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李丹妮 摄)

　　新浪财经讯 由《经济学人》主办的“第二届领军者系列峰会”于2011年6月23日在上海举行。上图为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

　　以下为演讲实录：

　　廖岷：早上好，今天非常荣幸在这里代表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专栏)先生谈一谈中国银行业现状和我们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考虑。在开始演讲之前我想说一点，我非常喜欢今天会议的主题“敲钟人”。作为银行监管部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金融市场敲钟人的角色，我认为我们主要职责是使银行在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发展，有时候我们必须扮演敲钟人的角色。很多人说中国银行业在此次危机中受损有限，我们不管评论对错与否，的确在这个国家没有出现重大的系统性风险和政府出手对银行的救助。中国为什么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简单讲中国的银行业对复杂的衍生产品风险敞口有限，中国人民币目前还没有完全可兑换，中国银行业对国际金融市场参与程度有限。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还有两个原因，第一点，中国银监会对银行参与复杂的结构性产品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中国银行业比原来更强壮了。

　　现在我谈一下第二点，给大家一些数据，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达到了101万亿人民币，是2003年的3.6倍，资本回报率为21%，是2003年的7倍。资产回报率是1.3%，是2003年的13倍。资本充足率为11.84%，所有的301家商业银行都达到了资本充足率8%的最低要求。同时，不良资产实现了总量和比率的双降。截至2001年第一季度不良资产总额为4千亿人民币，是2002年的五分之一，不良贷款率为1.08%，在2002年这个数据是超过20%。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从2002年底的6.7%急速上升到2011年第一季度的234.8%。根据《银行家》杂志统计，2010年有84家中国银行登上世界前一千家银行，而在2003年只有15家。

　　然而从我们监管部门角度讲，我们认为中国银行业所取得最主要的变化是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观念上的转变。目前中国银行业已经构造了一个很好的公司治理框架，这个框架主要针对董事会的职责，内部的控制和合适的薪酬刺激机制。当然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也得到大大加强，这个加强主要通过风险管理的政策和制度来实现，这些政策和制度主要就是为了要发现、评估、监督和减少风险。同时，商业银行透明度也大大增强了，银行现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发布他们的信息，他们的经营和管理也得到了市场的约束。

　　下面这些新的观念和思路在商业银行日常运作和管理中也得到了体现，包括中间业务的增加、资本回报率、资产回报率、经济资本、经风险调整的资本回报率、经济附加值等等都在银行日常政策制定和日常管理中得到具体体现。这些之前我们很少听到，但是目前这些先进的理念和想法在银行业中得到了很好体现。中国银行业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监管部门的理念和做法。从一开始我们银监会就提出了以法人和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确保银行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并提高透明度。我们严格要求商业银行把贷款进行科学分类，并提足拨备，把利润做实，并把资本充足。

　　对于金融创新我们提出了这么一个理念，就是成本可算，风险可控和信息得到充分揭示。对开始从事跨业经营的银行我们要求它们建立严格的防火墙来防止风险的传递，如果银行的保险和基金的子公司没法达到我们平均行业的利润水平，这些子公司将会被要求退出。

　　尽管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中国银行业的画面，但是作为监管部门我们清醒认识到我们目前银行业面临的问题和原来相比不但数量上没有减少，程度上也没有减少。这些挑战和问题包括期限错配，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和对国际贷款新规则的本地实施。这些挑战背后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目前在中国80%的融资是通过银行来做间接融资。所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其实是实体经济的一面镜子。

　　目前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一个转变，从原来注重增长率到注重增长质量，从消耗能源型到目前的以效率质量为主，从原来出口导向到内需导向，这些转变中所产生的成本都会与银行业有一定的关联。今天讲讲期限错配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也是我们之前采取以投资为导向的增长方式产生的问题。目前大部分银行信贷资产是中长期贷款，其中70%为固定资产贷款。由于现在加息通道形成，老百姓通常希望以更短的期限进行存款，以上海为例，目前中长期贷款月度增长率高于各项贷款的月度增长率，这个反差也反映在活期存款和各项存款上。中国银监会很早已注意到期限错配问题，我们已要求银行通过对消费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的业务转型来提高信贷资产。对于那些已经开始对资产证券化业务进行先行先试的银行，我们也要求他们对该业务的开展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总得来说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应对期限错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会在一夜发生，需要时间。

