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1年03月19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以下为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演讲实录：

　　彼得·诺兰：在过去30年的全球化期间，全球的商业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多都是国际收支和平衡贸易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今天有很多企业老总在座，你们都是变化的见证人，但是这个全球化的时期，实际上也见证了公司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处在全球商业结构核心的公司，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此时期拓展他们的国际业务，这也对公司的生存、各国的产业政策，和国际关系提出了很多的根本性的问题。

　　全球化这个过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罗伯特莱克针对美国当时的情况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第一，我们是谁？第二，他们是谁？我们是指美国，他们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

　　首先，我们是谁呢？这就是那些高收入国家。自己是谁呢？在过去20年间，我们建立了全球的商业体系，世界出口翻了两番，占全球GDP的比例从20%上升到了29%。然而当国际贸易增长的同时，更加深刻的转变正在发生。这一阶段来自高收入国家的领先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领先体系，往往在他们位于国外的工厂周围也建立了准时制生产的供应链。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方面的增长甚至比国际贸易的增长还要快。所以，那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司越多的把他们的触角延伸到了发达国家的经济体，而发达国家就更加交融在一起了。他们的身份也越来越多的受到总部的影响，他们这些总部所在国的身份认同感越来越低，他们没有能力与其所在国一起制定相关的政策。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还有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商业体系不断加速的这样一个趋势，比如说从1980-2009年间，全球FDI流出量的84%来自总部，而不在高收入国家的跨国公司的FDI；发展中国家所谓“他们”的是谁啊？最重要的一员就是中国。中国当然以它赶超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震惊了世界。实际上全球金融危机当中，中国继续保持了它的强劲发展。那么，中国在2010年的时候有40家公司进入了财富500强，23家公司进入金融时报的500强，它在金融时报的500强的市值仅次于欧盟和美国。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发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一直是最大的FDI的接受国。对于这种外资企业的话，他们在中国的产业增加值是28%，高科技的产业附加值的60%。

　　中国的公司要走出去，以非常激进的模式走出去，实际上中国对外投资累计额从2000年的270亿美元到09年的2300亿美元，不久前根据财富杂志的报道，有一个题目，叫“中国购买世界”。但是我们要记住，中国的公司只是经过了30年全球化的阶段，只有30年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国累计对外投资约为荷兰的1/4，英国的14%，美国的5%。到目前为止，中国公司在国际并购上还是非常谨慎的。他们在并购高收入国家的公司时常常遇到一些政治上的障碍，中国的公司其实要想成为一个在全球领先公司中建立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第三点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复杂性，战略性产业的案例。先看一个例子，银行业还有航空业，证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多么严峻？中国的商业银行在过去十年发生的转变是很多国外的人无法想象的，比如01、02、03年的时候，我们当时要想预见现在的这种变化是无法预见，但是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商业银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外资竞争会进来；另外，还要提高我们银行的竞争力。我们商业银行的主要部件还是来自信息产业的公司，主要是来自美国的IBM等等，中国也制造出来中国自己的飞机，但是这些技术有的也是来自于全球公司。我们看一下这些飞机的磁极系统，都是来自于领先的全球公司的。

　　最后我做一下结论，两点：

　　首先，对我们的挑战，对这些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公司正在国外不断提高比例，对他们的母国政府和居民提出了挑战。我们国家很多人他们都不是很清楚现在这种全球化对于他们产生的影响。那么自从这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公司拓展在发展中国家的体系。我们会预期，这种国际化它会对我们的政治经济体系，包括美国和欧洲产生挑战，这是对我们发达国家的挑战。同时，还有对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的挑战，在全球化30年之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只占到高收入国家的很小的一个部分，那么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全球公司不断的去进入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这些高附加值部门的一些商业结构中占有制高点。换句话说，我们在他们之中，而他们没有在我们之中，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公民提出了政策上的挑战。

　　我们可以说，全球化的30年之后，总部在高收入国家的公司和总部在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商业方面差距扩大了。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GDP差距是在缩小的。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关于谁是我们，谁是他们，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