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和中小企业司主办的“2011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于2011年3月26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中国企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蒋黔贵。

　　以下为演讲实录：

　　蒋黔贵：尊敬的忠禹会长，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同志们，今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世界经济受金融危机冲击后继续调整恢复的一年。深入分析危机后国内外宏观环境的新变化，探讨当前企业管理的重点，对于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的实质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在支撑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几十年后，其增长动力逐渐减弱、经济结构失衡所引起的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二战以来、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子信息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推动全球经济步入了高速增长期。但进入21世纪以来，以2001年美国IT经济泡沫破灭为标志，科技革命酝酿着新的突破，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凸现，虽然美国采取信用扩张等方法延缓了经济衰退，但矛盾却越来越严重，包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贸易结构的失衡、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失衡等等。2007-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使这些矛盾集中爆发，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当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全球经济步入了缓慢复苏的后危机时期，同时也是世界各国通过科技突破和管理创新来寻找新的增长空间、达到新的平衡的一个转折期。从国内来看，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也已经到了一个转折关口，到了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破难时期。总之，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可以看出，我国在“十二五”及其以后一段时期，仍将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将面对诸多风险挑战。

　　我今天想讲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后为期时期国内外的新变化。这是综合很多的材料、学者的观点形成的。这部分稿子已经印发给大家了，所以我就在这儿先点点题，然后着重讲一讲第二部分。

　　一、后危机时期国内外宏观环境的新变化

　　一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长期以来，发达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0年发达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为63%，2007年危机爆发前夕为56%。而危机后的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 53%，预计到2013年将降至50%以下。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从失业率来看，多个发达国家仍然处于创纪录的历史高位。美国2010年全年的失业率预计高达9.7%，欧元区将超过10%，日本将为5.1%，这将直接导致私人消费和投资继续低迷。此外，为应对危机，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积累了大量债务。G20中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已经从2007年占GDP的78%增加到了2009年的97%，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115%。日益增长的主权债务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发达国家的政府信用和经济增长。因此，各国经济学家对2011年的世界经济增长普遍不乐观，认为虽会继续复苏，但仍不稳定、不强劲。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兴经济体的突出表现。据IMF统计，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引擎。201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两大历史性跨越：一是经济总量成功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二是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因此，这次危机被许多专家认为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分水岭”，自此以后新兴经济体将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发达国家仍然占据当今世界主导地位，其技术领先优势、世界规则主导权和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优势，在相当长时期不会发生根本转变。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属于赶超型经济，主要任务是发展国内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引领世界发展。此外，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可能长期维持低增长，这将对我国的出口造成持续的消极影响，尤其将对出口导向型企业形成严峻挑战。这些企业必须积极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调整市场结构，努力开拓新兴市场和内需市场，降低经营风险。

　　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反思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全球化模式可以总结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全球金融、科技与管理的创新中心，通过国际产业转移实现经济“去工业化”，以发达的金融体系支撑国内经济增长，并通过货币、技术、服务、生产资本等的输出获取所需资源、商品与低成本资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作为全球商品的制造中心，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依靠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有形产品的大量出口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并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但危机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这种全球化模式给本国带来的弊端，比如制造业空心化、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失业、巨额贸易赤字等，他们正在设计一套新的全球治理和全球化机制，以更加符合其未来发展的利益，其中重要内容就是要重归实体经济，比如美国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以出口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等。同时，开始高举贸易保护的大旗，频频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出口进行反倾销调查和贸易制裁，以保护本国市场和企业，促进就业。目前，中国已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目标国、对象国和受害国。2009年中国的出口占全球的9.6%，但遭受的反倾销案却占到全球的40%，反补贴案占全球的75%。此外，危机后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心理、消费行为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过度消费的状况正在改变，储蓄率开始增加。美国现在的储蓄率已经由危机前的-1.7%上升到7%，未来有可能达到10%。这些都将使我国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除了向发达国家出口更加困难外，还将与发达国家企业在其他国际市场上展开面对面的激烈竞争。

