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进出口企业第九届年会在北京召开。图为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演讲。(来源：新浪财经 任立殿摄)

　　2011年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进出口企业第九届年会在北京召开。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活动。图为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演讲。

　　张燕生：非常感谢本次论坛的组织方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把最近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在这向在座的朋友们做一个汇报，第一个问题是谈一下环境，当前五中全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当前所处的环境仍然是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危机目前还在延续的过程中，这个判断很重要，这场危机有可能会延续到“十二五”的前几年，它的影响和它的变化，为什么说我们的环境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呢？原因很简单，国家对我们的环境是全球化的环境的判断是有两个基本的判断，第一是全球化往往是世界经济增长比较快的时期，这个时期谁把握住谁就能够获得更快的发展，因此虽然说发生了金融危机，虽然出现了各种问题但是当前的环境还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场危机还有一句话，这个危机是矛盾的凸显期，这个凸显主要是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这场危机暴露了全球的贸易、全球的金融、全球的货币治理体制、治理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第二暴露出来的全球化的问题是，我们太多地强调自由化，太多地强调市场化，但是对发展的主题，穷国、穷人和落后地区在全球化方面的促进重视得不够，缺少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机制，第三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的全球化缺少一个再平衡的机制，因此国家对当前的环境第一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的凸显期，当前的环境中，也就是在全球经济失衡和全球复苏的进程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摩擦会加剧，我们这个地方列了美国非常重要的机构提供美国国会的观点，委员会是美中经济评估安全委员会，提交的2010年的报告是这么讲的，2010年的前八个月中国对美的出口造成了美国的货物贸易的逆差是1734亿美金，比2009年同期增加了20.6%，在复苏非常困难的时候他认为中国造成了美国的货物贸易的逆差是上升了20.6%，中美之间的贸易，美国每对中国出口一个单位的产品，中国对美国出口4个单位的产品，因此它认为贸易的逆差损害了没有的制造业和就业，另外一个方面这篇报告提交国会提出的观点，也就是从2010年6月19号到2010年10月，认为中国的人民币只升值了2.3%，也就是人民币严重被低估，前年的报告，也就是09年的报告是如何描述的呢？这场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是在于全球经济失衡，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中国和美国各自应当为全球经济失衡承担一半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对今年的我们的进出口贸易来讲，我们会发现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和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困难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舆论，也就是让中国为全球经济失衡买单，这是我们今年面临的复杂的形式，也是胡锦涛总书记这个月18号访美面对的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这个问题是今年比较重头的事情，我想问自己一个问题，美国人说中国的出口造成了美国的逆差，造成了全球失衡，也造成了美国金融危机，也就是美国的过度消费合过度的进口，我就把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画了一条曲线，我们发现美国的逆差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从90年开始美国逆差就一路增加，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轮的全球经济失衡开始于1990年，也就是美国的过度消费，过度进口实际上是发生在1990年，只是2000年以来的美国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加剧了美国过度的消费和过度的进口，中国的顺差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从90年一直到2004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都是很低水平的，中国的贸易顺差从04年开始增加，中国的贸易顺差为什么会增加呢？为什么04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增加，我认为就是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因素是01年2月11号中国加入WTO以后全球投资中国带来的，大量的加工贸易，大量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第二个原因是从04年以来美国的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拉起了一场全球非理性繁荣，拉动了中国的出口，这两个原因中国的顺差的剧增中国是受害者，责任是在逆差方而不是在顺差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目前从全球经济失衡，目前有一种观点也就是说衡量失衡责任是用经常项目的差额占GDP的比例来衡量的，这样我把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的经常项目的数据情况列了出来，我们会发现一直到2005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的顺差都是小于4%，也就是衡量谁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是以经常项目的差额占GDP的比例4%，我们会发现一直到05年以前，中国的经常项目的顺差占GDP的比例都是低于4%，但是从05年以后我们会发现中国的顺差出现了一个像井喷一样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一直到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的发生，随着美国的次贷危机的发生和演变为美国金融危机，这样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开始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到去年底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仍然是5%，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也就是中国把经常项目顺差控制在4%我们是能够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短期看，目前关于全球经济失衡，关于全球贸易不平衡问题是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方面一个焦点，要求人民币升值也是想让中国承担全球失衡调整的责任，目前美国人实际上除了短期的就业和复苏以外，我们会发现美国在这场危机以后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结构调整，这个调整是去年、前年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做的演讲“檐上之屋”就是美国的产业要回归实体经济，美国要推动再创新和再出口，从09年以后无论是制造业振兴，还是在出口的促进，还是科技的再创新，还是就业的创造，美国推出了一系列的国家战略，国家计划，国家法案，美国的前财长斯诺说过一句话，未来的十年美国的重点将放在中长期的结构调整上，让中国、让印度让这些新兴经济体去拉扯，等到美国调整过来以后，美国重新回到世界的领导和中心位置，因此我们会发现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是最好的，美国目前的经济基本面是相对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要记着，1980年世界在走出战争的时候，当时日本的经济的基本面是最好的，美国是最差的，但是美国进行了十面，80年到90年的十年的供给端改革和调整，从90年3月美国进入了新经济IT革命，而日本却从90年2月陷入了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我们会发现当前的国际无论是短期的复苏还是促进出口还是长期的结构调整，其实全球都在较量。

