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1年1月22日-23日，2011(第二届)国际LP＆GP合作高峰会在上海召开。图为闭幕论坛：LP与GP的激情碰撞现场。

　　陈友忠：

　　感谢各位今天这么辛苦一整天还坚持到最后，先请各位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接下来有半个小时针对一些问题做探讨，最后是台下嘉宾提问，做一个双向的交流。

　　宋安澜：

　　我是软银中国的宋安澜，我们是2003年初开始做风投，到现在有11年，当时开会是几十人，现在人越来越多，多的一场有上千人。我们自己的基金成长也是比较快的，从第一个基金着重做TMT，到现在管理第三个美元资金，除此以外还有四个小的人民币基金。现在也正在融第四个美元基金。从投资方向来看，从TMT到后来的医疗设备，最后到新农业也都有。从最早专业于IT，现在什么都做。阶段方面还是比较趋向于早中期，后期一些好的项目也会投一下。

　　这十多年也碰到了不少国际国内的LP，我们觉得国际国内的LP对我们帮助挺大的，国际主要是带来国际网络，对我们被投的公司有很大的帮助。国内LP和我们合作主要是政府的引导基金，对我们来说不只是钱，同时有政府带来很好的项目源。总的来说还是很感谢LP给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希望将来吸引新的LP，共同把投资做的更好。

　　田立新：

　　大家好，我叫田立新，是德同资本的创始合伙人，现在管理的基金有美元基金，也有人民币基金，5亿多的美元基金，20亿的人民币基金。我们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但是我们是一只非常本土的基金。从去年开始进行全国布局，我们认为未来应该更本土，牢牢扎根在中国未来有潜力、出现更多公司的各个地方。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去年布局了中国10个办公室，除了京沪广以外，还包括珠三角、长三角、西部。我们投资的主要方向，最近研究了“十二五”规划，过去做也是紧跟政策，未来可能跟的更紧。一是清洁能源相关的，节能减排。二是消费相关的，医疗健康也是其中一部分。三是传统的制造业，但是是制造业升级。围绕这三大投资主题过去十年一直在做投资，未来还是坚持这三方面找好的项目。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是GP、LP的关系，刚才安澜说了LP比较重要，但是我们的LP比较复杂，有国内，也有国外的。有家族类的，像沃尔玛。有机构类的，像高盛集团。养老金角度，家族养老基金也是我们的LP。对于美元基金的LP我们认为是非常长线的，用全球网络，也是很大的帮助。国内也是两块LP，一是政府类，二是国内成功的企业家和富有的家族。这些对我们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国内LP稍微复杂一点，也是属于这两大类。对于GP来讲，我们的任务就是对LP负责，跟企业家紧密结合，共创多赢，三方最终都多赢，这是我们做GP的定位。

　　Amir GAL-OR：

　　我是Amir GAL-OR，是英飞尼迪股权基金管理集团，2003年由RDD集团公司支持，是以色列最大的集团公司，在他的制造之下进入中国市场，并且2004年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币基金，当时是在苏州建立的，做了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的分别操作。那时候中国政府大多数都是私有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2007年我们开始部署中国不同城市的业务，到今天为止14个不同的城市有我们的办事处。我们的侧重点是把知识产权与资本结合在一起，我们也有着知识产权资源孵化器的工作，也希望能够帮助知识产权资源建立储蓄库，把这些知识产权结合起来，把它与资本结合起来，基于我们20年的基金经验进行操作。我们已经进行了24个案例的退出，就今后的前景展望来看，我们会进一步拓展LP的结构，目前我们的项目都是有中国政府关系，我们的一些投资者一些是公司，一些是自由资本，也有一些项目有政府强力的支持。今天我们谈的话题主要是GP、LP的关系，这个话题其实非常有趣，原因有很多，我相信在中国它们的之间已经改变很多了，今年和去年已经不一样了，年年都在变化。很多情况下我们相信中国市场是一个非常有利润的市场，我们对中国市场有非常高的关注点，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希望未来有进一步高速的成长。

