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19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以下为企业峰会中高端产业链的国际合作论坛实录：

　　主题：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

　　“中高端产业链的国际合作”

　　时间：2011年03月19日

　　地点：钓鱼台国宾馆

　　裴克强：现在我非常高兴的向大家介绍我们发言的各位嘉宾，我希望他们每一个人发言5分钟，我这里就像足球裁判一样，大家有5分钟的时间，如果你有黄牌的话是5分钟，红牌的话是7分钟。

　　首先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王建()宙(专栏)先生。我想不需要向大家介绍他的公司有多大了，然后是菲亚特集团董事长约翰·艾尔坎先生；野村控股株氏会社董事长氏家纯一先生；还有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先生；同时还有德勤全球首席执行官奎励杰先生；最后还有来自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瞿晓铧先生。

　　王建宙：谢谢！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来参加2011年中国的高层论坛，在这儿我又见到了我的好朋友，那么今天我们在北京，大家来讨论我们2011年以及今后的经济发展问题，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我想当我们讨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气侯变化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的时候，我想从自己的职业出发，我觉得科学技术的创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

　　科学技术当中信息技术又是发展得特别快的技术，即使在金融危机的这段时间之内，信息技术一刻也不停的在向前发展，特别是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技术。

　　我们回想一下1987年，中国有了第一个移动通信的系统，但是今天，我们中国移动的用户已经达到了6亿户，而且还继续在增长。我们刚刚披露了去年的年报，我们去年又增加了6千万用户，平均每月增加了5百万。不光是数量的变化，以前我们手机是用来打电话的，今天手机是用来上网了；以前手机只是人与人之间通信的工具，今天手机已经用于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的通信了。所以我想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工作的效率，改变了消费的方法，创造了新的文化。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前不久中国的新年，大年三十一天，中国移动用户发了100亿条的短信祝贺新年。我想在几十年之前，我们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文化的变化。说到中高端产业链的国际合作，简要说三点：

　　第一，相对于电信设备制造商，我国电信运营商走出去的步伐还不够大。现在到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制造企业，像华为、中兴他们都有自己的业务；但是电信的运营商在这方面走得步子不大，中国移动做了尝试，我们在巴基斯坦有了第一个海外公司，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步子可以走得再快一些。

　　中国移动加大走出去的步伐有三个方面：一是继续探索在新兴市场发展移动通信，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经验。二是努力探索进入互联网的领域。三是我们对新一代的移动通信LTE很感兴趣，我们也愿意参与世界上其他地方LTE的建设和发展。

　　第二，终端的软件研发这方面可以进一步的加强国际合作。现在中国是生产移动终端，特别是手机最大的一个基地，我们生产了大量的手机，而且生产能力很强，不仅有自己的品牌，而且还为一些国外的品牌公司进行代加工。但是相对而言，硬件的生产能力很强，而软件的研发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所以目前还缺乏高端的手机，我们希望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来加强。特别是加强对开放式的手机操作系统的研究，也要加强国际合作，改变目前大部分的手机操作系统都是封闭操作系统的局面。

　　第三，要大力开展机器到机器的应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联网，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走出了一步，现在中国移动CM卡已经在300多万台机器上使用了，国际上也有很好的做法，我们可以扩大交流，加快互联网的发展。

　　好，正好是5分钟，谢谢！

　　约翰·艾尔坎：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和大家谈一谈所谓中高端产业链的国际合作。

　　我希望能向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看看在这个产业链如何实现最好的绿色革命？实际上我们可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者，我们现在在两个层面进行工作：一是自给自足；也就是如何节省我们的成本，同时增加我们的活力。二是如何在内燃机的效率方面取得这样一个进展。给大家迅速的看看所谓我们在8.6亿辆汽车的集团当中，如何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现在只有不到5万辆汽车是电动汽车，很多人谈到了电动汽车的热潮，但是我们都知道，电动汽车是靠电池驱动的，它很昂贵、很笨重，它也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充足电。比如说菲亚特今年在美国推出的车型，使用内燃机的汽车比使用电池的要便宜一半以上。因此我们谈到所谓绿色或者是能效高的汽车的时候，如何确保一个车它自己的成本，以及在消耗方面的平衡？

