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经营报社主办的“中国经营论坛(上海)”于2011年7月3日在上海举行。上图为哈佛大学研究员黄文盛。(资料图片)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营报社主办的“中国经营论坛(上海)”于2011年7月3日在上海举行。上图为哈佛大学研究员黄文盛。

　　以下为演讲实录：

　　黄万盛：非常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儒家文明和中国崛起的一些肤浅心得。我想说一下其实我是哈佛大学研究员，不是教授，以后叫我哈佛大学研究员，这是我真实的身份。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利用有限时间尽可能提出一些可以讨论的话语，在目前的情况下全球经济有两个典型的现象引起普遍的关注。

　　第一个是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衰退遥遥不见终点，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在哈佛开了很多关于金融危机的讨论会，我当时判断走出金融危机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美国政治学院有一个研究经济的人认为他觉得美国经济恢复2005年至少要15年的时间，我认为5年时间走出危机我当时看法比较乐观，美国的失业人口一直居高不下，我们读到数据有9.1到9.2的人失业，可是这个概念还在领取失业金的人，加上那些领完没有找到工作的人，美国失业人口是17.5左右。虽然想通过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来拉动经济，但是客观的情况是货币发下去了，可是经济拉不起来，从经济危机到现在大约美国政府已经向经济里面注入了近4万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把它比作一个赛车场，美国这辆车在拼命踩油门，可是速度上不去，4万亿的油门踩下去整个经济起飞仍然达不到人们的预期，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所以思想家们，经济学家们都在思考美国到底怎么了。

　　第二个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中国连续30年左右时间保持10%的年增长率，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奇迹。但是经济过热同样带来很多问题，通过投资的拉动导致产能严重过剩，货币规模增发的规模太大导致通货膨胀的形势极为严峻，发展的速度过快产生相应地资产泡沫，所有这些因素最终都会影响到社会的日常生活，所有这些经济问题最后买单者都是人民大众。所以，寻求经济结构的均衡成为中国重要的课题，同样用赛车场的比喻，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踩刹车，尽量把速度平缓降下来，保持在均速的状态中，通过均衡的发展最后让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和利益所共享，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情况，一个是美国拼命踩油门想把速度拉上去，中国努力踩刹车想把过快速度，过热经济降下来。当然增长速度放慢不意味着一定可以通过通货膨胀，滞胀的可能换言之说停滞的通胀，这些情况，这些可能性也还存在，但是对中国来说我个人看法可能性不大。因为8亿农民整体生活水平还非常低，成长的空间仍然很大，只要把货币投入与产出效益的关系控制好，中国可以走出目前的困境。更重要的问题是对这两个现象如何做更进一步讨论，如何做更深入理解，就是我说的油门跟刹车我们如何进一步理解的问题。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界，学术界也有许多的反思，但是大多数都被经济的具体问题所吸引和所困惑，所以比较集中地讨论是体现在如何理解政府的监管功能，如何了解市场的失控所带来的危险。像前年的诺贝尔得主克鲁格曼发表很多文章，主张美国政府要承担监管责任。刚才何所长说宏观调控，实际上后面有美国经济大的背景，所以有人提倡这些方面。