　　Alberto FORCHIELLI：

　　我叫Alberto FORCHIELLI，是曼达林基金创始合伙人，我们有一个基于卢森堡的欧洲公司，但是50%的收入都是来自中国市场，剩下的50%来自欧洲。我们是第一个欧洲的基金公司来创建中国基金，大概有15亿的销售值，我们一共投资了10亿美金。我们做企业后期发展投资，主要在欧洲进行投资，但是他们在中国也有业务。我们通常是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我们低价在欧洲买入，在中国以高价卖出，这是我们的策略。我们在欧洲购买公司，认为他们在中国有潜力，然后帮助他们在中国市场成长，让他们在欧洲退市，在中国再次上市。所以我们会有9到10倍的市盈率，但是在中国会有40倍的市盈率。人们觉得意大利是始创资源，实际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有四个APR公司，我们也是选择制药方面的公司作为我们的LP，他们将会进入中国市场。我们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设备公司，在销售额有6到7亿美金，他们也将在中国上市。我们也做合作投资，与中国公司合作做境外投资。我们有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第二个基金将会是人民币基金。我们已经有来自中国LP100亿的人民币，现在在欧洲进行筹资。在美国我们将来将会有更多的人民币基金，会把这些基金集中起来，在中国境外以较低的资金成本来获得。

　　陈友忠：

　　智基创投是2000年进来的，智基的运作跟他们差不多，一方面以境外的美金为主，我们现在有5亿美元，在苏州工业园区有一个人民币基金。投资领域有一些扩充，尤其中国的特色，从TMT开始，后来进到清洁能源，做一些消费者相关的项目。轨迹都差不多，要适应中国的环境。

　　早上这边有一个颁奖典礼，苏州工业园区被遴选为表现最好、最杰出的政府引导资金，台上五个人四个都有SRP的投资，田立新是最好的，德同是2007年开始的，我们这几个都是2008年开始的。Alberto有欧洲的角度，欧洲的背景，Amir比较偏重是以色列的技术，他们投了好几个很漂亮的技术，怎么样把以色列的技术带到中国来，在中国本土化、市场化，增加中国项目的价值，宋安澜是软银的背景。现在台湾市场很努力的做行销，希望把更多在大陆创建的项目带到台湾上市，也有好几家公司在跑台湾的上市，两岸的机会也在慢慢的发展。

　　在GP和LP关系上面，尤其这两年人民币基金的兴起，每个GP不像以前那么单纯，全部管美元的基金。现在可能手头上同时又美金的基金，有人民币的基金，尤其人民币基金慢慢从中外合资转到纯人民币的基金，到目前为止海外LP都不太能参加。也就是说一个GP手上同时有两个基金，这两个基金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冲突，海外的LP怎么来互动。

　　宋安澜：

　　我们有人民币基金，也有美元基金，主要还是做美元基金，第一个基金到第三个基金加起来有七八亿美元。人民币基金一般比较小一些，像五亿人民币，或者几亿人民币。我们看LP，国内的LP和国外的LP应该互相学习，各有优缺点。国外的LP通常管理比较专业，有很成熟的一套机制，有很好的国际网络，LP要选GP，GP返过来也要挑LP。我们通常会看LP需要有比较好的品牌，需要有比较广的国际网络，同时LP的钱要比较稳定。国内的LP也有一些东西需要向国际LP学习，目前的基金中很多是政府引导基金，这些LP还是比较专业的，运作也是标准的。最近我们吸引一个基金，他们可能要求要介入，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国内LP需要过这一关，让别人管了就要放手，这一点国际LP比较好一点。国际LP也有一些问题，他对中国一些实际情况有时候不了解，有时候会增加很多不必要的功夫。

　　总的对LP和GP来说，将来国内纯人民币基金是一定要做的，投到内资企业按现在的规定就变成中外合资企业，从内资转到外资需要三到六个月时间，非常麻烦，所以一定要有纯人民币的基金。我们认为人民币基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必须的。

　　陈友忠：

　　宋安澜提到一个观点，一个以外资为主的GP为什么搞纯人民币的LP，各地也在谈这方面的题目。智基创投在2007年开始搞一个中外合资的基金，2008年4月成立。这两三年来我们比较保守，因为担心跟海外LP的利益冲突，但是好像撑不住了，我们还是要走这条路，可能走在他们之后，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当初我们认为一个境外基金为主的GP做人民币基金是在帮海外的美金，如果是一个中外合资的基金海外的LP顾虑是比较小的，因为他们是有参加的，他们有间接参加到人民币投资的机会。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法律法规和政府很多审批和项目竞争上就非常难，感觉这个东西需要做变革。这方面田立新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很早就看到这个问题，全面转到纯人民币基金上，可不可以多谈一下。