　　三是全球流动性宽松，通货膨胀压力增大。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应对危机，各国普遍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已经连续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虽然短期来看遏制住了经济下滑，但与此同时却带来了全球流动性宽松。如果以广义货币M2来衡量，2000年发达国家的M2是4.5万亿美元，2008年增加到9万亿美元，目前已升至10万亿美元，超过了危机前水平。从国内来看，2009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高达9.59万亿元，无论是狭义货币量M1、还是广义货币量M2都达到了近10年高点。虽然2010年新增贷款有所回落，但年底贷款余额仍然高达50.92万亿元，同比增长19.7%。过剩的流动性推动大宗商品和初级产品价格在危机后大幅反弹。IMF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2月全球工业生产触底之后的8个月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上升超过40%。2010年初与 2009年初相比，铜、铅、锌、铝等金属期货价格上涨幅度都接近或超过100%。国际金价在2010年12月创下了1430.2美元/盎司的历史新高。截止到3月4日，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42美元，为2008年9月来最高结算价。世界银行报告显示，截止到2011年1月底，国际食品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29%。可以预计见的是，随着各国经济的好转，市场需求逐渐旺盛，大宗商品和初级产品价格还将继续上涨，全球经济步入通胀期的可能性在增大。我们要高度警惕西方国家通过大规模发行货币，推动世界经济步入通胀，让新兴国家为他们在危机中形成的巨额债务和造成的财产损失买单。

　　我国CPI的涨幅从2009年11月份由负转正了以后，涨幅逐步扩大，到2010年11月更是达到了5.1%。除了输入性因素外，在土地、资源、劳动力价格上涨等成本推动型因素综合作用下，通胀压力仍然很大。中央政府已经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广大企业要认清形势，高度警惕能源资源价格、原材料价格、资金成本等上涨给企业带来的经营压力，积极采取渠道多元化、套期保值、长期性战略采购等措施化解风险，保持生产经营稳定。

　　四是全球正在酝酿新一轮科技革命，我国经济将步入以转型为重心的新阶段。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革命，为经济复苏和新一轮增长提供动力。谁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率先取得突破，谁就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为此，世界各国在危机爆发后都积极部署，以抢占新一轮科技制高点。美国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的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航天、信息科学等领域取得突破。法国宣布建立200亿欧元的“战略投资基金”，用于对能源、汽车、航空和防务等战略企业的投资与入股。英国公布了“构建英国未来”的纲领性文件《新工业，新工作》，重点发展低碳经济和建设“数字英国”。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技术、新一代核能技术，完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研制新型航天器，努力保持在航天领域的强国地位。日本制订了“技术创新25”计划，确立到2025年的长期发展战略和科技政策指南，重点放在商业航天市场、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医疗与护理、新能源、环境技术等新兴行业。我国前两次工业革命均没有赶上，第三次电子信息技术革命尽管赶上了，但目前仍处于追赶状态，而这次科技革命我国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有可能成为领跑者。为此，我国政府积极行动，迅速部署，除了加快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外，集中力量力争在16个重大专项取得重大突破。同时，确立了未来重点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力争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左右，到2020年达到15%左右。

　　从总体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目前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需要在经济转型和市场开放以及配套性社会改革方面取得新突破。这是继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现“社会制度”转型和1978年改革开放实现“经济体制”转型之后，中国进行的第三次历史性转型，核心是从“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模式，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推动经济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为此，国家“十二五”规划将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目标定为7%，比“十一五”规划降低了0.5个百分点，表达了政府为结构转型创造空间的决心。从现实情况来看，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调整利率以收紧流动性等措施限制了各级政府不可能再大规模举债投资，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短期内不可能快速增长，资源、环境、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约束越来越强，这些都决定了我国今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高，将进入一个以转型为重心的发展新阶段。但是许多企业在过去30多年已经习惯于在高增长的环境中生存，习惯于走规模化发展道路，普遍对宏观经济回落准备不足。有学者通过研究预测，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或者低于6%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面临亏损。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在5%以下，甚至更低，但是他们的企业则可以盈利和维持较强的竞争力。这充分说明我国企业的经营效率还不高，核心能力还不强，抗风险能力还很弱。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做好适应宏观经济回落给企业带来压力的准备。

　　五是节能环保已成全球关注的焦点，我国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当前世界上有十几亿甚至二十几亿人口正朝着现代化迈进，如果同样复制西方国家走过的高消耗、高排放道路，地球将无法承受，这已逐渐形成共识。因此，从全球看，节能环保已经超出了运动的范畴，上升为意识形态，将对企业的经验理念和发展模式造成革命性的影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都把新能源、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作为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确立新的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着力点。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将巨资投向了新能源领域，其中，在新能源技术和能源效率技术的投资规模就达到1900亿美元。欧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将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日本提出以 “低碳社会”和“稳定、健康、长寿社会”为核心目标，建设“日本模式”和“低碳资源大国”。可以说，当今世界正酝酿着人类文明史上继传统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新经济形态革命。