　　当然这些想法在美国一个自由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当中遭到非常顽强的抵抗，在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很大的问题靠政府借债度过难关，政府的原则就是你借我钱就要把工资上限控制起来，结果两年之后把借款纷纷还光，美国的金融界依然保持非常高的收入水准，跟美国经济发展速度严重脱节，跟普通老百姓收入严重脱节。从我们做研究的结果来看，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出了什么问题，全球化的时代树立了一种信念，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成为世界和人类的典范，在苏联东欧解体之后，也就是说冷战结束之后，今天早上蒋教授提到一个美籍学者，他有一本书观点是争论长达半个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孰优孰劣，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制度选择的争论，价值的讨论统统可以下来了，现在我们可以有结论。哈佛一个教授他是国际政治学最重要的专家，也是政治心理学最重要的专家，他很快发表一本书叫做文明冲突论，因为当中涉及到在未来文明冲突当中儒家社会也是充分的一级，这本书引起很多中国学者的反弹。我在哈佛跟他谈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不是针对儒家学者，我其实针对这个教授，因为他太幼稚了，以为人类可以策马飞奔，不是这样的，被冷战所掩盖的各种矛盾很快会浮上来，文化的冲突，资源的冲突，都会成为未来的焦点。不久911爆发，美国媒体立即把他变成一个大明星，所以他也风光一时，可是很快在阿富汗战争当中抓获基地组织士兵，在每个人的行囊当中发现一本书《文明冲突论》，审问那些士兵为什么有这些书，他说他这么看待我们伊斯兰社会，我们不跟他打怎么行。当然这也提醒学者，仅仅描述性的学术不足以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学者应该在描述的基础上对描述的后果做出评估，这是比较尖锐的对现代学术的一种挑战，因为我们一直排斥价值介入，主张学术中立，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理念也有问题。

　　全球化之后，大家有两个期待，第一个全球化可以减少战争的冲突，可是我们看到在全球化之后区域化的战争此起彼伏，我们看到的统计数据在全球化以后的20年时间里，因为战争死亡的人口超过全球化以前的20倍，特别是发达国家争夺能源所引发的战争在世界上成为新的焦点，比如像伊拉克地区，像现在利比亚地区等等。有一个教授说过一句话，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灾难都是以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名义开展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像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战争，背后其实隐藏了很多能源利益的考虑，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全球化并没有达到人们的所期待，因为它的出现世界可以进入一个祥和平安的时代。

　　第二，人们期待全球化可以创造人类共同发展，消除南北的差异，消除区域的贫困化。但是如果算上美国80年代末期的经济危机，仅仅全球化时代美国就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80年代末期一次，然后21世纪初期IT的泡沫一直到这一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如果加上期间亚洲金融风暴，所以我们可以说进入全球化时代有四次大的金融危机。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当然影响最大，后果也最严重，欧洲的主权债务问题，中国今天的经济过热，有一部分原因是跟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有关。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典范。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他们当时研究市场跟经济关系的时候都注意到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市场资源和产品的垄断会引起周期性产业经济周期，现在可以明确说这些观念已经过去了，人类历史最近30年的经济危机从来没有一次以产业基础的经济危机为表现方式，我们的经济危机已经全面转移到金融领域。换言之说，人们不再重视产业性的经济产出，更在意使用货币杠杆，使用政策手段来操控经济和玩弄经济，没有产出的经济终究是沙滩上的经济。所以当沙滩上的海市蜃楼倒下来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经济的参与者席卷其中，因此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离开产业的基础，过多依赖于金融手段导致严重的困难。格林斯潘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到美国参议院作证，希拉里曾经是参议院的成员，他记录当时的谈话，格林斯潘说我们永远不要担心我们钱不够，因为我们钱不够可以向全世界任何地方借，而且我们借的钱是不要还的，哪有借了钱不要还的，当时希拉里说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格林斯潘没有说错很多借的钱不用还的，包括向中国借的钱。

　　举来组数据帮助大家了解，2003年的时候中国国家外汇储备4千亿美元，当时原油价格是20美元一桶，当时的黄金价格是350美元一盎司，到了201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突破3万亿，现在接近3万1千亿。可是世界黄金价格突破1500美元，原油在110美元大120美元浮动，如果把比例关系乘出来之后我们得到2万6千亿外汇储备增长，相当于2003年购买力为零。通过各种各样货币的手段调节，这些已经严重贬值。这种过渡依赖混淆政策，依赖财政政策处理经济问题这样一种增长方式现在出现大的危机。所有这套方式在后面能够成立是因为后面有一套价值观念支持，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秘密就在于创造欲望，不断刺激人的欲望。我们可以通过生产制造出一些欲望，让他们消费，只要他消费经济就起来，所以在华尔街有一位朋友说，马路边上的一块石头把它卖掉它就有价值，忽悠，制造欲望，终于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形成一个新的概念，叫做虚拟性实在。一个女性看到一条裙子很漂亮想买下来，但是他不想在他柜子里面有20条，他的储备可以满足他，但是他仍然需要这条裙子，因为广告不断轰炸他，他对连衣裙的愿望是真实的，但是这是虚拟出来的，这是虚拟性实在。这样一种动力导致人们生活和行为方式产生重要的变化，人们的劳动越来越变成仅仅只是为了工资而不在乎劳动本身的意义和兴趣，在这个经济结构下面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最近50年当中美国最富有的人和最贫穷的人扩大了30倍，因为有钱人最容易被虚拟的，你有钱我必须虚拟你，你有消费动力我才能活动起来。农村里面几亿农民没有人想到忽悠他们，因为他们钱不多，忽悠的成本太高，这样就把整个贫富差距和生活方式差距越拉越大。

