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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城市等级化致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31日 11:55  新浪财经
“绿色城市发展研讨会”于2011年3月31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绿色城市发展研讨会”于2011年3月31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绿色城市发展研讨会”于2011年3月31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铁:我先说一下对乔布森-罗斯博士讲座的体会。城市密度实际上是实现了绿色城市最好的实现途径,因为它从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从通过提高密度以后空间有效的利用率,可以更好实现节能减排,恰恰跟我们现在中国城市发展模式有了一个根本的区别。因为全国很多城市我看到了,他们理解绿色城市,理解所谓低碳城市和生态城市,把城市建成一个大公园,把城市建成一个大公园意味着更多土地资源的浪费,空间过大会造成基础设施效率大幅度降低,土地发展有了极大的限制,影响了我们结构的调整。真正提高绿色城市,今天最大的收获是通过提高城市的密度,而不是小度的提高,而是大幅度的提高,才能够有效解决所谓我们未来生态城市重大的选择问题。这个会议的积极性意义,我们在将来城市发展和制定城市政策的时候,要深入的把这种理念推广可能比较现实一点,我们很多城市的长官和负责人,他不太明白城市空间和效率发展关系,所以他想象的绿色和生态,他按照农业的方式,按照过去集权体制下的皇宫花园建设城市,这样使城市导致了资源浪费,所以这是我今天最大的体会。

  第二个我要说明,我们单位是叫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只是说这些是我们服务对象,不是说我们因为这两个名字决定了我们对中国城市发展有什么导向性的概念。叫小城镇中心,当年户籍制度改革和一系列改革时候,在大城市很难突破,从小城镇进行突破,因为当时很多中国乡镇企业,农村城镇化发展很快,有很大的政策空间。现在我们把农民工问题提出来以后,真正的重点转向大城市,这是我们单位演化的过程,而且中国镇不是小城镇,两万个镇里平均人口7000人,在国外都是城市的,只是说你叫城镇化是中国特殊的情景。

  第二点,我们从来主张中国要发展大城市,而且要发展特大城市。但是这个大城市在中国有很大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在概念上是行政区,26号我们在上海开了一个城镇化发展论坛,大家对中国城市形成辖区的概念还没有深刻的理解,所谓形成辖区,一个辖区相当于省,任何地级市在更大层面不是指城市本身,他可以在辖区内通过行政方式调动资源。这是中国很特殊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现象,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取决于我们行政体制的级别,当你城镇行政等级越高,你所集中的行政资源越多,所以这个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越好。由于你通过行政提升公共资源,会导致严重的浪费,因为他不是通过市场调动资源。比如说北京市,更多是通过行政资源向北京市集中,使北京市发展不受任何市场约束,所以他可以浪费,可以任意放大他的空间。我们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都是那种发展模式,所以在这种模式下,由于不考虑市场要素供给的稀缺性,使得城市发展空间无限的放大,这是中国一个特别大的体制问题。由于等级化公共服务体系,和等级化公共服务差别,导致越高等级城市,越核心的城市资源的稀缺性越来越严重,导致我们房价的上涨,导致我们资源配置效率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正好乔布森-罗斯博士也在,因为这种特点跟国外有很大的区别,国外城市发展是遵循自由的选择,因为要素供给大家机会是均等化,公共服务差距不大,我们到外面选择就业的机会,选择寻租机会和选择公共服务机会是均等化,所以人口流向是均等化。中国有一个问题,虽然城市有公共服务的差别,但是最大问题是有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把我们公共服务体系通过行政手段割据了,所谓欧洲封建割据一样,每个人享受公共服务水平是被行政区域割据掉了。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我们由于行政等级高,由于公共服务水平好,我们所有决策者,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官员,所有的企业家都集中在高等级城市,集中在公共服务水平好的城市,形成特殊的利益群体,这个利益群体会影响到很多决策,特别是官员的决策,需要我所在的地方保持相对独立的环境。所谓我们原来理解生态环境,有较啊的空间,较大的树木,较多的水域,宽敞的行政办公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排斥外来人口的进入,强化等级化公共服务水平分割的现实。

  我们在强调绿色城市的时候,恐怕它是一种特别好的理念,想提高城市的效率,想使更加生态,想使城市更多解决就业问题,就是寻租机会,解决发展问题,更好加快城市化进程,避免资源浪费。按照市场的规律,应该更多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或者向特大城市集中。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这和我们决策体制发生非常大的反差。由于各级官员,各个城市已经形成了既定的模式,导致政府把所有外来人口,没有户籍人口排斥在这个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所以使得城市出现了两类人口,本地人口、外来人口。我们知道新的统计,上海市人口统计已经达到了2300万,而外来人口已经接近1000万,占了三分之一还多,说明外来人口已经在城市中发挥着更多的作用。但是在上海发展过程中,我们这次研讨会中提出“浦东模式、浦西模式”,所谓浦东模式是大开放,大空间景观式模式,但是效率远远地于浦西。也有人讲,中国也有发展模式是北京模式和香港模式,由于我们行政决定发展,使得低效模式,景观模式和粗放型模式,通过上行下效从中央传递到地方。城市发展成了政绩发展的模式,最后导致我们所有的城市都不是生态的。所谓生态型都是假象绿色城市,甚至小到一两平方公里也要修公园和广场,其实周围都是公园。我去了一个小镇有几万人,中间有条河,中间搞了一个景观带,还有很多小城市,城里有山,但是他还要修一个景观公园,其实山就是景观公园,大家对于生态和低碳的理解其实只是想象自然的空间,他忘了在城市化进程中,真正造成生态变化,造成碳排放变化,碳使用变化是因为你的工业,因为城市发展中利用各种能源,这种能源效率比较,排放的减少会通过城市高度密集实现。正是因为如此,我想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第一,怎么样解决利益结构导向引起所谓政府决策城市发展出现粗放型的形态和一种现状。第二,如何通过各种方式传输这样的观念,如何大幅度提高城市人口密集度,提高城市容积率,降低碳排放,增加各种机会。

  今天我觉得这个说明也向在座的,特别是任先生,不要永远给我们一种误解,我们工作是在政府机构里工作,但是更多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传递这种观念,通过什么样方式改革政府传统管理体制,通过什么方式解决市场化配置,通过什么方式打破城乡二元界限,这是最困难的问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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