　　在欧洲，相关的排放量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在汽油和乙醇相关的效率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改善余地，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才能实现所谓汽车行业完全的电力驱动。

　　另外一个可选的道路是要高效率的使用汽车内燃发动机。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如何在汽车燃料当中加入更多的生物材料或者是其他可替代能源的成分，而不是仅仅依靠原油。最近我们在北非看到了动乱所带来的石油方面可能出现的危机，在日本也看到了所谓地震带来的核危机，然后巴西因为替代作物的种植，糖价也出现了很大的波动。我们实际上在混合燃料方面已经走出了长足的一步，我们认为这是最安全的方法，给我们的消费者也带来了更多的选择。

　　当然唯一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成本！这也是现在绝大多数行业希望能够关注如何降低成本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在这个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可以驱动这一变化成为现实，政府已经承诺了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至少170亿美元，然后还进行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项目。我们认为，在这个方面我们进行更多的合作。同时我们认为中国现在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是有很大的容纳创新的余地。我们有一个子公司在这个方面，有最大的供应商；同时我们认为中国在未来确实能够成为我们在合作和产品方面最大的市场。

　　谢谢！

　　裴克强：现在有请氏家纯一先生。谢谢！

　　氏家纯一：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跟各位尊敬的宾客发言。

　　我开始讲话之前，我想先表示我真诚的感谢，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他们对我们快速的做出反应，派出一支救援队救援我们日本最近出现的自然危机。

　　再回到我的主题，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由非金融业的中国公司进行的外资投资在2010年达到了290亿美元，比09年增长了36%，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上我们兼并只有两种，一种是垂直性的兼并、并购，这是为了扩大你的供应链；另外一种是横向的，主要是为了扩大你的市场份额。日本和中国它们有很多的互补优势，尤其是在供应链上表现极为明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说，我们日本擅长在一些研发方面，在高端的、上游方面，从而带来附加值的增加，另外在中游的制造业它的附加值比较低，下游的品牌、销售或者是售后服务附加值又变得高了起来，目前中国的优势是在中游制造业领域，而日本和其他的工业国家他们在上游和下游的流程中依然很强。

　　我跟中国分享一下日本一些兼并购的例子。比亚迪最近兼并了一家日本汽车厂商，体现了中国公司如何把目标盯到上游，比亚迪兼并了这家公司，把它的车模运到中国公司。另外无锡上德是一个太阳能系统的生产商场，它也兼并了一家MSK的公司管理层，这是一家在日本领先的太阳能模板生产厂商，并且也是太阳能发电系统的生产厂商。他兼并购MSK公司主要是为了利用分销网络，加强管理层和销售能力。日本80年代末的时候，泡沫经济时代，那个时候日本兼并了很多美国的大型公司，在20年的时间内，全球的轮胎制造厂商斯通兼并了另外一家公司，在1988年。还有一个哥伦比亚的图片公司被索尼兼并，成为索尼图片。

　　这些都是比较成功的，不是很成功的这种兼并购的例子在80年代。我们也知道，不是所有的兼并购都是成功的案例，一些日本的公司，他们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去并购外国公司，并且达成一种协同效应，跨境的问题很严重，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掉，而且也很难让那些管理层创造出互补的关系。最近的兼并购表现出来日本的公司现在已经明确了他们增长的目标，并且比以前做得更好。有一个好的例子，日本的一个饮料生产厂商，麒麟控股公司，它已经扩展到软饮料和药品制造业，除了兼并购一家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公司之外，它还与中国和新加坡达成了一种战略同盟的关系，并且购买了中国和新加坡公司的股票。另外一个就是麒麟通过这种方法具有很好的品牌效应，它利用这些公司很好的品牌效应，充分利用优势达成了非常好的网络。还有奥林巴斯公司，也进行了很好的兼并购，不断的扩大业务范围。尽管它最出名的产品是它的照相机，但是奥林巴斯已经不断的扩展到另外的领域，内窥镜或者是其他的产品，08年又兼并了一家英国公司，它们在不断的扩大着业务范围。

