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1(第十三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将于2011年6月8日-11日在深圳召开。上图为“投资家的社会责任”论坛。

　　以下为论坛实录：

　　主持人：非常感谢修小平女士非常精彩的主持，也同时感谢刚才几位嘉宾精彩的演讲，接下来进行今天下午的另外一个高层访谈。我们这次比较关注的是早期企业投资的问题，下面的论坛将由我来主持，一直都没有做自我介绍，现在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广州电视台财经节目的主持人金子楠，非常荣幸能够主持这样的论坛，因为每次主持这样的峰会时，我都会觉得不仅是投行的盛会，同时也是思想的盛宴。

　　我们知道，虽然风险投资作为创新经济的引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所以在现阶段，在我国的风投更多关注的成长后期的企业，而对于早期发展的企业，可能关注度不够高，所以今天我们引发出另外一个论坛，就是“投资家的社会责任”。现在让我们非常有幸地邀请出几位论坛的嘉宾：科学技术部科研条件与财务司副巡视员邓天佐先生；广东省风险投资集团董事长何国杰先生；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主管合伙人宋安澜先生；亚商资本创始合伙人、董事长兼亚商集团董事长陈琦伟先生。

　　非常荣幸能够和几位嘉宾共同探讨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我想先跟几位嘉宾探讨环境的问题，大家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种子生长靠土壤。我们经常说中国的早期投资VC，或者VC投资PE化，其实这是一个社会综合的问题，今天想就环境问问投行界的专家，是不是中国目前的投资环境引发了这种现状？

　　首先请邓巡视员讲讲。

　　邓天佐：这个问题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因为这个单元是“投资家的责任”，刚才有几位嘉宾作了很好的发言，我觉得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变发展方式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创业板的开通，吸引了大量的民间资金、各种政府引导资金集聚到这个行业。我觉得不能把这些问题都集中在投资家的责任上，因为创业板开通一年多来，从创业风险投资事业各个部门，包括社会、市场在极力推动，但是前十几年走得非常艰难。创业板开通以后，它的造富效应，或者说是示范带动效应，在这一两年使创业风险投资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也造成了这个行业的参差不齐。我觉得投资家有必要在这个行业提高自身的素质，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行业还不太长，我们跟美国、欧洲、以色列、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还是小学生，我们的这个行业还不成熟，我们的专家队伍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我觉得从自身来讲，这个队伍有必要提升自己发现价值、培养企业的能力。也需要规范。我也比较赞同，这个行业经过这一年多的蓬勃发展，它一定会经过一个大浪淘沙的阶段。所以我觉得这是作为创业风险投资家的责任。

　　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在这个行业里，应该说并不缺乏资金，我们缺的是对创业企业早期的投资。为什么对创业早期的资金不太多呢？大家都集聚在后期的阶段，所以造成了后段的泡沫集聚，市盈率高企，这一方面反映了投资者不太成熟，另外也暴露了自主创新的企业，可投标地还远远不足。再者，作为创业家也应该要承担责任。创业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是和创业家共同成长的，如果创业家不具备一定的胸怀，不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没有一个科学的管理，没有一个远大的目标，那么创业风险投资家怎么能够独自承担这个责任呢？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所以作为一个社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应该更加关注培育创业家队伍，使他们更加有创业的冲动，有创业的能力，有创业的眼光，有创业的胸怀。只有创业家成长了，我们的创业风险投资家的事业才能够相应的成长。

　　第三，我们还要为创业风险投资家提供一个不断完善的市场功能，尽管我们有主板、中小板，也有创业板，我们的资本市场培育了十多年，有多少家上市公司？我们现在有5000多家风险投资企业，一家风险投资投一家企业，就有多少上市公司？所以我觉得要不断拓展风险投资的功能，要开展场外交易及我觉得场外交易是风险投资重要的退出渠道。有了这些还不够，国际上风险投资在资本市场退出是重要的渠道，但是还应该有多种渠道，我们在这方面的功能还不完善，市场的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觉得应该在完善市场秩序，拓展它的功能方面下工夫。