　　接下来谈谈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同样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上个世纪这个融资平台形式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当地政府没有办法通过向资本市场融资获得资金。自然他们向银行进行求助，通过多种形式的平台向银行进行贷款。这两年随着地方政府振兴当地经济的努力，政府融资平台问题得到进一步的关注。为了应对风险，中国银监会采取了及时的、果断的措施，在2009年中期和2010年要求银行重新审查每一笔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进行合理地贷款分类，并根据分类的结果采取补救措施。我们采用现金流覆盖作为贷款分类的主要标准，并要求银行采取必要的防范风险的措施，包括完善还款方式、提足资本和提足拨备。

　　谈谈房地产贷款的风险，主要也是中国近两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副作用。很多地方政府把房地产作为支柱行业，所以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有很多房地产贷款这也不足为奇了。为了应对这个风险，银监会要求银行一方面要切实贯彻中央政府对于房地产方面的一些宏观政策，另一方面也要求他们做好房地产风险的防控。另外银行也被要求对于房地产贷款的一些差异化的政策进行很好的贯彻落实，对于房地产贷款的申请做到严格的尽职调查。总体来说我们对房地产贷款风险防范采取四个措施。第一，对贷款成数有明确要求。第二要求银行使用在建工程作为抵押而不是土地。第三，要求对有土地闲置、捂盘惜售和投机行为的房地产开发商贷款进行限制。第四，要求新发贷款考虑借款人之前的还款记录。

　　近几年中国银监会也对房地产进行了多轮不同情景的压力测试，现在监管部门和银行都认为房地产风险的广度和深度在进一步加强，但是我们有信心把风险降低到可控制的程度。

　　最后我谈谈中国应对国际金融改革的措施。这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某些方面的监管，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家层面上都应该得到加强，包括系统性风险，影子银行业务，结构性产品，银行风险的传递和系统重要性银行。目前很多新的举措已经颁布，主要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政策性框架帮助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标准和防范大型银行的道德风险。

　　下面我谈谈银行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可做的贡献。刚才屠市长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很多的说明。美国U2乐队有一首歌曾这么唱到：你看到的越多，知道的反而越少。今天我想说的是，在上海你看到的越多，你对上海的前途越有信心。当我刚刚来到上海的时候，我看到上海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很高，不良贷款率很低，利润很大，这些数字远远超过中国其他城市，但是这些数据只代表上海银行业的过去和现在，我们怎么来采取措施使得这些数字可以持续，我们怎么来要求我们银行业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

　　我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先给你们介绍一下上海，上海在中国的东面，长江的入海口，上海地理位置正好在东京、香港和新加坡的中间。在1848年上海已经是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的诞生地，同时在1930年它也成为远东的金融中心。今天上海仍然是很多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首选地，因为它现在有很多中国国家性的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证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衍生产品市场。上海的人均GDP水平要远远高于全国水平，是全国水平的3倍。要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除了我们要吸引更多金融机构，更多市场和更多人才以外，我们还有很多要去完成。今天我想谈四点。

　　第一条，我们银行业要具备全局性的，战略性的战略思维。上海对中国来说，在经济和金融发展上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当然上海也是在整个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前沿阵地。刚才我提到了这些经济转型的问题、上海也同样存在。对于银行业和银行监管部门来说，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于具体的问题，我们要看具体问题背后的原因和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为我们的国家和为城市的转型提前做好准备。

　　第二，谈谈对银行业的创新。我相信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主要还是因为它对创新的开放态度和它充分的准备。在将来上海还会在金融创新上领先于全国，也就是说创新会帮助我们来提高整个产业的转型，城市功能的转型和提高城市管理的能力。所以，我们银行也要参与创新的过程，作为监管部门我们也会积极鼓励创新。创新其实从每家银行来说都认为是自己的特长，但是我们是不是支持所有的创新呢？什么样的创新是我们优先支持的呢？简单来说，我们支持那些来源于实体经济的创新，创新需要制度和机制上的转变，所以创新的关键还在于人和文化。

　　第三，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需要一个有效的风险管理文化。对金融业机构来说，风险管理是它们生存和成长的基石。风险管理对银行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作为监管部门我们会紧紧关注单体机构和整个银行系统风险的管理，一旦出现问题，这个城市的名片会进行玷污，需要很长时间修复。

　　最后，上海金融建设需要各个方面的紧密协作和配合，包括银行业和其他金融行业，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整个行业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只有通过观念、信息和人才的交流，才能加深彼此的理解达到共同进步。相信在这方面银监会和银行之间的协作配合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今天我的结论是我们已经经历了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作为监管部门和银行来说，我们只有进行一个再平衡，重新平衡风险和回报，平衡收益和成本。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我们不能用产生问题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展望未来，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来说，我们一定要抓住历史难得的机遇，不光变得更大，要变得更强壮。我们要切实履行好敲钟人的职责，不光站在前沿地带，也要把风险控制好。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