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于2011年3月19日-21日在北京钓鱼台举行。上图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感谢能够邀请我能来这里讲话，谈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像之前的演讲人一样，我主要谈中国经济的开放问题。但是首先开场白当中，我想开放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开放的理念是什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场合，成为大家思想交流的地方。

　　我个人实际上参与到中国的发展已经过去了30年了，30年之前我受到中国社科院的邀请，那个时候是美国的国家科学院代表团成员来进行探讨，那个时候中国刚刚开始进行市场经济的尝试，来看看那个时候的特征是什么。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没有人想象自己参与的是中国30年间这么突飞猛进的变化。很明显的一点，中国从全球化当中受益良多，不管是贸易、投资、科技还是人力资本方面。但是，过去成功的经济模式和理念不一定适用于将来，因为中国的经济环境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国际的大背景也在持续的变化。而中国经济策略很重要的一面就是愿意变化去适应，随着环境而适应、而调整。

　　在经济衰退的余波之下，国际经济的秩序毫无疑问正在改变；同时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市场，包括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问题，同时向我们显示了很多潜在的、下行的风险，也向我们昭示了金融市场监管的至关重要性。当然了，全球化一方面是有它的受益之处，但是也带来了风险，尤其在最近一个时期，有可能变得更加糟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意识到开放和全球化的过程必须是得到非常谨慎的管理和导向。所以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认为在这个新的开放时期，需要什么样的一些原则来指导。

　　一个基本的说法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看开放的时候，它不是目的所在，而是达到目的的过程。今天早上我们谈到了很多“十二五”规划当中的一些目标，如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如何实现增长方式的改变，如何实现更多质量，而不是更多数量的增长等等。同时我们还需要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它正在逐步在未来十、二十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它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储蓄国了。所有这些都应当让中国有更多的受益，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规则制定当中有更多的发言权。之后我也会说，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标准解决这些问题。保证在既定的时间内把我的观点说清楚，可能先要把重点的说出来。

　　第一，如何加强中国和全世界在开放过程中的交往和一体化。像我之前说的，中国需要在全球化的经济当中更多的互相了解世界的需求和相互的需求，同时发展中国家也更多的需要和全球进行合作来应对包括气侯变化这样的一些问题。现在全球面临的不是一个所谓储蓄过多的问题，而是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利用这样一些储蓄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加速建立资源投入的机制，更好的应对比如说气侯变化这样一些问题，为它设立基金，同时还可以设计一些穷国发展的基金等等。很明显的一点，中国的储蓄可以相比于过去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得到全球化的利用，可以在全球层面提高全体人民的福祉。当然这里也是一个例子，那就是如何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当中树立更好的范例。之前我们看到了很多例子，就是全球的秩序并没有管理得非常平衡，带来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改变全球的储备体系，实际上这也是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我担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建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中国需要在G20当中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然后保证我们今天全球这样一个架构它是有更高的效率，不管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供应足够性还是公平性来说都需要这样。同时，中国还需要发出更大的声音，更多反映在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增长途径的对话当中，实际上我们已经听了很多年有关这方面的辩论了。而目标就是找到共同的政策，来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在美国，还有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可以增加这些国家他们累计的需求，就像今天李克强总理谈到的中国促进内需的需求一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要改变全球的储备和货币体系。中国新的参与当然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战略，这个昨天和今天都已经谈到了，我不会讲太多。

　　我们很高兴的看到，最近几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能带来了大家对这个问题更深入的理解，反映在更多的政策方面。其中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增加家庭收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现在这个比例还比较低，实际上也是增加工资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也就是说劳动收入也是我们日程的重中之重。另外一个重点是改革金融市场，包括那些服务业和中小企业能够获得有机的生长，他们可能不需要做出太多预防星的储蓄在未来。这些都是继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关注哪一些呢？那就是增加增长的质量，保证增长是可持续的，对于所有的居民综合受益程度作为一个指标，而不是单纯以GDP作为指标。实际上谈到一个国家综合做的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报告当中，我们的委员会也强调了GDP实际上它是不足以作为一个前面的衡量指标，尤其是针对我们所关注的所有问题来说，尤其对中国，包括在OECD当中，我们现在也正在试图研究出更好的衡量指标来代替GDP。当然时间可能不是特别足了。