　　就我国而言，推进节能环保、发展低碳经济则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中国过去30多年实际上走的是西方国家传统的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的道路，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使我们不经意间成为世界头号温室气体排放国和资源消耗大国。2009年，我国GDP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但能源消费量却与美国相当。近10年，我国矿产资源供应量总量增速比前十年平均值提高了0.5～1倍，还也难以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等大宗矿产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的警戒线。我们要在未来几十年成功迈进现代化，依靠原有的发展模式必然难以实现，必须走出一条新路，那是不同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同步增长的传统模式，而是一种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同步下降乃至脱钩的绿色发展模式。企业要充分认识到绿色发展在未来竞争中的重要战略意义，顺应节能环保成本逐渐上升的大趋势，将世界头号碳排放大国的压力转化为发展低碳技术、推进绿色发展的巨大市场动力，推动企业率先步入绿色发展的轨道。

　　六是我国劳动力资源供给出现新变化，人口红利可能逐渐消失。改革开放以来，依靠源源不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所形成的人口红利，造就了我国企业强大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然而，近年来持续不断的用工荒提醒我们，我国的劳动力人口状况正在发生一些新变化。据统计，2008年以来我国15-24岁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有专家预测，未来10多年我国25岁以下人口将下降1/3，劳动力人口将从2015年开始下降，劳动人口对非劳动人口的抚养比例将上升。这就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很快将到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现象不可避免。中国将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进入到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短缺矛盾凸显的新阶段。这将迫使企业提高薪酬待遇，增加用工成本。近年来，各地都在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到2010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22.8%，而且涨薪很可能是一个长期、刚性的趋势。此外，中国周边的越南、印度等近年来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选择在这些国家投资建厂，因为他们的工资成本远低于中国。比如，印度近4亿的年轻人一旦加入世界制造体系中，将对中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形成巨大挑战。如何实现从过度消费劳动力的传统模式转变到集约化消费劳动力的新模式，将是我国企业未来数十年面临的严峻问题。

　　总之，综合上述变化，“十二五”及其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企业可能要面临经济发展速度不那么高、财政金融政策不那么宽松、资源环境约束更强、土地、人力等要素成本较快增长的严峻形势。我们综合了企业和专家的看法，大家认为，我们企业面临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当然，也有一些人，那些在某些地方政府的鼓动甚至主导下，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动不动就追求翻番、以形成新时代“大跃进”的企业，我们提醒大家必须要慎之又慎。要首先做好适应转折期给企业带来生存和发展压力的充分准备，紧盯国内外宏观形势的新变化，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规划，趋利避害，把功夫下在凝聚核心能力方面，力争在新一轮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赢得发展的先机和竞争主动权。

　　第一部分提供给大家，可能很多观点是一家之言，不见得对，供同志们参考。

　　二、后危机时期企业管理创新的三大课题

　　我们认为有三大课题，提出来和大家讨论。

　　第一是转型，转型是方向。如前所述，在我国实现第三次历史转型的大背景下，我们认为，企业在做规划时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发展速度，而是发展方向，是如何转型。转型是方向，只有方向对了，发展才有质量、有效益，做大是其必然结果。实现转型，刚才邵宁同志也提到，最重要的是企业的战略目标必须从低端向中高端转移。由于我国市场巨大，需求层次多元，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我国企业大多是从低端切入，通过规模化的低成本竞争获得成功。值得警觉的是，一些企业将这种阶段性的历史经验定格为长期的战略制定依据，在安排今后发展时，更多考虑的是物的投入，规模的扩张，销售总量的飞跃，低端价值链的占有率等等。“十二五”时期，企业必须从战略层面改变这种思维定势，向市场和价值链的中端或高端转移。南车、北车、中航、大唐电信、宝钢、中国船舶、华为、中兴、海尔、海信等一大批企业，在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前就开始实施高端战略的转型，才有了他们今天的一流业绩。更多的企业，仍定位于国内低端或低中端市场，这种状况，我们认为亟待改变。

　　怎么转呢？首先，要放眼世界。从全球定位的角度看，我国企业的差距仍然很大。虽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数量在增加，但距离真正的跨国公司、甚至是全球公司，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据联合国贸发组织对中国部分跨国企业的统计，中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仅为14.8%，不但远低于发达国家企业，也远低于“金砖四国”的其他三国，俄罗斯是54%、印度是41%、巴西是40%。这表明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仍然是用中国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市场挣自己的钱。我们的企业在全球布局、利用全球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中国的大企业不应该将眼光局限在国内，与中小企业挤占发展空间，而应该眼光向外，加快国际化步伐，向世界一流企业转型。

