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新动向与宏观审慎政策性框架构建实录
新浪财经讯 5月20日消息，陆家嘴论坛于5月19-21日在上海举行。以下为“全体大会三：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新动向与宏观审慎政策性框架构建” 直播实录。
主持人：
黄 明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金融学教授
演讲嘉宾：
孟文能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白承睿 渣打集团执行董事兼亚洲区行政总裁
Marc INTRATER 奥纬咨询管理合伙人
[黄明] 各位嘉宾下午好，我们大会三的题目是“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新动向与宏观审慎政策性框架构建”，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其实很重要，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体系很多缺陷，而这些缺陷包括在宏观层面无论是对市场价格泡沫对连锁性系统的风险，还是市场与区域间缺乏协调，以及微观层面的市场披露、清算以及结构杠杆等方面，都有很多缺陷。
[黄明]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Dodd-Frank法案通过之后，以及欧洲相应的法案通过之后，引起了全球针对这些缺陷进行的一些修改，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新的法案执行得怎么样？美国欧洲的这些法案的制定对全球其他区域的影响怎么样？全球的监管机构之间协调怎么样？国际各个组织之间对宏观审慎这样一个监管推动怎么样？最后加上我自己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宏观审慎监管背后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把这个问题问清楚了才知道怎么做。很高兴今天讨论问题有国际国内宏观微观一些专家，我在此给大家介绍一下。
[黄明] 他们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先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前央行行长吴晓灵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专栏)院士，渣打集团执行董事兼亚洲区行政总裁白承睿先生，奥纬咨询管理合伙人Marc INTRATER先生。
[黄明] 今天大会嘉宾每个人先谈五到六分钟，最多一定不要超过10分钟，我们会给嘉宾间有一些探讨，最后希望留出十分钟给大家有机会提问题，首先有请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先生演讲。
[孟文能]各位下午好！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来到这里参加这个嘉宾云集的论坛，而且我知道这里有各位来自于金融界的专家，我首先感谢上海市政府、中国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对我们发出的邀请并且给我这个机会来发言。同时我也要感谢大家的盛情款待。今天我要探讨的话题非常广泛，涉及到金融监管各个方面，只有五分钟，所以我只讲一点：宏观审慎的监管。
首先要说的是一个可信的、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宏观审慎政策？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传统的方法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包括汇率的政策，另外我们还应该有非常稳健的微观审慎政策，包括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稳定的金融环境了，但这是以前的情况了。
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乐观，两者相加并不一定能保证金融稳定，所以现在就提到了所谓的宏观审慎政策，我们可以把我们已知的概念和它进行对比。也就是左边和右边的。在左边是宏观经济政策，右边是微观的审慎政策，在当中就是宏观审慎政策，当然这之中还有界定不清的政策。
微观审慎并不一定发生作用，因为你只是关注单个机构的稳定性，并不是说系统整体就稳定，就没有系统风险，我们所忽视的是没有能够注意到，金融之间的相互连接，而每个金融机构自己能很好管理风险，但是我们没有能够关注到系统风险，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风险和杠杆其实在金融体系中是一个整体。
同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货币政策来控制CPI。但是我们对于资产价格的通胀往往了解地非常少，所以一方面风险增加，杠杆增加，而同时资产价格又出现了泡沫，这样子就会导致不稳定。在那个时候央行其实并没有能够有效控制资产的泡沫，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宏观审慎。这其实是一个新概念。
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些实验，我就列出了一些，所谓宏观审慎政策下面的一些例子，但是我这不是教科书也没有列出，只是给大家一些例举，看看什么样政策是央行在宏观审慎方面做的实验，希望以此确保系统性的稳定，包括一些审慎措施，比如说债务比、资本拨备的要求。还有一些财政上的措施，比如说交易税、资本增值税，另外还有一些行政性的措施，包括土地供给措施，这只是一些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宏观审慎，适用在金融系统中的一些宏观政策，特别适用于资产市场、房地产市场。
我们在落实这些政策的时候，要考虑什么呢？有几点特别重要。第一，灵活性；第二要考虑大的背景；第三，一致性；第四，可信性。首先，这个政策要有很大的灵活性，比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审慎政策更加灵活，因为在这个领域中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所谓的黑天鹅事件，远端事件很可能会影响到这里的事件。
另外对于风险的分布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尾端风险是如何来相互作用的，也不知道一个地方的危机如何传递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因为它们相互的连接非常复杂，金融市场上产品也非常复杂，所以在这方面的不确定性很大，任何政策要有灵活性，要考虑到这种不确定性。
第二所谓的背景性，很多事情在发生，所以我们没有具体的目标，比如说货币政策要控制CPI和通胀，但是在金融稳定性方面并没有单一指标来借鉴，我们要考虑到系统中整体的风险，而且采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个最有用，哪个最会带来扭曲，所以可能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用一系列的工具，一小步一小步来使用这些工具。同时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验，这次可能用的，下次就不能用了。