　　在中国的“十二五”计划中，七个行业被指定成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战略性行业，日本在这些行业当中都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公司可以使用一些兼并购的方法兼并一些外国公司；我们野村控股也很愿意在这方面跟中国进行合作，帮助中国的公司走向全球。

　　在我结束之前，重申一下，日本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整个国家都在努力走出这场危机。我毫无疑问，我们通过集体的力量和我们的决心，一定会应对这场挑战。我真诚的感谢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感谢你们在日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的支持，我们一定会克服这一困难的。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裴克强：谢谢氏家纯一先生。现在请出彼得·诺兰教授。

　　彼得·诺兰：在过去30年的全球化期间，全球的商业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多都是国际收支和平衡贸易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今天有很多企业老总在座，你们都是变化的见证人，但是这个全球化的时期，实际上也见证了公司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处在全球商业结构核心的公司，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此时期拓展他们的国际业务，这也对公司的生存、各国的产业政策，和国际关系提出了很多的根本性的问题。

　　全球化这个过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罗伯特莱克针对美国当时的情况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第一，我们是谁？第二，他们是谁？我们是指美国，他们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

　　首先，我们是谁呢？这就是那些高收入国家。自己是谁呢？在过去20年间，我们建立了全球的商业体系，世界出口翻了两番，占全球GDP的比例从20%上升到了29%。然而当国际贸易增长的同时，更加深刻的转变正在发生。这一阶段来自高收入国家的领先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领先体系，往往在他们位于国外的工厂周围也建立了准时制生产的供应链。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方面的增长甚至比国际贸易的增长还要快。所以，那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司越多的把他们的触角延伸到了发达国家的经济体，而发达国家就更加交融在一起了。他们的身份也越来越多的受到总部的影响，他们这些总部所在国的身份认同感越来越低，他们没有能力与其所在国一起制定相关的政策。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还有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商业体系不断加速的这样一个趋势，比如说从1980-2009年间，全球FDI流出量的84%来自总部，而不在高收入国家的跨国公司的FDI；发展中国家所谓“他们”的是谁啊？最重要的一员就是中国。中国当然以它赶超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震惊了世界。实际上全球金融危机当中，中国继续保持了它的强劲发展。那么，中国在2010年的时候有40家公司进入了财富500强，23家公司进入金融时报的500强，它在金融时报的500强的市值仅次于欧盟和美国。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发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一直是最大的FDI的接受国。对于这种外资企业的话，他们在中国的产业增加值是28%，高科技的产业附加值的60%。

　　中国的公司要走出去，以非常激进的模式走出去，实际上中国对外投资累计额从2000年的270亿美元到09年的2300亿美元，不久前根据财富杂志的报道，有一个题目，叫“中国购买世界”。但是我们要记住，中国的公司只是经过了30年全球化的阶段，只有30年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国累计对外投资约为荷兰的1/4，英国的14%，美国的5%。到目前为止，中国公司在国际并购上还是非常谨慎的。他们在并购高收入国家的公司时常常遇到一些政治上的障碍，中国的公司其实要想成为一个在全球领先公司中建立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第三点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复杂性，战略性产业的案例。先看一个例子，银行业还有航空业，证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多么严峻？中国的商业银行在过去十年发生的转变是很多国外的人无法想象的，比如01、02、03年的时候，我们当时要想预见现在的这种变化是无法预见，但是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商业银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外资竞争会进来；另外，还要提高我们银行的竞争力。我们商业银行的主要部件还是来自信息产业的公司，主要是来自美国的IBM等等，中国也制造出来中国自己的飞机，但是这些技术有的也是来自于全球公司。我们看一下这些飞机的磁极系统，都是来自于领先的全球公司的。

　　最后我做一下结论，两点：

　　首先，对我们的挑战，对这些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公司正在国外不断提高比例，对他们的母国政府和居民提出了挑战。我们国家很多人他们都不是很清楚现在这种全球化对于他们产生的影响。那么自从这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公司拓展在发展中国家的体系。我们会预期，这种国际化它会对我们的政治经济体系，包括美国和欧洲产生挑战，这是对我们发达国家的挑战。同时，还有对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的挑战，在全球化30年之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只占到高收入国家的很小的一个部分，那么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全球公司不断的去进入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这些高附加值部门的一些商业结构中占有制高点。换句话说，我们在他们之中，而他们没有在我们之中，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公民提出了政策上的挑战。