　　其次，要抢占制高点。“十二五”规划中，国家已经提出要大力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此，我们与发达国家可以说处在同一起跑点，没有多少现成的东西可以“引进”、借鉴。企业既要看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和发展潜力，也要有为自主创新付出代价甚至放弃短期利益的决心和勇气。有条件、有实力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要使企业的战略和国家大战略相契合，将资源更多的投入到这些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研发上，掌握发展主动权，成为新兴产业的领跑者，这才能为一个时期企业占领价值链高端打下坚实基础。

　　再有，要由生产制造转向生产服务。发展服务经济是国际大趋势。当前，众多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三分之二，经济重心正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在发达国家和世界500强企业中，有很多依靠制造业起家的公司都成功完成了向服务业的转型，例如IBM、GE等，越来越多的利润来自产品服务环节。根据德国200家装备制造企业的调查，设计、生产、销售环节所产生的利润仅占总利润的2.3%，而监控、备品备件、维修、维护等服务环节所占利润却高达57%。人类正在从工业社会向服务社会过渡，“服务经济”将成为21世纪经济的主导。在我国，如前所述，由于诸多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制造业的外部环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生产制造环节的利润已变得越来越小，仅仅依靠节约成本已经不足以维系企业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制造企业要想持续发展只能靠服务拓展和向市场端延伸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且，服务业具有吸纳就业能力强、资源消耗小、环境友好等特征，发展生产服务业将成为制造企业转型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支撑。

　　对于那些不具备上述条件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我们认为也要找准新形势下实现科学发展的转型途径。比如高科技中小企业，要积极实施“小而精”的发展战略，在产业链的某一个局部做专、做精、做深，做到小产品大市场，无可替代。更多的普通中小企业则要在产业链分工上主动与正在转型的大企业相互依托，在工业区、开发区中形成若干以大企业为主、一批中小企业与之配套的产业集群等。总之，围绕绿色发展，在节能减排、低碳环保、开发轻薄短小产品、研发废旧产品的回收利用、改造升级生产设备设施等诸多方面，每个企业都可以选择到适合自己的转型方向。 

　　第二是队伍，队伍是基础。企业的员工队伍建设永远是管理的首要课题，而当前最具挑战性的，是所谓“农民工”“劳务工”向新型产业工人转型问题。目前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外出农民工已达到1.53亿人。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8%，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接近80%；在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餐饮业中，农民工占到52%以上。加起来，二、三产业的农民工已经有8300万之多。这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多数没有参加过系统的劳动技能培训，无证操作、违规上岗的现象很难避免，导致不少安全事故。特别是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他们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艰苦历程，他们对工作的期望、对生活的追求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但体制的障碍使他们游离于城市之外，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和体制内职工同样的福利和保障。如何将这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升级为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已成为当前制约我国企业特别是制造、采掘、建筑企业发展的“瓶颈”。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较好的经验。

　　青岛港针对近年来农民工逐渐成为一线工人主力的现状，专门出台文件，确定了从政治上信任、工作上培养、权益上维护、生活上关心的农民工工作方针，在培训、激励、考核、用人与晋升、服务、生活关怀等方面出台了40多项具体措施，使8000多名农民工在青岛港体面工作，有地位、有作为，有的还走上了分公司副经理的岗位。实现了农民工由短期务工向扎根海港、由挣钱吃饭向爱岗敬业、由打工者向产业工人的转变，培养了一支爱岗敬业、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队伍。

　　上海日立公司地处大都市，他们将农民工技能培训与把农民工转变成为有见识、有文化、综合素质高的都市人有效结合，探索出了“四个阶段、四个适应”的有效做法：一是初级技能培训，适应岗位需要；二是提升文明素质，适应城市生活；三是强化专业技术培训，适应企业发展；四是开展学历教育，适应社会进步。这些做法，不但使4000多名农民工顺利成长为符合生产要求的熟练工人，而且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体现了公司对员工的人文关怀。

