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于2011年2月15日-17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上图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于2011年2月15日-17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上图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

　　以下为演讲实录：

　　辜胜阻：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出席今天的亚布力论坛，我是第三次出席这个论坛，我见证了过去亚布力论坛十年的发展，在今天的论坛上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十二五”转型的新思路和新动力。“十二五”规划如果用两个字来归纳，就是“转型”。“十二五”的重任是谋划中国转型。

　　2010年对于中国来讲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还有一点就是人均GDP已经突破了4000美金，是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如果说过去的30年我们从低收入国家成功的转向中等收入国家，实现了华丽的转身。那么在未来的10年乃至30年，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能不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成功的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去年世界银行的行长佐利克到中国来曾经讲到：“目前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问题，要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更为困难。”所以佐利克也认为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的经验是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

　　我们过去的30年的转型如果叫做第一次转型，那么是实现了三大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从封闭的经济向开放的经济转型。但是我们这一种转型的代价很大，我们这样一种工业化的模式也有很多隐忧。我们现在经济总量很大是世界第二，但是大而不强，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快而不优。我们可以大量的生产商品却无法创造品牌，90%以上企业是贴牌生产。我们是强大的制造但是是低端的设计。去年十大科技产品当中的首位IPAD售价是499美元，但是代工企业加工利润只有11美元，利润率仅为2%，我国经济现在面临几大失衡。一是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失衡，这种情况在09年达到了极致，投资对GDP的贡献达到了92%，但是消费只有50%多一点。我们中央政府发起了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7—8万亿。所以09年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而其中主要靠公共投资拉动。二是高工业化和低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率官方统计是46.6%，但是实际上如果扣除农民工，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3。三是高价的城式化(生活方式)和低价的工业化。我们的工业化是靠廉价劳动力，是靠农民工推动的。农民工工资只有市民的1/2，有的地方甚至是1/3。所以我们的城市生活方式是高价的，但是我们工业化是低价的。四是私人产品过剩和公共产品的短缺。我们现在大量的产业是产能过剩，但是公共产品严重的短缺。五是高碳耗和低减排。

　　我刚才讲到我国的工业化是低价的，但是城市生活方式是高价的。我们现在劳动报酬在GDP中比重只有39%，这个问题有争论，有人说低估了，可能有一定的低估，但是比例非常低。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最高曾经达到53%，现在下降到39%左右。我们收入差距较大，据统计，现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15倍，城乡之间名义的差距是3.3：1，但是实际上有人讲是6：1，如果从财产角度来看这种差距更大。还有我们的收入结构中财产性收入偏低。政府掌控70%的资产和社会资源，这样一种专有的结构导致了我们收入结构当中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比重非常低。还有工资以外的附加特别多，例如五险一金等，所以有人讲企业给工人一只鸡，但是工人得到的只是一条腿。有人计算工薪以外的附加达到60%。这是讲的第一次转型。

