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全国商人媒体联盟和《浙商》杂志社主办的“2011民企投融资大会”于6月17-19日在杭州举办。上图为全国人大常委、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全国商人媒体联盟和《浙商》杂志社主办的“2011民企投融资大会”于6月17-19日在杭州举办。上图为全国人大常委、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专栏)。

　　以下为演讲实录：

　　辜胜阻：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民营企业如何应对当前的“三荒两高”，实现成功突围。我先跟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当前的经济形势与民营的困境，温家宝总理讲，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忧患意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有“近忧”，当前是通胀，我们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CPI水平达到了5.5%，还要有“远虑”，就是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还有外患和内忧。我刚从欧洲回来，由于政府为应对债务危机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希腊工人大罢工。希腊政府的负债达到了GDP的140%以上，青年失业率超过40%，这种外部环境也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内忧就是今天要讨论的“三荒两高”，我们讲农业缺水，那是在前一阶段，现在水的问题已经缓和了。工业是缺电，服务业是缺人，我们现在到餐馆去吃饭，老板会说你先把菜先点好，餐馆人手不够，加菜就没有人了。中小企业是缺钱。我们现在是融资难(钱荒)、用工难(人荒)和电荒。

　　浙江省去年私营企业过60万大关，我觉得浙江经济发展成功有六个方面的要素：

　　第一是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创业和冒险精神等，然后很重要的是家族企业，它们创业的时候有很高的凝聚能力，钱荒也好、人荒也好，走出困境要靠自己。

　　第二是体制外的金融，中小企业融资是世界性难题，而在中国特别难。世界上银行的通病是重大轻小，嫌贫爱富。我们浙江省民营企业的辉煌得益于体制外的金融。

　　第三是从组织体系上来看，我们有500多个产业集群和数以千计的专业市场，分工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很强的。

　　第四是浙江民企面向全国和全球发现和开拓市场，我们说有“三个浙江”，一个是本土的浙商，一个是省外的浙商，还有海外的浙商。据统计，有150多万海外的浙江商人，有600多万浙江人在浙江以外的城市。在明代、清代之时，在中国闽商、浙商、徽商、晋商有名的商邦中，特别是内陆商帮中的晋商曾有过几百年的辉煌。在改革开放以后浙商是做得最成功的，浙商靠着自己的力量，依靠民营经济，经济发展成果显著。

　　第五是抗危机能力强和适应性强。

　　第六是浙江政府相对开明。

　　我们正处于转型、创新的年代，“十二五”时期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转型”。整个“十二五”时期就是探索我们国家怎么转型，我们成功从人均收入100多美元的低水平，达到2010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金，这意味着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转向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现在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

　　我们为什么中国要进行转型？因为我们的竞争武器是五低：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包括我们浙商在海外也具备这五个优势。但是我们也面临四高：高污染、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我们能够快速提升GDP，却无法创造高利润；我们可以大量生产产品，却无法创造品牌；我们可以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口，却无法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我们消费对GDP的贡献还很低，美国是疯狂的消费，我们是拼命的攒钱，但是我们劳动者收入低，这是造成消费低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的近忧是通胀，我们的远虑是我们的结构。在城乡结构方面，我们的城镇化率为49%，现在城镇化最大的难题是2亿多农民工没有转化成完全意义上的市民。关于产业结构，我们农业不稳，工业很大，但是大而不强，服务业不够，没有实现规划指标。从阶层结构来看，我们中产阶层比重只有20%左右，我们的财富结构是金字塔型，不是橄榄型。我们的分配结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39%左右。我们这一系列的结构失衡导致居民消费率只有35%，消费是最大的障碍，消费短板的背后是分配问题。所以我们要做出转型规划，要从哪些方面来转？我觉得要通过改变六个过度依赖来实现转型。第一是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向以消费为主的协调发展转变；第二是从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的外需拉动向商品和资本进出并重转变；第三是从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第四是从过度依赖房地产支撑经济增长向多元支撑转变，房地产是支柱产业，但我们不能过度依赖。第五要改变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的现状，向低碳、绿色、集约发展转变；第六要改变一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增长局面，现在应该要大部分人富起来，使内需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二个问题是民营企业当前面临的困境：“三荒两高”。我们首先看三荒，我刚才讲到人荒，就是用工荒，劳动力从无限供给的局面走向局部严重短缺，一段时间以后还会出现全面短缺。其次是钱荒加剧，特别是浙江，浙江的民间借贷利率月息数很高。电荒也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两高”一是指的高成本，用工的成本在上升，融资成本也在上升。所以有人讲，这次人口普查暴露出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人口红利，我们的人口红利一方面是量大，无限供给，另一个方面是低价，劳动成本很低，便宜、好用。二是高税收，就是企业税费负担比较高。我们看今年的两会有一个争论，现在的民工荒是“真荒”还是“假荒”？我这几年每年都到浙江来调研几次，我到沿海也去调查过，我发现用工荒是“真荒”，不是“假荒”。从区域上来看，影响地区更广，不仅是浙江荒，四川、安徽也荒。据统计，安徽省缺工超过50个人的企业达到2300多家，湖北省省内企业缺工达到60多万人。温州今年农民工工资同比涨了17%。同时，从时间上看来得更早。从工种上看涉及类别更多。当前不仅技工荒，普工也荒。这些新情况表明，我们劳动力供求环境在变，人口结构也在变。还有一个就是作用于劳动力转移的比较利益所形成的流出地“推力”和流入地“拉力”在弱化，以前是劳动力从中西部向沿海转移，现在出现了回流的趋势。过去是1000万农民工，70%在外打工，今年开始只有50%在外打工，很多人在本地创业或就业。

