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进出口企业第九届年会在北京召开。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活动。图为中国制造业的未来与转型圆桌论坛全景。

　　刘持金(主持)：今天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之后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很多人都在讲宏观经济、宏观政策，说来说去有用吗？你是决策者吗？我觉得作为企业家非常有实用的一点就是要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如何使企业发展。刚才巴先生谈到纺织协会的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我们怎么吆喝，企业嘴上说着一套，而脚上跑的非常快。

　　不多说了，邀请今天下午的三位嘉宾，他们都将围绕着“中国制造业的未来与转型”展开讨论。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所长；格兰仕集团陆骥烈助理总裁；瑞穗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先生。

　　我觉得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势在必得，刚才很多经济学家讨论了汇率的问题，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出口退税的问题，我认为有一类是升级型的转型，还有一类是产品基本没变，但性质变了，要创造有自己品牌的产品，这当然是比较表现化的认识，我非常想听一听三位嘉宾在你们目前观察到的情况。

　　陆骥烈：在座几位都是专家，我是来自于企业，刚才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观点，现在讲转型，实际上我感觉金融危机以后很多企业说我们在转型，格兰仕是从1978年成立，跟改革开放是同时进行的，我觉得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我更愿意谈论我们目前模式的价值在哪里。

　　实际上很多产业在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在我们广东很多外向型企业都倒下了，原因是什么？没有很强的产业链支撑，他所有的生产布局全部在总装方面，而我们目前所做的一个很重要工作，也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确定整个模式的先进性，体现了几点重大的因素：首先，我们有大规模制造的优势，帮助我们获得了更大的国际竞争力。另外一方面是工业设计能力全面的突破。第三方面是核心技术能力综合的表现。第四方面是如何在国际市场上打造你的品牌，事实上自主品牌份额的提升是需要很大努力的，并不是说自主品牌就能掌握价格的定价权，所以我想今天我作为一个企业的角度更愿意探讨一种具有竞争力模式下的综合优势，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务实一点。

　　沈建光：因为我是做宏观经济方面分析的，从宏观角度看一看对现在转型的压力和机遇。

　　如果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现在对企业转型的压力已经开始体现出来，我觉得主要是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压力，内部的压力我自己感觉到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现在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影响到各个方面，包括企业转型、包括宏观经济，所谓刘易斯拐点，可以这么说，中国过去的30年出口是中国一个主要的增长支柱，包括很多贸易加工企业和沿海基地，我们有很强的劳动力优势，过去是每年剩余2000万劳动力在城市，而现在已经大幅削减了，这么大的产业需要很多劳动力，所以中国已经到了所谓剩余的农村劳动力，现在已经并不剩余了，包括现在出现的“民工荒”等现象，我觉得这是长期的现象，这将导致农民工工资的持续上涨。

　　我认为现在是中国全面通胀的开始，是由劳动力推动的，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发展期。再加上淘汰落后产能和节能减排的压力，现在有这么多产能淘汰，很多人一谈到通胀就认为中国产能是过剩的，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观点很需要考虑。因为现在除了需求的大幅上升，包括传统认为过剩产能的行业汽车业，去年汽车业都达到120%的生产才可以赶上需求，所以货币政策面临着紧缩。

　　我们改革这么多年压力是很大的，包括海外、欧美的经济几年来增速都会比较缓慢，这对我们传统市场会形成压力，但我想强调的是中国企业现在转型有很多的有利条件，我觉得这种条件是大于压力的。现在虽然低端的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也会出现“民工荒”的现象，而另外我们现在这么多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其实是有过剩的现象，基本上能找到工作的也就是80%一点，而且现在来看大学生的工资不仅没有涨，最近两年有些还有所下降，甚至有些地区还低于民工的工资，份儿民工找不到，大学生是到处找工作，现在民工在沿海地区也都能拿到两三千块，所以我觉得这为企业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如果企业考虑传统从劳工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转变，这就创造了很多人力资本建设的条件。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2.85万亿美元，全球第一，这么大量的外汇储备，最近我们的企业、金融等等行业都发展的非常好，恰恰是在金融危机后美国、欧洲的经济情况都非常差，包括奥巴马现在最主要的战略说穿了一点就是靠出口倍增计划来达到他们的经济增长目标，但他们能出口什么？美国不可能回到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出口的也就是高端技术。包括欧洲也是一样，我们在谈判过程中要求欧美对高科技以前的限制放松，最近从美国那边放出的消息，奥巴马也在考虑放松这个技术管制，因为这是他们最主要能出口的产品，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大量吸收海外最先进的技术，结合我们每年培养几百万的大学生和人力资本来达到我们转型的目标。