　　大家知道最近的食品安全问题，法国拍了三部片，第一部片头讲人有高低贵贱，没有钱的人只配吃垃圾食品，我们知道整个转基因食品大规模追求产量，消费人就是穷人，这套虚拟欲望导致出来的模式是把贫富差距越搞越大。因为这个原因，可怕不是观念和行为的观念，可怕的是人本身在被改变。前一段时间中国讨论食品安全问题，我参与一些讨论，我基本上认为其实美国食品更不安全，美国食品转基因含量占的太高。最近在加拿大的研究机构当中已经发现在婴儿的脐带当中还有BT蛋白，是一种杀虫基因，作为抗虫的基因转移到某些食品种子当中去，先锋种业公司告诉这些东西加工出来饲料，饲料被牛吃了，这些通过牛羊的肠胃转换为氨基酸，现在我们在胎儿脐带当中发现80%的胎儿带有BT蛋白，已经直接进入到人体，直接进入到人的血液当中。不幸的是中国在这方面跑的速度居然比美国更快，美国通过法律小麦绝对不允许转基因，中国已经宣布水稻可以转基因。刚才苏勇教授提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企业家社会责任背后问题是企业家的伦理自觉，如果你的伦理自觉不能发展，那你的社会责任从何而来。哈佛有一个教授，他曾出任印度大使，他在哈佛的成名之作是一个演讲，名字叫做“大企业的责任”。后来美国经济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许多年之后我们这些经济学家的著作在图书馆里全是灰，但是他的作品一成不染，因为人们永远都需要他。

　　有了这样一些背景，回过来我们理解中国的问题，在美国看中国的发展事实上有三个阶段，在90年代美国主流媒体认为中国是一个学生，因为他们正在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经济正在资本主义化，慢慢建立市场，慢慢放开让企业家有活动空间。到了2005年左右，美国的媒体和舆论当中对中国评论的主要倾向改变了，变成中国崩溃论，因为整个中国的发展速度导致很多经济现象美国看不懂，不要说美国看不懂我也看不懂，相信很多中国人也看不懂，中国人均收入如此之低，中国房价可以超越纽约、曼哈顿，伦敦等，没有一个西方体系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样一种发展方式存之久远，所以当时中国崩溃的言论充斥在美国的言论当中。但是没几年美国五大银行崩溃，结果中国还没有崩溃，这个时候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有一个重要转变，叫做中国威胁论，包括一个家庭妇女也出来写一本书，这本书立即在美国成为畅销书，如果有一年没有中国制造，那我们还活不活。你们到美国看，美国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甚至菜场里的四季豆，水产柜里的鱼和虾都是从中国运过去的。

