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主办的“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业论坛”于2011年8月12日在北京举办。上图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新趋势”研讨。

　　以下为研讨实录：

　　费国平(主持)：按照大会议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新趋势专题研讨安排了六个问题，按照五位嘉宾背景的特点对这六个问题做一些调整，由于资料里面都有各位嘉宾的介绍，为了节约时间多听听他们闪亮的观点我们就不具体介绍他们的背景了。

　　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新趋势”这个大的题目，先请商务部研究中心的邢主任，先给咱们介绍一下2010-2011年上半年，当前有哪些新趋势、新情况发生？怎么个新法？

　　邢厚媛：感谢费会长这么重视女性，让我先发言。我想这个话题比较大，因为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本身是错综复杂的，它必然会对直接投资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怎么看当前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它对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想用五分钟的时间从五个方面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首先，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过程中，我们知道FDI总量亿达2.07万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到2009年的时候降到了这一轮高峰之后的谷底，去年有了显著的回升，回升到了1万亿以上，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和分析，他刚发布了一个世界投资报告，根据他的投资世界经济缓慢复苏过程中国际投资还会发生很大的拉动作用，所以它的整体复苏趋势是很肯定的，尽管世界经济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是回升的趋势是确定的，而且预计到2013年之后，FDI总量会恢复到2万亿的恢复。由此在这点上对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来说，我想是个利好的消息，说明全球的投资环境在发生改变。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结构的调整，最新的FDI总体流向了东亚以及东南亚以及拉美国家，当然对美国的投资也是有显著回升的，拉美增长了14%，东亚和东南亚增长了30%，这样的格局对中国也是有利的，按照梯度转移和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的周边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转轨国家，我们有更强的产业优势和竞争力。

　　第三点，大家比较关注的行业结构问题，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在2010年和今年上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迹象，就是在产业领域里面不再只跟踪资源领域，而是向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产业转移，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产业，对于正在处于深度工业化时期的中国来说，我们同样拥有产业优势，大家知道中国的对外工程承包正是我们国家竞争力的体现，过去几年中以30%的速度在增长，对于中国的称承包商来说，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产业的增长，一方面代表了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不仅仅是可以做承包商，他们还可以以BOT的方式做投资人，这也是个好消息。

　　另外从发展的模式上讲，国际直接投资并购投资再一次有了显著的回升，我们可以继续以跨国并购的是在市场上寻找到自己的商机。

　　还有一点是和中国企业有密切关系的就是跨国公司当中的所有制形式，过去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会感受到中国的国有企业，一会儿我们李主任会阐明这个有关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国际直接投资当中国有的跨国公司目前有个很显著的兴起的势头，目前的全球国有跨国公司只占数量的1%，但是由国有跨国公司发起的国际直接投资占整个去年流量的11%，也就是说不光中国有国有的跨国公司。由此看来，国有的跨国公司在国际直接投资当中作用的提升，说明它的投资环境在改善，尤其是最近欧盟一些国家，针对国有企业的并购投资，有进一步放松管制的趋势。尽管中国企业在美国开展跨国并购遇到了很大的法律和政策障碍，但是我要向大家表明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国有企业除了美国市场以外还可以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找到更多的机会，当然对于美国我们很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改变对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限制的态度。

　　费国平(主持)：谢谢邢主任！这几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从数据上看确实是越来越热，尤其是用并购的方式走出去，这个比例上升也很快。我想回到简单的问题上来，请李主任用简单的话描述一下中国企业在今天和未来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

　　李保民：费会长给我提了一个非常难的问题，用简单的语言回答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可以说这是我们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类的生存就是“衣食住行用”这么五个基本方面：

　　衣：穿衣我们怎么更加穿的绿色、更加环保，更加符合现阶段人类生理心理的需要，这是我们需要做大调整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当年太湖被污染，实际上这就是给我们服装大省带来的时机问题。全世界人口达到峰值，对穿衣提出新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怎么调整我们的基本结构，特别是大家都知道一个数字，8亿件衬衫换一件波音飞机，这背后隐藏了问题。

