，绝大多数的银行已经满足了这个巴3的要求了，其他的一些离的距离也不远，所以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里8%到11%，或者12%之间，那么还有一些核心资本充足率也是9%到10%了，所以这个短期不会有挑战，挑战是中期和长期的。

　　因为资产的基础不断地扩大，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些新的资本的来源，我们的利润率能不能够继续地扩大，我们的留存的收益能不能够继续地增长。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盈利的能力能不能够持续下去这样的话中国的银行能够继续对于一些股本的这个投资者还是具有吸引力的，所以中长期才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何刚：

　　对中国的银行严格地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这种条款，对于当下的中国银行业，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或者说影响。因为目前很多商业银行的资金已经非常地紧张，他们实际上很多的银行已经没有更多的钱可以去贷款。

　　Rodney Ward：

　　事实上中国的银行在过去几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在危机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很多的资金的，比如说海外，他们想要在海外得到资金的话，是能够得到的，因为很多的投资者对于中国的银行非常地感兴趣，那么很显然，会有ROE还有ROC的这个回报的问题，还有不良贷款的这个问题，还有对于有一些，在过去的这两年的时间里面，很多的一些贷款的一些投机的问题，可能会破坏情况的可信性，但是我认为在这里的监管机构所作出的努力是非同寻常的，使得中国的银行从总体上来讲，是欢迎这种监管的，所以我就对此非常地乐观。

　　何刚：

　　必须要继续相对比较严格的这样的一种监管标准跟资本充足率，包括他的这个拨备，那么几位刚才在演讲里面也都分别谈到，就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必须进行相应的业务的创新，我不知道巴曙松在您看来，当下比较现实的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比如说中间业务的一些创新，哪些领域是比较有可行性的。

　　巴曙松：

　　其实关键还是在风险资产的规模的控制，以及把资本金配置到最有产出率收益的这些领域，我觉得无非就是从，我们叫它叫分子策略或者叫分母策略，分子策略就是我把资本金配置进行评估，现在国内的银行这方面做得并不是太多，我的所有的产品，300种、500种，我们这么多分支机构，究竟谁在挣钱，目前这样的一个计算，我们国内银行其实并不是很多。特别是如果你考虑到你的业务结构，考虑到你的资本金占用，究竟谁在挣钱，它可能跟我们通常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曾经参与一个重等股份制银行的测算，结果最挣钱的是一个叫做不指定用途的一个循环的贷款，叫做白领通，根本不是大家想象的说，我带着一个大桥或者企业，因为你要综合考虑他的资本和综合的收益，而分母策略无非就是把这个风险衡量得更准确，或者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转移。然后第三个就是跟这两个相关的，就是有些中间业务不占用资本金的。

　　你比如说一个极端的例子，两个支行都挣5000万的盈利，一家专门做中间业务，一家专门做高风险的比如说房地产开发贷款，它两者之间是根本不可比的。所以目前看这不是中国的银行业第一次碰到，欧美的这些银行早就在碰到这样的问题。

　　顺便说一句补充一点，最后一句就是，我们天天讨论理财、说我们理财大发展，上半年的这个理财规模再创新高，这不仅仅还是资本约束和巴塞尔协议推动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利率管制和利率被市场化，实际上是说逃避利率管制推动的，负利率推动的，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应对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实施要求，资本约束的要求而进行的业务转换，谢谢。

　　Phillip Straley：

　　巴曙松先生刚才已经提到了我想要讲的这三件事情当中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谨慎的这个资产的这个扩张，您应该考虑各种各样的业务风险调整之后的情况。

　　第二个就是要继续进行不再用资本的一些业务的创新。我知道中国的银行在过去的5到6年的时间里面，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核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理财的这个业务，还有这个咨询顾问的这个业务，很大地增长，所以说一些非专区利率的一些业务的这个增长。我想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说要呼应一下在我发言的过程中，我所讲的一些要点。那么这个也就是说，进行这个风险的管理，风险管理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你要继续地把风险管理和融资的功能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它们能够给我们，不仅仅是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风险调整之后的利润率，而且风险和融资可以共同地去推动这个机构里边的一些战略规划，以及其他的一些规划的开发。

　　还有一些例子比如说风险基础设施，我刚才讲到了，这对于银监会来讲，应该关注，还有一些大银行在中国的大银行，应该也关注。那在中国不仅要能力，要做资本的压力测试，同时要做综合的压力测试，也就是说资本和流动性的影响，都要放到这个压力测试。

　　Rodney Ward：

　　刚才大家讲得都非常好，我认为中国的应该特别积极地来研究银行的这个交付能力，能不能交付更多的金融产品，比如说通过手机平台或者其他的这个机制来交付更多的产品。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现在中国的发展，好像不像在韩国和其他的市场发展那么快。第二点就是特别积极地来研究一下你们分行的问题，看看分行的网点布置是不是合适，这些分行是不是盈利足够？