　　还有一个很重要趋势，我们劳动力供给不仅总量在减少，在结构上也在发生变化。新一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主体，但他们跟老一代农民工不一样，就业观、职业观完全不一样。调查发现，第一代农民工中初中文化以上农民工60%以上，而新生代达到90%以上。从自我认同与未来规划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创业占27%，而第一代农民工只有17.9%。新生代农民工权益意识强，懂得怎么用合法的方法处理纠纷。还有待遇的问题，对于农民工我们企业不培养，年轻一代农民工感到企业前途荒，还有部分企业在用工年龄、性别甚至地域上设有各种限制。昨天我们在讨论，教育怎么改，我们现在每年毕业600万大学生，但制造业吸收大学生太少，对农民工的需求很大。我们大学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动脑”，“动手”能力较弱。我们产业结构现在要转变成功，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技工。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技工出身，所以这样一种重视技能的文化很重要，需要培养重视技能、尊重技工的良好社会氛围。劳动力市场当前面临一个纠结，农民工是用工荒，大学生是就业难。用工荒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上升很快。我去年调查，企业用工成本至少上升了20%左右，有的企业甚至高达40%。

　　浙江企业应对用工荒有很多成功例子，有的企业是都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少用工，有企业家讲我是五个人事情三个人干，给四个人工资。还有企业主说我买一台机器，雇佣两个人，可以达到同样的要求。有的企业与技校合作，主动加强职业教育，我们现在更多是需要技工，怎么让技工不荒，需要通过职业教育。还有企业通过股权激励，让员工持有股份。像早期的股份合作制都是股权激励。有人讲股权激励，是金色的梦想、金色的纽带、金色的桥梁，金色的手铐，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还有企业通过完善社保，让员工安心工作。有的企业改善员工管理方式，实行软性管理，用“心”留人。

　　今年两会浙江的企业界的代表委员都有共识，要通过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来化解用工荒。比如说吉利老总李书福(专栏)讲劳动力权益荒导致用工荒。万向集团鲁冠球(专栏)讲，让尊重和关心员工发展成为“常态”。传化集团徐冠巨：让员工体面地工作和生活，是解决用工荒的重要因素。未来，我们民营企业要通过提高薪酬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通过改善福利提高员工幸福感，通过加强职业培训，改变农民工的“过客”心态。

　　融资难，我刚才讲到了，现在钱荒加剧。由于央行货币政策“银根紧缩”，自2010年以来，先后经历4次加息、12次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和二次基准利率调整。浙江、江苏一带民间借贷利率最高竟达月息30%。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要构建多层次的银行体系，我觉得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放开，让民间融资的渠道阳光化，规范化。民营企业融资很难在于我们体制内拿不到钱，刚才讲浙江很多企业融资靠体制外的民间融资。相关部门应该把非正规金融问题规范好，让它阳光好。我们应该允许民间资本来设立金融机构，像台州一样，鼓励民间资本，建立中小银行，靠中小银行来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关键的是要按照“新36条”规定，来推进民间资本，建立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还有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美国的资本市场是金字塔型的，创业板有几千家，而场外交易企业则数以万计，多层次资本市场很好满足了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再有要发展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鼓励中小企业抱团融资。

　　用电荒主要是国内自然原因和体制不顺造成的，一方面长江中下游降水减少导致水电减少，另一方面“市场煤和计划电”的体制原因导致发电减少。未来，要形成市场化的价格机制，解决电荒“顽疾”。

　　昨天在座谈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现在企业紧缩以后，政府的财政也感到很紧张。企业转型的压力很大，我们现在的企业家精神需要加强。由于投资环境不优，现在浙商也加入了第三波移民潮流，同时大量的新生代考公务员，我们需要重振企业家精神和实业精神。我刚才讲到我们是三个浙江，本土浙江经济、全国各地浙江经济，还有海外的浙江经济。在海外华商中，浙江的企业实力非常雄厚。我刚从欧洲回来，意大利有30万华人，这30万华人中间大量是浙江人。意大利有个城市叫普拉托，有18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国人，大部分是浙江人，面对金融危机他们在当地发展环境不优，也大量希望回到国内发展。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结论：要解决用工荒要以人为本，要改教育制度，加强对学生的技能培养，发展职业教育，用技术进步来替代劳动力。解决融资难需要规范民间金融，放宽管制，建多层次金融体系，引导游资进入实体经济。解决用电难，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应对高成本，需要实行信息化、自动化、专业化、集约化，通过转型、转移、转行、整合来化解。面对高税费，我们政府对小企业，少取、多予、放活。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来推动商品税的改革，来推进创业和中小企业的税收改革，使我们的经济进入减税的时代，让中小企业轻装上阵，来实现我今天演讲的主题“三荒两高”下的民企突围。

　　我的演讲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