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于2011年3月19日-21日在北京钓鱼台举行。上图为全球化新格局下的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论坛。

　　2011年03月19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以下为学术峰会新格局下的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论坛实录：

　　迈：下面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先生主持。

　　李剑阁：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这一单元是“全球化新格局下的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我们着重来讨论一下收入分配问题。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增长和结构转型，在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在收入分配环节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劳动者的报酬在公民收入初次分配当中比例比较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有所下降，城乡、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居高不下，并且目前还有扩大的趋势。那么，大家都认识到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对中国社会的稳定、社会结构的调整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问题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而且对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各方面看法还很不一致。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制定最低工资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行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等，效果怎么样？都有待评估；甚至于到底该怎么做？其实各方面分歧也不一样。比如说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金制度方面，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10多年的改革，但是到底今后将怎么走？现在存在的问题今后怎么解决？这些都没有结论。医疗改革最近正在全国推开，但是效果还有待评估。从国际上看，对经济转型过程当中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我们到底有哪些经验和教训？请本单元的嘉宾给我们进行分析和解答。

　　参加本单元讨论的中外专家大家都非常熟悉，可以说过去我们都是打过交道的。第一位讲演嘉宾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先生。下面请他发言，每人发言的时间是8分钟，希望大家控制一下时间，留一点时间供大家讨论。谢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感谢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谈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在未来的成功前进是有很大相关性的，在我和大家引用一些数据之前，向大家举一些例子，当然这些数字也反映了中国过去的成功和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做的不足的地方。当然在过去30年来，有数亿人已经脱离了贫困，具体的数字也取决于可能世界银行或者是其他一些机构不同的衡量数据。当然了，还有其他一些方式来反映这方面的一些成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平均寿命、人均寿命，国家获得更高收入人群，包括农村地区人群的比例等等。最后还要说，中国可能在满足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在这些成功的背后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通过基尼系数显示出来的，1987年的0.32已经到09年的0.47，也就是说它确实达到了一个比较警戒线的水平。现在中国1%的最富有的家庭可能拥有超过这个国家累积财富的40%以上，这跟美国相比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真正的城乡之间收入比也从1.53：1涨到2.63：1。

　　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在建立和谐社会的过程当中，如何减少不公平的问题？而不是增加社会不公平。最后我们看收入差距的问题，实际上不光是在城乡之间存在，在农村地区、在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地区之间也有这种收入的差距；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也有很大的收入差距的存在。国民收入当中，工资收入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断的下降，从1983年的56%下到2007年的40%以下。

　　这个不断增加的不公平性，也是很多国家发展中的一个特征，中国不是唯一的一个。很多人也谈到了它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全球化只是其中原因之一；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看到所谓原因的时候，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他们受全球化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或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我就说过，很多的不公平的问题和全球化相关的这些问题，和全球化被管理的过程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贸易规则方面的不对称，还有在资本的自由流动，还有劳动力受限制流动这方面的一些不对称的情形造成的，它们加剧了全球不公平的状况。

　　很清楚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来应对这样不公平的问题，这是至关重要的。这边我谈到了为什么要这么做？需要政策回应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中国如果要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的话，这是要素之一，要这么做；同时如果中国要保持一个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水平的话，也需要这么做。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一个委员会当中，我也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可能全球的不公平加剧的状况也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同时另外一个原因是如果中国要提高消费的话，也要增加国民财富分配给家庭的直接比例。这些当中还有其他一些要素，也希望大家看看。比如，如果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分配体系，我们就需要去增加我们公民的更好的社会保障，同时如果中国要保持继续增长，也需要相适应的政策，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在一些西方国家可能在社会经济流动性方面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下降的情况。比如4、50年前，在二战之前，就有所谓新老欧洲之分。那个时候的老欧洲被人看作是缺少机会的地方，今天如果看数字的话，老欧洲的社会经济流动性比美国要强多了。比如说所谓的不同阶层之间相互的流动性在欧洲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美国却出现了恶化的情况，这当然是和美国的教育政策有直接关系的。