　　最后我还要特别地关注一些相关的问题，也就是信用卡、汽车贷款、按揭贷款，这些总地来讲更加安全，比大的企业贷款要安全得多，谢谢。

　　何刚：

　　有一个问题就是谈到资产政权化和利率的优先顺序，当下对于国内的银行来讲，哪一步是马上要做的，另外你提到关于银行的杠杆使用不足，那么监管的不允许是不是主要的原因，就是事实上我们的监管部门不允许我们有更高的这个杠杆，谢谢。

　　巴曙松：

　　我认为一个更可行的路径是不断地在做大市场化定价的这一部分金融产品，也就是你也可以把它归结为比如说证券化，那么这就使得利率管制的存贷款的这一部分的规模在不断地缩小，那么最后你放松存贷款管制的时候，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冲击相对就会比较小，会平稳一些。这是一个无意中可能慢慢摸索出来，并且被大家认可的一条道路。

　　因为你看真正地放开贷款或者存款或者存款的利率的市场化，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台湾地区放开利率市场化的管制，特别是存款利率管制的头三年，整个银行业集体亏损了三年。

　　何刚：

　　当下对于国内银行业来讲，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不完全成熟，可以这么说吗？

　　巴曙松：

　　可以，但是你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就是你市场化定价的这部分产品越来越多，因为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你到底是讲存款还是贷款，是长期、中期短期，你是讲金融产品，你还是讲批发业务还是零售业务，实际上现在批发业务，金融市场上的这些产品，已经是市场化定价了，所以就是主要是谈存贷款，所以我们现在只是要推这个方向，那么怎么样要缩小存带宽这个利率管制取消，在金融体系可能导致的冲击，如果整个银行业的业务，严重地依赖存贷款，它一旦放开冲击就会非常大，所以如果回答刚才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先做大金融市场，然后淡化存贷款这一部分管制对银行体系的冲击，这个时候推动银行业定价的试点，然后平稳地来并轨，这可能是一个冲击相对比较小的方案。

　　何刚：

　　我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同样的是关于有的朋友问到了关于欧洲债务问题，刚才您提到了，接下来的最主要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是不是通过更多的一些发债还是说通过更强调欧洲的财务的、财政的这种统一。

　　Rodney Ward：

　　我认为2011年跟2008年非常不一样，在2008年的时候，金融体系接近于全面崩盘，尽管机构总是落后，一两步落后，而且解决问题总是对于每一个受影响的银行，部分地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银行基本上来讲已经在补充了他们的资本，银行比以前更加健康，而且现在监管机构现在能够掌控整个局面。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根本的问题就是政治家，欧洲的政治家，他们是不是忍痛承认，如果他们想要保持欧盟的话，他们必须要提出一个大的这个框架和方案，能够满足市场，同时也表明他们完全致力于可持续的欧洲的这个稳定，而且不仅仅他们需要的，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因为如果这样一来，有一点像美国的这几件方案，那我觉得很难想象，一个重大的欧洲国家会允许他的主要银行失败，完全彻底地失败，这种我觉得我难以想象。

　　Phillip Straley：

　　我认为在中国有大概6到7家银行，已经开始实施了巴塞尔2，在信用标准中，他们制订了很多的基础设施，从资本的角度来讲，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过渡，但是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讲，很多的工作都已经做完了，对于那些大的银行来讲，我的观点就是银监会他现在正在朝正确的方向走，特别关注这些大的那些，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首先先关注他们，让他们先转到巴塞尔2，之后是巴塞尔3，然后慢慢地这样过渡，之后大银行之后再是中小银行，我认为这种方法就是中国人的这种监管机构所采用的这种方法，它最一开始有一点于美国的很相像，就是美国在危机前实施巴塞尔2就是这样的，先是大的银行，然后是小的，那么我想银监会首先就是让那些大的国有银行，然后让股份银行。

　　何刚：

　　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有大量的银信合作，银行理财，同时大量的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在不断地上升，从目前的这种金融的双轨运行来看，中国金融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有多大，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点评。

　　巴曙松：

　　应该说大量的银信理财产品具有金融创新的需要，但是很大程度上也是逃避管制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一个是逃避信贷投放规模的管制，第二个也是逃避利率管制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所以就是说这么快速的成长，它的影响可以两面来看。

　　第一面：我倒觉得它是我们市场上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渠道的很重要的一个补充来源。特别是当规模有信贷有额度配额控制之后，往往是大企业可以拿到，小企业往往愿意付高一点的成本，通过这些渠道拿到。所以这一点我不太赞成简单地把它参照美国的也说是中国的影子银行集团，它发挥的作用其实不太大。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一点对冲，因为导致的紧缩力度，对小企业过渡，有一个对冲的效果。所以在调控时期，风险是要关注的。但是它发挥了一定的对冲的这个，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的差异。

　　再从具体的技术细节上来看，当然你要注意，你是不是真的风险剥离了，有没有隔离，风险的偿还，包括这些理财产品的购买者，是不是真正地理解这个风险本身跟银行存款是不一样的，这可能是需要市场教育的，但是你怎么空说市场教育呢？往往也没有用，你现在天天贴着说也没有，还是市场教育最有用，有一个项目出了问题了，再也记住了，才会真正产生效果，但是我觉得要客观地看这个问题。

　　何刚：

　　到这里我们今天上午的论坛内容全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