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城市发展研讨会”于2011年3月31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北京市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绿色城市发展研讨会”于2011年3月31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北京市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微博 专栏)。

　　以下为演讲实录：

　　任志强：昨天在万通的一个活动上强调了加强城市土地利用强度的问题。我觉得乔布森-罗斯先生刚才提高提到了绿色的基础就是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或者加大城市的密度。我们现在遇到的矛盾可能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倾向于中小城市化，或者说在学习乔布森-罗斯先生说美国过去郊区化卫星城的类似这种规划方式。美国大概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一个口号，在规划中要把人们从汽车上拉下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大部分人依赖汽车，实现郊区化的做法，纽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开始进行的停电，把人们从郊区又拉回到城市中来，大大加强了土地的利用强度。到了东京你会发现，大部分推土机在楼顶上，在地面上看不到吊车进行建设的情况。如果坐在直升机上你会发现，日本都在购买楼顶上的上升空间，在楼顶上继续建筑。开始建立一种新的土地交易方式，我买楼地下地下使用权，在一栋可能上百层大楼底下再挖数层的建筑。最核心区的改造过程中，会发现曼哈顿在大约700多平方公里位置上住了900多万的人，而中国效率很低，因为我们容积率太低，全国平均起来可能容易率只有1，包括北京这样大城市容积率平均下来不到1。上海的效率略高于北京，是因为上海只有600平方公里，而北京比他多10000多平方公里，所以北京摊大饼的结果，让城市中名义上产生很多绿化隔离带实现节能、绿色，他可能在空中看起来比较好看，而实际在大量的浪费我们对城市能源的需求，对道路和城市辅助用地的占用，出现一个很不好的结果。特点强调流动和聚集，让高容积率方式减少人们对环境破坏和对自然保护。我们现有的可能恰恰相反，所以我说你们研究机构应该怎么消灭城市化，更多大城市化恰恰在我们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矛盾。中国在历史上改了很多次，一个阶段城市是城市化需求，另外一个阶段改成城镇化需求，然后又回到了城市化需求，然后又转回到城镇化需求，在集中大城市进程过程中，认为大城市会出现很多城市病，返回到希望大家变成中小城市，特别是“十二五”规划强调，要回归，劳动力不是向外迁移，而是回归到原来出生城市和户籍所在城市，叫做承接，把原来沿海城市工业项目向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转移，形成当地就业能力和就业条件，让当地小城市出现扩大，比如说河北提出把30万人口变成100万人口的城市。可是他原来接近100多万人口的城市，却不可能涨到2000万或者3000万，这是我们城市规划中发生的矛盾。