　　第四，政府的责任也不可推卸。构建一个完善的市场，一个活跃的地区经济发展，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政府有责无旁贷的责任，政府要加强引导，要发挥市场的机制。

　　我们科技部长期以来关注资本市场，我们现在仍然在履行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机制，从创业家队伍、创业风险投资队伍、市场环境建设，包括人才培养等等方面，努力创造推动。所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作为一个引领产业转型的一个部门，我们有这样的责任，现在我们科技部和一行三会，包括财税，都努力从政策环境上，营造一个更有利于自主创新、经济转型的政策氛围，推动科技创新、推动科技管理创新。我们认为，从产业经济到技术经济，进而上升到知识经济，它对科技创新、金融创新、管理创新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特别是在科技体制改革、科技管理上，距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所以我们在会同一行三会推动科技和金融结合的创新试点，科技有科技的规律，金融有金融的秩序，要把科技的规律和金融的规律捏到一起，客观来讲应该是很难的，所以必须要推动科技创新，尤其要推动科技体制创新、管理创新。要转变我们的观念，要调整我们的资源配置方式，要更新我们的资源配置机制。只有培育了大量的优质的可持续的科技创业种子，风险投资家才有拓展市场的空间。围绕这样一个目标，我觉得我们重点的围绕着这6个字来做文章——“孵化、抚育、培育”。孵化就是要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研究院所、大学、企业)，把他们的积极性激发、调动出来，使他们能够为这个社会不断地创造创新的成果，这包括政策环境的营造、资金的引导等等。只有各类创新主体为这个社会不断地抚育优良的种苗，我们的经济转型才有可能成功。抚育就是现在有大量的创新创业的企业，他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融资困难，要帮助他们解决这些融资的瓶颈，打通这些通道，创造更好的环境。只有把这个企业抚育的工作做好了，使这些科技创新的企业能够比较方便地得到融资，以及使产品进入市场，这个创新企业的成功率才比较高。培育是围绕两个分支，一个是要发挥地方的产业创新的优势，立足于地方的产业特色，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需要各种各样的服务，中介服务、政府的引导、政策环境的创造，所以还有一个培育，就是要培育现代服务业。只有把这6个字落实好了，科技和金融的创新才能够走到一起。还有一个是人才培育的问题，本身科技创业的人才就比较缺乏，我们的创业风险投资家也比较缺乏，那么我们就更加缺乏既懂科技创新的规律，又了解资本运作特点的人，尤其缺乏科技金融的复合创新人才，所以我们的科技金融结合的创新试点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大力培育科技金融创新的复合型人才。要解决风险投资家的社会责任，不能把它全部压到风险投资身上，这是不公平的，一定是政府、风险投资家、创业家、社会的投资秩序、功能，以及中介等等各方面齐抓并进，政府定好位。包括我们的媒体也要正确地引导，现在给大家造成的印象好像是我们的创业家在股票市场上一夜暴富。其实创业家、风险投资家都非常难，过去没有这个平台，他的价值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大量的这种报道使得大家都不愿意扎扎实实做功课，都希望通过资本市场捞到一桶金。我觉得大家要静下心来把事情做好，不要太急功近利。尤其是政府的出资，不能只关注利益。包括天使投资人，你的境界应该是更高的。政府不应该拿出几个，要求投一个就成功一个。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的弥补失败的，政府都不允许失败，那你要谁来承担失败？所以我觉得政府的定位需要反思。当然这不是一两天能做到的，但是我们科技部希望和各个方面共同打造这样一个环境，希望创业风险投资家的队伍能够越来越健康地发展，尤其是国有创业风险投资家，能够继续担当核心作用。

　　主持人：非常感谢邓巡视员，也想请问一下何总，邓巡视员刚才说了一句公道话，不能把社会责任感全部认为是风险投资的责任。而且风险投资也有自己头痛的地方，比如说在现在的环境下，并不是我不想投资，也不是缺少资本，而是慧眼识珠比较困难，比如说早期创新企业，你想扶持他，第一是成本比较高，第二是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下，一旦扶持起来及被山寨的可能性又非常大，所以先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想请您聊一下，中国的环境是不是使得很多风投不敢青睐真正有创新精神的小企业？