　　我们可以说，全球化的30年之后，总部在高收入国家的公司和总部在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商业方面差距扩大了。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GDP差距是在缩小的。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关于谁是我们，谁是他们，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谢谢！

　　奎励杰：我很感谢有机会能说几分钟。我会讲得快一点，可以有时间回答一些问题。

　　我们看看这一行业的竞争优势。首先一个驱动因素，在生产制造业当中的驱动因素是说，员工的创新能力，其他五个是原材料价格，还有能源价格政策，贸易、经济和税务政策，基础结构的质量。我们同时还排名了一些其他的国家，参与到研究里面的国家，中国是排名第一，在最有竞争力方面，还有在生产制造业最有竞争力上中国是第一。中国在未来4-5年可能还是排名第一。在制造业的竞争力方面，很多情况下，我们的跨国供应链都是很必要的，我们要获得一个跨国的供应链和跨国的生产，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同时要加快我们的产业扩张，这种活动在很多的案例中都有看到。我们在供应链上有很多的合作，以实现我们全球扩张的野心，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一种汽车？你能不能使现在孟买还在骑摩托车的人未来开上汽车呢？如果我们要实现这样一个全球扩张的野心目标，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供应链和全球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地区区域化越来越多地呈现，有抬头的趋势。我们要不断利用全球化的优势来发展我们自己，我们会不断努力，试图成为一个完美的例子，作为一个全球合作的完美例子。我们的战略是追求一种全球一体的模式，一个全球的网络、全球的发展。我觉得通过我们服务业的整合，我们制造业也可以进行整合。

　　谢谢！

　　裴克强：我们还有最后一位演讲者，瞿晓铧先生。

　　瞿晓铧：非常感谢主席先生。首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故事。我出生于中国，毕业于清华大学，然后去了加拿大，然后完成了材料科学的学位，在1996年的时候，当时我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加拿大当时引进了一种最新的技术，我很幸运的成为了其中一员，以一位科学家来生产、研发这种技术。我们有一个小的资金来源，来自于一个基金机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使用太阳能技术，来帮助中国农村地区。我们也去了一些小的农村地区，包括西藏的一些小的农村地区。

　　我有机会看到了一些小的太阳能电池板，还有一些小的太阳能电池控制器。这些控制器和电池板很小，可以发很小的电量。但是我想讲一下，这么小的一个设备就可以改变当地村民的命运，别看这个太阳能的电池板或者是控制器很小，如果我们把它规模扩大化使用的话，我们就可以改变村民的命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太阳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能源来源了。

　　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来研发我们自己的太阳能电池板。9年的时间，我们去了很多顶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厂商。我们这个公司现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销售额也是不断的扩大。

　　再回到2004年，太阳能电池生产，中国只占全球的1%，但是去年已经超过50%了。为什么中国的太阳能发展得这么快？很简单，第一，中国在过去20年里面已经累计了很多的生产关键技术和元素，中国已经有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在电子方面、在机械方面，在EMS方面，所有这些系统我们都已经具备了，你生产太阳能的各种技术都已经具备了。第二，我们来自中国金融机构的支持，我们有钱来做这个事情。第三，中国的企业家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驱动因素，要成为第一名，有时候他们甚至想成为世界第一，想不断的扩张，这些都是中国在过去几年发展很快的原因。

　　未来，中国的太阳能行业也将会走向世界。现在在中国95%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厂商都是用于出口的，都是帮助世界减少成本。我觉得过去五年里面，全球其他国家的太阳能电池板下降了60%，有些国家的太阳能已经作为零售进行出售了。然而，太阳能还是不断增长的，比如说在德国，德国是一个最大的太阳能市场，2010年年底的时候，德国将会安装3G瓦的太阳能发电设施，顶峰时的发电能力可以达到65G瓦。而且我们这种政府的补贴每度电是20欧分，这样的话，也可以吸引一部分中国的生产厂商去那里。

