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4月14号至16号在海南博鳌举行，此次大会以“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为主题，有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位政要、企业管理者、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与会。15日13:00-14:15，分论坛“G20：处于十字路口”在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大厅举行，以下为论坛实录：

　　简碧佩：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简碧佩，我是这一场的主持人。我是路透社节目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我们这一节的讨论，我们这一节谈一谈G20是否处于十字路口。G20就是有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集团。我们讨论粮食的突破、日本灾难、贸易失衡问题，我们要考虑一下G20具体的工作职责，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G20朝哪个方向去走。G20应该成为一个各国咨询平台还是一个执行机构。是不是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这种监督机构。中国人民币能不能升值，所有这些困难问题都是G20需要解决各种各样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介绍一下各位嘉宾，这些部门都是非常杰出的人士：新加坡国务资证、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吴作栋，泰丰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葛涵明，台湾金融研迅院院长许振明，塔塔钢铁董事总经理NERURKAR，印度工商部长夏尔玛，施耐德电气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ean-Pascal TRICOIRE。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专栏)先生。很显然我们是邀请了非常杰出的讨论嘉宾，他们既代表了G20国家，也代表了非G20国家。首先讨论一下贸易失衡的问题，周行长，抛砖引玉问您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人民币升值非常快，而且在国际社会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我想问一下中国是不是会听取G20的建议，G20所提出的建议是否会给你足够压力让你改变你的想法？

　　周小川：我认为G20不会直接的把重点放在国际货币体制上，尤其不会放在特别提款权、SDR问题上。最近我们讨论了最近一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很多人都认为国际货币体制是导致最近这一场金融危机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许多人都在讲各种各样的两难问题。大家都在讲货币政策和储备货币之间的矛盾，以及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金融危机经历了三年，三年之后大家都在说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来不断改进国际货币体制，所以这个体制本身并不是一个核心要素，并不是克服危机、渡过危机的重要因素。我们是需要一个强劲、平衡的经济增长，尤其是G20国家平衡稳健的经济增长，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认为现在我们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改进SDR机制。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有不同观点，不管怎么样，看起来有一些观点是支持SDR机制当中应该包含更多的货币，这样的话才能够有一个非常稳健的一揽子货币，这样才能有助于避免下一次危机出现。其中有一个观点这样说，现在新兴市场国家权重越来越高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是可以被考虑在增加到SDR一揽子货币当中，对于完全可兑换的货币，像新兴市场国家他们可以继续开展国内的改革。而且可以更好地去应对这些条件、这些状况，所以您说的非常对。 

　　周小川：确实有一定的压力。有人就说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做一些事，就是要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做一些贡献，而且要实现可持续的、平衡的全球经济的增长。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推动全球化进程，尤其是货币的全球化进程，对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非常重要，他们应该加入到SDR当中。人民币可能是在大家考虑的最前面的几个货币，因为人民币在全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

　　简碧佩：那你是不是支持法国的目标呢？

　　周小川：我们刚刚举行了南京研讨会，法国总统以及法国这些高级部长，还有法国中央银行行长都在南京峰会上进行了讨论。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一步做准备，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去审议看一看是不是应该成为11月G20峰会的主题之一，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政策上的讨论。我自己观点就是我们还会继续进行金融部门改革，包括货币的改革，推动人民币可兑换的发展。而且可以推动人民币汇率机制更加灵活，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是我们想做的，而且我们要一步一步渐进式做。如果有人说人民币应该放在SDR一揽子当中，我是非常欢迎这种建议。