　　我想再举出其他一些中国新参与的要素，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短期资本流入，中国企业走出去，贸易、全球规则制定和治理等等。我只想非常简短的说一些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贸易方面。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这方面的政策应该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有助于全球的结构调整，我觉得它应当是过程，而不是目的本身。当我们转向更多附加值产业，然后更注重环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全球的途径，包括出口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外商投资和其他国家的外商投资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现在中国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所以说投资的背后主旨不是为了要钱，真正的关注就是获得技术，然后获得相关的市场，获得培训所需的技术等等，就像刚才陈部长说的。我们必须要引导外商投资能够去促进实现中国发展的整体目标。同时，我们必须还要注意他们对国内创业精神或者是国内企业的影响是什么，这样提供一个非常公平的竞争环境，我想这一点是值得欢迎的。

　　另外一个值得争议的地方就是短期资本流入的问题。这里我想说，短期的资本流入有时候确实是造成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包括之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最近的金融危机等等，我们都看到了美国的危机，因为资本市场还有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迅速的波及全球这样一个事实。因此它也代表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担心，哪怕有相关的控制机制存在，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比如说去年大概有4千亿的美元还是流进了中国，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现在已经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途径，美国，尤其是他们的货币当局还在进行量化宽松，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局面。美联储的主席也说，美国管理这些资本流动方面，尤其是外部资本流动方面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他希望能够把这些所谓的美国困难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如果对美国来说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对中国相关的机制还在建立过程当中的国家来说，要管制它们就更加困难了。在这样一个人民币国际化过程当中，外资的流入还是会继续，哪怕包括在资本项目下进行更多的管理，进行更多的框架性的建设，包括资本利得税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税收制度都可以起到稳定和平衡作用，部分的遏制。我想发达经济体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可能对本国的金融市场注重监管，却对跨境的金融市场缺乏监管，这对新兴市场来说是一个不稳定和威胁的因素。

　　第三点是外援。任何去非洲的人都会认识到，也会看到中国在当地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或者是正在做的这些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帮助非洲国家发展自己。我去了埃塞俄比亚的全境，中国不仅在资源富裕的国家，也在资源不富裕的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让那些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具有很大意义的。虽然有一些西方国家要重新回到发展中国家进行一些援助，包括阿富汗这些国家，他们需要考虑到这一点，那就是中国的作用。另外一个是中国如何更好的参与到全球治理合作当中？实际上很多情况之下，今天全球的一些关键问题，比如说贸易、全球变暖都是全球性的问题，中国在当中是有一个特殊的声音要发挥出来的。在设计新的协议过程当中，中国需要强有力的加入发展的层面。中国在这个情况之下，应当更敏感的认识到，所有的这些协议都应该包括发展的范畴，比如说现在谈多哈谈判如何结束？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一开始多哈会合是发展的会合，但是现在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我觉得一个糟糕的协议还不如没有协议的这样一个结果。比如美国继续承诺在农业补贴方面做任何的妥协，它实际上也给非洲，还有印度一些贫困地区带来了很大的扭曲性的干扰。所以，如果急于求成，达成一个协议的话，这是一个错误。我们必须看到2000年多哈会合的宗旨就是发展的会合，还有一个与知识产权贸易相关的乌拉圭会合的结果，实际上它也不是一个发展会合之下的知识产权的体系，更多的是偏袒一点发达国家，并不平衡。有的时候让发达国家拥有权利，而没有相关的义务，因此这个方面需要仔细的审慎和修改。

　　总结一下，中国的12个五年计划代表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继续转型的方向。其中的中心任务就是一个新的开放的世界，新的与全球世界融入的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新的责任、新的机会出现，包括积极的参与到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过程当中。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