　　另外一个部分是这种国际间的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有这样快的发展，光伏的这个行业，我们仍然看到在国际贸易方面摩擦并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在光伏方面主要国家已经占据了这个行业的重要部分，比如说德国，中国出口很多光伏产品到德国去。但是去年SCIA，就是美国负责光伏行业的机构，它认为美国是光伏产业的一个净出口国，因为他们在高端的多晶体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德国有它的优势，当然我们对德国出口很多的光伏产品，事实上，中国所有的光伏产品又运用德国的技术或者德国的组件，这就使得这个行业能够相互互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行业看到的摩擦并不多。

　　中国的光伏行业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其中一个挑战就是没有一个相关的国家政策，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些挑战的话有两个方案，首先是在中国，我希望呼吁政府能够落实一个光伏产业的政策，来进一步的研究和适用本地化的光伏网络、电网，通过直流电的应用以及直流电的储存问题解决方案。中国我也希望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投资，成为光伏产业以及包括光伏发电这些设备的一个主要应用商。换句话说，当中国考虑到要走出去的时候，我想不光要去买别的国家的矿产资源，还应该在其他国家的光伏产业链进行更多的投资，实现产业的可再生发展。谢谢！

　　裴克强：非常感谢！我想我们的发言人团队的确应该赢得大家的掌声，他们的时间管理得非常好。因为我们节省了不少的时间，所以我想问一、两个补充的问题，然后再让我们的听众们来问问题。

　　王先生，先从您这儿开始，我们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像中国和外国的手机运营商或者移动运营商，它们可以进行怎么样的合作来实现这种协同的增效？同时，能够使得移动通信的标准得到趋同？

　　提问：王先生，先从您这儿开始，我们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像中国和外国的手机运营商或者移动运营商，它们可以进行怎么样的合作来实现这种协同的增效？同时，能够使得移动通信的标准得到趋同？

　　王建宙：我想我们在和国际运营商之间都会有这样一种协同的增效，尤其是移动领域，有很多我们的投资商问我们，中国的市场已经够大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和别的国家运营商来进行合作？还需要一个国际扩张的计划或者策略？我的回答是，的确，我们的确拥有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移动市场，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此外，中国移动拥有非常大的规模，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规模来降低我们在国外市场探索的成本和开销。所以，我们在巴基斯坦成立了第一个海外公司，当我们到巴基斯坦的时候，当地的公司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但是我们不断的扩张它的网络。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是，关于用电的。因为您知道，巴基斯坦发展的一大瓶颈就是电力的供应。而且不仅是在农村缺电，在大城市也有这种供电的问题。所以，我们别误无选择，必须用各种各样的资源来发电，比如说我们自己用油来发电。不管怎么说，这个还是会增加我们在巴基斯坦运营的成本。问题是，我们买来的油经常会被偷走，用来发电的油，最后没有办法只能用太阳能。我们邀请了中国的一个制造商给我们提供太阳能的发电设备，这样才把我们在巴基斯坦的成本降下来了。

　　裴克强：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的确非常高效，您能不能谈一谈公共政策和公私合营在进一步优化价值链方面的作用？

　　奎励杰：我认为一个巨大的变化是来自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也就是说政府越来越多的及时参与到商业当中，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来说，我们也肯定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这种公私合作的方式，能够促成更多政府与企业间的合作，这恰恰使他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竞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是我们今天台上所讨论的话题之一。

　　所有合作来说，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公私之间的，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这才能为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信心。

　　裴克强：我想再谈谈教育，彼得·诺兰先生您有何高见？

　　彼得·诺兰：两个问题，一个是公共的，一个是私营部门的。政府能做什么帮助我们应对共同的问题我们是有信心的；但是对于政府开支的削减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此外在公共讨论当中，人们也非常敏感，也就是说我们政府的支出如何帮助企业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也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我们作为学校来讲应该更好的做好教育工作，告诉大家政府的参与、政府支持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开放的重要性。我认为在私营部门，其实他们已经做了不少贡献，而且还会继续做出贡献，来帮助我们实现相关的目标，应对这样的挑战。