　　简碧佩：部长先生您是否这样建议？ 

　　吴作栋：我们应该不仅仅看到一种储备货币，可以有欧元、日元等等这些货币作为储备货币，SDR是不是应该成为全球通行的储备货币呢？是不是企业可以在贸易当中，还有政府建立外汇储备的时候可以使用的。而且各国政府需要有一些权衡。问题就是SDR是不是可以把它转变成为全球可以交换、可以兑换的一个货币。并且是有足够流动性可以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现在问题就是人民币是不是应该成为SDR一部分呢？回答是肯定的，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如果人民币加入SDR当中，SDR这个机制本身就会看到它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可以用于国际贸易中。下一步，如果人民币加入SDR的话，人民币本身能不能国际化。能不能成为一个用于国际贸易商业运作的货币呢，所以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们真的要考虑一下人民币是不是应该加入到SDR。 

　　简碧佩：许院长，你觉得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会带来很大影响，是不是会使全球经济结构更加稳定？ 

　　许振明：我针对SDR这个问题表达一下意见，我们现在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交易上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货币计价单位，现在不管哪一个国家进行的都是一个纸币制度。能不能这些纸币它的货币值都很稳定，这很重要。这也就是每个国家中央银行能不能稳定货币值。SDR你要作为一个国际交易的计价单位，它的价值稳定也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机制说让SDR它的计价单位、它的价值很稳定，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世界的中央银行。光靠我们四个国家或者五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他能够稳定他们自己的货币吗？我们看到美国宽松货币政策一直在推出，因为他面临国内经济的稳定跟货币的稳定的这个抉择。所以SDR要能够稳定的话，还需要各国央行稳定它的货币。我们还是回到1970年代，黄金本位制度解体后的那个时候，那就是浮动汇率制度，或者我们引用以前诺贝尔奖已经过世的英国经济学家海因克，他讲的就是自由的货币。就让世界每一个国家进行交易的时候，他可以自由去选择应用哪一个货币当做计价单位。 

　　简碧佩：如果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举手，这样就可以增加互动。我听到大家鼓掌，不知道是不是你要补充一下？葛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葛涵明：投资者关注的就是币值的波动性。我们希望不断改善，使得他们高效。货币波动、房地产价格波动都会同样面临很多问题。我们非常关注货币，而货币有很多波动，给我们带来很多影响，使得我们不能控制发生什么样的实行。任何作为如果能够降低货币价格波动性，我们都会支持。英国政府虽然也希望干预货币，但是英国货币不断波动，所以政府不得不得放弃。所以对于企业家来说，我们非常期待货币稳定。 

　　简碧佩：我们知道印度是G20一个国家，其中20国集团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找到一个方法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能够确定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产生的原因，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 

　　夏尔玛：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巨大变化，每个国家都要应对这个变化。每个国际组织都要应对这个变化，G20要应对这个变化。G20它的重要性现在不断增加，他有能力能够解决全球宏观经济的问题，宏观经济失衡的问题，以及金融稳定，还有监管的问题，以及机构改革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要在20国讨论。经济危机后，我们开始有20国集团，以前是8国集团。过去是8国集团决定后，其他国家听他们的决定。而现在发生了变化。20国集团的成员他们有能力能够解决很多我刚才所提到的问题，包括其中的贸易失衡问题。贸易失衡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看一下WTO的讨论，WTO谈判是多么漫长，乌拉圭回合讨论用了很多年才能结束。多哈回合还在讨论当中。每一次20国集团讨论的时候，我们都确定了前进方向。在谈判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困难，因为有很多人们认识的差距鸿沟需要填补。我们可以看一下此前贸易谈判达成的共识，上一次共识是95年达成的。虽然用了很多时间，我们还是要进行谈判。我们知道全球正在经历大的变化，我们必须认识这个变化，经济流动方向发生变化。而且60%GDP来自发展中国家，亚洲本身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经济活力的国家，我们也召开了金砖四国会议。南非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他们GDP的贡献率非常巨大，多边贸易谈判当中需要包含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发达国家需要给发展中国家更多市场准入。只有通过谈判，领导者才能发出任务，领导者可以让谈判者在谈判之中有更多决定的权利。如果不能取得成功的话，这对于多边贸易体制打击。我们看到有些趋势，当全球经济面临着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消除彼此之间障碍，而不是建立新的障碍。 