　　何国杰：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每一个风险投资机构本身的投资理念和他的实践经验，一个他在投资过程中承担社会责任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想谈谈风险投资机构，或者是风险投资家本身的社会责任主要是什么东西。我个人认为风险投资主要是要用专业的眼光、超前的眼光发现一些技术和产品的价值，同时也发现一些创业者的价值，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这个价值没有被发现，就像体育俱乐部培养运动员一样，可能在一般人眼里，这个青少年都是一样的，在风险投资家眼里，不同的企业、不同的成长周期，不同的创业者是大不一样的。前面一个环节，有好几个很有经验的投资家、管理者也提到这个问题，风险投资是投人，投人是跟他的发展结合起来的。所以我觉得风险投资家第一个社会责任就是要善于发现这个价值。不管是早期、中期还是后期，必须要看到它的成长价值。第二，风险投资跟别的不一样，他是主动的投资，不是一个老师告诉一个学生：你一定要做完这个功课，我给你打分。机构的投资和风险投资刚好是相反的，他拿着自己的钱或者拿着别人的钱，很主动地找一些将来可以培植成功的项目，然后再承担各种各样的社会责任和本身企业发展的责任，这就是风险投资家本身的任务。所以在发现价值的基础上必须要参与并且推动它共同成长，这跟别的是不一样的，如果光是投机，没有推动成长的功能，或者说本身的能力不足，所以只能碰运气、做短期。要做一个比较长期的，要看他的理念，要看他的经验，所以我觉得第二点就是要参与他的成长，用风险投资家的理念来帮助他。第三，推动创新企业成长，刚才有投资家说到，未来有可能是移动的技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这个方面是大有可为的，这就是要发现，然后是促进它成长，并且通过创新培植，使得它持续发展。一个小企业能够做大，做大以后还要不断融资，然后还要不断并购。有些从海外上市的要返回国内，有些在国内上市的，又购并到国外。作为一个有责任的风险投资家，必须有各种不同的层次。

　　至于主持人谈到的，投早期还是投中期的问题，我觉得是决定于这个风险投资机构本身的投资行为，他在哪一个方面比较熟悉，他能不能经历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各种艰难困苦，如果他有这种经验，我个人认为投初创期和早期的企业，虽然他的成功率没有中期、后期那么高，承受的压力更多一些，但是他一旦成功以后，它的成长倍数、成就感、社会贡献、推动某一领域的创新发展，确实是功不可没的。我们自己也有这个经历，我们风险投资集团这十年来在国内一共扶持了十几家上市公司，80%多的企业都是培育了4到5年以后才上市的，所以才能够产生像深圳格林美(谐音)这样的企业，它在中国的中小板是循环经济第一股，最近被一些媒体评为最佳的投资案例。这个企业我们投资了5年，而且经过了两轮的融资。而且在各种困难时期，我们也帮助他共同成长、给他出主意，共同研究，给他完善团队。在这个过程中，这种社会责任、经验，因为我们有股权，我们知道他会承担什么样的风险，遇到了困难，我们还要给他担保，在发展的不同时期，要给他定一些策略，因此我们这是强强联合，并且我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一个例子，2008年的国际金融风暴肆虐全球，并且在影响中国的时候，有一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出现了。因为风险投资跟银行的属性不一样，银行需要担保，小企业没有那么多担保，我们就给有股权的企业认真分析，他的基础比较好，只是碰到资金的问题，而且有比较强的持续发展的能力，银行抽走资金以后，我们很果断地对他进行担保融资，但是仅限于我们有股权的项目。所以在2008和2009年，我们给我们的投资企业担保达到了3个亿。这批项目在金融风暴减缓的时候，马上就把同行比下去了，就形成了现在上市的一个梯队，这就是参与成长的非常好的体会和案例。