　　对中国来说，不仅仅是所谓的社会团结、社会和谐的问题了，同时也已带来人力资源的浪费，如果有太多的限制、太多的固定、定性存在的话。最后还有一个原因，一个过度分离的社会，它可能会出现很多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无法就一些问题达成统一的意见，这样就降低效率。政府的决策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解决这些所谓不公平的问题方面。当然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市场很有效的话，但它有时候可能不能达到社会所能接受的收入分配完全均衡的状态。第一个是满足基本人类需求方面，教育、食品、社会义务方面，第二是获得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这一点光靠市场是做不到的。当然在政策方面有一系列、一大堆的政策了，都有可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边我会谈税收政策，还会谈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相关机制建设框架方面，对于整个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之后我也会谈到机制建设的问题，首先谈谈税制。

　　当我们考虑到税收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中国的市场和很多其他的市场经济还是不一样的。今天所谓很多市场经济面临的问题是缺少储蓄，而中国的市场并不缺少储蓄，这也带来了很多不同的、基本的影响。比如像欧洲和美国，他们担心储蓄不足，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对资本利得，少收税；而资本利得税较低的话，对于收入的分配是不利的；但是出于这一考虑，增加储蓄的原因，必须要这样做。而且因为美国和欧洲相应的税收是(回溯)制的，反而增加了不公平；而中国的储蓄不是问题，问题恰恰相反，有太多的储蓄。真正的关注就是建立一个所谓累进的、渐进的税制，而不是一个逆转的或者是相反方向的方式进行收税。同时要认识到财产税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进一步的改革。对于资本利得和资产收税的话有一个双重的效果，它可以不光改善收入的分配，同时也能够带来更好的经济稳定性，这是一个双刃剑。

　　刚才我描述了如何通过税收政策纠正收入不公平的问题，但是政府可以在税收前就做一些举动。比如说健康、教育方面的投入，这也是至关重要的。我想做两个评论：

　　第一，所谓私人的体系。包括对教育、对相关的医疗健康方面的这些私人的投入还是不够的，如果单依靠它的话，仅仅会加强市场的不公平，比如美国就是一个例子。美国有一个由私人出资建立的医疗体系，它是全世界效率最低的医疗体系，给人类带来的整个医疗保险标准也是非常低的。我想中国如果要完全模范美国的模式，把这种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健康市场化，那可能是一个大错误。教育也是可以引用美国的例子，它也带来了美国在社会经济流动性方面的减少，它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的政府可能要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尤其是在提供教育和医疗健康保险的机会方面，尤其是一级一级的解决所谓的公平问题，不能够完全依靠地方的财政，同时尤其需要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来解决这一问题。刚才我不仅仅提到城乡之间的差距，还谈到了地区之间、城乡和自身内部的这种不公平。

　　我想，全世界现在还有一个共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一个所谓机会富裕的政策。因为如果机会不均衡的话就会带来很大的社会成本。首先是对效率产生的影响，当然对于任何社会来说，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力的效率会降低，同时也会影响社会的凝聚力。中国缺少机会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对于教育方面，包括农民工的子弟，他们被排除在了城市正式、正统的教育体系之外，这实际上应该是在政府议事日程上来解决的问题。

　　我谈到了社会政策，还有支出、税收政策的问题了，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最为重要的社会政策就是提供完全就业。失业它代表了对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长期来看，尤其在经历过一段时期之后，影响会更严重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市场经济它本身并不能够达到完全就业的状态，在美国和欧洲，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它生动的例证。未来的前景，之后我们也会谈到，也就是谈到如何在短期内回到完全就业的可能性很低，因此我们需要政府的政策进行弥补。