　　夏尔玛：我看到有些国家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尽量减少失衡。

　　简碧佩：请问两位来自私私营部门的嘉宾，G20集团是不是能够建立这样的机制呢？你们对G20的想法如何？G20是不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呢？你们企业家对G20有什么想法？关于你们出口业务，如果某一个国家产生失衡，这对你们贸易产生什么影响？ 

　　NERURKAR：讲贸易失衡之前，我想关注一下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问题。从95年到2005年价格波动非常大，我所关注的是钢铁行业，波动达到了达到了250美元吨。原材料占成本的70%，这使我们供求关系产生了很大矛盾。我们希望能够拥有更多存货，制造业就是要照顾好我们的客户，这是我们的宗旨。但是由于价格不断增长，使我们和客户关系不断紧张。关于全球贸易平衡，我们可以看到贸易失衡会带来一些不公正现象。但是对我们行业来说，我们和有贸易赤字国家沟通的话，如果和行业组织坦率沟通的话，我想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解决。我觉得更好的沟通、更加透明、开放的沟通，会增加我们双方的利益，而并不是相互争执。 

　　Jean-Pascal TRICOIRE：我想补充一下，我并不相信政府干预有太大作用。国际组织做出了很好的决定，但是有的时候并不能实施。所以我有时候对一些国际组织非常失望。但是我对G20有很大信心。很多组织谈论货币，但是我看到G20是最高效的。就很多问题进行了讨论。制定了许多计划。我们并不是制定监管规定的，但是相信G20制定的监管规定一定能够实施。我们每个企业都变得非常全球化，最重要是相互协调，能够达到政策协同非常重要。这是行业、工业所需要的，我需要稳定的政策，在我们公司，我们在100多个国家进行运作，在100多个国家有出口，我们在这些国家进行生产、运作、销售，在这样一个行业当中，我们需要做出长期的决定，波动性对我们来说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把欧洲和美国比较，在几年之内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不能把工厂安上轮子，搬来搬去。我们需要对于员工进行培训，30、40年待在那里，不可能把这个工厂进行搬迁。关于原材料，每个国家抱怨油价上升，通胀不断上涨地对于钢铁行业还有其他方面，我们材料价格不断增长，无论我们到哪里，原材料价格都在变化，而且波动非常大。这对于我们做出行业的决定是非常没有好处的。我想表达的最重要的内容是我支持G20，因为我们的监管者、我们的政府如果能够达成共识的话，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就更容易做出决定。关于技术标准如果达成共识的话，对我们更加简单。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共识的话，对我们企业也会带来好处。在这方面我支持G20。 

　　周小川：关于贸易失衡的问题，我想补充几点，G20到底做了哪些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呢？首先08年11月份在华盛顿20国峰会上，领导人决定推动多哈回合的谈判。到目前为止，多哈回合谈判并不是很成功。因为综合原因，有些国家需要议会的批准，需要议会的授权，谈判者需要议会授权才能在多哈回合当中进一步谈判。G20会议精神就是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行。希望能够多哈回合谈判尽快结束。第二点，G20峰会多次强调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包括不断的货币的贬值导致的贸易壁垒。G20峰会达成了非常好的共识，我们希望避免不断层次的、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时候包括税收的豁免，这是和贸易保护主义也是相关的。第三点，从2009年伦敦峰会后，G20希望加强贸易融资能力，尤其希望世行、世界发展银行、非洲发展银行、亚洲发展银行、洲际发展银行提供更多贸易融资工具。这样能够帮助各个国家，那些缺乏硬通货的能够进行更多的贸易。帮助更多国家从经济危机当中走出来，在这方面20国集团达成了很好的共识。最后一点，在今年G20峰会，法国政府呼吁对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进行研究。主要对于供求关系研究，大宗商品价格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因为供求关系会发生变化，但是也许它的变动过度了，波动性过大了，这就是因为有很多投机行为。尤其是投机者他们对于背后的交易并不感兴趣，而是想要从波动的价格当中获益。