　　食：怎么吃的更加健康，怎么符合现代人的胃口，这是没有破题的。我们现在正在跟国际上对标，有个小小的数据，国有有个中产阶级，国内叫中等收入人群，中产阶级也好、中等收入人群也好，我们在对标的时候发现人家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女士们都有美容师、营养师，男士们都有健美师、理发师，不管男女都有营养师，就是我这个人这个季度吃什么，比如夏天现在立秋了，吃什么，都是有食谱的，但是在座各位也算中产阶级，你们谁有？我们的粮食年年丰收，这是利好消息，但是背后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为了保存粮食、为转化粮食我们付出的成本费用也是很大的。

　　住：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围绕房地产的结构调整是全球的，大家也不要忘记这次金融危机就是通过美国的两房引发的，两房引发了次贷危机接着引发了金融危机，房地产是我们的一个热门话题，大家都知道，不多讲，但这背后也有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实际盖的住房和我们使用的住房这中间的结构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说的空房闲置率这个比例要高于国际公认的水平线。

　　行：这里也有天上、地下、水中、陆上的交通形势，大家都知道北京首都是“首堵”啊，未来我们怎么在行这方面进行调整？包括我们大飞机的制造，高铁的争议，高速公路、汽车工业的发展，你不站在全球世界一流企业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用：在衣食住行背后，现在用的比例越来越高，包括我们手机的使用、电脑的使用，这是过去在衣食住行年代里不会考虑的问题。

　　刚才邢教授讲了一大堆数据，这些数据背后有这么一些问题，在五个方面我们要做强做优，这不仅是现在企业要走出去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必须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全球的高度，也就是说从衣食住行最基本的层面上考虑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提高国际化的水平。

　　谢谢！

　　费国平(主持)：李主任用最朴素的语言，用最简单的人类经济发展的逻辑，描述了企业现在发展和未来发展将要面临的一些挑战和转型的必要性。

　　请普华永道的林先生再换一个角度，就企业而言如何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式异常复杂的情况下，一个企业如何选择我是该走出去还是不该走出去？用什么样的变量因素来做一个判断、决策？

　　林怡仲：谢谢费会长！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企业决定应不应该走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因素是要考虑的：

　　第一，我们为什么要决定并购获取投资？包括并购投资是在国内呢还是在国外？因为有些企业需要在海外并购，有些企业是要在国内并购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企业要比较清晰的有个部门，特别是在民营企业方面，国有企业有相应部门会搞一些投资，但是往往在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型的民营企业，之前没有做过并购活动，往往决策者是董事长、总经理，作出一个比较长远宏观上的判断，但实际上没有人帮他做分析情况，我们到底要买哪些企业，到底是为了买技术、买市场、买人才还是买资源？在做并购之前对企业很重要的是，就好象你在结婚之前就要看的到结婚是一年、两年、三年以后要不要生小孩子，成本有多贵，大部分海外的并购活动在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跨国公司一开始预期效益会提高10%、20%、30%，但实际情况并购后第一年、第二年对企业的效益肯定是有压力的，而且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所以，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在并购成功以后，你怎么将这个企业整合起来？特别是你是买了一个控股权的，而且是非资源性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考虑清楚谁是适合你并购的企业，企业内有没有一个小组将并购的效益挖掘出来，比如你买了一个屋子又买了一间屋子，两个屋子加起来怎么使你的效益有所增加，这在海外并购历史中的例子中有很多是做的非常不成功的，这点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你买贵的东西不要紧，实际上你一定要有个方案将两个企业整合起来，将协同效应反映出来，这是最关键的。

　　费国平(主持)：谢谢林先生从企业海外投资的决策到微观上的风险控制方面给大家做的分享！请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沈超先生给大家谈一谈海外投资并购当中如何控制宏观面的风险？以及宏观面上的风险如何通过一种机制把这种风险降到最低？来自招商银行的林先生可能会谈一谈发达国家的事情，而沈超先生会谈一谈在发展中国家的事情，利比亚危机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损失，而且人家还向我们提出了索赔，沈超先生的介绍我相信是有助于使我们把这些风险降到最低点的。