　　我对绿色城市的理解和乔布森-罗斯先生有点类似，如果我们把城市分散在农村中，建设新农村就变成绿色了，这是一种误区，而更多是希望他在人口集中的情况下，建筑适度集中情况下，更少使用建筑材料和生活能源。恰恰我们长期和政府做斗争的一个难题，比如说乔布森-罗斯先生说可以把锅炉放在房顶上，我们消防说锅炉不能放在楼顶上，因为爆炸会让这个楼塌掉。中国政府也在强调希望用环保和节能方式增加建筑中节能的意识，如说我们也有一些采用新技术，或者替代能源给予的奖励政策。比如说我们的地热，当你使用地热的时候政府会给你一部分的补贴。比如说我们有高峰电插和低峰电插，政府会给你一些补贴。我们一台设备可能需要700万，政府只补贴50万，这样难以把这个行为推广出去。同时在我们城市规划中可能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很多城市为了漂亮做了很多飘窗，香港是一个建筑面积很小，家庭很拘谨的城市，所以他用飘窗增加所谓可使用面积。但如果在中国的北方使用这种方式的话，会大大的浪费非常多的能源。我们正在鼓励某些地方政府最少出台一些政策，把所有飘窗砍掉，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能源。也许我们在目前遇到的问题恰恰是我们行为规范不是由政府在主导，比如说乔布森-罗斯先生所提出很多节能的设施，它是由制造商或者原料建筑商，材料建筑商提供了很多节能可以使用的辅助性材料，所以开发商只要用这些材料就能拿到节能的效果和作用。我们正好相反，开发商在拼命的努力说，我希望用这种方法减少能耗，求工厂说你是否能替我生产这样的东西，满足我的建筑需求。而我们政府恰恰没有从这样的环节考虑，如何让更多可以节能的材料提供市场的选择，反过来让市场承担更多的压力，你想一个办法怎么样用更好的材料进行节能。这正好跟我们要达到绿色的初衷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出发点上的差异。我们的消防可能再一个技术上说，你房子能烧多长时间不塌？我们经常强调你耐燃度和燃烧的时间。而日本的消防措施是说，我的材料必须首先要保证在燃烧或者阻燃过程中让人能逃生，最后这个建筑塌不塌无所谓。我们恰恰相反，不是以人的逃生而出发点，而是最好我烧完了以后建筑材料能够继续使用。如果我们能在规范的层面上不能改变以人为本，或者基础观念上不能解决，我们在市场操作中或者市场行为中会产生一种导向的错觉。像乔布森-罗斯刚才说的，我们在图片中看到的华纳时代广场，他首先是政府说要我要对这个地区一些强度的重新设计和改造行为，交给市场上，按照一个更好的办法进行置换。现在我们的社会舆论说，当我们要提高城市容积率，开发商在谋求暴利，政府修改规划如何罪大恶极。其实常常是因为政府的规划不太符合于市场的需求，而开发商从市场的角度能提出更好的节能环保，以及创造城市最佳生命力的一些方案。于是可能需要因此调整规划。这两者之间的冲突造成，我们实际上希望把城市进行更好的规划，达不到我们需要目的。而美国和其他国家，往往因为他们更尊重于市场主体，让市场主体发挥更好的作用，创造了比政府计划性思维更好的实际效果，这也是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常常在媒体报道中看到，这两者之间的争论也是巨大的，也出现了我们过渡依赖于比例财政，不断向新区开发，用更高的成本改造旧区。现在逐步政府认为对旧区改造使政府对投入基础设施越来越少，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我们最后能不能让政府剩下更多钱用于城市的再改造。目前我们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北京容积率如果这么低，怎么可能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交通问题、环保问题、节能问题。他们认为我限制汽车不让你买，就可以减少节能。其实恰恰相反，像乔布森-罗斯先生所说的，我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用我所提供的服务不用你坐汽车，而不是我强行告诉你不能开汽车，所以这个观念的转换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现在城市管理者可能还没有做到。芝加哥有一个楼群最集中的地方，大概一平方米建了200栋建筑。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在芝加哥有24栋。我们用了望京600平方公里的土地建了900万的建筑，仅仅约等于芝加哥1平方公里的使用强度。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转换的话，我们仍然大面积浪费土地，浪费公共资源，不能解决因为土地资源造成的房价过高等等政府关心的问题。其实他们关心的问题往往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转换，最后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绿色城市。而现在这样无限制摊大饼或者无限制向卫星城转移以及向外扩张，可能是我们最落后的一种规划方式。比如说北京在不断的延长地铁或者轻轨的道路公里数，他认为只要我建设了快捷的交通以后，可以让人们住到更远的地方，可以缓解城市中心的居住压力。但是他们同时忘了，当成是居住压力加大的时候，或者办公压力加大的时候，一个人一天可以办五件事。但是当你拉的更远，一天只能办一件事。比如说我们看看香港的中环，当福布斯到那里卖股票，一个IPO可能一上午在中环快9个会，一天时间快18个会，但是他可以用步行的方式可以今天到这个办公室，明天到那个办公室。但是在北京东城到西城一上午只能办一件事情，一下午才能办另外一件事情，效率的降低是我们在节能环保和绿色建筑中根本没人考虑的，而城市到了一定的程度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比如说金融街1.4平方公里，创造了国家税收接近4%，2400多亿的税收。这个地区大家愿意去，一个和金融相关的事情，15分钟的路程可以分别到三个地方，因此那个地区效率大大提高。但是是不是能把那个地区的房子盖的更高一点？限制它的高度，等于对土地的约束性限制增加了，我们老说我们的土地不够，如果把当地的楼提高一倍，我们等于多出了一倍的土地。而东京和其他一些城市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东京的土地确实不够用，在改造的银座和东京相当一部分人在原有的楼再往上加，土地等于无形大大的增加，所以他地下可能到了六层、七层，最底下一层变成城市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地下通道、地下排水等等。我们现在城市用的这些东西都在地面上，比如说城市的污水处理，雨水管道等等，常常不能满足20年，或者30年的大雨，雨水一多一下子会把深圳淹了，把广州淹了等等，恰恰这些造成的损失和能耗，以及对环保的破坏性，对大自然的破坏性都来自于我们对城市规划的缺乏认识。

　　我这几天连续开了几个会都谈到同一个问题，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什么是真正的城市功能提升，以及什么是最能实现绿色和环保的，最后大家讨论完了，包括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行为学的角度发现，城市高密度相对集中，恰恰给我们提出了一条解决之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