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1年3月13日，“走向城乡一体化”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报告(蓝皮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研讨会，图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张勇。

　　张勇： 尊敬的厉老师，各位专家，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报告我前段时间研究的进展情况。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

　　政治体制的特性与特殊社会结构决定，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西方的城市化进程有共性，更具有特殊性，但总的来说是特殊性大于共性。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集聚社会资本，探索和实践走新的城乡等值化道路，避免城乡一体化出现农村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替代化现象，防止“竞争性”城市化、单向城乡一体化、进城农民非市民化，正日益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焦点内容之一，关乎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本文在导师厉以宁先生指导下，我博士后出站报告的核心部分，也是近三年在国内开展田园调查的小结和思考。以下分三个方面跟大家汇报：

　　第一方面，社会资本和城乡关系。

　　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中在有目的之行动中可以获得或调用的一种资源。社会资本可分为三种范式：一是社会网络和嵌入资源；二是社团与民间参与；三是普遍信任与不信任。同时，社会资本通过代际传递决定了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的就业机会和收人。

　　社会资本通过日趋复杂的社会网络，促进各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相互流动，正成为影响城市化进程关键而且重要的因素之一。

　　关于城乡关系，早期经济学家是十分重视城乡一体：即运费决定了城乡产业的空间分布。亚当·斯密指出：“假使人为制度不扰乱事物的自然倾向，那就无论在什么政治社会里，城镇财富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大，都是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结果，而且按照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比例而增长扩大” 。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率先挑战城乡分割和偏重的倾向。其中代表性的有麦基(McGee，1989) 的“Desakota”模型、道格拉斯(Douglass，1998a，1998b)

　　的区域网络模型、塔科里(Tacoli，1998)的“城乡连续体”等理论。Bengs(2000) 认为，城乡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农业主导阶段、乡村依附城市阶段和网络结构阶段。而欧洲城乡关系处在第三个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城乡关系超出了单一交换的方式，显示出动态网络的特征。通过各种“流”实现一种“网络结构”，有形或无形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和技术等将城乡联系在一起，并给城乡都带来发展机会。

　　未来城市和乡村已经不再作为明显的独立地域单元而存在，它们以不同的网络结构、以不同的方式与邻近地区和国别联系起来，这种地域关系的复杂性和空间延伸不仅使传统中心地理论的城镇等级模型面临挑战，而且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考验。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的班加罗尔。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还处在第一、二阶段。无论是处在哪一个阶段的城市化浪潮，从现代经济史的意义上说就是一场瓦解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持续、不间断的革命。其核心是城乡关系的解构与重组，实质则是社会资本位于某一区域中，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基础上的优势集聚。

　　从社会资本的研究角度，城乡关系可归纳为：一定地理空间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准和产业结构等物质资本决定了城市化每一次推进的初级形态。人口状况以及教育水平、创新能力等人力资本决定了城市化的持续速度和质量。存在于工业化路径、政府政策偏好和制度环境中的社会资本，则通过政府和市民社会决定了城市化的道路选择。

　　讨论第三次城市化进程，特别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离不开城乡关系的妥善处理，特别是社会资本集聚对城市化的影响。

　　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性与社会结构的特殊，在普遍性的基础上，还存在着城乡二元体制这一独特的社会生态。其特征表现为：“农村缺钱”和“城市缺地”。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加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关键的时期 。这时期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竞争性”城市化。中国式“竞争性”城市化有两个显著特征：1、“政府主导”的因素大于“市场自然演变”的因素。2、中国的工业化明显超前于城市化，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则明显滞后于城市化。 

　　我这里一共总结了1953年至2010年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变化过程。

　　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变化历程表

　　时间

　　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变化过程

　　1953年

　　毛泽东：“城市太大了不好”，要“多搞小城镇”

　　1956年

　　“城市发展规模不宜过大。今后新建城市规模一般控制在几万至十几万人口的范围内”

　　1980年

　　“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1990年

　　“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小城镇战略”

　　2000年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将成为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动力源”

　　2002年

　　“十六大”报告：“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2007年

　　“十七大”报告：“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2010年

　　“十二五规划”建议：“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二是单向城乡一体化。一方面存在大城市病，另一方面有很严重的农村病。

　　三是进城农民非市民化。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包括了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约1.4亿在镇区生活但从事务农的农业户籍人口，约占城镇总人口的一半，从这个角度讲，我国目前的城市化仍属于半城市化。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仍处于乡村依附城市阶段。应充分借鉴国际城乡等值化经验教训，顺应世界城市化第三个阶段出现的网络结构趋势，有效解决社会资本租值耗散下的第三类非均衡问题，那些把城乡关系和城乡一体化，视为单纯的城乡人口转换或者产业升级的唯技术论者，对此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这里补充讲一下第三类非均衡问题，在网络结构中，如果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社会资本不能被有效的分配和集聚，无论积累多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仍会形成新的社会资本的分配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带来系统性不均衡就是社会资本租值耗散下的第三类非均衡。而这种由于社会资本不公平将会导致两种新的贫困化：一种是竞争性社区贫困化。区域之间由于“竞争性”城市化的负外部性，形成区域之间的经济巨大落差、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一种是个体代际贫困化。如同是生活着在别墅里的乞丐，教育等社会资本形式公平，实质不公。而这样乞丐还有可能通过代际效应和代际遗传，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第二方面，山东青州“巴伐利亚试验”——城乡等值化模式。

　　城市化道路是指城市化进程的途径或方式，是推动城市化进程中所采取的某种模式或战略安排。一般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城市化机制、城乡关系、城市发展方针。就城乡关系而言，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 ford)对城乡关系曾精辟的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