　　我个人的担忧是什么呢？如果更多关注通胀问题的话，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过高的失业率。谈到社会保障这个方面，我也想多花一点时间说一下。之前我注意到，市场有时候不能够对所有的覆盖进行覆盖或者是保险，包括失业险，如果政府在这方面进行涉足的话就会改善现在这种失业险或者是企业年金险相关的医疗健康、事故险方面非常薄弱方面的供给；要不然的话就会带来市场失灵的问题，尤其是当市场失灵出现传播的时候，比如说市场的努力充其量也就是做做样子，做做表面的文章；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带来很大的交易成本。我们必须要理解这种商业的市场、单一的市场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弱点是什么？当然了在过去2、30年间，可能已经有很好的一个工作，这是比较幸运的，就是如何由政府出面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经验？比如说新加坡有一个拨备基金、福利基金，它有很好的降低风险，并且减少激励过渡集中的问题。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接受多大程度的，在医疗或者是健康领域的不公平或者是其他领域的不公平？能接受多大程度的不公平呢？我想政府应当是能够接受一个基本水平的健康保护，而且是公共出资公共保护的。政府还应当在其他领域加强工作，比如说儿童健康、救助社会的坏习惯，还有对终生有影响的方面可以增加人的生产率以及他们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之前说的，每一个政府的项目都会对分配产生影响，不仅仅是在税收或者是其他方面，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个全盘的影响，当然要考虑到游戏的基本规则是什么？我们就需要考虑到制度、框架的问题。不光只是写在纸上，而且还要如何实施这些规定？现在包括破产和反托拉斯法改革，美国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来改善美国金融危机方面，我们也做了一定的改革。

　　私有化，很多国家我们都有很多新的新富阶层出现，这也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他们持有大量的资源，比如说印度最近有这样的情况。另外一方面，政府还可以创造出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尤其是与社会经济状态相关的一些政策，尤其是提高一些机会。

　　我最后再总结一下中国一个持续的转变，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中国需要意识到，市场实际上有很多的限制，尤其是为此中国需要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并且我们知道要提供一些价值、提供一些机会，我们要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必须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政府一定要做一些与2、30年之前不同的做法，发挥与2、30年前不同的作用，这样的话我们之前的教训是不能被忘记的。任何的市场经济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他们未来会面临更大的问题。中国现在应当从它的错误中学到经验，并且从其他一些错误中学到经验，来设计一些更好的社会改革活动，因为中国政府必须要发挥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在未来，并且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这些政策不光会影响经济的表现，同时还会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本质。一个设计良好的项目，它可以增强我们的生产率，可以让社会上所有的人才都获得同等的机会，这样的话，也可以去防止市场的失灵。我们要鼓励创新，比如说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北欧市场的经验和模式。

　　谢谢大家！

　　李剑阁：下面有请葛延风发言，你们一定要压缩时间。

　　葛延风：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我简单谈一下我对收入分配问题，尤其是怎么样完善收入再分配谈一点看法。

　　中国的收入差距过大，这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多数研究都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5， 少数研究认为已经超过0.5，既表现在城乡之间，也表现在区域之间，还表现在各个不同的群体内部。而且有关收入分配矛盾已经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影响，所以也引起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这都是共识，我就不讲了。

　　现在有人认为，收入分配问题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而且到了一定时期以后，可能会自动缓解，就是所谓的倒U理论。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不是必然规律，因为有些国家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收入差距的严重分化，这取决于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建立一个完备的市场体系，包括建立一个有效的收入再分配体系，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打击非法收入等等等等。

　　在一系列政策选择当中，我个人认为，尤其对于中国目前来讲，可能完善收入再分配是更有意义或者说更有价值的。因为完善市场机制，缓解初次分配领域的矛盾这是基础；但是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比如，中国目前正处在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完善阶段，有很多的体制问题需要我们努力去解决，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另外中国特定的国情，比如说我们巨大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这也是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的。还有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形成挑战，比如说产业结构与区域布局的调整问题，城市化和人口流动问题，加上国际化等等，这些问题可能不太容易在短期内予以解决。

　　相比之下，强化收入再分配可以更快的取得成效，几个简单的理由：一是收入再分配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动员能力，这方面中国有独特的优势；二是收入再分配政策方面，有相对更加成熟的国际经验；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财政能力的大幅度增长，应该说为完善收入再分配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我们去年财政总收入已经达到了8万3千多亿，另外还有其他的土地出让金等等各种收入。