　　田立新：

　　我们这边人民币和美元也是并行的，美元现在是5亿美元，人民币是20亿左右。人民币的LP和美元的LP肯定是有利益冲突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做人民币LP之前跟美元LP有很好的沟通。这是两方面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土的投资平台，如果没有核心竞争力，别人找到一个项目，觉得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但是觉得人民币投不成，长远来讲美元LP也很难从这里拿到很高的回报。因为我们是越做越往下走，尤其是去年一些好项目，如果不抓住根本就没有戏。我们有了人民币基金以后，我们投美元，也可以投人民币。从美元LP角度来讲他们也非常理解，有的在中国有办公室，天天一起跟我们做共同投资，他们也非常明白，而且认为这是暂时的。这种情况下要想让投资平台有长期的竞争力，今天就要有这种潜在的利益冲突，就是人民币和LP的冲突。有这个冲突我们也不要回避，从我们专业的投资团队来讲，美元和人民币对LP都有很清晰的文件，一些明文限制类的不能用美元的，就只能用人民币。这种我们就用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可以投资的数量范围做一个比例进行投资，说来容易，的确有时候比较复杂，这一块大家经常要花更多的时间。但是中国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有这么多的进步，这方面迟早是要解决的。在今天的情况下是暂时的，未来肯定会解决的。作为专业的投资机构只能是把本质工作做好，把核心竞争力做好，把平台做大做强，全国扎根，只要有好的项目我们都能够合作，持续给LP，不管是美元，还是人民币持续创造价值。这是我们的定位。

　　陈友忠：

　　刚才田立新提到未来各个地方有一些人民币基金的布局，Amir GAL-OR有什么好的想法？

　　Amir GAL-OR：

　　在2003年，我们考虑的是长远战略。我们讨论的不是利益争执的问题，最后这些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它会需要花时间，有些时候，你发现你在管理两个不同的基金，同时可以得到相对满意收益，如果你做长期的关系，与你的GP之间，我们的最重要统一。作为投资者来讲我们有多年的投资经验，会和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做充分的交流，我们会看到有产品投资组合的不平衡状态，之后会得以纠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我可以肯定这一点，最开始的时候会有问题，会比较艰难，尤其是货币所带来的困惑和利益冲突，但是最后总会得以解决，不管是什么原因和手段。管理人能够以很好的精力平衡这两种基金，可以显示你在LP方面的实力。以前我们没做当时想可能会很难，但是最后我们都会赞同一点，中国国家发展银行也是我们的一个投资者，我们把一些投资者的钱从离岸生意带入境内业务。所以你需要使用复杂而高级的工具来平衡不同的投资方利益，不管是中国国家发展银行，还是国外的LP，关键一点是他们是否信任你。这是长期关系，而不是机会主义关系。

　　在中国我们的私募股本行业还是弥漫着短期思维，人们希望能够赚快钱，而这样的思维会带来很多利益的冲突，甚至会让人做一些与初期目标不太一致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平衡长期和短期的利益关系，并且要获得LP的信任。

　　陈友忠：

　　一方面通过LP，通过币值的改革，中国的更加改革开放，海外的LP比较没有限制的投中国人民币基金，刚才Amir GAL-OR说投了LP，慢慢有中国LP投外币。长期以来内外的界限会慢慢的消除，但是短期是很难的，尤其是2010这个时间点是比较麻烦的题目，这就需要靠海外LP对GP长期的信任，认为这只是短期的现象，慢慢可以处理完。不知道Alberto 对这个题目有什么建议？

　　Alberto FORCHIELLI：

　　我们的第二个基金即将是人民币基金，第一个基金是欧元基金，紧接着有来自于欧洲困境的冲击。我们说结束第一个基金，然后启动第二个基金，因为我们发现第一个基金目前已经问题很大，如果就全景来看，你刚才说发生越来越多的外资投资者可以进入中国人民币投资环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整个全球的环境变化瞬息万变，并不是说西方世界有过多的流动性，尤其是在欧洲。他们的LP市场主要由银行主宰，而现在欧洲的银行忙于应付自己的问题，根本没有多余的资本和闲钱。其他的基金还取决于银行的分红，他们都不再进一步分红了。所以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欧洲的LP，现在已经不像以往那么重要了，我们觉得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从欧元转换为人民币，以确保这两者没有重叠之处。因为我们第一个已经完全投资了，基本已经结束。很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欧洲和中国的LP，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有巨大的商机和价值，我们不希望失去这样的商机和价值，我们希望建立第三个基金。