　　张宇燕：制造业我们有明确的定义，但什么叫转型？这个我一直在想，刚才两位都提到，转型是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行为呢？还是一个过程？如果它是一个过程，是企业持续不断的过程？还是某一阶段的任务？转型，我理解真正的含义还是企业要提高自己产品的品质、创造更多的利润，所以我理解所谓的转型是持续不断和伴随企业终生的一种活动。

　　为什么今天来讨论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今天的变化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得我们感觉到转型不转型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发展。有几个因素：劳动力成本增长速度比较快。一直存在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目前全球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平衡，所谓不平衡就是有些国家出口过多、储蓄过多，另外一些国家消费过多、储蓄过少，这就导致了全球的不平衡，这还涉及到汇率的变革，人民币压力一直都很大，胡主席去美国访问，看到各种各样的报道，人民币汇率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民币汇率升不升值对我们出口企业都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绿色经济、节能减排这些，这里也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到底这些可持续性怎么样？我开句玩笑，我说这些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自身的可持续性也是要打个问号的，如果石油价格保持在八九十美元或者一百美元以下，再保持五年，那么这个产业能不能支撑下去？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再有一点，中国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资源，在2008年一季度达到历史最高，由于金融危机大宗商品指数一下跌了40%，随着经济复苏马上又回到历史最高点甚至突破历史最高点，中国对资源的需求是最大的，现在我们人均钢材的存量只有3.5吨左右，韩国17吨，美国24吨，如果我们能达到美国一半钢材的保有量至少都需要100亿吨钢铁，有人计算中国要达到美国资源和能源消费量一般地水平必须要三个地球来满足，当然这有点夸张，这就说明资源的瓶颈会影响我们的发展，当然还面临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以五年时间来计算，保护主义、反倾销等等，中国占全球的比例，到09年中国一直在往上升，1/3或者40%都是针对中国的，所以各种各样的环境都发生了变化。

　　我记得熊飞特(音)讲过，企业家像是一个酒店，这个酒店住满了人，但这个人是经常流动的，你要不创新就会被逐出企业家集团，所以今天讨论这个事儿意义非常重大。

　　刘持金(主持)：回到格兰仕刚才提到的模式，这个模式怎么跟客户这端连接？

　　陆骥烈：从企业的微观经济来说，这几年大家都在说中国制造走到中国创造，白电产业，中国白电产业整体市场中只有三家，除了我们还有两家，一家是海尔，一家是美的，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全白电产业，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据我们的观察，我们跟海外客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海外的品牌去做海外的市场，但现在我们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劳动力问题，中国有一个大规模制造的优势，08年底的时候有一家日本的著名企业跟我们谈，要求我们的配件产品对他进行微波炉零配件的供应，谈了之后我们发现无法沟通，为什么？因为他要求我们按照他的游戏规则做他的供货商，当我们询问他的年产量的时候，事实上他的年产量只有20万台微波炉，而我们当时的产量是多少呢？一天10万台，我们也很遗憾的看到他在2010年初退出微波炉产业。所以，规模优势是中国制造业30年来改革开放积累的真正优势，所以这点绝对不要放弃。