因此我们还必须要有非常有效的金融监管，减少对于宏观审慎政策的依赖，今天早上刘主任提到了要加强宏观审慎的纪律。过去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非常重要，我们仍然需要支持，我们要提供相应的措施来给市场的参与者，让他们自我检查。宏观审慎行动不应该带来道德风险，不应该给这些金融机构和银行带来自我道德风险的可能性。
虽然我们在进行一些试验，很多中央银行一些地区政府都采取了临时性的措施，我们要向市场传递非常清晰的信号，和货币政策不一样，货币政策所有人都可以清晰的理解，财政政策所有人都能理解，我们在宏观审慎采用了一系列政策和工具，我们很有可能会失去市场的可信度，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有很高的风险的溢价，所以我们必须清晰地为宏观审慎政策建立一个非常明确的框架。这样的话，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我们能够进一步加强政府的行动，我们必须要有非常大的透明度。
谈到了宏观审慎政策我认为是非常新的领域，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也不是很多。我认为，举办这样的论坛，来讨论宏观审慎政策，哪些政策可以发挥作用，哪些失败了，非常重要，这样向市场传递非常重要的信息来保证宏观市场的稳定性。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踏上了这样的旅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新的措施和新的进展。
[黄明]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您，你的发言中关注的是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事实上我有一个微观的问题想问你。因为你来自于新加坡，所以想问你，人们一直在谈Dodd-Frank以及相似的欧洲的政策，限制了OTC的衍生品市场，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那么因此新加坡和香港，就有机会，能够实现监管的套利，你们能够吸引很多的衍生品从欧洲从美国流向新加坡、香港地区，您认为如何了平衡新加坡OTC市场发展，与此同时又要和全球的衍生品市场进行协调？
[孟文能]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不断地进行讨论，我们必须对全球的金融稳定性的改革进行不断的讨论，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对一系列的原则和准则达成一致。同时要允许在国内进行相应的灵活的做法，我们认为新加坡香港都积极参与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讨论。这个委员会非常关注金融衍生品市场，OTC也很关注这个市场。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共同的标准，让所有的金融中心、让所有金融体都执行这样的标准。新加坡香港都有非常严厉的监管，当然我们会制定灵活的国内和区域的政策，和欧洲和美国不同，所有人都希望在过去不同的金融市场出现的不同的套利，我们现在都在讨论巴塞尔协议，在华盛顿大家都在讨论，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消除监管套利我们都认为是不好的行为。
[黄明] 下面有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女士。
[吴晓灵]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新动向与宏观审慎政策性框架构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题目，而且这里面有很多技术问题值得探讨，限于时间的关系，一个人只有五到六分钟，我就非常快地讲一个观点，就是加强监管协调，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是今后世界监管改革的大趋势。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该不该搞监管，中央银行在监管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各种各样的实践，我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首先，发挥央行在金融监管改革主导作用是本次金融危机重要的经验总结，本次金融危机表明，中央银行是唯一能在短时间内向金融体系和社会注入流动性的机构，是能恢复市场信心的权威机构，是金融市场的定海神针。本次金融危机表明中央银行如果缺乏对金融监管信心则会延误最佳时机。
对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并不能提高对金融体系的监管。要关注系统性风险，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加强监管，要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这个职能只有央行能够承担，这不是因为央行管理人员本身素质高低，而是央行本身的职能所决定的。因为只有中央银行垄断了现钞发行权才能够有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才能够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来采取措施来拯救市场的信心。
发挥央行在金融监管中主导作用，关键是掌握监管信心的权利。央行是否直接承担监管职责？因为历史的原因和各国情况可以有不同的设置，但是让央行掌握金融机构的监管信息并保留央行在有疑问的时候，对金融机构，特别对银行的检查权是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的先决条件。
中国2003年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提高了货币政策制定和监管技术的水平，但至今没有形成监管协调的常规机制。监管协调不能只是“三会”间的协调，而应该由“一行三会”组成，财政部也应该是重要的观察员。在金融体系的监管框架中，应妥善处理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与消费者保护的关系，三者应形成协调与制约的有效搭配，这样才能有利于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腐败。
我并不主张，由于央行应该在监管当中在宏观审慎监管中负有职责都把所有的职责向央行集中，这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而应该是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三者间形成一种制约的关系。