　　风险投资的社会责任是连续的，它不是简单的，它要在各种时期培植、推动、发展和持续的成功作为自己的责任。只有我们投资的企业做好了，社会功能就出现了，因为它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可以使得他在某个产业领域形成旗帜，比如说上市以后，就有一个标杆作用，它可以为中国的创新做更多的事情。

　　主持人：非常感谢何董事长，在这里想问一下宋总，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投资家，刚才何董也说到了，投早期、中期，或者是即将IPO的企业，要看自己本身的定位，也要看自己对这个企业的评价。其实作为风投也是要生存、壮大的，就像我们说企业的天职就是要盈利。他在帮助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帮助自己长大，但是他也要对自己负责，所以您如何来界定这个盈利的天职和社会责任之间权衡的问题？

　　宋安澜：资本是逐利的，这是肯定的。刚才说到了投资环境，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投资环境太好了，到处都是可以摘到的果实，所以大家都涌到了即将IPO的环节。现在的PE从投资到退出就是两年两个月，VC是两年4个月，这么短的时间，有好几倍的回报。现在创业板的PE值下降了，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样的话，市场有一个自动挤压泡沫的功能，逼着很多基金自然会向前发展。资金要追求利润，自然被市场往前调了。

　　再说到逐利跟责任的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对于风险投资来说，要投资初创期企业，风险非常大，因为初创期企业的失败率是非常高的，对早中期企业，一般认为大概有1/3是好的，1/3是不好不坏的，1/3就死掉了，初创期死调的比例更高。所以风险投资对初创期的企业是非常谨慎的。初创期企业由谁投资呢？有一个说法，是3F：朋友、家人、傻瓜。需要有一帮天使投资人，傻到能够押宝押下去，通过很长时间得到回报。初创期企业除了天使投资人以外，还是政府和大企业，这在国际上也是这样的，因为政府投资下去以后，需要的回报并不是资金上的，而是就业率。对大公司来讲，他得到的是产品上的回报。对风投来说，我们是做早中期的，最好是初创期已经有人投下去了，我们相当于是做接盘，比如说他们投了几十万人民币，我们去投几百万美元。对风投来说，追求利润是肯定的。实际上追求利润和社会责任之间并不完全矛盾，尤其是在选择风投的方向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要投资，我们软银在投资的时候，通常要投一个必需品，所谓必需品就是人民大众急需的东西，比如说现在的医疗、农业，或者是很多创新的企业。既然是必需品的，他必然要有一个很大的市场，这样就可以发展起来。还有一个投资的方向，我们比较看好清洁技术。清洁技术本身对社会都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能源是越用越少的，只有用可再生能源才能够达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在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大的投资机会。我最近去了硅谷，原来是一塌糊涂，高科技企业受到打击以后，通往那里的公路上都没有什么车，现在经济好转了，那条路又开始堵车了。