　　刘持金(主持)：这里讲的大规模优势，不是讲单一产品或者某个生产零部件或者某个环节的大规模，这里就加上了范围优势。

　　陆骥烈：我们的供货商基本上只剩下了一种：原材料供应商，哪怕是一根电线都是我自己做的，今天到韩国市场看一看，比如说饭煲，全部是由中国提供，我们经过这轮金融危机之后反而奠定了我们的优势，当然我们要面对很多问题，刚才谈到了成本问题，成本最优秀的特性是什么？它具有公正性，更重要的是，作为格兰仕来说我们不是简单的出口企业，虽然我们出口的份额要占到60%，但我们还拥有很大量的国内市场，而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不认为人口红利时代结束了，而我们是认为人口红利刚刚开始，当郭台铭把他的工人最低工资由900块提升到2000块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拥有了更大的市场，有更多人能够消费得起我们的产品了。

　　沈建光：成本上升，特别是富士康加薪之后，他马上把企业搬到了另外的城市，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第二轮大量的推动力，大量的制造企业都正在往内地转，我觉得这是一个分工，中国就能够避免日本、韩国他们出现的“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日本这个问题最大，85年的制造业都投到海外去了，其实他内部的投资、生产都在萎缩，陆总刚才讲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现在海外市场制造的规模其实都远远比不上中国，这也是一个优势，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亚太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明确的提出以市场环技术，这是其它国家都做不到的，其它国家如果这样做他马上就会说我不要你这个市场、不进来了，而且我们有这么大的规模，我刚刚从东京回来，就发现日本的企业现在研发经费削减的很厉害，就是因为他们不赚钱，而我们恰恰有这个规模可以支撑起研发。

　　前段时间我刚刚去过马来西亚，其实中国的转型有很多情况……，亚洲金融危机一发生，其实他们当时比我们走的更前一步，我印象最深得就是一种马来西亚的国产车，96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马来西亚提出自己要生产汽车，当时他跟三菱合作生产了一款汽车，当时马来西亚觉得这个非常先进，中国80年代刚刚引进桑塔纳，而且回到马来西亚看他90年代生产的车，非常老款，而且他们自己也觉得质量也不行。

　　刘持金(主持)：我在96、97年也去过马来西亚，的确，不仅他们有汽车的政策，当时还提出了打造马来西亚自己的硅谷，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马来西亚的汽车工业反而落后于今天的中国？

　　沈建光：第一，就是他的市场规模太小，马来西亚几千万的人口。第二，他没有这个能力要求海外机构把技术转移进来，我们提出以市场换技术，而且我们有这么大的市场，有关税等等各种政策，而且不仅汽车要在我这儿生产，零部件和核心设备也都要在我们这里慢慢增加，这点马来西亚就做不到，但我们可以做，现在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司都要依赖中国市场，不依赖中国市场就没办法在全球立足，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且也正处于海外经济都比较低迷的时期。我认为外汇储备最大最好的用处就是增加我们的竞争力，而不是去买美国国债和黄金，你能买多少黄金？美联储的所有黄金都买过来几千万美金就够了，我们有2.85万亿美元，所以对于这点来说现在恰恰是个最好的时机。

　　张宇燕：今天的世界格局主要还是美国主导下的，中国要想崛起一定要在美国最薄弱的地方崛起，他弱的是什么呢？就是制造业。所以我想中国未来的发展，今后十年二十年，真正能够做大做强的还是制造业。中国真正的优势就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而且是一个不断迅速成长的市场，这就会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然后才会提高经济增长。这就很符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到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的扩大”。

　　规模方面，格兰仕内部的产业链的组织方式，去年我去美国的时候到他们的财政部跟他们一个高级官员谈，我说你们的美元政策是什么？美联储说他们的美元政策归财政部管，我到了财政部就问他这个问题，他说美元政策最根本的两条：第一，美国透明、相对公正的司法体系；第二，美国巨大的金融市场。我对中国的制造业一点儿都不担心，我本人也觉得即使是人民币汇率再升高多少都没问题，科技的发展也没问题，但我想要强调规模，除了规模还要强调体制、制度上的创新。

　　刘持金(主持)：最近一年多如果看国际一些跨国公司制造业的策略，他们提了一个口号，包括可口可乐、包括GE很多著名大公司，叫做在今天的国际化战略叫做中国+1，什么意思呢？作为GE也好或者作为一个大型的跨国制造企业，在中国已经生产了，请你再考虑多一个国家，这个国家通常被指的是越南，要么是印度，这个问题陆总你怎么看？