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主要应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央行与监管机构各自定位的问题。央行管宏观，监管管微观，所有总量政策及金融机构的杠杆力属于宏观政策应该由央行来制定。
二，处理好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关系以功能监管维护市场统一秩序，以机构监管保证单个机构的审慎合规经营。如果我们不坚持功能监管的原则就会制约市场的发展。而我们国家当前监管格局中，在机构监管为主的框架下，实际是就是制约了市场统一性的管理，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今后应该注意克服的。这就是我五分钟的介绍。谢谢大家！
[黄明] 谢谢吴行长，吴行长离开了央行还在为央行呼吁。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她说的特别好，她不是一个狭义为央行呼吁，说了远远比这个重要的问题。通过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我们看到一个教训对中国的意义。我们知道金融创新，不管是衍生品，还是其他产品的创新，很大的作用就是绕过政府监管，而监管方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协调，这个机构就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重要，非常感谢吴行长强调这个问题。
[黄明] 下面有请李扬院长讲话。
[李扬]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主持人说五分钟，以前有个人告诉我五分钟的演讲只能讲一个故事，但是你给我们出了这么大的题目，我争取能够用五分钟把一些想法说一说。
宏观审慎政策问题现在是谈的比较多，但是我注意到主持人在主持词里说到，他搞不太明白，说实话，我作为研究者，现在也觉得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最主要的，作为一个新的体系，有两点我们必须要明确，而现在不明确。第一就是它的理论是什么？宏观审慎的理论是什么，它是不是超出现有理论的新理论？很遗憾，现在还看得不清晰。
第二个，作为宏观审慎政策体系有没有，有别于现有监管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独有工具？也很遗憾，现在它没有独有工具。没有体系，没有独有工具，因此关于宏观审慎管理或者说宏观审慎监管或者宏观审慎政策的讨论就陷入一种大家基于自己的角度，基于自己的利益说自己话的境地，我个人感觉宏观审慎政策还需要讨论。
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此前的微观审慎监管这套体系是不中用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前面提出宏观审慎政策这套体系之前一些情况，简单回顾是很必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大危机之后，建立了一套监管体系，在此之前，应当说没有象样的监管体系，这套监管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有效的。这个监管体系中有一个要点就是存款保险。存款保险对于金融稳定和监管的作用在于，它从负债方导致了金融的稳定。
我们看到这次危机中，这些依然在发挥着作用，使得危机不至于从资产方、负债方两者产生冲突，并最终没有发生传统的挤兑危机。第二个在资产方方面，主要依赖于中央银行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与经济互动，使资产价格的稳定性得到保证。中央银行作用的巅峰体现就是：格拉斯曼19年就像是创造了奇迹。
负债方因为有了存款保险得到了稳定，资产方因为有一个设计相对得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得以稳定，然后最后贷款人，所以它的运行相对是平稳的，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没有想监管货币政策中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这次危机中暴露出了有问题，所以宏观审慎政策应运而生，我们要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使得运行有效的整个一套体系没有效力。因为金融体系发生了变化。
第一，传统的商业银行不再主要依赖传统业务存款贷款，而是越来越多地依赖市场来获得它的负债，依赖市场来配置它的资源，依赖市场来取得它的收益，我想这点在中国谈，大家都有体会，监管当局要求银行增加你的中间性收入、表外收入，那就是要离开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来获得收益，这个事情在西方国家早已完成。
第二，现在大量的影子银行体系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安排出现了，他们没有银行之名，但有银行之实。他们为社会提供信用，不触动货币供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不改变货币存量的情况下，增加社会的信用供给，这是央行调控为什么显得那么被动，为什么微观审慎政策不再起作用的原因，因为它超出了传统的那些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视野。
第三，投资银行功能的变化。投资银行是中介机构，是服务机构，但是在这次危机前是全面金融活动的当事人，他是一个全能的机构，把投资银行的理念、投资银行的功能全面地注入了我们传统的金融业务之中。
第四是各种各样的机构化金融工具的产生，我们可以在不动机构的情况下，通过一些技术性的安排，解决我们的资金需求问题，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资金配制问题，解决资金的风险管理问题。
第五，各种各样的第三方支付清算体系产生，不依赖于央行，我们金融机构最基本的功能，支付、清算可以实现。
最后一个，随着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以上的变化使得我们传统的，主要是针对机构，特别是主要针对商业银行的这样一些微观审慎管理失效，使得表内业务失效，使得针对产品和市场的监管失效了，现在整个金融业全面转向了金融服务业。它是一个服务业，使得基础货币以乘数为主要架构的货币传导理念失效了，所以要有新的理念。
微观审慎不行了，但是宏观审慎应该是什么？目前还在探讨之中，有几个要点可以确定，就是宏观审慎应当说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纵向维度，一个是横向维度。从纵向维度来看，关注周期，关注周期的变化对于金融稳定的影响；从横向来看，关注各种金融机构之间交互的效应，有可能是个体的理性会导致总体的非理性这样一种加种的困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版的监管法案比较关注横向，欧洲版的监管法案比较关注纵向，关注经济的周期，因此就要花很多的气力来设定自动稳定器，识别周边的变化，从而相应地自动调整拨备覆盖率，决定杠杆的因素。美国的监管很注重什么是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他把很多经验放在这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些变化值得我们关注的。
