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

　　时间：2011年03月20日

　　地点：钓鱼台国宾馆

　　侯云春：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去年我在哈佛培训，听到老师有这样一个说法，讲课讲得不好的老师，都放在下午的第一讲，因为下午是大家最疲劳的时候。不过，我这个说法只是针对主持人的，不是针对演讲嘉宾的，演讲嘉宾都是最好的演讲嘉宾，大家等一会儿听他们的演讲之后就会感觉出来。

　　这一单元的议题是“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的安全网，编好这张社会安全网，做到人人有社保，天下被网罗，是各个国家的共同使命和追求，是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热切期盼。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又是收入分配的调节器，用好这个调节器，缩小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今天下午这一节的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可能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来说，与其说这是一种权利，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

　　“十二五”时期，中国应该采取哪些切实的政策保障就业，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如何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快速老龄化、城乡和地区差异极大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如何定位？“十二五”期间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怎样发挥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稳定安全网和收入调节器的功能？同时确保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和课题。

　　这一单元有三位演讲嘉宾，他们分别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部长尹蔚民先生；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先生；法国巴黎经济学院主任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教授。

　　下面，首先请尹蔚民部长发言。

　　尹蔚民：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安全网，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是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且农村人口占多数，建立一个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十一五”时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是《社会保险法》正式颁布，这是社会保障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二是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地区已有1.43亿农村居民参保，标志着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从城镇向广大农村扩展。三是全面实施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总计有12.6亿人参保参合，加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已从制度上实现了对城乡居民全覆盖。四是实现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扩大了基金调剂范围，增强了抗风险能力，提高了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五是制定实施了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政策，参保人实现了“不论人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的期盼，维护了流动人员特别是广大参保农民工的权益。5年来，保障范围不断扩大，保障水平大幅提高，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十一五”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最快的时期，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时期。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主要是制度不够健全、覆盖范围比较窄、城乡发展不平衡、管理基础比较薄弱等，同时，还将长期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城镇化加速、就业方式多样化的挑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描绘了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蓝图，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认真落实“十二五”规划纲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社会保险法》为准绳，注重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从无到有，优先解决制度缺失问题。继续把弥补制度缺失放在首位，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定实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法。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保障生活、促进就业、预防失业的失业保险制度体系。建立并形成工伤预防、补偿、康复相结合的工伤保险制度体系。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形成多层次的保障体系。

　　第二，从窄到宽，逐步扩大覆盖面。推动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到各类用人单位、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使更多的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加速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十二五”期内实现制度全覆盖。继续落实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政策，实行先保后征。继续解决体制转轨的历史遗留问题，将未参保集体企业已退休人员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企业“老工伤”人员全部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

　　第三，从低到高，稳步提高保障水平。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各方面承受能力，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保障水平，逐步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待遇差距。要建立正常待遇调整机制，保障弱势群体，拓展保险范围和项目，使保障水平做到持续、有序、合理增长。

　　第四，从分到合，积极推进城乡社会保险制度统筹。推进制度整合和城乡衔接，探索实行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合并实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农保制度，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稳步提高各项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扩大基金调剂和使用范围，增强基金共济能力，有效解决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进一步加强基金监督管理，确保基金安全。

　　第五，实现精确管理，提高社会保障经办能力和水平。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加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更加注重向农村倾斜、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向社会贫困群体倾斜。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全国统一、功能兼容的“社会保障卡”发行8亿张，发挥信息化建设最大服务功效。加强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使参保人员能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完全有信心，到“十二五”期末，初步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最后，预祝第12届中国高层发展论坛年会圆满成功！

　　侯云春：刚才尹蔚民部长介绍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的进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安排，本来尹部长的发言时间是15分钟，他讲了10分钟，他说留下更多的时间来回答一会儿大家提出的问题。

　　下面，有请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黑田东彦：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再次来到这里，参加这次高端论坛。