　　从中国收入再分配这些年发展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比如，从制度建设方面，各种援助性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推进，各种社会保险政策全面发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到目前为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对所有人在制度上的全面覆盖。另外其他具有再分配功能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也全面推进，中国义务教育已经走向前面免费，对其他教育的公共投入水平也在大幅度的增长。公共卫生领域，越来越多的公共卫生项目免费向老百姓提供，基本药物制度也正在推进，其他的就业服务、公共交通、环境卫生，包括老年福利、残疾人福利也都在大幅度的推进。当然了，对高收入的税收调节也在逐步强化。同时，政府财政对各个领域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事业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举个简单的数，09年开始的新医改确定三年新增政府投入8500亿，这次人代会上，财政部王军副部长说，事实上财政增加的投入已经超过这一数额。教育领域，明确提出来到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达到4%，这是政府承诺！

　　基于上述努力，应该说各个领域的民生都在大幅度的改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充分的认识到，在收入再分配领域，中国还有很多的不足，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一是对高收入调节力度还是明显不足，比如到现在所得税仍然以工薪阶层为主，其他的像各种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很多的税种学界呼吁了很多年，到现在，很多政策还没有出台。二是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水平总体上还是偏低的，另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种公共服务的制度不统一，保障水平差距过大；还有一些保障项目存在着逆向转移支付的特点，也就是公共投入更多的是中高群体受益了，相对的低收入群体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投入方式、定价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所以下一步我们认为进一步完善收入再分配，既要完善宏观体制改革，也要注重微观的制度建设。那么在宏观制度建设方面，其实刚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讲得非常好，包括进一步调整完善税收制度，包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多的投向民生，包括完善财政的转移支付，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等等，在宏观领域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

　　微观制度建设方面，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比如首先要完善投入方式，突出保基本、保运行，过去很多地方政府投入往往过多的投资于基本建设，忽视日常运转费用，结果在有些领域导致公共投入不仅不能够降低老百姓的负担，反而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还有一定要完善定价机制，让公共投入真正转化为公众的福利。过去在有些领域公共投入增加了，但是由于没有跟最终产品的定价联系起来，以至于在有些领域老百姓的福利水平并没有得到改善。还要根据不同服务的特点，合理选择费用的分担方式，确保中低群体受益。这个我们认为尤其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降低个人自付比例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方向。其他的还是要强化监管和绩效评估，另外要完善对公共服务机构的管理，避免利益目标冲突，这也是下一步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一些医疗服务机构，一些教育机构，出现了一些行为的偏差，当然由于激励机制扭曲导致的，像有些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最后一点，还是要通过有效的政策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对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形成补充。当然这里面关键还是制度建设。一方面，要形成税收减免优惠等支持性政策；同时对于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发展，尤其是发展非盈利性的这些机构，在资产处置、剩余分配方面一定要形成有效的约束性政策。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李剑阁：谢谢葛延风部长的发言。

　　李实：谢谢李剑阁教授。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一块讨论中国收入分配问题。

　　前面两位发言人已经讲得很多了，他们讲的很多内容也是我原来想讲的内容。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把所有内容重复一遍。应该说对于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包括我们收入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农村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城市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全国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8，另外我们当中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包括不同部门之间，特别是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教育收益率在不断提升，带来了不同学历之间人群收入差距扩大。这些问题应该说都是很清楚的。

　　对于这些问题，采取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我们的收入差距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包括当中又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而且在未来几年当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些因素或者是一些力量能够尽快的扭转这样一个收入不断扩大的趋势。面对这样一个困境，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刚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提了很多的政策问题，葛延风教授在收入再分配政策方面也讲了很多。我这里主要讲的是，我们应对这样一个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要解决收入分配当中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比较有效的、协调的、合理的政策体系，所以在这里，我主要讲的是政策体系的问题。因为葛教授刚才提到了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基本上我都同意。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政策体系的考虑当中，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收入初次分配政策；二是再分配政策；三是其他的配套政策。这三个方面都应该包括进去。