可能我已经超出了时间。最后说一个对于中国的适应性问题，我自己觉得，我们在讨论什么重要性机构等等，在我看来，对中国来说，我们在金融体系的特征上和欧洲比较接近，因此，第一我们要注意周期变化对我们经济的影响，我想大家仔细想想就可能会知道。
外国人评价中国的金融体系，我们自己知道周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我们根本不会有问题，而我们的问题也不是机构之间互相传染、互相感染的问题。
第二，在中国，我们如果从微观审慎看到宏观审慎，我们现在很基础性的缺陷、基础性的手段和工具都不具备，与它相关的理论也不熟悉，所以中国第一要补课，第二要跟上。
[黄明] 谢谢李院长，我借用主持人一点特权，发点感触，因为这个问题特别感谢李院长花时间来讲的为什么要有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要解决什么问题？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因为我是体制外的，我想补充一点想法，我说的大胆一点，觉得三大方面，宏观审慎监管必须要解决微观审慎监管中单个机构单个市场监管解决不了的问题。
[黄明] 哪些问题呢？第一问题市场泡沫，除了周期性之外市场的价格会有整体泡沫的可能，这是格林斯潘在为美国的泡沫市场担忧了一次，在包括伯南克等等批评中觉得不要怀疑价格的智慧，格林斯潘高估了市场理性化的错误。
[黄明]单个金融机构很健康，因为有多米诺排骨的效应一个金融机构出了问题，就是导致了其他的也倒，这是连锁性的效应，这微观角度所不能解决的，这是第二个。
[黄明] 第三个就是吴行长强调的金融创新强制在金融市场边缘区这个时候，宏观审慎政策也非常重要，这方面确实是给我们宏观审慎监管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我想补充一下，刚刚吴行长讲的很谦虚，在欧洲和美国受到传统理论的约束，认为市场永远是正确的情况，这种逆周期对资本的要求和监管基本上没有做，相反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央行这方面，反而抛弃了理论教条的约束先做了，我看也能站得住脚。
[黄明] 下面有请渣打银行的白承睿总裁来表达他的意见。
[白承睿] 非常高兴回到陆家嘴论坛来发表言论，论坛规模越来越大，参与的人士也越来越多，首先请允许我说说美国的情况，美国发展的一些新的政策往往决定了宏观审慎管理的一些最新发展方向。
主持人黄先生一开始就说到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些问题，说到一个道德法案，道德法案的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Dodd-Frank法案要整体改变美国金融业监管模式，他们的目标将监管机构和架构重新调整，对消费者的保护方面进一步加强，而且还要有监管的机制，以后我们就不会再有大而不倒的问题存在，还希望建立全球协调一致的决议，这个非常受欢迎，还有一系列规则防止银行自营交易。
我们现在得到了什么？现在很难得出这个法案的结果如何，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让它起效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估计到今年夏天会听到更多对这个法案结果的评价。
细节才是决定成功的关键，从我们的观念来看，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那就是政府支持企业的改革，尤其是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两大机构他们的按揭总额是5万亿美金贷款。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在这个法案中涉及，这几乎也是中国全年一年的GDP总量，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除了美国之外，我们现在还有佳林、IMS和国际清算一起合作，有一个协同一致的回应，我们今天看到已经取得的进步，比如巴塞尔规定，以及最低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的设定，以及大家对于各种不同问题的定义也已经逐渐产生了趋同一致。
现在对亚洲来说这种新的发展形式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义，我们很高兴现在亚洲的声音越来越被大家所倾听，因为长期以来亚洲的声音在重要国际和货币论坛中是缺失的，而这些论坛是对国际决策非常重要的场合，考虑到亚洲经济的规模和能量，尤其在未来发展强度来说，这个方向发展步骤是完全正确的。
就亚洲银行所坚持的金融监管改革而言，我想说充足率对中国新规定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因为亚洲的那些银行在资本充足率比经合组织高很多，但是从流动性来看这个有点不确定性。不是因为亚洲的金融机构没有流动性，而是因为有些国家没有很多T1级核心的票据资产，这方面很难进行统计，可能要统计T2这样的票据了，这个结果如何进一步看待有关宏观审慎这一点，我觉得亚洲能够带来的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解决这种顺周期性带来的问题，同时能帮助提供观点，有效地利用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来管理经济结果。
我们当然也有自己的担忧，第一大担忧就是亚洲的贸易和跨境的融资，现在这种商业通道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亚洲内部，或者说之间的这种通道这种走廊将会进一步产生出来。现在巴塞尔委员会以及欧盟理事会都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强管理，贸易融资和跨境方面提供支持和方便，我相信亚洲今后也会出现更多的措施来支持贸易融资，贸易融资长期以来被称为是非常低风险的业务，ICC给它设定的比例也是非常低，只有0.02%。现在很清楚，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发展，也是我们的忧虑。
第二个忧虑就是巴塞尔II到巴塞尔协议III，能不能很有效的支持亚洲经济体所面对的新情况，尤其是对于很多亚洲的银行想要上市而言，尤其是新的流动性规定，会不会导致长期的投资的减少，从而影响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这个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对于亚洲的工业来说至关重要。对于亚洲未来几年时间里，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将达到9到10万亿元。跨境基金的流动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关注。
2030年前，我们相信亚洲资本市场将达到全世界资本市场50%。亚洲债权市场将比美国的债权市场所占比例还大。要进行改革的话，帮助亚洲和国际银行金融机构来支持这些金融新的发展，如果我们能找到好的平衡，找到监管机制而不影响创新的这种方面的一个平衡，相信一定会对世界经济有益。谢谢大家！