　　沈超：谢谢主持人！我们是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我们的宗旨就是通过鼓励投资人到发展中国家投资，主持人讲我们不在发达国家做业务，只在非洲、拉美、东南亚等等这些国家鼓励大家去投资，我们的宗旨是为投资人提供政治风险担保，就是让投资人没有这种顾虑。我们讲的政治风险主要是讲发生在投资目的国的风险，利比亚是非常典型的，还有货币的不可兑换，我们企业到当地投资挣的钱是当地货币，由于国家的外汇储备下降，支付能力减弱，他可能临时采取一些措施，不允许把你当地货币兑换成美元汇回国内，这在98年俄罗斯就发生过，2002年阿根廷也发生过，都不允许我们在当地挣的钱拿回来，这对企业的运营也是有影响的。

　　还有一种风险是征收的风险，比如我们的企业到那投了一个厂子，政府觉得不错就给你征收了，或者投的矿，政府还会采取一系列的行为让你在当地无法正常经营，就挤兑你走，这种情况我们在全球的客户中也遇到很多。还有就是违约，我们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一般会跟当地政府签一些协议，如果过程中政府不履行他的职责，企业尤其在海外面临政府的时候往往是比较弱势的，那么你怎么跟政府打交道？肯定会给你形成风险、造成损失。这就是我们谈的政治风险，我们就通过担保的形式、保险的形式给我们企业一个保障。

　　说到利比亚，我们这个机构在利比亚没有赔付的案例，因为我们没有在利比亚风险场口。非洲有很多国家今年都大选，往往会引起一些政治波动，但09年在卡尼亚和马达加斯就是由于大选最后引发了一场暴力和骚乱，我们在肯尼亚那家是一家糖厂，一部分人就跑到糖厂里面把糖厂的存货抢了、机器砸坏了，造成了损失，这一般的保险是不赔付的。马达加斯加的是家酒店，离总统府就100米，反对总统的人去游行，就跑到酒店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对以上两个案例我们都做了相应的赔付。

　　我们总部在华盛顿，去年来中国设立了办公室，2007年是全球对外投资的高峰，其实中国的2007年对外投资并不高，但08年有了很大幅度的突破，这就凸显出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而我们判断中国对外投资只是刚刚开始，仅仅现在仅仅590亿将近600亿但也是刚刚开始，将来还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世界银行的宗旨是鼓励投资人投资，南南合作也是我们的一个合作重点，中国企业走出去到非洲、到拉美、到东南亚去投资，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带到世界其它地方去，这是世界银行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南南合作是我们支持的一个重点，我们到中国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帮助中国企业走到世界的时候能够走的更稳健一些，避免像利比亚这样的事件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

　　费国平(主持)：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缺少这样的机制，缺少这样制度上的安排，比如我们海外投资的保险制度法律上并没有确立，在当前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企业出去投资，我们已经看到遭遇的跟刚刚这几类风相关，过去这些风险被天然的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才会有的风险，但现在发达国家也开始有了，比如三类风险里面一种风险就是国家违约风险，外汇不能结算不能汇兑，这都属于国家的违约风险，我们从美国准备国家违约、不偿债，这事就可以反映发达国家未必都会守约，守约也是要有经济实力，当他能力不足的时候只能做这样的选择。另外一个方面，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到现在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现在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然沈超先生不做发达国家的担保，你们世界银行是有歧视的。

　　沈超：为什么这样呢？整个世界银行的宗旨就是为发展中国家服务，我们的股东有175个成员国，中国财政部也是我们的股东，我们拿这个钱去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所以他们认为如果把这个钱用在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上实际上是资源部有效的匹配，应该放在更需要的地方，不是说歧视哪个国家，而是把有限的资源放在需要的地方，发展中国家更需要资金、更需要支持。

　　费国平(主持)：接下来有请招商银行的林先生跟我们分享如何获得投资？如何控制风险？在我看来融资的风险，在银行的眼里始终把风险放在前面，你解决了风险他就给你钱，你不解决风险他就不给你钱。

　　林大水：在座大多数都是走出去的企业，我们招商银行是给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我想银行的金融服务部光是借钱的问题，我想通过这几年我们为中国企业提供银行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走出去的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银行怎么理解你们的需求，让你们走的更好、金融服务做的更好。