　　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在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包括市场、经济不得不平衡，还有我们社会分配差距的加大，如果想在长期内取得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必须要解决的。我很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么一些挑战。尤其是我想强调一下以下几个问题，尤其是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在城市里面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同时，我们快速发展的收益并没有平均的分配下去，分配给每一个个人或者是每一个地区。中部或者是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要远远慢于东部，在这些地区的收入很低，而且这些省份他们的基本社会保障也是低于那些沿海地区的。

　　越来越大的差距也给我们提出了好多挑战，让政府必须要不断的去缩短这些差距和不平等；同时这种不平等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今天，城市收入要比农村高出3.5倍，因此，我们的收入不平等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了，这比30年前尖锐了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基尼系数现在已经从70年代的0.16%到了2009年的0.48%，基本上达到了世界较高水平。

　　如果说不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的话，这将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会抑制消费，尤其会抑制贫困地区的发展，导致社会的不公。因此，收入分配的政策以及社会的保障必须得以进一步的加强，来进一步的限制这种不平等的进一步恶化，这对于中国可持续的、长远的发展至关重要。进一步增加社会的保障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减少风险，同时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分配收入给予个人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及保护和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能够使发展得到更进一步的推动。

　　此外，对于人力资源的投资也能够帮助我们保护这些弱势的人群，减少社会的风险，从而刺激国内的消费和需求。这对于全球或者这个国家的经济再平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之后，政府也在“十一五”计划当中提出了要不断的改善和实现社会上的这种可持续发展。在最近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当中，又再一次的强调经济的增长必须要伴随社会保障标准的提高、贫富差距的减少，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包括城乡和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国际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保障能够非常有效的帮助我们减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增长。那么，通过进一步的保障工人的收入，保护工人尽可能的少受这种风险的影响，进一步加强社会的保障体系，减少收入的不平等，能够进一步的帮助我们扩大内需，进而推动增长。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令人称道的举措，在过去，中国已经启动了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作为其改革举措之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最近，人们期待已久的《社会保障法》在2010年的10月份已经通过，在11年的7月份将正式执行，这是一个令人欢迎的举措，将能够进一步让这个国家的资源用于人们社会生活的保障，包括养老金的保障。社会保障这个市场在中国现在是高度分化的，而且相关项目的协调性不够、覆盖面也不足。

　　另外，中国的二元结构，农村和城镇之间的差距，以及包括中国现有的户口制度也被证明是不足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解决劳动力流动方面的需求。对于提供这种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以及包括医疗和教育的机会，要求我们采取更多的措施来进一步的加强收入的分配，不断的完善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通过这种转移支付来进一步的完善收入的分配。

　　从中央到地方的这种资源转移也缺乏可预见性，在这些资源的运用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有更好的问责机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应该被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城镇化的确是经济增长的巨大驱动力，但是它所有能够带来的这些好处或者益处必须要进一步的得以提升，来进一步的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实质性的增加现在所谓的城镇最低工资水平，以及包括对于这些最贫困的残疾人等等这些特辅对象的补贴水平。对于农民工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境，包括教育、医疗等等这方面的挑战，都要求我们对于户口体制进行改革。

　　最后，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这样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改革或者保障改革，又恰恰与整个世界的发展结合在一起。随着中国人均GDP不断上升，我们正在面临着这方面的挑战，我们需要对越来越多的老龄化人口提供社会保障，我们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来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现有的社会保障项目的质量。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的社会保障机制从25年前就开始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又进一步的加强了相关的这方面的工作，亚洲开发银行和相关的合作伙伴一道在这个地区推出旨在提高所在国，或者是相关国家农村，尤其是中国农村养老金改革方面的项目，我们也会支持中国相关的努力，来进一步让发展的成果被全部的老百姓能够享用，让社会保障的体制能够覆盖所有的人口，这样的体制一定会让中国的人民受益，这种受益是未来数代人都能享受的。

　　谢谢！

　　侯云春：黑田东彦先生在刚才发言中对中国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可谓旁观者清，他的建议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谢谢黑田东彦先生。

　　下面，有请法国巴黎经济学院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非常感谢！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在这儿参加这样一个论坛。