[黄明] 谢谢刚才白承睿先生从金融机构的层面谈到了新的这些金融监管思想对金融机构和信贷市场的影响。非常感谢！下面有请Marc INTRATER先生发表他的看法。
[Marc INTRATER] 非常感谢您黄教授！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这种改革，是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就单这个话题中间你要写篇文章，就是Dodd-Frank法案本身就有两千多页长。巴塞尔协议III也有300多页的重要内容。其他的一些类似的法案都有几百页，甚至于几千页的一些补充和附件，所以显然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前面几位尊敬的发言人都已经说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以及改革的重点。
我就不重复那些详细的一些细节性的问题，我只是提供一些我的整体的观点，对于改革的整体的认识，也许在一些部分举一些例子。首先在2000多页的法案中间，显然涉及到很多的改革内容，但是我们认为这就是对整体的监管机制，在英国、美国，国际上监管机构并不是真正愿意为金融体制进行特别的改变，他们没有让大的机构进行拆分，而且那些金融机构，几万亿美金资产的大的机构都是大到不能倒，刚才早先时候说到了有的大到不能倒，而且倒了也没有办法拯救，所以他们那些能够做的金融行为也没有被彻底地、严肃地禁止。总体来说，这种逐步渐进式的、改进式的方式是法案中的主要内容，而不是真正进行彻底改变。
还有一些重要内容是Dodd-Frank法案和巴塞尔协议III这些的共同点，里面有一些方面是非常积极正面的。这里面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不仅仅是这个法案的内容，而是在于他们如何加以实施，以及那些监管部门，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实施这些新的改革措施，而且将一切掌握好，将这种新的创新服务和产品掌握好，而且他们不一定是在前台上执行措施而是在后台进行很好的宏观管理。
所以，巴塞尔协议III资本充足率这立一个规定就让银行不能承担过多的风险，这本身应该是巴塞尔协议II就应该做的，而且是十年前就应该实现的目标，显然巴塞尔协议II的资本充足率是不够的。所以银行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辩论，他们有各种类型的、不同类型的资本金，有的监管方就接受了银行的辩论，而且金融机构直接找到了智慧的方法，好的工具隐藏了自己的风险，他们有非常优秀的会计、律师、银行家，他们隐藏风险的速度和能力比监管部门抓住他们的能力快。
最后，我想整个金融机构包括私营的金融机构，包括监管者都太乐观了，对于我们了解风险的能力、管理风险的能力太过乐观。我觉得我们结果导致我们承担了太多风险，其实说到金融改革，不是说改革好还是不好，或者说改革的具体某些方法好不好，关键是监管者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来把法案落到实处，今天很多人讲到了，再次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这个东西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总是找到新的方法来承担风险。
只要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没有解决，我觉得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资产泡沫，在泡沫破裂之后带来危机。危机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我们能不能够尽可能减少这种风险的影响，而且尽量减少任何失败或者说失灵所带来的影响。
大家会问，这个危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银行承担了太多的风险，他们的杠杆率过高，而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大，导致了危机快速蔓延。我们为什么会陷入危机？首先，整个金融系统高估了我们的能力，而低估了风险。从最根本来讲，是因为大家有充分的激励机制来承担风险，因为太赚钱了，而在这方面控制的激励机制太少了，就是说没有鼓励人们要承担风险。
那么监管者做什么？我觉得他们在做几类事情。我说的这个不是突破性的做法，都是渐进式的做法。第一个就是微观审慎，大部分的发达国家监管者并不认为他们可以这么做。他们觉得如果制止了一些机构做一些事情，那么其他的机构就会以另外的方式来承担风险，这个隐藏的风险更好，将来的风险更大。
但亚洲更好地管理了风险，最低的首付率，或者房贷时有最低机制比，另外是限制杠杆，巴塞尔协议III或者其他的要求都是增加风险报备，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欢迎和积极的动向，但是问题是说，监管者能真正的落实吗？我想这是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能力的问题。很多情况在政策层面，他们有很好的专家，对于一切的问题都非常了解，但是在执行层面，或者对于微观金融机构个体的监管层面，这个能力有很大的下滑。
第二个就是结构性的做法，比如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制定的规则，就规定英国的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不能够进行投行服务这个是突破性的规定，有各种各样的政策上的尝试来遏制，确保一个地方的银行失灵不会影响到其他型的金融机构或者说其他银行。问题就是监管者能不能够负责管理银行的这些机构，或者说金融机构能不能很好地采取这些结构性措施来遏制风险？这个我觉得可以到下一场危机时才可以真正看到考验了。
第三个就是宏观审慎，或者稳定性监管，其实之前一些专家谈到了，我们所采取的一些尝试，我想再提议一下，这个是新的概念，而且全球也只是在尝试，一方面在监督方面，到底承担了多少风险？第二个是什么时候敲响警钟，在宏观审慎方面我们还要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是不是禁止一些做法，是不是引进新的税收，是不是减速某些活动，或者说完全禁止某些活动？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大的未知性。
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这些金融机构到底在做什么，其实很多人说央行采取的措施都是事后的措施，好象之前的金融危机一样。危机之前央行说风险太大，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其他的结构性的支持来制止风险变得更大。未来这个悲剧会不会重演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很多人觉得现在在进行大刀阔斧的监管的改革都是比较积极的信号，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能不能彻头彻尾得到落实，以及未来的危机会不会因此而减少它的破坏性的影响。