　　再分配政策我就不多讲了，主要是讲收入初次分配政策。这方面最近这段时间讨论得很多，包括最低工资的政策，包括工资集体谈判的政策，包括提高农产品价格等等这些东西，对于这些政策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到现在为止我们研究得比较少。我们应该研究各种各样的收入分配、再分配，以及包括其他的各种配套政策，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协调性，它们之间的有效性，然后把各种政策同其他的发展目标结合起来考虑，不是仅仅简单的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是缩小收入分配当中的收入分配不公所带来的一个收入差距。所以，在初次分配政策当中，我们列了几种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政策，包括最低工资的问题，虽然最近一段时间各地方政府都在拼命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于最低工资标准到底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比较合理的，到现在没有什么研究。

　　我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一定不能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来进行推广，而应该考虑到它当地的一个就业水平，所以我建议，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候，一个要考虑当地的就业水平；二是要考虑到当地企业的盈利企业，你如果知道当地工资的分布，知道当地企业盈利的分布，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你才能够准确的分析出、估计出最低工资标准房在什么水平上才能适应当地的发展，在缩小差距的同时，又不能带来失业的问题，因为失业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更大的问题。比如说最低工资谈判机制，现在各个地方也在推广这样一个谈判机制，对于这样一个谈判机制，可能我们讨论得不多，研究得也不多。在这样一个层次上，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最低工资谈判机制在中国有没有一些制度性的保障，同时这样一个机制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从我们过去的分析经验来看，提高农产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它会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甚至全国的收入差距。比如说去年，最新的数据表明，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超过了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这样可能带来全国收入差距的缩小。对于这样一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提高的问题，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农产品价格提高会不会可以作为我们未来几年当中一个政策的选择？就是我们适度的提高农产品价格，从而让农民的收入增加更快一些，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它有可能带来城市内部低收入人群生活困难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要以其他的配套措施进行补救，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这是初次分配的政策，再分配的政策我就不多说了。对于其他的政策，因为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腐败和灰色收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前面提到初次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可能在遏制腐败，消除灰色收入方面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这样的话我们需要一些配套的政策，这种政策包括对收入的一些监管制度，包括对税收监管完善制度，以及政府权利的监督机制，特别是对政府官员的收入和财产的公布制度，包括土地改革制度等等一系列的制度。由于引进了一些配套的制度改革、一些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尽可能的缩小我们收入差距，同时消除我们社会当中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谢谢大家！

　　德怀特·珀金斯：我是被后面加到这个环节来的，加的时间相对比较晚了。其实我准备要讨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在过去一、两年我一直在非常努力的研究，就是要进一步的来了解中国这种非常特殊的GDP构成结构和含义，当然了，不仅是GDP的构成，还包括公共投资项目的影响，来考虑一下是否有其他的中国公共投资的替代用途？

　　现在中国的公共投资仅仅是用在一些特殊的领域，我们试图寻找的是能不能找到其他一些替代用途来帮助中国解决贫富悬殊，包括贫困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得向在座各位抱歉，因为我必须把这个话说在前面，因为我觉得真正的这种贫富分化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在不断的下降，因为居民收入的增长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长率。在中国绝大多数的没有什么技能的中国劳动力，他们的工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尤其是农村地区，因为中国总体来说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因此，他们的收入应该说在过去增长是非常缓慢的。尽管他们的工资在增长，但是相对于GDP增长来说是慢很多的。如果把中国和东亚很多国家的GDP进行一个比较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虽然这些国家的GDP增长都是非常高速的，在这个表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改革初期，中国的居民消费在GDP当中的比重是非常低的，在这之后又不断的下降。可能现在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当然我们还需要看一些更新的数据。但是大家可以看看韩国和日本。只有在台湾当中看到，它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是上升的，日本和韩国基本上是持平的，其实像这些国家或者是经济体，他们的劳动过剩都已经结束了。