　　现在中国能源的利用效率是非常差的，据统计，中国发电、炼钢的能源利用效率比世界先进国家低20%。如果说有一种新的技术改进能源利用效率，除了带来社会效益之外，还有很丰厚的回报。所以我们最近在投资的过程中，对能源效率方面，也花了很大的精力，这中间也投了一个很好的企业，有一个做新型的节能锅炉的，他能够把燃烧的效率提高25%，这样一下子就能超出先进国家5个百分点。这些的投资项目带来了好的社会效益，也带来的很好的回报，所以我想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宋总，问一下身边的陈总，以您多年的投行经验，请您跟大家聊一聊，刚才宋总了，眼光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运作的资本能够选到好的种子企业，他未来的发展可能是无限大的。面对中国很多投行头痛的问题，比如说投资中后期的企业，会面临“三高”，但是投入种子期或者是早期的企业，的确风险很大，就像领养孩子一样，不知道他是一个弱智，还是天资聪慧的。而且像陈院长说的，中国现在这样的教育体制，创业者并不是很多。昨天我们也聊天，有一个投行说去美国随便一个大学就能找到发明Face  Book的人，但是在中国却很难，所以想请您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陈琦伟：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你想问的就是选早期企业怎么样，怎么样把它培育出来。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难，就是要相信出资人的智商。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在中国商界的精英人士，他们具有金融知识，他们的行业知识也是比较好的。但是我要评论一点，我觉得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我感觉投资家的社会责任比较重要，这个问题有可能误导了我们的理解。刚才大家都在谈这个事，也谈到了社会责任，但是到底有没有投资家的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我个人是怀疑的，因为我们谈不谈，它的背景就是商界的社会责任，这是一个大命题。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是汶川地震，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那时候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是要捐钱回报社会。今天我们谈这个问题，是因为VC往PE移了，大家都追即将IPO的项目，大家应该投早期的项目，就感觉更有社会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比如说我们投早期的项目，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我们没有讨论社会责任，我们就讨论那方面有我们的资源优势，我们一定更能赚钱，因为PE现在要跟人家拼倍数，从商界的常识来说，使得我们往早期走，这样就可以避开很多不必要的竞争，我们可以以更加合理的价格，加上我们的增值服务，培育出好的企业，使我们的赚钱更加稳定、更加有把握、更加发挥我们的优势。今天媒体也很多，如果你们觉得这是个话题的话，请你们纠正一下，不要觉得创业板的倍数高了，创业板的高管退出的、暴富的很多，投资机构投了好项目以后，暴富的也很多，就认为是社会责任的问题，这不是社会责任的问题，投资机构是按照正常的常识在投资。因为我们的发行制度中有太多的人为因素，以及我们该管的没有管，不该管的管得太多，使得我们的创业板体系出现了这种暴富。包括高管怎么这么急着套现离开呢？这也不要批判他们的道德意识，他们创业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对事业、对科技有理想的，他把这个企业做起来的。但是在金钱诱惑面前，谁能抵抗得住？是大部分人能抵抗得住，还是少部分人能抵抗得住？我感觉是大部分人都抵抗不住，你在那个位置上，你就套现出来了。你说是投资机构和创业板的高管的道德问题和社会责任感不强？所以如果我们把投资家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命题的话，这对行业的发展不利。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不在于我们设置了什么样的命题，这个行业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中国用PE投资和VC投资，使企业快速成长，这是不可改变的现实。现在以前都是政府投资的，通过20多年的改革，使大量的资本走向市场。大家也不要批评PE，PE也做了很多的贡献。我觉得财务投资人也没有任何错，财务投资人也是很好的行为。包括陈工孟院长批评回购条款不好，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15%不算什么高利率，这样的条款是有贡献的，它投资进去，使企业更加完善，使得企业经营的时候更加注重风险的控制。

　　总体而言，我觉得市场化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它的行为总体来说是正常的，你给他加上一些社会责任的要求、道德的要求，如果大家愿意加，也是可以的，但是它是按照商业的规律在行事的。我们在选项目的时候其实是很简单的，如果说我投了这个企业，我说我是为了社会责任才投的，那就是虚伪的。中国现在虚伪的人太多了，大家不要学虚伪的东西，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情。

　　主持人：非常感谢陈总，陈总说的话也非常实在，似乎您的观点就是，不管投早期、中期后期，跟社会责任的关系不大。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社会责任也可以引申出来讨论一下行业自律，因为无论是任何行业都需要行业自律，就像陈工孟院长演讲的时候说到，现在似乎全民都有PE化的趋势，我就感触很深，去年也是在这里，我做的那个分论坛就是很多投资股市、楼市的人问了嘉宾很多的问题，今年有大一部分人可能转去做资本运作了，因为最近做股市、楼市很惨。

　　其实投行的领域中也有各种样的人存在，有一些真正具备社会责任感，或者具备操守和道德的，但是有的人就是做资本运作，赚一把钱就走的，所以想问一下邓巡视员，如何来看投行的行业操守和行业自律的问题。