　　陈友忠：

　　对于外资创投的朋友在中国做的不错，可能海外有一些不错的LP，比如以智基创投来说新加坡的GRC就是不错的投资者，像德国大众、台湾很多高科技产业都是我们的LP。但是一进到纯人民币的基金状况里面，这些LP就没办法参加。我以前跟他们关系多好，以前做的多好，现在做人民币基金是重新洗牌，重新创业。因为我要找本土人民币LP来谈，这是外资创投面临的一个挑战。像这种状况应该是一个喘息期，慢慢在转。同时海外基金的业务也不会完全砍掉，对于创投的运作就是考虑整个环境的变化，做适当的反应。

　　在GP和LP中间有一些帮你做募资的服务，帮你做介绍的顾问，不知道在这个题目上你们的经验怎么样，这里面是好是坏，有没有必要？

　　宋安澜：

　　软银这边很有意思，几个美元基金都是我们自己融出来的。的确自己融钱还是蛮累的，我们的感觉如果有好的融资顾问，我们还是会用，尤其是在人民币上面，我们会找一些合作伙伴一起往前走。

　　田立新：

　　这边也差不多，美元基金不太用融资顾问，但是人民币基金我们用了民生银行，第一次在中国做人民币基金的募集。他们很严格，因为那一年要在香港上市，所以做的很严格。这样做也很好，在国内融人民币基金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找一些自己不是很熟悉也可以，但是那不是很适合。我们自己很多人民币的LP都很大，是我们自己拉来的，认识的可能八年，十年，而且有以前帮赚过钱的。我觉得两条腿走路还是有必要的，在人民币基金未来的过程中，我们主要的定位是抓到好项目，帮助他好好成长，以上市或者收购兼并给LP赚很多钱，这是我们的定位。所以在人民币基金方面，如果用FA我非常愿意，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多赢，有的人就是有很好的客户，大家一起参与做成共赢，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宋安澜：

　　国外的LP有很多有母基金，国内我们发觉母基金非常少，而且国内的母基金一般都偏小。所以国内应该多建立一些母基金比较好一些。

　　Amir GAL-OR：

　　与代理商和融资合作的关系非常重要，但是必须要以专业化的态度来管理，我们必须记住他代表着你的公司，尤其是我们的价值诉求不仅仅限于赚钱，我们对他进行进一步解释，大多数的代理商不一定全面代表你的价值主张，如果你需要一个代理商，你要考虑你的目标市场、细分市场，以及你希望他做什么样的工作，是全方位打开大门，还是让他做一定的工作，还是是否需要对他进行培训，还是是一个完全业务的组成，这取决于你的目标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以及你的目标市场。还有对将来的期待值。

　　Alberto FORCHIELLI：

　　我们的挑战是在中国目前的挑战，确实面临挑战，因为在欧洲人人都知道我们，我们在中国就需要一个配售代理了。在中国竞争更大，问题更多，我们有承销商，不是配售代表，我们有CBB证券公司来做我们的承销商，CBB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这样他的证券公司就成为我们第二个基金公司承销商。欧洲选择配售代表不是常见的做法，但是中国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事情，由于中国市场变化瞬息，人民想法也在不断的改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相对更难。我们进行资金召集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代理来帮助我们进行关系打理，这就是我们的决定。

　　陈友忠：

　　五个人对中间人的意见还蛮统一的，海外基金募集顾问的角色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在国内人民币基金募集方面挺需要的。尤其Alberto 提到纯人民币主导LP，他们是国开行，跟他们合作这样会比较容易一点。宋安澜刚才提到母基金，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个人做过一些研究，感觉海外的母基金跟国内的母基金不太一样，海外的母基金可能一个基金很大，一笔出来就比较大的单子，中小的基金没有能力管，可能就参股母基金里面，让他间接投资一些小的项目，这在美国是比较普遍的。同时美国基金，随着中国崛起，印度崛起，但是我没有时间到这些地方跑，透过母基金间接参与中国PE的机会。中国的情况而言，上午陈工孟院长提到的母基金是怎么样把小的民间资本整合起来，弄一个母基金，有专门的人管理，找好的GP来投。

