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第十三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将于2011年6月8日-11日在深圳召开。上图为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院长陈工孟。(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1(第十三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将于2011年6月8日-11日在深圳召开。上图为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院长陈工孟。

　　以下为演讲实录：

　　陈工孟：刚才四位专家领导作了精彩的演讲，我今天想提出一个观点，我认为对风险投资与创业支持体系，要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层次来考虑。上周在新加坡有一个香格里拉对话，我们今天是一个风险投资的香格里拉对话。我们的国防部长梁光烈亲自到新加坡，实际上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息，中国不会挑战美国，而且他还用了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词“永远不会挑战美国”，中国永远不会在世界上称霸。为什么我们的国防部长要到新加坡向美国人发布这样一个信息？大家可能从去年开始关注到，世界的舆论，尤其是美国发出了多种声音，关于“中国威胁论”、“美国崩溃论”，当然最近还有人提出“中国不可怕论”等等，这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的题目也是有关系的。到底在未来30年、50年，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会怎么样？到底在未来30年，中国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可能跟美国平起平坐？这个问题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有一定观点的。我认为，未来50年美国仍然是主宰全球经济的。虽然尽管在最近两三年有多种声音认为美国衰退了，但是我认为美国在未来50年仍然是不可挑战的。

　　中国在未来30年、50年，有没有机会跟美国平起平坐，做到中美共治世界的局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超越美国、挑战美国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是有机会在30年、50年之后跟美国平起平坐的。

　　为什么得出这样一个预测？有几点理由：第一，美国人具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战略的远见，这一点是欧洲人和日本人不具备的，也是中国人需要学习的地方。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的歼-20隐形飞机还不是稍微盘旋两下，美国人就非常紧张。实际上美国的隐形飞机技术比中国要先进几十年，当我们的歼-20真正成熟的时候，他的隐形飞机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都出来了，这说明美国人有超强的危机意识。第二，美国有卓越的创业支持体系，或者创业教育体系，我等一下会详细讲到美国在这方面优越的地方。我们今天讲要加大力度对早期企业的投资，如果说你没有足够好的物创业企业，你投给谁？所以归根结底，就要看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有没有一大批创业企业家，也就是看你这个社会有没有一个有效的创业支持体系，美国在这方面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第三，美国人的军事、高科技、金融系统发达。正是由于有这三点理由，是我看好美国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尤其是美国有发达的创业教育体系和创业指示体系。我们今天用的操作系统、谷歌，包括苹果等等，这些企业都是大学生创业起来的，在美国有20%的大学毕业生从事创业活动，在中国这个数字不到1%。所以美国的强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创业教育体系跟创业指示体系。

　　反过来看我们中国，在未来30年、50年，我对中国还是乐观看好的，认为有机会跟美国平起平坐？第一，中国的农村、农业市场还有非常广阔的发展潜力。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真正进入城市的，差不多五六亿人口，广大的农村还有七八亿人口，还有具有的消费发展的空间。第二，中国中西部地区未来10年、20年仍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第三，中国的人口红利仍然还有10—20年的延续，尤其是中国的创业教育，未来有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些都使我觉得中国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但是中国是否真正能够达到跟美国平起平坐，我认为要取决于4个关键点：第一，我们的风险投资与创业教育、创业体系能否在未来5年、10年有一个健康的、很好的发展。第二，中国的教育改革能否成功。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自主招生，教育部都没有改革的勇气放手，我认为这是教育改革方面一个悲哀的事情。大家关注一下2010—2020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大纲，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关键，“中国的教育发展归根结底要靠改革、创新”。但是恰恰教育部的领导不具备改革创新的思维，这种僵化的思维也是阻碍创业教育、创业知识体系发展的根本点。所以中国未来能否有长远的发展，我认为教育的改革是非常关键的。第三，社会的道德与腐败问题，这也是可能制约中国未来30年增长发展的制约点。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都感觉到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吃的蔬菜，担心里面有农药，我们喝的牛奶，担心里面有化学添加剂，甚至我们吃的馒头都有可能有问题。这就说明什么问题？社会人的基本道德心理已经缺失了，所以有很多事情使我们感到想不通。怎么可能把这些东西加到食品里？怎么能把毒害人身体健康的东西生产出来？这说明社会的道德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而且严重制约了未来的经济发展。同时，腐败问题也非常严重，这个腐败不仅仅是政府的腐败，包括民营企业都有很多的潜规则、腐败问题，这些都是阻碍中国发展的要点。第四，敏感与不敏感的问题，就是怎么理顺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我认为这四大问题，在未来5—10年中国处理得好的话，中国未来30年有很大的机会能够跟美国平起平坐，而且台湾的回归根本不用费力，台湾可能会主动提出要回归祖国。

　　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跟今天有关系的核心点就是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完善创业知识体系。中国当前的风险投资现状是什么？刚才陈昌智主席在他的主旨演讲中都已经提到，其中两句话非常形象：第一，中国的VC  PE化非常严重。第二是全民PE化。现在在我的老家温州，如果一个老百姓不知道PE，都觉得自己落伍了，现在是全民皆PE。这种现象在短期存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长期存在下去就是不健康的。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对风险投资产业的异化，甚至是一种亵渎。风险投资界在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中国特色的现象，就是回购条款，尤其是对早期企业的投资，我投了你2000万，三五年之内，我有权力要求你回购，甚至要你保证有15%的回报，这叫什么风险投资？这是高利贷加暴利。这种情况在美国、欧洲，这没有的，但是在国内很普遍。这种条款不能仅仅用“霸王条款”这个词来形容，简直是对风险投资的亵渎。针对这种情况，我在这里呼吁在座的风险投资家要反思，要一起努力来改变这种状态。