　　邓天佐：客观上要遵循市场化的规律，其实这个行业的门槛还是很高的，他还是投资一个标的，企业有没有成长性有很多的原因，这跟简单地投资房地产不太一样。房地产市场上，如果把趋势判断对了，可能就会盈利，但是你投资一个企业，它本身就是有变动的。比如说你投一个科技型企业，科技技术在不断被替换，今天可能这个技术是先进的，明天可能就被替代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创业风险投资家的行业应该更令人尊敬，没有一定的素质，没有一定的团队，要玩这个恐怕不太容易玩得转。为什么我们现在跟国外有差距呢？就是国外的经验比我们要多。另外，他还有一个团队。现在我们国内做得比较好的也有一个团队，你投资企业必须要了解这个行业，过去有一个比较好的概念，过去我们说莺歌燕舞，那个产品很好，因为没有抓住机会，所以这个产品没有发展起来，今天还有谁投呢？包括摄影行业，胶片在前几年可能是很好的产业，但是现在再投，就很难成功。所以必须有很敏锐的眼光。敏锐的眼光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专业的知识，有没有发现它的价值。马未都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在20几年前比我们有眼光，他把那些我们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收藏起来了，他认为有价值，所以他就成功了。所以一定要有眼光，不是你有钱就能玩得了的，可能你会被玩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的门槛是比较高的。真正取得成功的就是真正把握这个行业的，然后又有资本运作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要具备这两点，有资本运作的能力，还得有行业把控的能力。

　　主持人：我也问一下何董，像邓先生说的，有钱还不行，还得会玩。我们看到在投行领域，既有钱又会玩，但是又参与了PE腐败的人也是有的，您觉得如何来杜绝这些问题，或者说我们如何界定这种腐败？因为确实有投行的人说这个东西很难界定，我让周围有资源的人进来，扶持我投的这个行业，使它更好的发展，这也没错。但是有人说这就是很隐蔽的操作，让我们抓不到你的腐败的证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何国杰：这个问题我们碰到的不多，在我们这个机构还没有碰到过，好几年前就有人问我：你们集团掌控了好几亿的资本(这是10年前，净资产有七八亿)，管境外资金的人就请一些国内的项目经理，让他们投，结果他们在那些投资企业中拿利益，你们怎么防止这种事情？我告诉大家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做投资的时候，首先考虑到中国做风险投资的人才是比较紧缺的，而且没有多少完人，就是说既懂技术，又懂运作，还懂企业管理，又有各方面关系的人很少。我们在10年前自己就做了一个投资指引，在公司里形成一个制度，什么样的企业可以去调研，可以去投，可以提供资料，这是一个。第二，我们投资的比例，一个项目里我们的投资比例大概有多大。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10年来投资的比例都不低于10%。这两年碰到国有股转持，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有20%、30%、40%，转出3%，对我无伤大雅，我们都是占得比较多的，太少的就是让天使投资者来做，我们做专业的，需要有一定的量，有一定的专业，有一定的导向。

　　再有一个，讲到怎么防止腐败问题，我们采取了团队管理，每个项目经过高层决策批准以后，组成一个项目小组，这个项目小组由三个人进行跟踪，一个是熟悉企业管理的，有一个是熟悉专业技术的，还有一个是熟悉财务方面的。这样既有财务，又有企业管理，还有专业技术，我们投资完以后，他们长期跟踪服务。刚才讲了，我们是发现价值，第二个就是参与它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研究问题。研究问题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每一个季度，所有的项目都要报告一次，不能做短期行为，我拿了一个利益，下次怎么汇报？这三个人都跟你一样吗？如果都一样的话，早就完蛋了，这就不是做风险投资了，而是拿别人的钱做自己的事。所以在我们的投资中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关键是你的素质要求，你的投资队伍的素质很重要，还有制度设立和评判标准。