　　我想说的是，几年前我来过中国，也参加过这个论坛，对这个论坛的发展如此的成功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在这儿说实在的，让我发言，我还是有点胆怯的；不管怎么说，过去我曾经参加过财政部召开的国际会议，当时讨论的话题就是不公平问题，以及不公平问题对于我们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可能会带来的挑战和威胁。在这个讨论当中，我们当时有一个参会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基尼系数达到什么样水平的时候，一个国家应该开始担心不平等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问得是，到什么样的基尼系数会影响或者威胁到这个国家的发展？0.45或者是0.2，可能有人说是这样一个水平，我们这个行业的人也越来越多的、更好的了解了不平等和发展之间它们的相互关系。今天的演讲我主要是要讲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看看如何将这种关系应用到中国的实际当中来。

　　我也经常讨论所谓的收入分配的有效性，以及包括社会保障的问题。事实上，基尼系数只是一个数据，或者一个指标，还有很多别的指标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这儿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要区分不同的不平等情况。我们可以从结论的角度或者结果的角度来看不平等，这可以被看作为是收入分配之后的结果是否平等。我们可以用相关的指标来看是否出现或者存在这样的不平等。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结果性的方法，其实主要看的是收入的不平等问题。此外，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看问题的方法，我们不看这个结果，而是看它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人们由于某一些机会的不平等而导致了最终结果的不平等，也许他们的禀赋不同，他们的教育程度不同等等，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分析的不仅仅是结论，也就是说我们不看这些人他们最终的结果，而是看整个经济体系是如何运作，是否能够让老百姓利用整个体制，或者这个市场当中的要素、机会来发展自身。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市场来说，你是否有机会获得相关的信息和资源来实现一些成功的项目，从而从中获益？所以这是对一个资源获得公平的一种分析。

　　我们有很多的领域的确存在着不平等，那这种不平等是指人们获得资源或者将这些资源转化为一个结果的机会的不平等，而与别人相比，也许他们就拥有获得这些资源或者资产的机会。所以，我们必须要确定这两种不同的平等，一个是结果的不平等，一个是机会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经济体当中，我们考虑很多时候应该同结论或者是结果的不平等更多的去看机会的不平等。这两种不平等之间也有一种逻辑的关系。右边可以看到结果分配的不平等，左边是机会或者要素分配的不平等。这两者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对整个市场的运作、对经济的发展都有其影响。所以对于机会的分配来说，它的不平等与此同时也决定了经济的活动影响到收入的分配，因此就形成了所谓成果的不公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机会的不平等其实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这两者之间的确是有关联或者是有一定的关系。

　　对于个人来说，我们看个人从经济活动当中获得的收入，他们可以对这个收入进行累积或者积累，通过这个积累过程，他们会进一步的放大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当他们有新机会的时候，他们又可以去获得这种机会，所以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所以，这两者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恰恰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发展，所以我们研究不平等的时候，它有不同的范畴、不同的类别，我们研究的时候的确要专门、全面的看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很多年来，人们一直都关注到这张图表的右边这部分，也就是说研究的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及包括GDP人均水平，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或者仅仅看到了不平等对于经济的影响或者是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其实在跨国的一个研究分析当中我们发现，其实它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这种收入的不平等对于经济的增长影响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当然了，基尼系数主要想表达和显示这个事实。

　　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再回到最初的阶段，也就是看机会的不平等，看一看收入的分配或者机会的分配是否公平？这的确是我们在个领域有一些创新，我们的研究做了一些创新，我们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公平或者不平等，其实与此同时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如何通过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帮助个人或者是个体能够增加他的收入，同时也帮助整个经济体进一步的增加增长。

　　对于有些社会或者经济体来说，有能力承接某一个项目的这些人，由于没有机会获得这个项目，即使他有很大的能力，有很多的资源，却不能做这个项目。而对于有些人，仅仅因为他有获得这个项目或者资源的机会，用他一系列不太高效的做法来执行，这就会对经济带来影响。这个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借鉴意义呢？我觉得最简单的政策就是对目前的收入分配，通过税收等等一些方式来进行调节，通过市场的行为进行调节。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富人可能不会变得更富，或者说会富得慢一点，而穷人可以有越来越多的收入，这是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我们知道这是可能实现的，而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收入的再分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