　　周小川：关于这一点不知道G20是不是能够达成共识，法国正在呼吁做这样的研究，G20讨论当中，我们会讨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问题，希望能够把全球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稳定下来。 

　　简碧佩：日本危机是我们最近看到的例子，日本发生灾难后，七国集团迅速出面干预，如果七国能够应对的话，那是否需要G20应对经济复苏呢？只是七国集团再加上中国就可以了，是不是？ 

　　周小川：我想原因就是全球领袖慢慢意识到这个情况了，新兴市场国家变得越来重要了。不是一个单一新兴市场国家，而是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变成一个整体，都变得更为重要了。他们在全球金融体系、贸易体系当中发挥作用越来越重要，而且直接关系全球经济、政治稳定。有一些新兴经济体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是他们是一些石油生产国，或者是大宗商品供应国，所以这些经济体也应该包含在内，包含在G20之内。G20以前是非常成功的，发挥了协调的作用。现在G20要解决各种各样由于金融危机所导致的问题，来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为了实现这个经济复苏，我们需要各方面的讨论。 

　　夏尔玛：我觉得对于全世界来说，挑战就是经济的、金融的问题。还有经济结构转变的问题，全球秩序的问题。我们应该非常现实考虑一下全世界现在的现实是怎样的。全世界的格局已经从二战之后发生巨大变化，那么今天不管是各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不管一个国家还是一系列国家群体的经济和军事能力，他们都是这些国家可以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包容性的平台。在我看来，七国集团没有办法很好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各种各样问题。我们看到全球人口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传染性疾病，贫困问题等等。我刚才也说了全球60%的产出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在2008年面临的经济危机之前首先是我们面临的是金融危机，所以我们就要考虑一下那个时候我们有哪些好的金融机制来避免这些有毒资产、不良资产出现，导致金融系统的崩溃。现在我们要实现经济复苏，复苏的路线并不是完全单一的，每个国家都要面对这个现实。经济复苏过程当中，我们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真正复苏。复苏并不仅仅来自于七国集团，还包括中国、印度、非洲的一些国家，他们都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第二点，在未来几十年当中，这样一个趋势会变得越来越强劲。因为新兴市场国家会变得越来越红火。两年之后，到2013年欧盟的GDP、美国的GDP和亚洲的GDP是会完全相等，这样一些区域的GDP完全相等，在未来十年当中我们会看到全球五大经济体他们会占占全球GDP同等比例，而其中三个国家都是来自亚洲、中国、印度和日本。所以我们如果如何全球的问题呢？七国集团本身要看一些非常宏观的问题。比如解决主权债务危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很好地解决好这些问题。 

　　夏尔玛：但是我们觉得他们在协调和金融危机、主权危机当中，做得不够有效。我记得在伦敦峰会上，当时布朗还是英国的首相，G20国家在开会的时候是推出了五万亿复苏的资金，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复苏，今天我们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问题，美国、欧洲都面临失业率非常高的问题。我们看到全球有2.5%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其中没有办法找到工作的青年人有一半都在欧洲和美国，自从金融危机以来，这些发达国家，我们看到出现主权危机的国家，他们需要迅速解决这些问题来进行清偿。有些国家的主权债务甚至达到了1.4万亿，所以我们觉得他们这个问题非常重大，需要全球整个国际社会一起来努力，来解决。我们不应该把社会、把全球切分成几个部分，而应该整个世界一起携手努力。我觉得还是让G20继续发挥现有职能。 

　　简碧佩：非洲有很多国家有增长潜力。 

　　夏尔玛：是的，确实有其他平台，可以让更多国家包容进去。我觉得非洲的代表权，尤其有一些非洲国家，他们真的是有实力的国家。他们在工业发展，在自然资源，像南非、尼日利亚，他们确实是增长的引擎，非常有实力。我觉得光靠两个平台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平台是具有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平台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简碧佩：新加坡、台湾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体，但是还没有加入到G20当中。 