　　在这个观点上各位有什么意见，中国LP在成长优化的过程中，母基金是不是可以扮演一些角色。

　　宋安澜：

　　肯定FOF是特别重要的，现在中国很多投资的东西股东人数是有限的，再追溯上去非常麻烦，如果有一个大的基金替我们做LP，这是非常容易的。这是两方面的需求，中国GP也太多了，有1000多家人民币基金，挑起来也会花钱。所以应该结合起来，这样双方都有好处。

　　田立新：

　　肯定非常好，也希望越来越多，五位嘉宾里面四位都跟苏州合作，民间我也希望越来越多，中国民间资本也很大。刚才听温州一些朋友说也想做母基金，这都是好事，而且这个行业很有潜力，我们流通资本也愿意跟各种各样的FOF合作。

　　Amir GAL-OR：

　　一年前的时候在大多数会议上人们曾经说中国没有LP，会反复这么说中国没有LP，但是12月以后人们开始接受这个事实，中国确实有LP，但是没有母基金。所以关于中国一个简单的假定是不成立的。今天我们谈到母基金的存在，可能这个行业缺乏一定的平衡性，或者缺乏专业的顾问等。我们在不断的学习，有一个需要学习的时间。

　　陈友忠：

　　中国成长的速度很快，没多久前大家说中国没有LP，现在中国已经有太多LP，现在中国没有母基金，但是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感觉这是非常成熟的。

　　Alberto FORCHIELLI：

　　中国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如果你去北京看一下，你在同一个地方就能够把左右的业务完成，在北京所有大的金融机构都在那里，对于金融业来讲是高度集聚的，这使得我的工作变得非常简洁和容易了。在欧洲我被迫在伦敦、马德里、米兰之间往返的飞行，解决业务的不同部分。为了能够更好的简化，有一些高度专业化的金融机构，对于母基金来说有很大的意义。比如说中国发展银行从本性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多元化的运作，但是我自己并没有看到相关多元化的需求，我这边所看到的是在中国唯一的好处就是到同一个城市能够筹集到所有100亿美元了资金，然后再使每个母资金周期缩短，同时成本降低。

　　陈友忠：

　　在中国一个地方可以全部搞定，FOF某种程度上也有这个公认，有人把LP整合起来，就跟FOF谈就好了，可以获得需要的投资。接下来还有15分钟我们开放平台，今天一整天下来，GP、LP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台上嘉宾请教。

　　提问：

　　今天早上的研究提到人才流失、人才不够，是中国PE、VC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之一，我想听听你们本人的经验。

　　陈友忠：

　　可能没有人才流失问题，没有太多创投的人离开了创投，只是说在不同公司之间交流、经验分享，现在倒是人才缺乏、人才不够。

　　宋安澜：

　　人才必然是到处挖墙角，流动也就快了，我想流动性很重要，这中间也存在下一梯队的培养。我们总的感觉人才的确非常缺乏，要现场从另外一个VC公司挖个人来非常少，大家都在找人。我们软银比较注重自己培养人才，短时间内他们就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环境里面，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更适合按照我们的投资原理去执行，可能更有效一点。

　　田立新：

　　像电影里面说的21世纪最缺的就是人才，我们这行更是这样。最重要是核心人才千万不要变动，我和我的合伙人现在是十年的搭配，围绕核心团队一直增加合伙人，现在有八个合伙人，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流动资本的亮点，核心人才是很重要的。另外还有第二梯队的培养。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全国有十个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总经理都是本地的，本地要找一个这样的人才是很难的，我们有一个战略，把过去十年多的合作伙伴积极性调动起来，以我们为例，让成都、广州、深圳、西安等当地的总经理是当前投过资的人，现在做的也挺高兴。中国每方面都有特色，人才的确很重要，怎么样找出更有效的方法为你的平台服务，也是我们一直很关注的问题。

　　Amir GAL-OR：

　　人才是很关键的因素，它将决定我们成功与否。对于人才的缺乏是否是PE最大的挑战，我不会这么说。对于PE和VC行业来说自己也在变革，自己也会处在不太稳定的阶段，包括货币的平衡性、中国的股市，对于PE来说也没有实现很好的平衡。你需要什么样的人，随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也在不断的变化，这个阶段更多是创业，你需要的人才能够很好的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这个环境会在不同的层次发生变化，你需要有人能够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这不只是专业能力，更多是领导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对专业性有更高的要求，如果你对相关的监管更加明晰以后对专业性要求就更高了。对于人力资源来说确实是高度优先重视的问题，除此以外稳定性也是需要有的。有时候人们更加关注短期的交易，而不仅仅是交易之后如何管理公司，这个话题可能要好好的讲清楚。