　　我还想说的是，这种做法其实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扭曲，尤其是当整个经济体它整个运作是非常良好的时候，我们可能必须要在效率、公平、平等之间实现一种妥协和平衡，如果说我们希望对机会平等施加一些影响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一看有些可能并不是跟再分配相关的政策它的作用，这些政策可能是专门针对于贫困人群他们不能够接受很好的教育，他们没有良好的医疗服务，以及小额贷款等等这方面的机会，针对这些机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显然可以帮助他们获得起点上的公平，当然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也会是有益的。

　　在这儿很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必须看到两套不同的政策，不能够单独、孤立的来看待，其实他们之间是相互有影响的。通过这种收入的转移政策，我们可以改善最贫困人口的近况，通过不断的给予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的服务，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分配机会。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所进行的这些投入、改善、分配的方面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而这种资金投入可以通过征税来获得，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我们要看到这种再分配的政策，或者我们最后采取的政策应该是这两类政策的结合。

　　我总结一下这对中国来说有什么含义？首先，基尼系数并不应该被作为一个唯一的指标来衡量中国这个社会是否是公平的，不应该作为一个唯一的标准，当然这很重要，但是我们还必须要了解其他的平等或者不平等其他方面的数据。此外，我们必须在平等和效率之间达到一个妥协和平衡，对于有些国家来说，他们的资源有限，他们可能增长也有限，他们的公共财政资源有限，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可能也是受到约束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并不是这样的，中国有这个资源，中国在增长方面其实有点增长过剩的，我说错了大家可以纠正我，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放缓增长的速度，可以使收益更好的分配到中国的各个人群。

　　最后我想说的是，对于未来的效率来说，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些政策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要关注那些能够提供更平等机会的这些政策，包括就学、包括医疗卫生、小额贷款、居住、住房等等，这些方面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和整个宏观政策或者战略相互一致的。同时，我们刚才也听到或者看到，所有的这些政策中国已经在做了，我也完全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也就是说我们“十二五”规划当中提出来的，毫无疑问也是非常关注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目前正在做的。在这个领域，中国也不能变得太过于雄心抱负。

　　谢谢！

　　侯云春：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教授的发言从一个新的视角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不仅要考虑结果的公平，更要考虑机会的公平、机会的平等，和获得资源的平等，这对于从根本上消除、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下面，是我们的互动时间，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问。

　　提问：我是斯蒂芬·罗奇，也是老面孔了，实际上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我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书，同时我也是摩根史丹利亚洲区的非执行主席。想问尹部长一个问题，刚才我很受鼓舞，听到您强调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尤其是一些新的项目，尤其是现在一些尚未被覆盖的农村地区，将来也会被覆盖到。但是让我有点担心的是，您也提到了一些内容，那就是可能不是那么重要，如果把中国现在养老金体系当中所有的管理资产，不管是在国家还是在省级这个层面，还有公司的养老金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还不到人均每个工人500美元这样一个水平，在全国范围来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显著的短板，它实际上也限制了消费者的需求进一步的扩大，因为让人们会继续进行更多预防性的储蓄。

　　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更多的想强调来提升覆盖的水平，而只是强调覆盖的全民性或者是覆盖的范围呢？

　　尹蔚民：谢谢您的提问，您刚才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养老金的水平能够在今后一段时间能够得到一个较好或者是较大幅度提高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讲，中国的养老金水平目前确实还不够高，到目前为止，现在企业职工每个月的人均退休费水平大约是在1400多人民币；但是我们在“十一五”期间，人均养老金的水平已经翻了一番，大约就是在五年前的时候，我们人均养老金水平大约是700元左右人民币，我们连续七年在提高养老金的水平，所以到目前这个水平，应该讲，我们还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大概您也注意到，“十二五”规划纲要当中，我们用了一个词，叫做“继续稳定的提高基础养老金的水平”，这个养老金水平的提高，一个它要和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相适应；另外，也要和我们支付的能力相适应。所以您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我相信我们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更加注重民生，大家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我们的养老金水平在今后一段时间还会持续的、不断的得到提高，让广大的退休人员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水平；当然同时，也会更加促进我们的消费。