[黄明] 谢谢！Marc INTRATER先生谈到了金融危机后的一些金融监管是不是能够预防下一个危机，或者实在不能预防下个危机他也谈到了一些方法的探讨，其中对金融机构过渡承担风险的激励机制的讨论，而且也谈到是不是有一些业务的分割，这个蛮有意思。金融机构是在金融信息和资金的周转中枢地带，他们的功能要想有效发挥，往往需要很多同时承担很多的金融功能，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很大压力下也把格林斯潘也取消了，假如这样做如何把它做好的确也是很好的挑战。
[黄明] 下面进行讨论的阶段，我首先给在座各位专家提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给在座的观众给专家提问的机会。假如专家希望问题通过条子方式递上来我也非常愿意帮你们递给他们。
[黄明] 我先提一个问题，我要问吴行长和李院长，就是刚才你们俩都说到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监管的启示，这是我的理解，我的理解是：的确中国的金融监管现在面临着是不是有可能过多的机构监管，而不是足够的功能监管，而且也缺乏在几个监管方之上更有权力的、有协调权、有动态的决策权的一些机构？而且吴行长也提到了，是不是可以通过央行有更多的权利的方法？我现在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们两位，因为你们两位是在中国金融监管方面有非常多的研究和经验，你们认为中国怎样在这个方面进行改革，这个机构是不是应该央行来做这个事？不管是不是央行来做这个事，这个机构必须要有什么样的权利，怎么样做这个事，能够协调监管？
[吴晓灵] 我想中国所处的情况，和国际上所处的情况，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这次金融危机在西方是由于过度的金融创新和过度的追求利润，而没有很好控制风险，造成了资产泡沫引起了金融危机。所以在国际上讨论监管改革的时候，在技术上讨论了很多，不管是微观层面上的改进，还有在提出了，宏观审慎的监管也是很多技术上的问题。
[吴晓灵] 但是我觉得中国所面临的所处的阶段和国际上不一样。他们是发展过度了，而中国我一直的观点，中国存在着金融的压抑。中国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都发展的非常不够。而这个发展的非常不够当中，我认为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在监管体制上面，没有实行功能监管而是过度实行了机构监管，以机构监管为主，有它的好处可以控制一些风险，机构的风险有人负责任，但是最大的弊病就是割裂了市场，而且使得同样一个法律工具，同样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各个监管当局是实行的是不同的监管的准则，这样的话也会埋下金融的风险。这是我们和国外不一样的。
[吴晓灵] 第二个在国外，这么多的金融危机当中，无论是在金融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处置金融风险过程当中，谁都不会挑战中央银行的权威，但是在中国，中央银行我认为权威太不够了。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政治优势，因为我们有国务院在那儿统着，很多金融问题化解看起来没有太大问题，好象中央银行权威性不够也没有酿成大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长期这样下去，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弊病，尤其是我们在推动人民币的跨境贸易。也就是说人民币逐渐会走向国际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如果人民币想有一席地位，我们现在的这种金融发展状况，是根本无法适应的。
[吴晓灵] 所以为了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更好，我认为第一要树立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当中的权威，这个权威不是个人的权威，是一种职能的权威；第二在我们的监管体系中，要树立功能监管的理念，应该是相同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应该实行统一的监管原则，这样话，才能够让我们的市场得到更好的发展；第三在监管方面更应该看到监管者的责任是使这个业务的发展合规和审慎，发展的责任是在金融机构，监管者的责任是说你金融机构在发展过程中要控制好自己的风险。我想中央银行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只有这样的宏观布局，中国的金融业才可以发展的更好。
[黄明] 谢谢！
[李扬] 我同意吴行长的一些看法。我觉得黄明老是提大问题，你这种问题我想是不是两个层面来回答。一个是说我们要看，监管模式问题，你涉及到第一个是监管模式，到底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还是超越了功能监管，中国显然是在功能监管层面，有历史原因，同时也有经济体制以及它的政治体制的根源，就是我们还是管机构、管人是我们所有领域中管理的要点，我们必须要管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也体现在我们金融领域管机构同时也管人，这使得金融这么活跃的领域发展确实受到障碍，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也应当支持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过度，并且还要借鉴国际上最先进的理念。还要超出功能监管，因为功能监管现在很多的金融活动和金融市场搞不清楚是什么功能，比如说现在谁能把一件事情到底是银还是保还是证说不清楚？需要更超前的模式，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方面。
[李扬] 第二个，就是这样的功能确定之后，由什么机构来承担。这两个问题我觉得不能太多的混淆。当然吴行长比较多的讨论是说央行来牵头承担，不要削弱央行的权利，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观察，中国的很多东西，功能也要重新设置。偏开金融，就在金融活动中财政部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也该拿出来讨论。
[李扬] 我们看一开会叫到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国际基金组织是这样开会，说定事是财长来定事，中国央行行长也定不了事就找一个副总理来定事，这种也要调一调，理顺。承担机构的一致划分其实是一个问题。我记得特别清楚，伯南克刚上任到我们这里演讲，他要求有国家领导人的要求，他说我是内阁排名第四，不是你们排名第17，你是最不重要的阁员之一。从金融领域中提出了这样的调整的需要，我觉得这样调到位对我们机构的功能也都要有重新的设定，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减少很多的摩擦。现在到底是什么模式，以及模式的承担者这些问题搅在一起有的时候说不清，我觉得需要有这样的调整。