　　还有一个，你做得好的时候，管理也要创新，我们也实行了管理创新。这个团队做得好，就奖励给他，IPO奖励、企业改制奖励、投资奖励等等。这是一个市场化运作，还有一个推动社会发展的事，它体现了这种投资价值和投资能力。你不能所有人都一样对待，所以要有理念、有措施，有制度保证，还要让他有一个价值回报，这样就不会出现那一类的问题。当然每一类机构的管理情况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一个是不太关心这样的问题，另一个是听得不太多。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再请宋总和陈总结合你们的经验，给大家作一点你们感受的点评，或者说做一点经验的介绍，或者说对社会责任的感觉，如何既能做到让大家有社会责任，又赚到钱了。

　　宋安澜：投早期的话，团队是特别重要的，有人跟我说，中国做投资很简单，早期凭胆量，砸下去就完了，晚期凭酒量，跟人家喝完酒，稀里糊涂的就让你投了。晚期的我们投的不太多，但是对早期的话，一定要对这个领域有非常深的了解，我们做早期的是很有体会的。要有创业的经验、理论的技术的深度，经过仔细的分析，再加上财务和法律的分析，要做很细的工作。我们投得比较成功的早期企业，花了很多的精力，汲取以后，帮企业理顺，最后还要帮企业融资。实际上投资者很大的任务就是帮企业融资，我们也体会到融资的困难。一般创建一个成功的公司，按国际上的说法，大概要5—7年的时间，这中间要有3—4轮的融资，这样一步一步上来，最后才能造出一个像阿里巴巴这样的成功的公司。我想说的是，投早期的公司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何国杰：我们公司在前年年底设立了两个基金，一个是跟中山大学合作，找大学的原创项目，专门找一些实验室的成果，然后把它整合，把它变成规范化，做成一个小企业。大学里有很多成果不知道怎么样培植，知识产权量化的问题都不清楚，我们先把这些约定，给他们做一些运作上的安排。第二，我们跟华南理工也成立一个基金，两个基金我们各出1000万，学校也出1000万，大家一起来干这个事，从孵化期开始投资。我们在2000万里投4个项目，每个项目500万，把它做成一个小企业的雏形，然后再吸引第二轮、第三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我们觉得在中国从早期孵化的案例非常少。另外，能否真正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知识产权领域做一些投资运作、发展上的突破，能够有一些启示。这2000万如果做得好，我们再增加钱，如果说这条路很难走，我们就看看有什么对策。希望能接受住时间的考验，让我们赔得起，也发展得起。

　　陈琦伟：由于时间关系，我简单讲几分钟，主持人最后的问题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她念念不忘她的职责，一定要讨论社会责任。我刚才有一句结论性的话，怎么样做出一个好的投资基金，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想约束我们的真正的看得见的框架就是法律的框架和规则的框架，要守法，要在现有的规章制度里运作，在这里面做得更好，这是市场行为，这是没办法教的，也没办法交流的。我们现在做投资是在资本市场上，它的背景是一个股票市场，现在没有人讨论股票投资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大家一讲就知道，这是不要讨论的事，股票投资人就是讲赚钱的，正因为有了那个制度，才有了今天这个会议。如果按我们传统观念理解，那是不具备社会责任的基础，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空谈社会责任的意义不大。大家就是不要违法，在现有的规章制度里做出更好的业绩。我很同意邓巡视员的说法，再经过几年的大浪淘沙，很多就会消失掉，不一定是腐败，有的赚钱之后做了别的事情，留下一小部分有品牌的，我们自己会努力把它做好。

　　主持人：谢谢陈总，刚才陈总说我一直念念不忘社会责任的话题，陈总是要帮助中小企业，还要赚钱，我的责任是要让今天的论坛回归到我们的主题上，所以最后要求邓巡视员用一两句话总结一下今天的论坛，或者说给大家鼓鼓劲。

　　邓天佐：这个行业是充满活力的，也是大有前景的，大家也需要各自把自己的基本功做好，共同和这个市场、和我们国家的经济转型进步、收益、成长。

　　主持人：其实四位嘉宾聊了这么多，无论讲社会责任，还是讲行业纪律，或者是讲经济效益，最终都是想让中国无论是风投行业，还是中小企业，都能够健康、长远、蓬勃的发展下去。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论坛到此告一段落，谢谢4位嘉宾，谢谢各位朋友，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