　　德国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二战后，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德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贫富悬殊，大量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城市就业、社会治安､生存环境等问题突出。为调节和缓解城乡矛盾，1950年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开始倡导城乡等值化试验。

　　该试验的核心理念是实现农村与城市生活不同类型，但是等值。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了在农村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的目标。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平衡协调发展，明显减弱了德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的状况。

　　这一计划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开始实施后，逐步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1990年更成为欧盟农村政策。目前德国巴伐利亚州农村地区占全州总面积的80%以上，为近60%的人口提供居住､工作和生活的空间。

　　22年前，由德国赛德尔基金会提供援助 ，德国巴伐利亚州选择中国北方农村发展水平中等偏下的南张楼村开展了中国式“巴伐利亚试验”。项目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村庄规划、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达到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和环境条件，促进农村发展的目标。项目实施方案由德方和南张楼村共同研究商讨，由南张楼村出资、出工自主建设。虽然项目实施中，中方添加了德方所不愿看到的诸多中国元素，包括中方不愿将建设停车场等现在看起来的落后想法，但总的来看项目实施基本成功——目前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均纯收入近万元；兴建了近百个企业；农业生产成为副业，而企业生产成为正式职业；居民的生活方式明显改善，村民工作和生活在包括工业区、农田区、文教区、生活区等同类功能集中连片的社区里；村文教中心和集贸中心起到了较为明显的辐射作用。

　　这项中国式“巴伐利亚试验”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生产方式转变促进了生活方式转变。农忙务农、农闲务工、亦工亦农的生产方式，引导和开化了南张楼村村民的思想，具有了规模化分工协作、团队文化、规章法制等现代工业社会的意识。这些体验极大的提高了南张楼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准市民意识。

　　二是社会资本的集聚根本性改变南张楼村经济社会的自然演进历程。德国赛德尔基金会提供的较为完善的城乡关系理念，结合南张楼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一班人带领全村农民的正抓实干，形成了新型的网络社会结构。

　　在这个网络结构中活跃着四个“流”：先进城乡等值化理念“流”； “四两拨千斤”(项目德方提供400万人民币)的资金“流”； 强调技工学习、逐步深造、出国研修的人才“流”； 各种交流、参观和互动激发的信息“流”。 这些“流”集聚了南张楼村的社会资本，激发相应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力量，形成了强制性路径变迁内生动力，造就了南张楼村由纯粹的农业村蜕变为城乡等值化的新社区。南张楼城乡等值化实验为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案例。

　　关于城乡一体化有两种误区。第一种误区是：城乡一体化就是农村城市化。将城乡一体化片面理解为空间上的一体化，盲目追求城市和乡村在空间上的一体发展，不考虑城市与乡村在空间发展上的区别，盲目地造城建镇，脱离经济基础去变农村为城市。

　　第二种误区是：城乡一体化就是新农村建设替代化。片面强调城市反哺农村，要求给予农村更多物质和资金上的支持，没有从城乡互动、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角度去认识和规划。  

　　借鉴山东青州南张楼村城乡等值化经验，重视社会资本租值耗散下的第三类非均衡问题，避免城乡一体化出现农村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化现象，防止“竞争性”城市化、单向城乡一体化、进城农民非市民化，城乡等值化实验可在中国被赋予新的内涵，即新城乡等值化模式。城乡等值化模式是利用社会资本构建的网络结构，通过有形或无形的、双向的人员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和政府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各种“流”，将城乡有机联系在一起。依托土地整理、村庄革新、信息技术、低碳生产等方式，逐渐消除农村在生产、生活质量上与城市的差异，实现与城市生活不同类型但等值的目的。

　　这种城市化道路，有三个特点：

　　一是多元化。未来城市和乡村不再作为明显的独立地域单元相互割裂，而是以不同的网络结构、以不同的方式与邻近地区和国别联系起来，形成不同种类的新型社区。契合中国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情，能有效解决农业大区、人口大区以及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过程的尖锐矛盾。

　　二是过渡型。体现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通过土地流转的制度性安排，农民进城也能保全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等财产权，享受同等公共服务和政治权利。同时，也为进一步的城市化预留了地域空间、生态环境以及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三是自主性。有别于政府主导的大城市战略或中小城市战略，乡村可自下而上，根据自身的特点，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在生活总体等值的基础上，个性化、生态化、智能化、低碳化的推动城市化进程。

　　第三方面，对改革下一站的方向和目标的思考。

　　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中国未来城市化进程亦如此。

　　追求绝对的城乡一体化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期望通过发展高度发达的特大城市维系城乡关系更是一种不可取的思路。在实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战略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资本租值耗散下的第三类非均衡导致的贫困。

　　有五点基本认识：

　　第一，新城乡等值化道路是中国城市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其未来是城乡社区化。它成功与否取决于网络结构的进化，取决于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和交通方式带来的人际交往、消费模式、低碳环保的变革，以及政策制定者的适应能力。 

　　第二，作为一种具有公共财产属性的产权安排，社会资本要素的集聚，特别是与相邻区域的竞争，对某一区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和高效率的。

　　第三，即将处在人口红利十字路口的中国，如果个体和社区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变，而个体和社区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由于城市承载能力不足，有可能将会导致公共财政灾难。

　　第四，行政主导的中国城市化道路，应避免单纯的城乡人口转换或者产业升级的唯技术论。不应排斥城市化机制、城乡关系、城市发展方针的自然演进和多样化。

　　第五，改革的下一站：双向城乡一体化是方向和途径；城乡等值化是评价和目标。

　　我的汇报就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