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维安（新浪财经 陈鑫 摄）

　　新浪财经讯 2011年3月26日-27日，由台湾金融教育协会、台湾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与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办的“2011CSBF两岸金融研讨会暨高峰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图为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维安。

　　李维安：主持人、刘董事长、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刚才刘董事长把“十二五”规划对两岸银行业的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我从一个角度，就是要完成我们说的“十二五”规划，两岸金融业发展，作为大陆这边金融业、银行业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也就是这次“十二五”规划专门提出了一个“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完善”这么一个命题。我给大家专门就这个命题讲一下，因为这是大陆企业完成“十二五”规划，金融企业，包括银行，也就是说两岸金融业交流合作的重要的微观基础。

　　我记得两岸的交流会去年在台大搞过一次，当时我就提出一个观点，在金融危机之下有一个命题，大家就反思，为什么大陆金融业，特别是银行，在这次危机当中受损失相对较小，很多银行获利，反而提上去了，这里面我们解读有一个从公司治理进行反思的想法。这个观点现在在世界上得到同行和业界越来越多的认可，大家认为金融危机我们进行了反思，里面主要是金融风险问题，但是与治理风险关系也很大，这么多的银行、金融机构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看来从欧盟、各种组织、学界，都认为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公司治理的不当安排及其内在缺陷，造成这种危机背后的原因就是一种金融机构的治理风险问题，这个论述很多，我就不详细讲了。我们在大陆，大陆之所以金融危机当中金融机构受损失相对较小，解开这个谜，也就是说实际上在大陆在这个之前或者这个过程当中进行了公司治理的改革、改造，也就是说我们突出的事件就是几大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的改造，这个改造不光是把呆坏账、负担减下去了，也不光是注入了几万亿的资本金，一加一减。在很大程度上它改变了一种机制，以前也曾经进行过金融机构减负，但是为什么现在相对好一些，就是因为导入了现代企业制度，我们说几大银行分别在境内、境外上市，这一体制的变化是很根本性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这还是一个过程，大陆在金融机构治理风险上，我们说为什么这次“十二五”规划专门强调提出来必须深入国有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内部治理和风险管理，包括对风险的防范、预警和处置体系。这里边我们说它就是预示着一个什么，现在大陆的国有金融机构还是国有的大户，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存在着一种行政型的治理的风险，这个要解决就要靠完善国有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也就是说防范风险现在提出来了，防范这方面的风险。我们也很但金融危机之后，金融机构经过改革，把现代的企业制度、现代的治理和监控进行组合，而不是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的监管再退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也不是说我们计划经济那一套是对的，这里面就代表着一个怎么样现代的金融治理下，同样加强制度、加强监管问题。

　　我最近和黄教授合作，大陆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完善国有控股机构经营治理，这里面就是要解决一个防范、化解、预警、治理风险的问题，这个大家要知道大陆金融企业制度的变迁，我们最早大一统的银行体系到国有专业银行，最后到国有商业银行，再到股份制银行，包括上市，这个改革实际上在治理上走了一个完全的行政道路，到强制治理，到较强的治理，现在是二元并存的一个治理结构。这个实际上背景也就是我们的金融企业还处于二元的治理模式，从完全行政控制的国有融资再到国有控股再到国有化资产，从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国有股权从唯一的到多元的不断的分散，干预的水平也是有相应的变化，这个过程也就是大陆一个本身的企业要从行政型职能往经济型职能走的一个背景。这里边我们说随着这一过程，金融机构的治理风险也形成，现在目前在行政型治理下一个最大的劣势就是现在两个突出问题，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政府这个超级股东，目前我们说国有银行这种超级股东，不光是国有的问题，而是和行政监管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从外部治理监管的角度有它的好处，但是另外也带来了其他的问题的出现，包括董事会权力配置的错位，这次金融机构改革，作为治理的核心，董事会首当其冲。最早四大银行改制怎么突破，除了注入资本金以外，成立中央汇金公司，然后中央汇金公司派出占半数以上的外部董事进入改造董事会，那形成了相对制度化的董事会，这实际上是大陆金融机构改革里面最先的。后来国资委管的央企也走这个路子，所以董事会作为治理的核心进行改造。但是恰恰在这个方面，如果从进一步发展来看，现在的董事会也存在着区域化和权力配置不完善的问题五，这里面我不用学术性的做其他的分析，简单的看一下，比如说最近齐鲁银行出了问题，票据案，修正部门马上采取措施把行长、董事长和监视长一块儿免掉，果断的处理，那么这个应不应该处理，出了那么大的事情，董事长、行长、监视长有没有责任，肯定有责任，但是免掉以后，这个与外资合作，董事会免掉以后才知道这件事情，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在公司治理上像这一类重大的事情应该经过董事会。大陆这几年改革导入市场经济，有句话说的好，说出了问题要找市场，不要找市长，以前出了问题卖不出去东西都找市长，现在大陆说搞市场经济了，出了问题你们自己要找市场，不要都找市长。那么公司治理大家也知道，出现了重大的问题、重大的决策应该找谁，找董事会，而不是再去找政府，所以这一个改造可以缓解治理风险，有各经营的主体来承担治理、承担风险、承担被责。所以这在一方面我们进一步完善对治理风险、包括金融机构，要进行评价。

　　大家知道在治理风险上也要进行评价，我们这些年来做了一下这个工作，我们从02年开始。前几年随着金融机构上市的增多，从06年做，这几年也开展了与金融机构，包括上市银行治理的评价，从阵地上来看，金融机构在这些制度上还是处于不断完善的局面，而且还有后来者居上的势头，它的水准超过了包括制造业、其他行业的商业公司，但是从它自身来看，按银行机构来看，银行的治理状况相对好于非银行的情况，而国有控股机构的治理状况，刚才说了有超级股东的其他现象，但是总体上还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其他金融机构的出现，包括非国有控股也存在一个关连交易，也是其他问题。从三年金融机构治理指数比较来看，出现了一个V字型，也反映了当年经受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后，逐渐摆脱负面的问题，从治理的角度来看，金融机构现在要解决的主要治理问题，现在看来主要三是大块：

　　第一块刚才我谈了，国有股的一股独大，它的治理行为的矫正。包括它和行政治理的区分，需要外部治理，但并不是需要行政事务完全直接控制。再一个上市后国有控股金融机构董事会的问题，一方面董事会要赋予它真正的职能，第二流程上也要设立，我们现在一些地方流程上，我简单的说公司治理上的流程应该是自下而上，提名委员会提，然后上董事会，但是我们有时候自下而上，上面任命好了再过董事会，让董事会来投票通过。再一个就是高管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较大，这里面就是高管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缺陷，大家知道大陆的金融机构原来激励机制主要靠行政手段，后来导入了上市公司的一些激励机制，但是一方面正好赶上了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导入了也出现了个别的金融机构高薪突然超过多少倍的问题，引起了公众的公平性的质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完善激励机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整个这一方面我们看，不光是银行，几大块，证券、保险也其他方面也是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考虑。

　　我今天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因为这个方面也是作为大陆金融企业合作竞争的一个制度提出，我就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