　　Alberto FORCHIELLI：

　　我认为你问的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现在让我彻夜无眠的不是我自己的人，而是其他基金的人，他们会把交易的价钱定的非常高，使得我们无法在中国做出投资。现在确实有太多资金在流动，有很多有经验的人出现，包括相关的基金之间的人员流动也是一个现象。很多基金经理对私募并不了解，有时候他们投资期限是三年，我想说的中国这边的交易水平过高了，同时中国的定价机构是不合理的。我自己旗下的人能够很好的管理，在全球有很多的办公室，我们的人四处流动能够很快的学习。真正的担忧是其他基金没有很好的能力，使得交易价格非常高，给我们进入中国市场带来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交易价格不下降，中国的私募市场将会重组，如果PE价格高于股价很多倍的时候，将会是一个问题。我们自己也很幸运，因为我们主要在欧洲做投资，如果不得不在中国投资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陈友忠：

　　Alberto有很多的抱怨，过热的环境之下不太适合的人也进到这个行业来，把行业炒热，本来可以是合理价格，现在变成炒的不合理。

　　提问：

　　刚才提GP、PE都有很好的磨合问题，因为市场价格比较高，这么多单位的项目，必将出现不好的现象，真正到最后基金更的更好、更远，LP、GP的要求是什么。温州有很多GP的团队在温州，但是他们谈下来的比较少，因为有很多GP，我们走的是国际惯例，比如国际是2%的管理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对项目的知情权对LP是隔离的，这对温州人来讲难以接受。最主要的是GP没有很好的历史业绩，让人家怎么完全放心把钱交给你，这是他们担心的。双方都有双方的道理，我这方面也逐步探索，去年年底我把这种想法也告诉温州的LP，希望他们进行一种磨合，因为GP在广东，我让这些伙伴到广州去一次，到那里两天的时间我们十几个人全部签单。因为这个GP我以前做过了解，是一个很优秀的GP，有很好的历史，他的团队有文化，我们温州人一看就想投下来。并且他们有个观点，他们不尊崇规模，只做精品。坐在台上的贵宾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今后如果碰到国内的LP，可以想他们解释这方面，如果和温州资本有结合的，希望你们善用温州的资本，并且善待温州的资本，我们的合作一定是渊源流长。

　　陈友忠：

　　这位温州朋友的观点是，希望更多了解GP的杠杆，整个知情权，也希望GP能够对LP要求更符合一点，他也想好的基金能够到温州落点，到温州做办公室，做长期的耕耘。

　　提问：

　　我想向两位专家请教一下，宋总和田总，你们对中国的银行业有什么期待和要求？

　　田立新：

　　首先非常感谢，坦白讲我不是银行业的专家。我们做人民币融资的时候，民生银行从总行到全国各地给我们很大的关注。从这点讲，一个银行，尤其中国的银行，应该更灵活，有更多新的业务。我本人以前做投资银行，在美银行街、摩根大通都做过，我认为银行应该有更多、更灵活的业务模式为市场服务。你们现在不服务好，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比如在边缘地区投资好的企业，他们都拿不到贷款，只好用股权做融资，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好事。但是在一个成熟发达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不应该存在的。整体来讲中国银行业也是中国经济很重要的部分，希望有更多、更灵活的业务模式。因为我们投了很多小企业，轻资产、高成长，贷款比较难。多方面的合作，包括跟PE、VC机构的合作，对整个生物链，整个银行也好，私募股权基金也好，是共同成长，共同提高的局面。

　　宋安澜：

　　银行和VC的关系的确非常密切，很多企业我们投下去以后还是需要更多的钱，这时候银行可以帮助。像硅谷银行的模式，他看到有VC投进去，比如我们投1块钱，他根据这1块钱的基础上再贷给企业5毛钱，这是不需要抵押的，像这种新产品可以试探一下。

　　陈友忠：

　　银行跟创投产业应该有更好的、更多的合作，银行在全国各地做很多商业贷款，有不错的项目，贷款给这些公司做股权融资，创投是可以进来的。现在人民币基金都有安排，这都摆在银行，以后有投资银行的业务，公司上市，都可以有合作伙伴关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