　　陆骥烈：本土的出口型企业，特别像我们内外销兼做的，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把中国的比例提高，很多的外资企业布局并不像我们一样在二三线城市都有很好的布局，像家电下乡，一直到第二轮才看到外资企业站出来说我也要家电下乡了，而他们第一轮在干什么呢？几乎毫无动作，重要的是他背后面对的中国品牌、中国制造强有力的竞争，特别是白电这一块，他们正在呈现出区域化的趋势，他的范围并不是做整个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小，正在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品牌，所以从他的布局上来讲必须要考虑几条腿走路，而说到竞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市场，现在很多企业都说自己是世界名牌，而我想提醒大家这个世界名牌不能你自己评、也不能自己说，你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这个要进入当地的主流文化的认可以后才能真正成长为所谓的世界品牌，这其中有很长远的路要走。

　　现在不管怎么看，现在实际上是中国制造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特别是在海外市场的竞争性上，他们现在对我们唯一的壁垒就是他们所谓的低碳壁垒，他们的媒体花这么大力气炒作低碳壁垒，实际上有更深层次的竞争策略在里面。

　　刘持金(主持)：微波炉最大的两项成本是什么？

　　陆骥烈：由于行业不同，对我们来说劳动力成本占的比重是很小的，真正成本占的最大的是原材料成本，如果真像高盛预测的到今年年底达到6.2%通货膨胀，那我觉得这种幅度是过大的，企业也不是说什么都不怕，所以我们也在此呼吁专家和业内领导要帮助我们，来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刘持金(主持)：所以也可以相对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占的比重特别大？

　　陆骥烈：相对来说原材料成本能占到80%，这是很高的比例。

　　刘持金(主持)：现在来看，比如2010年和2009年相比，你的产品成本价格上涨是多少？

　　陆骥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在海外交易最主要的是港交会、春交会等，我们一直是在止涨的，并不是越高越好。现在只有两种产品是能够涨价的，一种是缩短交货期，原有45天的交货期，如果你能缩短到20天、25天，我们就会拥有决定的议价能力，因为他们对安全性控制愿意为此付出更高的成本，但他考验的是你大规模制造的交货能力，你具不具备这种能力？另外，你的工业设计和产品性能有非常强的特色的，才有涨价的能力。竞争永远是双刃剑，我们是血雨腥风中走出来的，我们不惧怕竞争的。

　　刘持金(主持)：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比如华为、中兴，一些企业在海外的竞争都是自相残杀，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宇燕：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一种可能是中国企业两败俱伤，使企业的利润率降低。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想，如果两个中国企业在第三国竞争，如果那个国家也有两个当地的竞争国，结果他们能承受得住吗？听说华为和另外一家公司在澳大利亚竞争结果把当地的企业全都给击跨了。

　　刘持金(主持)：面对中国目前整体的经济环境的演变，无论是消费结构的演变、消费市场的演变，包括大学生的就业率，您对中国制造业提个建议，应该注重哪些方面的发展？

　　沈建光：结合前面一个问题来说，之前你说到中国+1那个问题，我很同意陆总和张所长的观点，其实这个转型是个过程，并不是马上就能完成的。目前来看，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已经在发生了，这从我们的出口结构、出口价格已经从负到正了，而且出口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在已经是机电、电子产品占到了60%，这几年的变化非常大，所以我感觉这个转型已经开始了。

　　我很同意今后的五年、十年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也比较了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其实工资上涨并不一定前是负面的，它会促使大家都有钱去消费，而且还会把企业从沿海地区转移到中西部，既推动了基础建设的建设，又推动了第二轮的工业化、城市化，包括我们现在这么巨大的市场和企业竞争能力都会有所提高，所以今后“中国制造”还会是主流。