　　随着我们补充一些新的数据会发现，其实中国的一些工资数据在分析当中也很难真正的得以反映真实的现状或者是用起来比较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将实际工资与GDP增长率比较的话，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问题它是否会自我修正？它是不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像其他东亚国家一样自我的修正？比如说台湾就出现了居民消费的上升，要实现这样一点，我们必须要做非常主观的假设，也就是说这种消费的比重会自我的修正，会自我的改变。我们的假设是，居民的消费或者家庭消费可能每年增长10%，GDP如果说每年增长6%的话，大家会发现，最终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会上升到51.6%，这是未来十年的假设。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假设，我不知道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这样一个假设是否适用？

　　在中国的这种情况，显然这样一个假设不太实际。即使中国家庭消费增长会出现，那么它的增长速度也会比较缓慢。这种居民消费在未来十年当中的增长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中国的总需求，从而替代一部分的投资需求。通过这样一个比较，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还需要进行多大程度的投资来以有足够的投资品促进中国的出口和进口。2009年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当时人民币在中国总的投资是16万亿，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是真实的，或者是2000年之后这些数字是否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投资的确是非常巨大的，这也是为什么使得中国现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水泥以及玻璃这些产品的出口或者是供应国，中国事实上已经生产了全球将近一半或者是一半以上的水泥和钢铁。所以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在这个方面也有很大的需求，中国有很大的基础建设需求，正如温总理在前一段时间所提的，要为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在城镇的这些低收入人群提供政府补贴的住房，以及包括建设更多的机场等等公共设施，所以这样一些投资还会继续的增长。

　　随着中国不断的、大范围的扩张政策，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扩张政策进一步落实，中国对于投资的需求还会上升。事实上中国的这种支出也成就了中国现在基本上属于世界一流的交通设施条件。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想谈的是，中国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即使它有这样一个机制去做的话，也就是说让每一个中国人能够达到每天2美元收入这样一个水平。那么我们计算一下，如果实现这样一个生活水平的话，到底要有多大的投资？对于中国来说，当然中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它的社会保障体制并不是很完善。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要实现两美元一天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需要进行多大的投入？如果说在中国农村的人均收入达到2美元一天，城镇更高一点的话，那么也许我们会需要5千亿人民币左右的投入，这个钱其实本身中国也是要花的，因为这个钱即使不花在增加农村收入的话，也会被花在其他的地方，对于这些贫困人口进行补贴。当然了，如果说我提出了比较像26万亿人民币这样一个投入的话，很多人听了可能会目瞪口呆，或者非常的吃惊。事实上这样一个钱，我们中国政府即使不通过这种直接的增收措施的话，也会花出去。如果说要提高城镇低收入人口收入的话，可能还需要花费1.7万亿的投入，当然这个投入并不是一年之内要投出去，而是一段时间之内要进行的投入。

　　所以，这些措施其实是通过对于所有具体的低收入人群进行收入的补贴或者是支持，具体的做法可能还得要更详细的去分析。美国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整个体系或者制度设置方面要专门做一些工作，比如说重庆、浙江等地方他们对于直接增加人民的收入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吉林省等等一些地方，他们也尽可能的在降低工人的购房支出。不管怎么说，这笔钱中国是付得起的。事实上，我们把很多的钱投在了投资，比如说钢铁产能的扩大上，把这笔钱直接投在老百姓收入增加上，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进行一个投资来源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自募资金可以达到16万亿人民币，其他还有来自国家的预算、贷款、投资等等。刚才吴教授提到了，中国通过增发货币进行融资，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的方法来支持我刚才所说的投资。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作为一个经济体来说，它的投资规模是非常巨大的，它是有这个能力来做这样一个公共投资用途的。至于怎么做？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具体的方法。

　　谢谢！

　　李剑阁：谢谢您的发言。我们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发言。

　　郑永年：谢谢主席！收入分配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刚才几位我觉得他们讲得很对，我这里从“提高劳动者收入”这个角度来讲一讲。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和结果，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的收入，而大多数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收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持续了几十年，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促进了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我觉得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到今天，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有效的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中产阶级难以形成，少数人，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使用者，包括资方，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有过高的利润；但是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消费不足，甚至严重不足，在大多数人没有支付的情况下，建立消费社会就非常困难。建立消费社会就必须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跟确立社会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刚才几位讲了很多，我这里不展开了。