　　当然我们也要反思，为什么中国的风险投资家，或者私募股权投资家，不愿意投早期的企业？实际上也不能全怪他们，分析下来有4个原因，第一是社会的风气造成的，我们整个社会风气从政府到企业界，包括学者，都是非常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第二是缺乏真正的风险投资家，像吴鹰(微博 专栏)先生这样的投资家，具有自己的创业经历，具有真正帮助企业做强做大的现代精神的风险投资家，在中国真的不多。当然，绝对数量还是有一批的，我讲的是相对数量太少。真正的风险投资家不仅仅是把资金给企业，而且要提供一系列的增值服务，要帮助企业一起做强做大，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中国到底有多少投资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第三是缺乏有效的社会化的创业支持体系。社会化的创业支持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建立需要政府推动，需要长期的时间。第四是退出机制不完善。大家可能会问，现在我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三板都有了，怎么还说我们的退出机制不完善？刚才陈昌智主席也提到，我们现在的创业板是变相的中小板，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创业板。今天上午我们这次论坛专门举办一个闭门会议，就怎么样完善推动真正的创业板的出现，包括深交所的领导、深圳市金融办、20多位业界的领导，进行开诚布公的三个小时的对话，当然这些对话的结果，我们都会汇总，通过各种渠道，报给中央有关领导参考。我们的三板也有，但是搞了10年，这个三板起了多少的作用？现在主要起来关在中关村，它的规模、规格、实效性都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缺乏早期企业退出的通道，如果你让风险投资投进去，10年、20年才退出来，这个行业就没办法发展。所以我认为客观上有这4个因素制约了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制约了对早期企业投资的力度。

　　如何才能有效地建立社会化的创业支持体系？我刚才提到，这是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我归纳了一下，一个系统的社会创业支持体系包括6个要素：第一，社会的氛围，我们要形成一种创业光荣、勇于冒险的社会氛围。大家在80年代、90年代都会听到温州经济模式，温州人就有这种冒险的创业精神，一个高中生就敢做买卖，搞一个小小的公司，所以温州有成千上万的创业家，大浪淘沙，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成功的创业家，所以我们在全国，尤其在大学生中，在专业人士中要形成一种创业光荣的创业氛围。刚才我提到，中国的大学生创业的比例不到1%，有的统计是只有0.3%，美国的这个数字是20%。所以要形成一个好的社会氛围。现在报考公务员的非常多，这说明我们的年轻人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缺乏冒险创业的精神，当然我们还要批判现在的教育体制，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培养不出一大批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培养不出有血性、有个性的军事家，甚至演员，现在的很多男演员甚至都缺乏男子汉的气概，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的毛病。第二，创业的法律体系。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美国有一套非常成熟、完善的支持创业的法律体系。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但是太宏观、太空洞、不可操作。第三，创业教育。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推动创业教育的工作，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500多所大学都有创业教育的学位专业，没有学位的培训课程就更多。但是到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而且很多学校还没有听说创业教育。第四，发达的融资与创业投资体系。从政府到民间，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陆续推出了美国的中小企业投资局、融资局，另外美国有一个发达的天使投资体系，美国有1万多天使投资家，美国有几千个风险投资机构。刚才陈副院长也提到，中国现在有5000多家各式各样的投资机构，但是我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们这5000多家中，到底有多少家能够有能力为早期的企业提供服务，我想是屈指可数的，所以有时候光靠数据还是不够的，我们要看质量，就像我们的经济总量现在已经超过日本，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也许会超过美国，但是我们的经济质量到底怎么样？我们的竞争力到底怎么样？同样，我们最近这三年，风险投资这个产业蓬勃发展，但是我认为未来5年是大浪淘沙、重新洗牌的5年。我在这里也呼吁有更多的成功企业家能够出来，从事风险投资的工作，而不是那些完全是靠资本运作的人。尽管我在资本运作方面有很多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也需要他们，但是更需要的是有成功创业经历的企业家出来搞风险投资。如果说平均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能够在未来10年带出10个企业，中国的创业体系就不得了了。第五，税收优惠政策。在美国，税收优惠政策在创业支持体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中国有关创业投资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有了一些政策，但是基本上没有一家企业享受到这些政策，这些政策不落地，执行不了，这样的税收政策有什么用？所以关键要抓落实。第六，我们要像美国一样，要提供真正可操作的技术创新支持体系。这方面不是说我们没有，从科技部到地方都有，问题是运作的怎么样，执行的怎么样。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每年都拿很多钱出来支持科技型企业，但是我们有三大问题，第一是撒胡椒面，尤其是地方政府。第二是锦上添花。第三是潜规则，这三个问题让我们的资金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举个例子，某一个省前年拿出3个亿，而且这个地方的财政还不太好，拿这么多钱就是要支持早期的创业企业，最后3个亿只用出一两千万，剩下90%的资金平均分给那些已经上市的很大的企业。实际上我们的省、市，以及中央的政府领导都很重视这些方面，关键是具体的操作不到位、不系统、不可操作。所以这六大要素是有效的社会创业支持体系的关键。

　　最后，我再次呼吁，把建立我国有效的社会创业支持体系跟风险投资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抓，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