　　转型中有隐忧和困惑，那么第二次转型向何处转？我觉得有五个方面的转变。首先是制造业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位居第二，我们制造业规模已经超过美国。那么怎么样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市场的转变，这是下一个10年乃至30年考虑的问题。第二是工业化导向转向城镇化导向转变。城乡之间的落差潜伏着巨大的威胁，这是很大的瓶颈。在解决这个瓶颈过程中潜伏着中国最大的内需，所以要向城镇化导向转变。第三是从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转变，第四是发展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第五是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转变。现在这个势头非常好。在2009年金融危机过程中间，我们的海外并购和企业海外拓展是逆势上扬。转变的目标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转变。从既有文献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主要有城市化过程加快导致城市问题的凸显，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导致升级的难题，金融体系的脆弱，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较低，劳动力转移困难等。所以佐利克到中国来讲，中国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城镇化，要成功实现劳动力转移。我们现在劳动力转移是两维的，劳动力在产业方面实现了转移，在地域方面实现了流动，但是我们农民工身份没有实现转变，所以我们叫做“半城镇化”，这种半城镇化怎么向完整的城镇化转变是现在的难题。有媒体曾做过调研，发现最有可能诱发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有很多，第一是腐败，占52%，第二是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占44%。贫富的差别和阶层的固化应该说是很重要的经济因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就会变成现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表明，日本和韩国做的比较好，还有亚洲的四小龙，中国的香港、台湾以及韩国和新加坡。日本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是在于它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实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形成了将近一亿的中产阶层。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也成功的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消除过大的城乡差别。所以韩国和日本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摆脱了中等收入的陷阱，而巴西、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30年、40年都停滞和徘徊在中等收入范围，无法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另一个我们可以看看美国。奥巴马讲，我们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的水平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水平。我们虽然总量第二，但是我们人均收入不到日本的1/10，我们这个地方要讲一个案例，也就是福特公司。福特当年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在美国跨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福特把工人的工资从2.5美元涨到5美元，福特当时只有2000万美元的利润，却拿出1000万美元利润为工人涨工资。福特的思想是想让生产福特车的工人能够成为消费者，能够购买福特车。后来福特的利润从当时的2000万美元涨到6000万美元，美国也逐渐成为汽车消费的国家。所以，我们的经济转型从需求层面来讲，主要靠消费成为核心的力量，因此十二五规划提出来把消费摆在首位；从产业层面来讲我们要靠新兴产业、服务业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要素层面来讲，我们要告别靠廉价劳动力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走向提高劳动生产率，依靠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的创新驱动阶段。

　　所以我认为转型要改变六个过度依赖：一是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向消费为主动力的发展方式转变。二是改变过度依赖商品出口和引进外资这种“两头在外”的模式，实现商品的进出口并重和资本的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三是从过多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四是从过度依赖房地产支撑经济的局面向经济增长多元支撑转变。我们的经济现在是过度的依赖房地产，有人做过测算，如果房地产价格下降30%，房地产投资速度就会下降25%，社会投资就会减速6%，GDP就会下降2.5个百分点，地方财政就会减收15%。五是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向低碳、绿色、集约发展转变。六是从过度依赖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的增长方式向均衡共享增长转变。我们的转型需要三个社会阶层的崛起，一是企业家阶层，我们需要敢于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精神，二是中产阶层，三是农民工阶层。两个新的社会阶层，一个是企业家阶层，一个是农民工阶层，这是30年来社会结构变化当中的两个新阶层崛起。但是农民工阶层怎么富起来，然后怎么形成一个中产阶层是非常重要的。

　　“十二五”规划中最大亮点是提出了提高两个比重，提出了实现两个同步。这是“十二五”规划当中老百姓最关心的两点，同时也是两个最大的难点。现在要提高两个比重这就意味着要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分配关系。现在政府财政收入超过8万亿，如果加上2.9万亿土地出让金，加上其他的预算外收入，财政收入已经达到GDP总量的30%，而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8%-21%。过去20年来，我们居民收入是迈出了半步，GDP是一大步，财政收入是两大步。我们国企、央企的利润增长速度更快。所以居民收入同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同劳动生产率不是同步的。如何实现“两个同步”是当前最难的问题。

　　我下了飞机以后去牡丹江做了个调查，发现牡丹江房价从前年的每平米2400元涨到现在的3500元，上涨了45%，房价张是由于成本大大上涨。人工成本上涨200%，木工现在每人每天300块。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提了几十年，我们要看到现在是正当其时，市场倒逼机制会迫使我们改革，提高劳动者报酬。但关键是中小企业利润太低，政府要通过减税和企业联手涨薪。我去年到200多家企业调查，大量的企业招不到工人，用工成本大大上升，但是我们要防止这种成本过快的上升影响企业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种倒逼机制。我们现在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会孕育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有人说这一次金融危机会产生第四次革命。每一次金融危机也会孕育一场改革，这场改革会形成我们市场和政府两只手联手来推动的中国经济的转型。我的演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