　　在这些经济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些文化消息，这是我们在哈佛讨论的最多的问题，在一个经济成长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些文化富豪符号值得我们重视，过去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资本市场，劳动力等，经过罗伯特教授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进一个概念叫社会资本，他的问题起源于意大利经济的范例，意大利南部交通条件，气侯条件都非常好，但是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但是意大利北部环境远没有南方好，但是经济比南方好。我们一个教授五年时间待在意大利完成研究，最后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意大利北方的合唱团，因为意大利喜欢唱歌，工作休息的时候在广场上唱歌，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问你在哪里发财，你最近跑哪去了，大家把各种各样信息带出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生产力的组合和配置，所以导致意大利经济的发展，提出在经济发展背后最重要的要素是社会资本。假如用这样一个理念来了解中国的资源，我们发现现在居然没有学术著作讨论这些问题，在中国我们找不到一本著作讨论中国30年成长背后的文化要素，在美国有一些学者正在研究，但是也只是论文而已，系统性的产品没有出来。导致这种情况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认同的主体性。我们没有在根源性的思考上去了解我们经济成长和经济组织，所以我们的经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其实就是在中国以外寻找各种各样的样板和模式，然后不同来试，我们先后试过韩国模式，日本模式，新加坡模式，美国模式等等，就是西方成为我们的样板，这个情况同样在文化和学术当中，我们的学术领域里面充满了西方的符号和体系，现在这个情况也蔓延到媒体。我从美国回来打开中国电视，中国电视上面的游戏全部是美国游戏的复制。我们一个经济成长的规模，后面的文化不能展示出来那是我们的失职，如果这个问题进一步深究，很大原因是我们的学术发展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被西方的基本模式给控制住了，这是一个西方宰制性运作的结果。其中最大困惑来源于理性主义，这是一个哲学错误所创造的历史氛围。西方对现代化的出现有这样一种解释，认为现代化的出现是通过启蒙运动发展的理性化。

　　从现在的学术研究看，这多半是想象的逻辑，基本上把思想当做社会的炼金术，认为改变思想就必然可以改变社会，把社会多样性和复杂性要素大大删减。所以历史的演进远远不只是思想的改变就能够解释。

　　在德国犯这样的错误不奇怪，因为德国不注重习俗的作用，在康德那里是感性、知性和理性，感性是经验组合，概念的整合出现了范畴是知性的领域，范畴的整合出现了规律这是理性的领域。所以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都是理性主义者，都迷恋规律。马克思比他们要谨慎，但是他的确不了解中国，所以他碰到中国问题的时候使用轻描淡写的概念叫亚细亚生产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的哲学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非常大，美国哲学到20世纪上半期在胡适之后才对中国有影响。20世纪初期美国开始发展，美国早期的哲学家大量从德国留学回来，他们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德国哲学对美国的迫害，我觉得中国今天要建立文化和学术的主体性，应该有人考虑西方哲学对中国的迫害。中国的整个历史观念，这方面的影响来源于美国，我们费正清认为中国是一个刺激反映的存在，就是西方刺激中国做出反映，这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换言之中国已经丧失自我话语，西方怎么刺激他他就怎么反映。后来费正清的学生说不能这样看中国，他跑道中国写了一本书叫在中国发现历史，结果他的原则是说我们能走到今天我们有民主，有议会，有自由，我们要了解中国人是不是能够独立发现独立，自由，议会，所以他写了这么一本书。我的讨论是如果没有你找到的那些东西中国难道就没有自我发展吗，你还是拿西方的话语和典范当做要求中国的标准，满足了标准中国就有历史，不满足这些标准中国就没有历史，整个这套思想观念对中国历史学界和学术界影响巨大。我们今天写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近代史当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侵略和反侵略，中国怎么样寻找自己的现代梦想，在这些著作当中没有办法体现。因此最终表现为一个五四运动的结果，就是中国自身的智慧完全不适合社会发展。鲁迅说2千年的文明就是资源。所有的这套理论指向一个世界观，改造人的思想才能改造社会。

　　所以中华民族崛起的经济后面有崛起的文化，这是一个重要的使命，希望学术界，希望中国的企业家能够对这个使命有自觉的认同，我们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代，中国经济的增长绝不能仅仅是发达经济的复制和拷贝，如果我们有文化的自觉，我们中华民族的经济成长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新的时代，新的文化，懂得审美，懂得关爱，懂得慈悲，这是我们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什么不能进入我们的经济活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