　　吴作栋：我觉得可能没有必要，因为在G20当中还有一个机制，可以邀请另外五个国家列席G20峰会。所以我觉得G20这个平台已经能够很好地照顾到全球的利益。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处于过渡当中，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到G20当中。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跑马拉松的运动员，确实许多年，有些国家一直跑在前面，像中国。但是在未来，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会慢慢赶超发达国家，我们就要想这个平衡非常重要。这种贸易失衡是对于中国、印度有利吗？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有利吗？如果是有利的话，那我觉得贸易失衡也不是一件坏事。现在许多国家出现了经常帐户的顺差，发达国家也要应对其他的挑战。问题就在于如何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平台，让所有运动员平等竞争，让所有人都继续往前冲、往前跑，G20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确保多哈回合谈判正确完成。而且G20成员国应该就这些重要问题达成共识，我相信多哈回合谈判一定会完成。而且WTO应该有法律的效力，有些规则遭到了有些国家的违背，我们应该进一步推动多哈回合的谈判，保证各个国家能够平等竞争，比如讨论货币升值贬值问题。新兴组织可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因为保护主义是自由贸易的敌人，各国国家应该拿出意愿来避免保护主义。如何照顾到每个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东方国家、西方国家之间如何平衡。所以我认为G20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保证整个世界过渡是非常平稳、非常成功的。 

　　简碧佩：你觉得G20是不是应该发挥像警察一样的作用，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的作用？ 

　　葛涵明：聊到现在，我认为这个平台、这个机制还是行之有效的，因为在这个平台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欧盟是一个单一货币，我们关注一下欧洲国家的情况，有一些国家的情况真的不是那么好。这么短时间如何实现转型。我们如何找到一个机制让很多国家代表能够很快汇集在一起去监督、管理去监督管理问题，这个还是不现实。 

　　简碧佩：你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加强监管呢？ 

　　许振明：国际金融海啸发生后，G20几次峰会达成了监管的共识。在目前不管是美国或者欧洲，甚至于在日本这边，他们都是形成某种共识。所以就G20目前的运作来说，事实上是蛮有效率。一方面也让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没有造成像193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经济箫条，通货紧缩也没有说持续那么久。资产价格很快恢复过来。即使工业化国家、先进国家，欧盟也好或者美国，都出现一些债务问题。因为金融海啸所造成的问题。假以时日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G20达到80%GDP的规模，他们的有效率的讨论是可以解决当前一些问题。说到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因为最近一些密切的经济往来，不管经济的投资或贸易往来，都很密切。在经济结构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很类似的，都是出现经济的不平衡问题，比方说对外贸易顺差很多，累积了很多外汇储备。需要把这些外汇储备好好利用。现在国际金融市场既然那么不稳定，对外投资有一些很高的风险。如何用在国内改善经济结构，发展新兴的工业，发展新兴的服务业来创造更多的消费投资、扩大内需，这是很重要。谢谢！ 

　　简碧佩：下面我就请观众提问。 

　　问：我是来自英国，我叫大卫，我觉得夏尔玛部长讲的非常好。您说我非常尊重工业化国家，但是我认为您太尊重他们了，您觉得G20是不是欧洲国家太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把G20变成G25，马上比利时还要加入，亚洲国家、发展中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加入到G20当中？而且我觉得要把G20缩小到一个可管理的规模。我给你一个例子，现在国际金融机构还是西方国家来管理的，比方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他可能马上就要跳槽，因为欧洲会有更多的机会或者许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机构的负责人都是以前的前财长、前部长来担任，所以我觉得应该新兴市场国家、亚洲国家担任更多。您觉得呢？ 