　　中国2001年加入WTO，实际上从那年开始就实施了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入世十年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资本输出或资本输入这么一个新的局面，02年以前中国的对外投资非常非常少，02年那一年我们才7亿美金，02-10年我们的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2600亿美金，2010年一年我们的对外投资已经达到了590亿，所以对外投资的增长是非常快，中国的经济已经呈现资本输出和资本输入共同承载的格局。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格局？承担着中国对外投资全都是中国的企业，我们为什么要对外投资？为什么在世界各地设立一些海外分支机构？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平台，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要把海外的公司当成投资的窗口、融资的窗口、海外资金集中管理的窗口、股权控制的窗口，这是我们企业的动力。实质上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融合，我们已经到了资源优化配置和世界资源分工的过程中，主要扮演者还是我们的中国企业。

　　中国企业走出去走的很好吗？其实我们碰到了很多困难，大家经常会谈到我们的第一个困难是水土不服，对当地的法律、经济情况不太了解，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得不到跟随式的金融服务，这是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的话，其实企业走出去不会走的顺畅，为什么我们得不到跟随服务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步伐比中国银行的国际化步伐要快的多，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投资了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资产超过了15000亿，遍布全球的中国企业都在这些地方设立海外子公司，但是我们再看看中国银行的国际化步伐非常缓慢，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在中国企业投资的所有地方都成立我们的分支机构，这就决定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得不到跟随式的金融服务。80年代我国引进企业的时候我们敞开怀抱，欢迎他们的银行跟着企业一同来到国内，现在我们的外资银行在中国已经成了法人机构，既可以做零售业务又可以批发银行业务，但是我们反观，既然是改革开放，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的银行走出去不可能一夜之间得到监管当局的批准，而且即使批准了以后你在国外的业务也会首先的限制，这个反差是很大的，这就决定了金融业跟随企业发展的步伐是缓慢的，所以我们企业会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金融服务的问题。

　　国内有四家银行得到了离岸银行资格，国外的外资银行不可能深刻的了解我们走出去在当地这些企业的背景，他怎么样跟母公司的实力结合起来？所以往往国内的母公司实力非常强，但我们的信用延伸不到国外去，所以海外公司信用体系建立是非常难的，国内的分支机构其实最大的问题都是在金融中心地方有分行，但是企业走出去是在非洲、亚洲，是在一些金融不太发达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分支机构也不可能很好的对他们做金融服务，我们NR帐户是2009年外管局批准的，但这个帐户是有限的银行服务，只能做支付和存款业务。我们再看离岸银行业务，离岸银行业务部首经营地的限制，比如我们160个国家地方的企业，如果他们经营的是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的，我们离岸银行都可以给这些企业提供银行的金融服务，我们的离岸银行服务对国家的外汇管制和国家的政策法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可以创造一些符合政策要求和满足企业需求的产品。

　　我们还有一系列的联动体系，企业走出去风险控制是很重要的，如果通过国内银行做金融服务的话，至少金融服务我们是可以很好控制的，企业走出去了，我们的海外银行服务可能在现阶段离岸银行业务是个最佳的服务渠道，这几年国家政策的开放其实有很多产品，我们创造了离在联动的产品，四家银行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了非常优质的服务。所以我想说，走出去企业虽然得不到跟随式的服务，但离岸银行渠道是个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渠道，其实除了融资企业还需要支付、需要结算和很多的商业银行服务，离岸银行都会很好的解决。

　　谢谢！

　　费国平(主持)：谢谢林先生！

　　限于时间的关系，下面的时间留给在座各位嘉宾，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刚才看微博上有个问题很挑战李主任，李主任从衣食住行讲了企业的深层发展，要走出去，我看到他的问题是，我们自个儿国内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的时候，因为生存发展问题要出去发展，是不是意味着1、企业要在国内做好，2、企业在国内的投资环境是不是太差了，所以让他们出去发展？

　　李保民：实际上这两个市场我们一直是没有截然分开的，我们国家提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同时进行，所以我们在说走出去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要强身健体，并不意味着国内市场很大把大家挤出去了，不是这个意思，恰恰我是是把我们的市场建好了，把我们的市场健全了，跟国际市场接轨以后才能更好的实行走出去实行。以上几位领导讲的，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走出去干什么？提高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最终还是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费国平(主持)：前面讨论的是为什么要走出去？走出去要注意点什么，但没法深入展开。我想问您，从政策层面上，切实的围绕着企业走出去，在政府制度政策层面给哪些支持？企业走出去需要的支持在政策和实际操作层面有哪些措施？