[吴晓灵] 我再描述一下我的观点，我只是说要尊重中央银行的权威和他对于监管信息的知情权，我强调的是这个。因为历史的原因，和各国的情况不同，监管机构的设置，中国已经把设立了一行三会，要求三会回到改革前中央银行什么都管，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央银行必须要有信息的知情权和必要的时候对金融机构的检查权，机构可以分设，权威的地位和权利我认为需要给。
[黄明] 观众的一个问题，吴主任，如果一行三会的格局要调整的话，这个有点细，原属三会的权限哪些应该回归央行？
[吴晓灵] 我认为不需要时间权利回归央行，我讲的一行三会，如果说在我的理想模式中，应该实行功能监管，不能就机构监管，我现在就说再白一点，现在推动证券基金法的修法，实际上它就是我国金融业银行、证券保险，第四个就是信托业就是资产管理，这是未来金融业发展非常大的一块市场，在这块市场，五类金融机构做的同样的信托关系一个产品，但是大家的原则不一样。
[吴晓灵] 我不管这个监管权最后给到谁的手里，应该是说谁做同样的业务，就应该受到同样的监管，比如说美国的保险公司做投资连接产品，它的投连险即受保监会的监管又受证监会的监管，按照功能监管是这样，作为央行来说，我认为如果维持一行三会的格局，我认为对于央行在获得监管信息方面应该充分的保证，现在保证的不充分，而且如果央行把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金融机构监管责任和维持金融稳定的责任给了央行之后，央行对金融市场上的异动对于各个金融机构的异常表现，中央银行有权利去现场检查，但是为了减少这种负担，中央银行不应该做日常频繁的检查，但是做特殊情况下的检查应该有这种知情权。
[吴晓灵] 金融机构搞产品的开发，谁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是货币政策、有金融监管有消费者的权益，消费者的权益应该给到中央银行，从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方面来制约金融机构过度创新，和监管当局对风险各方面的控制不太够。我认为任何的权利都必须受到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利容易产生腐败，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有若干的组合，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消费者保护有各种组合，任何国家要看历史和现状应该以最小的振动来体现这三者的相互平衡和相互制约。
[黄明] 孟文能先生您提到了中国金融监管者的一些想法，他们在讨论是从功能监管还是进行机构监管您是不是可以从您的角度，从您对新加坡的金融机构监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中国的一些看法？
[孟文能] 这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一个自己的答案，在新加坡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一种统一的监管模式，这就意味着，新加坡的监管局会监管银行、以及中介机构和保险公司，所以他覆盖的面非常广。之所以我们能够这么做，因为我们是非常小的国家，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建立起独立三个监管机构，我们认识到这三者间其实有很大的合同的协力，我们认为这样的模式在金融危机来临时能够帮助我们度过危机因为最好的实现限制我们监管的套利。
[孟文能] 很多时候无论定期存款还是其他的产品，看起来非常相似，如果受不同的监管原则的话，会产生监管的套利。你谈到的，到底应该是实行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我们认为两个方面同时着手，许多风险因素能够在系统中传播，比如一些资产，或者以房产导致的这些风险会不断的累积，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整体的团队来进行监管，来避免这些风险的出现，同时对于各个机构的监管也非常重要。
[孟文能] 所以我们用监管和监督这两个词，所谓的监管对所有的机构采用同样的做法同样的流动性要求，单笔贷款的要求，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对每个机构的监督又有所不同，有的机构需要特别的监督的行为，监督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机构会承担更多的风险，或者说他们的风险管理体系并不是那么的健全，我们就需要和这些机构进行沟通，来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对他们采取额外的要求，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找到一个完全适用于所有金融机构的统一的监管方法，我们需要用对每个机构的监督来补充整个系统的监管。
[孟文能] 我们要确保每个机构他们了解自己的风险，了解自己管理风险的能力和他们及时进行沟通，找到每个金融监管机构存在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其实不能把这两者分裂开里，我们需要机构的监管也需要功能监管，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我们有统一的监管机构，但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可能需要不同的制度，你们需要建立起不同的监管机构来实现各监管机构间的协调。
[吴晓灵] 我认为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不是绝对对立，是结合在一起。我的PPT原话是金融监管要处理好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关系，功能监管是维护市场统一秩序，机构监管保证单个机构的审慎合规经营。我们现在是机构监管完全杜绝了对功能监管实施了排斥我觉得不好。
[黄明] 下面问两个金融机构和咨询公司两位专家的一些想法。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谈一下，金融机构承担过多的风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是不是要让金融监管者给金融机构足够的措施，这是你们当中一位曾经提到的，你们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是不是认为需要建立起新的监管的规则，是不是因为我们新的监管机构或者说新的监管存在导致这些金融机构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
[白承睿] 我们希望很多新的金融监管的规则能够控制未来，很多金融机构采取过多的风险来避免他们重蹈过去的错误。我觉得目前的阶段，很多事情还在发展过程中，我很难下一个结论。我们已经有了巴塞尔协议是一个总的指导原则。但是我们还需要最后来确定巴塞尔协议还需要各个国家来制定自己的规则，如何落制定抗周期，来对资本充足率进行规定。我们的确认为需要监管方采取很多监管措施现在大家对这个进展情况总体来说还是满意的。