　　谢谢！

　　提问：我是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小济)。中国老龄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高龄还有适龄老人需要得到社会服务或者公共服务。我注意到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提出了一个目标，到“十二五”期末，每千名老人当中能够有30个床位，我想问尹部长，实现这个目标的资金来源是什么？政府在这里面到底需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谢谢！

　　尹蔚民：谢谢。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世界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就是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到去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到了近1.7个亿，占人口的12.8%；而且中国的老龄化又处在这么一种城乡二元结构的情况下，在我们整个发展水平还不太高的情况下，遇到了这种老龄化的问题。当然解决这种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有多方面的措施，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大力的发展老龄事业、老龄产业，来为老龄人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所以在“十二五”规划纲要当中，我们会有一个专项的规划，就是老龄事业发展的这么一项规划。在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当中，我想这些投入应该是多元化的，既有政府的支持，也依靠社会资金的支持，因为老龄的事业也好、产业发展也好，应该讲还是一个有广阔前景的产业。

　　谢谢！

　　提问：我是来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研究部的研究人员，接着刚才的问题请教尹部长。中国的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也即将结束，就是老龄化人口越来越高，劳动力也逐渐的在部分地区出现短缺。中国政府有没有考虑今后十年、二十年之内逐步的提高退休年龄？因为现在好像在中国，妇女和男性的退休年龄是不一样的，妇女退休年龄是55岁，男性退休年龄是60岁，而中国的人均寿命在世界上排得蛮高的，77-78岁。中央政府有没有这样的考虑，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随着人民健康水平提高的同时，在未来的十年内考虑到中国人口红利期的过去，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其实有的时候觉得挺可惜的，很多人非常有经验，但是他必须要退休。

　　尹蔚民：谢谢您。中国是一个人口的大国，从当前中国劳动力状况来看，我们的主要矛盾还是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大约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在2500万左右，比“十一五”时期还要略微的增加一步，“十一五”期间我们是每年大约安排城镇的新成长劳动力2400万左右，“十二五”时期每年大约要多100万。这个2500万人是什么结构呢？其中青年的学生大约占了1400万，也就是说高校毕业生在“十二五”期间每年大约近700万人，大学生，需要安排就业的；另外是我们的中专、技校、初中、高中毕业之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大约也是700万人左右；所以我们每年需要安排的青年劳动力就是1400万左右，剩下的1千万多一点就是包括军队专业人员，下岗失业需要再就业的人员和登记失业的人员。我们每年实际上城镇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大约就在1200万左右，所以事实上我们大约还有近1千万人城镇每年安排不了。

　　所以，我要非常清晰的告诉您，“十二五”期间，从中国的就业市场来看，主要的矛盾仍然是供大于求，也就是说我们就业的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当然，大家也注意到，每年大约在春节前后，特别是近几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招工难的现象，这是发生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部分企业，主要是一线的工人，特别是制造业、服务业的一线工人，这个是多因素造成的。但是这个矛盾它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我们讲得全面一点可以这么讲，我们供求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将会长期并存，但是主要矛盾还是供求矛盾。所以，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人口的红利期还不会过去，我认为它是一种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在“十二五”期间内，我们每年还要安排农村的富余劳动力800万，农村现在大约还有一个亿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

　　关于您讲到的延迟退休年龄或者是男女同龄退休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应对人口老龄化和长远的发展来看，延迟退休年龄应该是一种选择，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在走这条道路，它对应对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对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安全、健康、平稳的运行，它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也正在密切的关注、研究世界上各国在这方面采取的一些有效措施和办法；但是中国也有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会和中国的人口问题、就业状况、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全面的、慎重的、积极的来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我更正一下，您刚才讲到中国的人均寿命是77，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一水平，我们现在是73，“十二五”时期我们定了一个目标，要长一岁，74。