　　邢厚媛：这个问题我想从我个人参与商务部的一些政策制定，特别是“十二五”规划一些相关研究工作角度来谈谈我的理解。

　　首先支持企业走出去，刚才微博说到希望不是一句空话，实际上它不是一句空话，大家可能注意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以及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有个重要的提法，新时期的对外战略要以出口吸收外资为主，转向吸收对外投资和对外投资并举这样一个新的战略支点上，也可以理解为对外投资合作将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为了实施这样互利共盈的开放战略，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都在出台一些相关政策帮助企业走出去，重点有这么几方面：

　　首先在管理政策上，企业家都很希望能够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主发展，过去的五年或者十年当中，大家可能感受到了审批的政策是在逐步放松的，按照“十二五”规划的总体导向，走出去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自主的原则来推动，所以审批会慢慢的向登记备案制转变。

　　费国平(主持)：市场着急啊，大家慢慢的几十年了。

　　邢厚媛：实际上在过去五年中企业已经有很大的自主权了，一定规模以下的，特别是从我们商务部的角度，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以来，有三天拿到批准证书的就可以走了，可能一些重大的项目发改委还要批一批，商务部要批的就很少了。

　　费国平(主持)：如果民营企业市场为导向，人家用自己的钱去投资、收购，你为什么要审批？实际上我们看到有很多自主投资因为你审来审去，这种机会被你给审没了。

　　邢厚媛：这种问题是存在的，早期国家的外汇储备没有那么多，政府的宏观调控是要控制的，市场经济我想不是无政府经济。但是随着企业自身能力的增强，包括宏观经济情况的变化，特别是外汇储备的增多，对于过去政府要帮助企业掌控甚至替代企业掌控的东西会越来越少，这是个总体的趋势。

　　第二点政策支持，包括财政、税收、金融方面都会有相关规定出台，希望企业多去关注这些新规定。对于开展对外合作的前期调研费用给予一定的补贴，这种补贴并不是解决企业几十亿上百亿并购的问题，而是给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

　　离岸业务从无到有，主要是政府国务院支持企业走出去很重要的一个金融产品，让离岸业务，特别是招行大家都知道资产质量很好，自身业务发展很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能帮助企业掌控风险，做个基本判断，在这点上我想招行比其它国内的银行要做的好一些。政府还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在增加它的产品，对于在海外投资合作中的政治风险、国有征收，包括战乱和汇兑风险也是承保的，但目前这个保费还比较高，所以企业有很迫切的呼声，中央从08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把它的保费降了40%，现在也没有再升回去，逐步国内的其它银行业会提供更多的贷款和融资。

　　另外，政策上政府也希望向企业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刚才大家谈到风险问题，企业一定很想了解政府怎么帮助我们规避风险？我要告诉大家，建立完善风险防控体系是“十二五”时期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第三大重要支点，这是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去落实的。从为企业服务的角度，首先我们是帮助企业提供覆盖全球的国别投资环境报告，这个工作是由我来做的，大家可以在商务部网站上免费的点击和下载到覆盖世界165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报告，那里会告诉大家这个国别的投资环境有什么风险。另外，我们还倡导企业融入当地社会，实行属地化管理，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互利共盈的总体框架下和东道国实现共同发展。