　　荣获这次一等创新成果的皖北煤电集团，从2007年开始，率先打破传统的煤矿劳动用工制度，采取公平自愿、双向选择的方式，将原先8300名农民工一次性转为企业长期合同工，先后投入1亿多元，为他们缴纳个人养老金、住房公积金等费用，消除农民工与正式工身份和待遇上的等级差别。经过系统培训，农民工转为合同制工人中，78%的员工技术上了一个等级，有790名获高级技能证书，37名晋升为技师，涌现出一批“技术创新能手”，还有65人走上队长和采区区长等管理岗位。企业安全生产事故明显下降，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实现了农民工与企业共同发展。他们还利用地处城乡结合部的有利条件，将“农民工”的户口转入城镇，并着手解决其住房问题。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成为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可以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城市工作到退休。这不仅是从根本上解决“用工荒”的制度保证，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大方向，但这个代价和成本巨大，需要由社会和企业共同承担。有条件的企业如皖北煤电先行一步，既彰显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为企业发展夯实了基础，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第三是创新，创新是出路。创新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动力源泉。从一些成功企业的经验来看，企业要成为国家创新的主体，当前要努力解决好下面几个问题：

　　一是要建立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机制。企业是一个直接面向市场的生产组织，可以独立完成从研究开发到生产、销售、获取收益的创新全过程，可以独立实现投入-产出-再投入-再产出的良性循环。建立起了这样的良性循环，就会形成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机制。荣获这次一等创新成果的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在1999年改制为企业后，大胆改革创新，实现了科研与市场、科研与生产、生产与市场的有效结合，建立了“科研—二次开发和工程化—中试—工业化技术推广”的产业化研发流程，探索出了一条“以改进型创新项目的收益支持原发性创新项目的投入，由原发性创新项目为改进型创新项目提供新的科技成果”的持续创新之路，使企业步入了科技与产业发展互为促进的轨道。

　　二是要倡导企业实施自我主导下的开放式创新。一般来讲，创新收益的独占性和创新周期密切相关，周期越长，收益独占性越没有保障。为了缩短创新周期，现在提倡开放式创新。开放式创新适应了21世纪全球一体化、开放、融合、共享的发展潮流，放弃了封闭式创新思维指导下企业所有创新活动都由自己独立完成的做法。开放式创新主张以市场需求为原动力，以尽快形成优势产品为目标，总成技术或核心技术自己开发，或以我为主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发；配套技术或一般技术全球采购，将合作视野放宽到“内外部、上下游、国内外”。在创新过程中，不排除引进先进技术，以解决关键环节的“卡脖子”因素，但着力点是培育自己的核心能力。我国大型水利发电设备、高铁之所以成功，关键就在于在引进的同时坚持了自主研发。荣获这次一等创新成果的南车集团把“引进次高技术、自创最高技术”作为实现后来居上的技术战略，以引进时速200公里列车做消化平台，同时为自己预留了时速350、380公里最高技术的创新空间，经过努力，一举实现了世界一流水平，避免了重复引进的恶性循环。

　　三是将信息化与精益管理有机结合，提升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刚刚朱宏任同志讲得很清楚了，信息化在企业的普遍运用，可以大大加快企业从传统管理到现代管理的进程，改变我国企业粗放管理的现状。郑州飞机装备公司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了一套适应多品种小批量特点的总线型柔性生产方式，实现了“设计一周、生产一周、装配一周、试验一周”的快速研制生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工序数量平均减少80.9%，操作人员平均减少78.6%，设备利用率由原来不到20%提高到65%以上。

　　四是注重商业模式创新。企业能否实现新技术的经济价值，商业模式的选择至关重要。一项普通的技术配以恰当的商业模式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一项先进的技术如果没有创新的商业模式相配套，新技术的市场效应也难以实现。当前，以下商业模式的创新动向值得重视：一是外包深入发展。现在不仅是OEM(代工生产)，BPO(业务流程外包)、OTM(研发外包)、OFM(金融服务外包)发展也很迅速。比如，苏州的许多企业做BPO，深圳的许多企业做OTM，上海的许多企业做OFM，逐渐形成了区域性专业化的外包企业集群。二是轻资产的运作。轻资产是相对于厂房、设备等重资产而言的。在讲究速度和创新的时代，轻资产的运作日益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法宝。浙江传化物流避开直接开展物流运输服务的激烈竞争，看准国内中小物流企业和社会货运车辆之间缺乏有效链接平台的机遇，转型成为中小物流企业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探索建立了一套“公路港”物流服务模式，实现了货主企业、物流企业、社会货运车辆和传化物流的多方共赢，为传化物流开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