　　另外一方面，需要提高劳动者收入，不能从劳动获得相应的收入，人们不会有消费能力的。中国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如果依赖廉价劳动力，这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困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投资方过多的剥削劳方，通过压低劳动工资，赚取巨额的利润。这样的情况下，资方根本不会提高技术和改进管理水平，尤其是表现在外资企业，大量的外资到中国动机很单纯，就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早期还有廉价的土地，现在土地价格上去了，所以用廉价的劳动力。珠江三角洲从早期就开始使用农民工，现在还是使用农民工，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么多年没有技术上的进步。而亚洲四小龙，一般每十年有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也就是说从技术升级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已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同时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工厂的存在也使得劳动者本身没有动力去提升自己的技术和职能。在很多地区，农民工能打败大学生，前者甚至比后者更有竞争力，这是一个国家经济畸形的产物。

　　廉价劳动力也导致经济面临很大的压力。在中国的外资部门，通过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得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今天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欧洲、美国都有责任，中国也是这个当中的一部分。尽管大家可以推卸责任，但是谁都必须面对。因为在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国内经济都难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尽管是顺差国，但所面对的问题严重性比逆差国更严重，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变成转移财富的机制，财富由穷人转向富人，从贸易顺差国中国转到贸易逆差国美国，美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把危机转到中国等国家，而中国发行货币只是把自己的危机转给社会，这使得社会更加不公平，国际经济更加不公平。

　　这些事情因为与廉价劳动力有关，必须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使得劳动力不再廉价来应付和解决。中国要从发达经济体学习经验，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动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劳动者工资问题上，并不能完全依靠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很难解释西方社会长期的劳动运动，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劳方的抗争，西方发明出来很多谈判制度，政府介入其中，因为民主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的站在资方这一边，因此成为协调者。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亚洲经济体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日本是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在亚洲，上世纪经济起飞之后，政府实行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实行终生雇佣制，所以日本短短20多年时间成功创造了资产阶级社会。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是当时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的经济体，他们也通过不同的方式成功的培养了中产阶级，即是消费社会。台湾和香港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而达成；而新加坡和韩国政府扮演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新加坡，国家工资理事会起了很大的作用，理事会由劳方、资方和政府组成，政府的主动性有效避免了西方那样的劳动运动，既保证了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产业升级构造了有效的压力。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量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这一边，那么劳动者、资本跟政府三者之间力量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长远来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的压低劳动者的工资。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减少人民币国际压力的最有效的举措、措施，西方和美国对人民币施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主要是因为上面提到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币要升值，当然我觉得升值不能过快，必须渐进，这不仅因为人民币快速升值会影响到很多企业的生存和中国的总体经济发展，更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只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因为人民币升值表明来自欧美的商品变得廉价一些，因为欧美大多数都是科技产品，对中国的消费者来说还是富人，对普通劳动者没有关系。

　　提高劳动者收入我觉得会产生几个有利于：第一，有利于减少基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出口，实现国际平衡。出口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能继续依赖廉价劳动力，而应当是提高技术，增加附加值。第二，有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找到新的资源。第三，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中国的收入分配很多都是结构性的因素造成的，国有企业过大，垄断，民营中小企业不够发达等等，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国家就必须从结构上下功夫。第四，有利于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如果没有足够的压力，资方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提升技术，通过创造附加值创造利润。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企业家光思考着如何剥削劳动者获利，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进步。其实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于技术创新。第五，最为重要的是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目标。

　　由于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话题在中国现在大家讨论得很多，“十二五”规划也把这个问题强调起来了。如果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在这方面有很大进步的话，那么中国就会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进步方面取得一个新的改变。所以我说，中国要加油！

　　谢谢！

　　李剑阁：谢谢这五位嘉宾的精彩发言，他们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大家都有了很多的共识，但是解决的方法还有很多的分歧，特别是对它难度大家都有了足够的估计。我想连我这个会议的时间分配都那么难，收入分配肯定更难。本来很想提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更难了。所以我今天就把提问的时间取消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