　　所以，我觉得走出去不是一个口号，是切切实实的政策。

　　费国平(主持)：请问普华永道的林先生，用普华永道全球的经验给在座的企业海外并购，给中国政府支持企业走出去，根据市场的历史经验和现状给几点建议。

　　林怡仲：政府现在已经在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市场方面我觉得倒是有一点政府可以考虑，虽然说现在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多多，但是实际上因为现在我们看，特别是这12个月、18个月的趋势，走出去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而且大型国企坦白讲支持度还是高一点，但是在民营企业方面，特别是一些中型、小型的民营企业，他们对自己为什么要走出去了解的都比较深刻，走出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跟海外的产业链、价值链上下游等等都已经有了很好的关系，通过种种原因，包括海外的这些企业，包括他们的一些供应商或者生意伙伴老板要退休了，想卖给中国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扶持这些企业，使他们在流程审批过程中快一点，这是政府可以考虑的，毕竟民营企业很了解自己的产业链和价值连的要求，而且有时候有他们的因素，他们也会因为大家走出去他们就走出去，因为这毕竟很多时候是私人公司的钱，所以他们对这个事情还是蛮谨慎的，我们发觉往往做到最后了，整个并购过程就算快的话也要两三个月，最后在审批的时候大家往往把握不住，到底这个交易是否可以成功，我想大家可以在这方面考虑的多一点。如果大家觉得不行的话，我也可以给大家审批为什么不行，便于以后走出去将这些因素考虑在里面。

　　问：尊敬的各位领导，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第一，境外投资，当初我记得林主任曾经对境外投资的管理办法里面有一条规定，就是我们中国允许法人到境外投资，不允许自然人到境外投资，当初民营企业组织了一个公司去投资，但国外不允许公司投资，只允许自然人、个人来投资，签定协议的时候是由我们公司法人以个人名义签的协议，国内要求法人、国外要求自然人，这样使我们的股权得不到落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第二，由于国外是要求以个人名义，在财务管理上就很难控制，国外几个股东，国内公司根本没法控制他们的收支，我们已经进来了40多万吨铁矿了，但收支情况不知道。

　　费国平(主持)：第一个问题请邢主任回答一下，中国的个人公民为啥出国以后还被歧视呢？

　　邢厚媛：到目前为止现有已经出台的政策里面，确实只规范了法人的对外投资，或者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政府所说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法人的直接对外投资，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股份制企业，或者是国有企业都是这样，其实我们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而且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境外投资管理条例或者今后会生成为《对外投资法》新的框架中，会把自然人的对外投资放到当中，所以这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解决。

　　费国平(主持)：您得允许政府慢慢缓慢的解决。林主任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对外投资以后怎么控制风险？

　　林怡仲：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怎么样去控制风险？怎么样管理好你的海外资产，以确保你以后的资产不会流失。我个人觉得，不能讲一个方案大家套用，但是我倒是觉得关键是什么样的人帮你做这个管理，首先你这个企业买回来以后，谁是你的行政主体？或者一把手？这个一把手跟你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有时候我们在海外买一个资产一定要派我们自己的人过去，这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实际上你去管，你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往往会造成很多很多的矛盾，所以我觉得在开始的时候你要找一个专业人士，尤其是发达国家，有很多专业人士可以帮你管好这个企业，然后你派过去一个人从中学习，驻在当地的董事会中。另外，财务总监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这也是很重要的，行政总监做不好生意、财务总监管不好钱这是两个致命的问题，另外还要派一个人过去了解这个业务怎么展开，以确保及时知道他们那边在做什么事情。

　　邢厚媛：我补充一下刚才这位女士提的问题，其实她刚才提到的问题不是垄断的对外企业和投资问题，她讲的是有些国家法律要求只能以自然人名义投资，实际上这是个代持的问题，目前对这个问题国资委出了一个管理办法和法律规定，不知道您企业是什么所有制形式，实际说是有一个法律界限是可以操作的，我可以给你两点建议：第一，参照一下国资委最近出台的这个境外资产代持问题的规定，可以按照那个规定签代持的协议，而且东道国政府是承认的，这是要经过法律公正的，可可以找律师；第二，家里面的董事会包括股东们，他们怎么实现对那个人的掌控？你可以找林大水林总，离岸业务中很重要的问题是对国内的股东真正的资产持有人，对他境外的资产管理有个平台，我想林总可以帮助你在技术上解决这个问题。

　　问：我补充一下，刚才这个事情主要是投资是我们股东投资，现在收益是法人代表他以他个人名义收益了，因为国外要求以个人名义嘛，我的问题是怎么能把股权落实到国内投资股东的头上？出现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因为铁矿石是需要有进口许可证的，进口需要境外代理，我们是民营企业了，投资的时候都要求在经营资质，有些优惠政策也落实不到我们身上。我是分管财务的，国外的情况他们都不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我感到很困惑。