　　再看远一点，您刚才提到的担心还是值得我们企业家考虑的，就是中国+1的问题，我们现在确实是制造业全球竞争力非常强，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通胀的上升，中国有很多元素都很贵了，北京、上海的房价可以跟伦敦比，其实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的房价可以跟中国比的，但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还要差一截，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关注竞争对手的成长，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外跨国公司，他有时也是把他的产品越来越多的放在越南、印度生产，这也是值得警惕的。我感觉我们是亚洲金融危机最大的赢家，之前讲的亚洲四小龙、五小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当地的制造业都垮了，大量的制造业往中国转移，因为我们的汇率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有好有坏，坏的地方是我们的汇率盯准美元是比较僵硬的，但我们也制造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还有一个巨额的外汇储备的问题，2.85万亿的外汇储备，基本放得都是美元资产，如果美元贬值、美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负责任的安排会对我们的外汇储备造成影响，当然美国不可能破产，我们还是安全的。

　　还有海外的竞争，越南、印度跟我们的工资差距越来越大，但他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虽然他们的成本比我们有优势，但包括他们的制度，像印度行政效率的低下，还有保护主义对企业的干预，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印度要造个厂都很难，当然他们也在改，特别是印度现在正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我觉得这些国家有些地方一旦得到改进，包括成本优势跟我们拉大的话，有可能我们还需要往更高层次转。

　　谢谢！

　　刘持金(主持)：下面的时间留给台下的嘉宾提问。

　　提问：我是来自江苏企业的代表，我们是做电信电缆的，我想请教陆总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你们是如何去保证原材料有序供应的？因为最近两三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特别剧烈，包括白色家电这块，你们是怎么规避这方面风险的？如果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话，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做法？汇率方面，你们如何规避目前的汇率风险？

　　陆骥烈：在原材料问题上我们分几步走，首先要大胆的应用新工艺和新材料，来降低主要的特别是铜的依赖，包括变压器这些主要元器件方面都会加大投入，来降低原材料的耗用。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专门的大宗物资的采购部门，也就是从事期货运作的，因为我们一方面就是这些材料的使用方。我们在价格上和汇率上都会锁定某一个价格，一方面是跟我们供应商之间某种中远期战略意图的表述，另外也会跟我们的海外客户进行结算，也就是确定一个游戏规则。

　　当然，我说的这些东西最大的优势在什么地方？第一你要专业，第二你要有规模才有话语权，如果你的规模很小跟任何人谈都很难谈。但是我们目前所用的手段，客观上并没有超出现在可以在中国市场上可以选择的工具，因为工具只有这几种，关键是要看怎么样通过组织的设计和运营运作把它的效率发挥到最大。

　　刘持金(主持)：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给三位。我国制造业优势、规模都很强，但从创新角度来讲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我们看苹果公司，他们做一款iphone就产生了全球巨大的市场，而且供不应求。对欧美角度来说跟他们的制造业，怎么竞争？

　　张宇燕：从经济学家的角度讲提一点建议，所谓高科技要看怎么看，怎么定义高科技？到底是生产芯片的企业是高科技呢？还是生产土豆片的企业是高科技？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说生产土豆片的技术是高科技，因为这个过程完全是自动化的，根本见不到人，而生产芯片的企业人头椽动，所以关键是看你能不能挣钱？能不能持续的、长久的、垄断性的挣钱。

　　沈建光：我自己现在的感觉谈到创新、生产最尖端的产品，我们还是缺乏这种动力，因为我们很多的技术海外都有，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种技术拿过来用，或者是购买、或者是合作，而做这些的企业也能活的很好，我们的企业有这么大国内的市场，可以把国外先进的产品引进来，包括我们的汽车企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就是把合资品牌做好，但他缺乏这种创新的动力，我觉得这跟动力非常有关系，当然也跟知识产权保护和研发能力很多很多因素有关系。

　　陆骥烈：创新的话题，首先是不是你自己的很重要，比如说像我们做空调的时候，我们不是全行业空调做的最好的，但我可以负责大家告诉大家我压缩机上面的LOGO包括我出口的是格兰仕的。第二，要关注你创新技术的等级，千万不要从技术原创的角度自吹自擂，实际上真正的技术等级，创新的等级达到了什么样的等级，这都是需要考虑的。

　　刘持金(主持)：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