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呈思

　　绿色，生生不息。

　　绿色增长是你必须关注的新商业价值观：

　　它追寻效能最大化，而非产值最大化；它追求在健康的商业生态中获得良性增长；它执着于于在企业与员工、合作伙伴、顾客、社会、环境与资源以及股东之间建立可持续的平衡。

　　绿色、平衡、善治、责任，这是可持续增长型企业的公民性格。我们以为，绿色增长不仅仅停留在“环境友好”或“资源节约”的表面，它更是一种企业品质：它强调的是削减甚至消灭企业的外部性，在良性增长中修缮商业生态，促进企业内外系统保持一种平衡的、可持续的增长。7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土地上找寻这样的企业标杆，并笃信这种绿色的商业智慧、商业趋势和商业行为能够改变这个国家的商业生态。

　　事实上，改变正在发生，尤其当我们开始向世界倡导 “包容性增长”之始。作为“企业公民”概念在中国的启蒙者、记录者和践行者，《21世纪经济报道》通过举办 “最佳企业公民评选”，试图在每一个行业中发现这样的标杆。

　　这一刻，我们再次将目光投注在湖北。

　　这里有重商的基因。早在先秦时期，“商”即楚国“四民”之首；百年之前，九省通衢重镇汉口早以“东方芝加哥”享誉天下；而在当下新一轮世界经济洗牌之始，湖北抓住产业转移之机遇，正迎来商业群雄并起的全新时代。

　　这里亦有企业公民的基因。楚人范蠡，既以善贾奇人、辅国之才闻名，亦以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而流芳天下，被世人称为“商圣”。古往今来，责当一面、溢福社稷的商业伦理精神，当自楚始。

　　时间回溯到近代，张之洞主政湖北之时，工业繁兴、百物昌茂，民族企业家以“兴国”之任自担于肩，企业渐具现代气质。这一气质，在近代工业革命中成就大武汉之格局。

　　不过在当下的大环境之中，现代企业的重生之路正遭遇世纪瓶颈，一方面，过度挤占自然和社会资源的“丛林”式成长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在对企业个体利益的无良追逐及对公众权益 的漠视中，一个又一个商业危机事件前 赴后继，其结果是每一个企业都无法获 得可持续的增长条件甚至安全感。

　　新近发生的一系列商业危机事件表明，某些貌似强大的公司，并不值得尊敬。他们利用手中的货币选票，肆意地、赤裸裸地表达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对商业道德的冷漠。他们的短视在于，他们忽略了那些被损害甚至践踏的群体——投资者、员工、顾客、合作伙 伴、社会和环境，也有投票权。

　　大危机或者“大环境”，并不是放弃商业伦理的理由。当前，寻求包容、可持 续的绿色增长之路任重道远。

　　我们以为，道德并不必然使企业强大，但是，它使强大成为可能。只有这种强大，才是可持续的。不过，“企业公民”不是对企业单纯的道德约束，不是一种外在的规范。其不仅仅意味着公众示好型的捐钱捐物，也不等同于一般的企业慈善行为，更非以“转移支付”方式巧妙变相的“事件营销”。

　　当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担当起这个国家发展与复兴的主力时，人们对其之关照，已不仅仅是它如何创造显性财富、公司规模扩张，而更多在于它怎样承担股东、员工与消费者之权益，怎样坚守社会公序良俗、净化市场，怎样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推动行业进步，并倡导绿色价值观。做企业，就做企业公民。

　　企业公民行为意味着，企业的商业经营能够同时满足善待股东、善待员工、善待客户、善待环境与资源、善待合作伙伴、善待社会的要求，进而实现企业、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

　　我们欣慰并充满希望的是，在湖北这片重商之地的企业正试图穿越“历史三峡”滩流险阻，而孜孜以求于善待股东、员工、消费者，以及回报于生生不息之环境、资源和社会。他们不再将“做大做强”定为自己唯一目标，做“最受尊敬的伟大企业”成为湖北企业家这一社会族群新的信仰。

　　自2009年9月开始，即在湖北启动中国(湖北)首届最佳企业公民评选活动。是届评选活动以“后危机的湖北企业责任”为主题，旨在从大危机时代的背景下发掘出中部地区企业的责任标杆。而此时，在整体营商的“大环境”备受争议的高成本时代，我们决定再度探索这片土地上现代企业的绿色成长之道，并试图发掘其中的佼佼者。

　　按照21世纪传媒“企业公民”六大评价体系标准，最终经过专家初审和投票评审，确定东风汽车股份公司、丝宝集团等11家获得本届评选最佳企业公民大奖，金运激光及湖北湿地保护基金会等3家NGO 组织，分获最佳企业公民成长和公益大奖。

　　今年是湖北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第一年，省委、省政府谱就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发展图景，“九省通衢”之地将升级为“九州通衢”，武汉亦将打造全国中心城市。湖北企业正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

　　而本报得知，湖北还将力图在投资 环境和营商环境上进行大改造大提升，这实为一个好消息。因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主角，始终还是我们的企业。

　　在鄂楚古地迎来“跨越式发展”之际，我们寻找这样的优秀企业：他们的绿色增长理念及其实践，正在深刻改变这个国度的经济生态。他们是杰出的企业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