　　费国平(主持)：您的问题比较具体了，下面请教两位林总跟他们讨论一下。其他参会嘉宾还有什么问题？

　　问：现在中国的海外投资、并购都以国有企业为主，但很多民营企业也很激进，在这方面发展的也比较快，有个国内企业收购了澳洲、非洲的铁矿石企业，价格我觉得也很好，我们发现有个问题，他们在收购竞标过程中，我国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同时在竞购，有个恶性竞争的情况，这个问题怎么从政治上协调？第二，中国民营企业确实是中标了这个项目，后续我们有什么政策在他的人力、资金、技术等欠缺方面，很好的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真正的联合实现并购和其它的贸易业务？

　　费国平(主持)：谢谢你的问题，台上没有发改委的，有一位商务部的邢主任，请邢主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邢厚媛：我觉得国企和民企在海外的一些竞标当中遭遇而且发生竞争是个必然的趋势，因为企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它按照自己对这个项目的利益评估和他自己实力的评估去竞争，原则上说政府是不能干预的，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政府没有权力去干预企业，说你去他不去的问题，那是违反相关法律的，无论按国际商法还是东道国法律，那是违法行为，政府肯定不会出面做。最后是按照市场原则，企业按照业主单位选择谁就是谁。

　　第二点，关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怎样资源互补相互合作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他们既要按照市场原则去竞争，就完全有可能再去按照市场原则去合作，如果没有竞争就不会有后面的合作，如果我是中国铝业怎么知道四川的这家民企是做矿的，有这个实力跟我争。所以在这个竞争过程中大家会增进相互了解，有可能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但最后第一名只有一个人，无论是国企中标还是民企中标，下一步的业务开展中他们有可能展开合作，政府是鼓励的，但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特别的措施去做这样的案例。

　　李保民：手心手背都是肉，作为中国建立基本经济制度来讲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目前现阶段开这个研讨会有个非常好的基础，你们看看研究报告17页上讲，这是我们的现状，就是目前我们对外贸易的现状还是以东部企业和中央企业为主导，这是我们的研究报告17页上最后一句话，大家给我们提的问题和社会上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联手的问题，大的原则刚才邢主任已经讲了，在坚持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我们坚持公平竞争、防止恶性竞争。具体到企业来说怎么联手？现在创造出来的形式非常多，比如说进行股权方面的结合，搞投资主体多元化，我们一致对外。如果股权的方式不行我们搞企业联盟，通过产业链条把我们连到一块，我们也一致对外，但是这实际上有个衡量标准，就是我们的企业要盈利，而且这些企业要实现共赢，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应当要坚持。

　　作为中央企业来讲，刚才我讲了，我们的核心目标已经过度到了新的阶段，特别是“十二五”时期，我们考虑做强做优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有五个控解释一下：一个控是股权，我们感觉到流动性是防范风险最好的手段，资本的流动性是最好的，所以要控制股权。第二个控要控制技术，技术在我手里我就有了核心竞争力，这样我在参与世界竞争的时候就会非常好，刚才我看了看外贸500强企业的名单，其实基金是我们外贸领域的“500大”，不是强，中央企业最后一位第39位，排名应当是380多位，中国广东核电有限公司，这恰恰是技术最强的，但仅仅看营业额跑到了最后，所以这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第三我们要控制品牌，早晨几位领导都讲了，品牌是我们最大的无形资产，也是我们做强的重要内容，在品牌建设上我们也可以联手，通过联盟也好、通过价值链也好都可以联手。第四个方面要控制标准，我们要有话语权啊，比如说现在的高铁我说360还是350话语权在我们这儿，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联手。第五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叫控制信息，在信息社会信息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但我们在这些方面做的个很欠缺，所以我们要在这五个方面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为打造中国外贸企业中的一流企业一起努力，谢谢！

　　费国平(主持)：谢谢！从一个环境到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所有的理论这时候都是苍白的，我想在中国境内跨一个省区的投资合作尚且有那么多问题，海外并购、海外投资这条路是一定要走的，但是每个企业什么时间走，怎么走？这是值得深层次具体讨论和论证的，包括我刚才借大家的问题问李主任，挑战也好、质疑也好，只是为了讨论问题方便而假设的，今天我没有观点、我没有立场，在这80分钟里面感谢大家坚持到现在没跑，更感谢台上的五位嘉宾。本节专题研讨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