　　谢谢！

　　提问：您好，我想问一下黑田东彦行长和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先生一个稍微理论性的问题，搞研究的人一般认为有两个经验事实，初次分配领域的要素分配随着一个国家从中低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过程中，劳动者占比是先下降，然后回升呈一个初步的U型特征；二次分配领域，用基尼系数表示是一个倒U型的，在这个过程中现上升，后下降。这是两个经验事实。但是理论上很多人认为劳动力占比是稳定的比例，但是这两个经验事实更多人是认可的。

　　有一个特征，近些年来我们会发现，在OECD国家里面，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工资在要素分配中的比例又呈现再次下降的特征，而且在二次分配领域中收入差距也呈现拉大的趋势。是否以前承认的两个经验事实在打破？甚至很多人归结为全球化的冲击，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黑田东彦：非常感谢您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像您刚刚谈的，确实现在存在着很强的辩论，就是全球化是不是让收入分配变得更加恶化了？不仅是在发达国家，同时在发展中国家都有这样一个影响。

　　但是，也有很多的反驳论调，说过去几十年进行的技术进步，它的实质可能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影响，积极的影响收入分配这个方面，不管是在发展经济，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影响来说都是积极的。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教授刚才也指出了事前和事后的分配，可能事前分配的改善，比如说通过提高教育、医疗，还有其他一些社会公共服务，如果这些被进行极大改善的话，那么这种收入分配就可能会得到改善，就有可能会对收入分配产生一种积极的影响。

　　到中国的户口制度我也很了解，因为现在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是很大的，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尽管我们现在也实施了很多的措施，包括养老金、医疗这些措施，但仍然差距还是很大的，而且正呈现着继续扩大的趋势，这就意味着，我们一方面要提高社会支出是必要的；同时有一些重要的努力去进行机会的分配，比如说机会的分配必须要改善，因为中国的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城乡间的差距，中国的城乡差距是非常大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分配的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可能会对提高经济有所影响。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是的。好多人说是U型或者是倒U型，好像用得过多了。我们在历史上来看，随着经济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在二战前的话可能出现了这个U型理论，之后这个理论就一直被我们所使用。我们发现70年代、80年代时候美国的收入不平等越来越明显，但是是有很多原因的，当我们看一下分配收入差距变化的时候，在美国70、80年代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低收入人的收入增长是低于高收入人的收入增长的。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低收入人群赶了上来，赶到中等收入人群收入的增长，当然还是有差距的，但是差距在缩小，这意味着什么呢？因为高收入的人群增长放缓、下降。我们可能原来经常说收入在前10或者是前20%的人群，后来我们不这么说了，我们说收入在前1%的人群，说明收入靠前的人比例在下降，这也是一个原因，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讨论，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收入人群的下降，这种现象跟全球化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主要是我们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另外一个是生产力，还有我们公司的一些发展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可能都是与这个相关的，但是全球化可能也会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在美国，我们觉得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好像并不是很明显，有些国家、很平等的国家，像瑞士这样的国家，在德国、在英国，我们看到有些国家他们在躲避这种革命，比如说法国他们有一些很微小的变化，但是在法国这些国家里面，他们并不是想去积极的迎接国际化、全球化。所以说国际化对每一个国家的影响是不一样。

　　在中国，我觉得我们很难去分析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变化情况，我们只能依靠其他国家的一些税收数据这些东西来进行分析，或者对于中国，数据方面的不全也是造成我们无法全面分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您说的也有道理，就是说全球化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分析它。

　　侯云春：本节的讨论时间已经到了，大家提了很多问题。这一单元的讨论非常热烈，三位演讲嘉宾的演讲非常精彩，他们的提问非常踊跃。感谢三位嘉宾，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谢谢大家！下面休息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