　　夏尔玛：改革变革不是马上就可以发生的，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前的世界现实跟以前，跟上个世纪是很不一样。所以这些组织他们是承担着做决定的职责，而且他们也有职责去履行他们的抉择，履行他们所做的决定。而且他们做出决定要有效履行、执行，这也非常重要。因此世界银行、基金组织都应该不断改革。这是涉及政治体系、金融体系、经济体系，国际机构，这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已经有一些变化，已经在进行改革。我们认真去思考这个现实，如果现实思考的太多，想得多、做得少的话，对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改革、政治体系的改革是不利的。比方说联合国安理会、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有这些体系都必须及时改革，有些国际组织代表力不足的话，他们做出的决定是不合理的。 

　　简碧佩：其实你就是同意了他说的话，您是以非常外交的方式同意了。

　　问：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3月份的经济数据，您对于全年控制4%的通胀目标是不是有信心？接下来央行采取哪些手段做这些事情？

　　周小川：这个问题跟G20没有关系，明天上午我们有一个场合，我们可以放在明天上午再讨论。 

　　问：我是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我参加了巴黎G20的会议，关于全球不平衡研讨会上，周行长做了一个表述，当您跟一些中国制造业厂商谈的时候说，人民币升值3%，问他们是不是能够接受？他们觉得肯定支撑不下来，但是后来真的人民币升值3%的时候，他们还是撑了下来。您认为中国制造业还是有能力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存活下来，最近人民币不断创新高，您认为是不是还持这个观点？您对人民币升值通道中，中国企业该做怎样的调整现持什么样的看法？ 

　　简碧佩：这是一个很聪明方法，和20国集团好像还联系起来了。周行长您决定是否回答。

　　周小川：这个问题还是和G20远了点。我们讲中国强劲可持续增长，这是G20峰会在匹兹堡大家达成的共识。我们确实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在新的增长框架中做出自己的努力，也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所以我觉得至少朝这个方向大家应该进一步的尝试，进一步做出努力。从这个角度我们的观点也没有什么改变。 

　　问：有一个问题想问吴先生，G20大家理解中更多是经济协调。但是今年以来，在中东、海湾地区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地区的安全和变化。我想请问吴先生，在您看来G20能不能更多超越经济领域，在地区安全、国际关系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弥补联合国机制不足，我是来自财经杂志的记者？谢谢！ 

　　吴作栋：我知道20国现在不应该关注它现在职权范围之外的问题。关于中东政治问题，最好由联合国进行解决。G20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而且我们问题主要关注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我觉得还是由其他机构来解决，比如由联合国来决定。毫无疑问，在G20旁会上，有些领导者也讨论了中东的问题，也做出了一些决定，看看国家之间如果进和合作，但是这只是我们一个旁会，并不是关注真正内容。G20作为一个正式机构，我们主要讨论经济问题，并不是讨论中东政治问题。我们建立起来G20这样一个框架，我们是应对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问题，这就是G20建立的背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问题在现在就是全球的增长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以及如何创造全球就业，我们要讲增长和就业，这些是G20应该讨论的问题。 

　　简碧佩你：你觉得短期内G20应该关注什么？ 

　　Jean-Pascal TRICOIRE：关于增长这个话题我完全同意，就是应该创造包容性增长，使更多国家、更多地区获益于这个增长。而且使更多人口获益于增长。另外20国集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一个就是企业家20，来自20个国家不同的公司，然后在首尔也召开了企业家的会议。企业家代表和政府代表进行沟通。G20应该更加关注本质，而不是基本的症状。我们应该治本，而不是关注治标。此外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如何保证金融体系稳定，在很多国家当中，包括中国，我们都面临很多的问题。同时我们必须进行磋商来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如果没有能源的话，就不能增长。我们也要对能源价格进行讨论。对原材料波动性也要进行讨论。如何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增长当中，使所有国家都获益。 

　　简碧佩：你是不是支持G20集团有权力扩展？ 

　　Jean-Pascal TRICOIRE：我相信达成共识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进行更多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是非常重要。 