　　其实全球研发的支出当中，2/3都是由企业来做出的，我来自剑桥大学，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接收到了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博士学生，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他们越来越多的参与到研发当中，帮助我们的企业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他们有些时候根本没法意识到自己国家之间还存在边界，对于大学来说，我们当然有中国、美国、欧洲各种各样的大学，可能我们也应该摆脱这种边境或者是国境线的思维束缚。

　　说到监管的话，政府也应该在全球方面协调他们的监管政策，来进一步的推动企业和各国的大学来进行合作，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裴克强：下面有请在座各位提出问题。

　　提问：我是DRC的研究人员，我要给ICD的同事提问请教，在我提问之前，我要加两句，因为我亲历，并且理解TDSCDM和3G和LTE的发展进程，我有理由向中国移动对我国3G和B3G的实用化、产业化所做的重要贡献表示敬意。

　　王总，我的问题是，TDLTE(英文)，相对于IEE802-AEM有哪些优势？如何推动TDLTE的国际化？谢谢！

　　王建宙：感谢您的问题。您非常内行，也非常专业。

　　第一，当我们还在使用3G系统的时候，其实新的一代4G系统已经在全球开始了，这主要是由于数据爆炸式的增长，使得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实现移动通信的技术升级。那么，中国移动和中国的很多企业积极的推出了TDLTE这个新一代的标准，也被国际电信联盟选为4G的标准之一。它的优越性，第一是速率快；第二是它可以使用非对称的频段；同时又可以享用现已有的核心网的系统，成本降到最低，跟现在的网融为一体。

　　第二，我们积极的推广TDLTE，希望在世界各地都能应用。一是目前公买宣布要使用TDLTE的不仅有中国移动，而且还有来自日本的和印度的一些企业，以及来自非洲和我国的企业，我们想我们已经在国际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二是我们希望在第四代移动通讯的时候能够实现所有技术的兼容，也就是说我们的客户拿一个终端，不管是使用欧洲主导的FTDLTE技术或者是中国主导的TDLTE技术，只要用一个终端，在全球都可以漫游。很高兴的是，我们的这个建议已经得到了国际组织，得到了标准化组织，得到了芯片开发商，以及终端制造商的响应。所以我们想在新一代的移动通讯中，我们兼容化的目标完全有可能实现。

　　谢谢！

　　提问：我的问题是问给野村证券的。野村在全球扩张过程当中有哪些教训？比如说您的公司在收购雷曼兄弟欧洲分布的时候，您是怎么样做文化本地化这个工作的？如何来继续雇佣当地的雇员，对于中国很多公司来说，它们要去美国公司收购，我想收购本身是很简单的，但是管理起来很难。

　　氏家纯一：我会试着来回答您的问题。首先，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收购雷曼兄弟，我们必须要说清楚一点，我们雇佣了很多雷曼兄弟的职员，包括在欧洲、在亚洲、在中东等等。我觉得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要把这些人员能够整合起来，我们必须要了解或者认识一点，我们的关系是相互的、互补的。在有些领域，雷曼兄弟有它的优势，在另外一些领域，我们可能具有优势，所以我们是互补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彼此的优势，才能进行相互的整合，形成一个新的企业文化。因此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我们的确没有太多这方面的困难，没有什么文化的冲突。因为我们双方都试图更好的了解对方的优点，来吸收对方的优点。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这种相互的对于优势的认可，能够帮助我们创造更多的协同增效，能够使我们真正打造一个新的企业。

　　裴克强：非常感谢各位。我想，在座的也希望一起感谢台上的发言人，感谢你们精彩的回答，不仅是给做了很好的介绍，而且让我们更好的了解您各自所在的领域，如何与中国的企业进行合作，使得中国的企业不断朝着工业产业链的高端发展。

　　最后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总结的想法。这个说法其实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过的，他说一个聪明的脑子和一个善良的心永远是令人一往无前的组合。我想，一个聪明的脑子和一个善良的心今天汇聚在一起了，这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解决目前挑战的方案。

　　我要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的耐心倾听和参与，也感谢各位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