[白承睿]另外就是全球的监管，没有全球的监管，会导致监管套利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是巨大的挑战，对我来说最大的风险，可以说很多好的意图的监管的改革可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出现了很多影子银行体系。我们出现了更多的风险类别。很多的金融操作都不是在银行中存在，而是由影子银行体系来操作的。对于我来说，影子银行体系可能是对未来金融市场，金融体系一个重大挑战可能是过度的监管所导致的一个原因。市场中还有很多的需求，很多的贪婪存在，由于过渡的监管可能导致正常的银行没法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白承睿] 我们是不是提供更多的激励措施地鼓励他们关注长远的发展。我们都看到如果大部分的机构都采取了很多的星球机制的改革地很多都不是一次性的体规大部分的需求，而是分期支付，这样的话会给机构中的个人以更多的激励措施，更多来关注他们长期的利润和发展。
[Marc INTRAER] 一方面在改革方面，要加强对于个人和机构的一些激励措施，防止他们承担更多的风险。比如说一些国家加强了对于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的监管。所有这些防止了一些金融机构承担更多的风险，我觉得总的方向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具体的能力，比如说在各个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各个金融机构当中他们监管风险，控制风险的能力到底有多少？但是我还是有两个疑问。也就是在正常监管领域之外，在影子银行体系，也就是那些缺少监管的一些领域，如果我们这部分加强了监管是不是另外的地方出现了风险呢？我们要确保其他地区出现的风险不会传导到整个系统的其他部分。
[Marc INTRAER] 我们很成功的预防了风险成为360度全面的风险。我们也避免了道德风险出现了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因为有的机构的风险过高他们的负债率高，以至于得不很高的融资或者说需要 融资的本金更高。今天看看不仅仅要关注那些负债的投资人，或者说定期存款的投资人，他们哪怕没有得到保险，买了希腊或者说其他在07年底的高附加值的国债，这些机构投资者他们受到很大的损失，他们怎么办，他们还可以继续买这些机构的债券，现在这个不是很高的风险，现在主要的控制风险的市场机制是如下。
[观众提问] 我想请新加坡的局长，举一个例子谈一下在新加坡央行以及监管机构还有财政部是怎么通力监管的？比如说一个是资本过于的流动，还有对大而不能倒的那种金融机构的监管，从这两个方面谈谈怎么样监管协调的？
[孟文能] 我想举的例子，我们金管局不仅仅是证券和银行等等，完全管制内的，我们还有一个中央银行管理流动性，在金融体系中，系统性风险，对于单一机构的健康度非常重要，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在我们金管局中有相当大量的信息交流，比如说对于市场上整体的流动性情况现在是不是缺美金了，是不是缺流动性，以及单一银行运作的情况。
[孟文能] 我们从单一数据来了解到哪些机构出现了一个信贷的紧缩或者说流动性的紧缩。如果这两组数据对照在一起就会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而且相应的话更多有工具找到共同解决的方案。如果的确是信息共享之后出现了流动性整体的减少，中央银行就会采取措施，如果是个别的机构出现了流动性减少我们有的监管部门就可以采取措施，通过这样的信息的通分了解他们就知道哪些银行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哪些银行有这样的问题，监管方面依据这些数据和信息尽早的提出一些对应措施，从而比如说对资产维护的要求，提出更高标准，一旦需要进一步资产还可以收购资产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孟文能] 这种沟通机制对我们非常有用。但是很多国家有两三个以上的监管机构，比如英国他们金融服务局和应中央银行必须合作之间和信息共享之间的机制建立。怎么样得到信息最快你就可以把这种信息交流的机制和规则非常重要，就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间的互动和交流可以实现，各国情况不一样，必须要清楚了解国内情况再确定。
[孟文能] 比如说，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金融产品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或者说证券公司来提供的或者说银行提供的，在他的风险组合中是一样的，本质上这个产品也是很接近的，但是他们卖出的产品，形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信息披露的要求也是不一样。对于流动性和资本金的要求也不一样。这种分开监管有可能会带来问题，即使是一体的单一的监管机构我们也不断的关注这些问题，我们内部还有按照机构的形式来分开来监管，比如说期货和证券法是针对资本市场，银行法是针对银行，实际执行中法规不一样，我们不断的在过去十年一体化的监管。
[孟文能] 我们监管的法律是不一样的，不断要对这些产品进行比较和认识，然后决定是不是现在监管形式现在最好，这个监管平台是平等的，不然的话就会有套利，所以不断会有挑战，不同的机构让他们实现信息交流合作更难，他们没有一个简单的回答。
[观众提问] 我是财经报的记者，我是给新加坡监管局局长孟文能先生，最近有报道新加坡发展人民币离岸开放，你们对这方面的愿景和思路是什么？和香港相比新加坡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孟文能] 这个问题应该问问央行，或者说银监会更适合来回答。我们上午听到了周小川(专栏)行长和刘明康(专栏)主席说到现在有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我们越来越多人民币贸易结算和跨境交易使用人民币，越来越知道中国政府希望将人民币的和国力越来越相称的推动的表现，但是我理解要以神圣的方式来进行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样的话人民币发展不会失去控制，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更相适应。
[孟文能] 我相信会逐步出现一个货币的区域化，中国的中央政府逐步允许人民币选择的进行使用，离岸在香港最早开始，现在在新加坡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积极的一个表现，因为现在越来越的货币能够来运用来进行国际结算对我们来说越有意义，我们愿意和中国合作，目前来说整个的规模还比较小，我现在还不想吊高大家的胃口，告诉大家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变化，我们期待这样的步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逐步进一步的深化和宽化，我们相信对于新加坡的私人银行，还有资本市场，以及作为美元的重要离岸市场中实现一个互补进一步发展。我在这里还想补充一点，目前的规模还很小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取得进一步发展。
[黄明] 感谢各位专家感谢你们大家的参与，全体大会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