　　周小川：我同意G20应该关注经济的问题，有的时候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其他问题都会交织在一起。但是G20应该界定自己的任务，界定哪一些问题是由G20这个框架来解决。我想举一个例子给大家，气候变化现在是联合国的职责。联合国的气候变化会议负责来确定达成共识，并且确定防止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实现我们的目标。和气候变化相关的贸易问题可能是G20关注的问题。所以G20也有一个专门会议，讲到如何为气候变化的行动来控制。但是我们不想替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下它的作用。 

　　简碧佩：我们是不是需要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更多的沟通，G20是不是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平台使企业家和政治家进行沟通呢？

　　NERURKAR：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想从钢铁行业举一个例子，看看失业率，失业率在增长。任何一个行业都不能单独解决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单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创造更多关系，使得能够解决失业问题。钢铁行业和电力行业都对于气候变化承担很大责任。我们在公司之间，政府之间必须沟通。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开发很多技术进行能效提高、环境保护，我们希望通过公司努力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只有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有效合作，我相信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问：我是财经杂志的记者，我想问现在强调经济平衡，越来越涉及到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问题，各国之间平衡以及各国内部发展平衡问题，你们怎么看待国内因素对全球平衡所形成的障碍？ 

　　简碧佩：也就是说自己国内的平衡和国际平衡之间关系？ 

　　吴作栋：我希望我理解了你的这个问题，从内部来讲有很多结构问题会对这个国家经济产生影响。比如说一个国家劳动力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如果劳动力市场不能得到很大的解决的话，那它的出口行业就没有竞争能力。比如说价格过高导致整个出口出现问题，其他国家如果他劳动力市场问题得到解决，他可能出口产品更具有竞争力。我们看到资金从一个国家流到另外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国家消费过多，就变成一个消费型国家。消费型国家进行消费，储蓄并不是很多，并不带来很多货币供给。这就会导致失衡。因为你把资本输入到其他国家。这就是国内结构性问题会对国际失衡产生影响。对这个问题如何进行解决呢？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来自各个方面。首先那些出口型的国家向消费型国家进行出口，首先考量一下自己的汇率是不是能够反映自己国家经济基本面。消费型的国家也应该表示自己国内消费结构，进行更多储蓄。讨论国内失衡问题，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动态过程，任何时点上总是有不平衡发生，但是我觉得这种不平衡不可能永远存在。如果我们从长期视角来看，有些国家做得很好，有些国家做得差一些，但是国际经济当中总是会出现一些不均衡的情况。

　　简碧佩：请葛先生总结一下，将来20国集团会发生什么作用？只能给你非常短的时间回答这个问题。考虑到现在的经济环境，G20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呢？ 

　　葛涵明：G20应该更多执行它的决议，帮助实现目标，只是空谈没有意义。 

　　许振明：短期急迫的问题当然应该去积极执行它，比较长期的问题，应该让成员国慢慢调整它。 

　　NERURKAR：我觉得不应该是一个执行者，而是应该鼓励更多开放的沟通，使参与各国之间相互信任，如何使新的市场的增长能够继续发展，而且要进一步应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财政问题。这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夏尔玛：G20的领导者必须继续加强共识和相互理解，这样才能保证全球经济体是强大的、是稳定的。G20通过他们的干预，能够通过达成共识，应对挑战，只有应对挑战我们才能够有更加美好的未来，G20也是很多其他多边组织的成员，比如IMF、世界银行、联合国。他们可以进行规则的修改，并且集体来实施他们已经达成的共识。 

　　Jean-Pascal TRICOIRE：我觉得G20是一个对话的平台、是一个实施的平台。

　　周小川：我同意是基于对话和共识，G20才有意义。G20应该发挥对话和达成共识的作用。

　　吴作栋：对G20应该建立互信合理解，这样他们彼此之间可以坦率讨论世界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关注他们国内利益，而且关注全球的问题。

　　简碧佩：可以说我们所有讨论者已经达成共识，就是G20应该坦率对话。谢谢大家，本节讨论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