　　第二个问题想谈一下外经贸下一步的调整，目前面临的几个争论的问题，第一个争论的问题会涉及到外向型战略下一步如何调整，刚才张司长讲的我很同意，外向型经济和加工贸易在前30年功德无量，我个人认为它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它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资本短缺和外汇短缺两缺口的约束，第二它通过出口和招商引资引入了外来的市场经济因素和外来竞争的压力，促进了30年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第三个发展外向型经济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了每一个人的观念，市场化的观念，国际化的观念，也就是开了13亿人的窍，但是虽然它前30年功德无量，但是它是小经济体了战略和小经济体的模式，原因很简单，一旦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一旦中国也就是未来的发展38万亿人民币的GDP要继续保持8%的增长，靠出口是很难做到的，因此也就是下一步无论是外向型的战略，还是加工贸易的贸易方式，下一步都面临着调整，刚才我没有讲，后面我们要讲。也就是我们的贸易顺差，这个问题是目前争论很大的问题，第二个我们目前争论比较大的问题是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下一步五中全会提出来，下一步调结构要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对我本人来说会产生一个疑虑，也就是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如何避免经济可能出现的内向型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基本的观点，也就是扩大内需战略在实施的时候外需是不能丢的。也就是要通过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来提高我们外贸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从全球的角度，目前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争论，也就是美国提出来，美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改变大量进口和较少出口的模式，也就是美国要扩大出口，而美国要求中国也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要改变较多的出口和较少进口的模式，我个人是有保留意见的，原因是全球的蛋糕在缩水，美国要在全球缩水的蛋糕切走更多的份额，也就是奥巴马提出来五年美国的出口要翻番，这样贸易的摩擦和贸易战就不可避免，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国要减少出口和增加进口，实际上也就是中国要承担全球金融危机后复苏的责任，这实际上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将会有严重的损害，因为内外需的问题是下一步需要更好地平衡和协调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下一步的外经贸，如何处理好领孩子和养孩子的关系，领孩子主要是招商引资，把别人养大的孩子领到家里来，养孩子是自己一把鼻涕一把泪把自己的企业由小到大培育起来，这二者之间如何解决好，光是养孩子，孩子成长没有样板有可能学坏，光是领孩子，领来的孩子不亲，就像后娘一样，一旦别人给更好的条件就会喊别人为爹妈，就会转移，我们的招商引资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还是业绩，这个问题在五中全会是提出来下一步如何招商引资工作为科学发展和内生发展服务，招商引资的第二个问题，是讲的比较多的，引资引入资本，最关键下一步引制，引入更加规范与国际通常规则接轨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前30年我们太关注资本，太关注技术而对制度的对接，这个方面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争论的问题是内外贸一体化营商环境和物流网络体系对接的问题，很多的企业转了内销，转了内销以后非常强烈地发现，国内的营商环境和国外的营商环境有很大的差别，下一步要想解决内外贸一体化的问题，就要重点解决国内和国际营商环境体制的差距。

　　第三个问题，在“十二五”期间我们怎么能够把握住下一步一些发展的新机遇，发展的新机遇，第一个新机遇是如何能够把握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新机遇，刚才我讲到了美国现在正在推动再工业化，再出口和再创新，我们的五中全会也非常地明确地提出来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加快两型社会的建设和深化改革，也就是五个坚持是下一步调结构的重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经济正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用美国波特教授的话来讲，也就是前30年我们是要素驱动的阶段，所谓要素驱动主要是低成本的要素，比如农民工，廉价的土地，低的环境的标准等等，现在我们面临的变化也就是过去便宜的要素现在都不便宜了，也就是现在的几个主题词，第一是用工慌，这标志着农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结束，我们正在进入到可以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限剩余的阶段，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有多少呢？是五千万到八千万，每年转移一千万五到八年基本转移完毕，第二句话是产业转移，靠低成本要素驱动的阶段是要告一段落，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我们说规模驱动的阶段，在规模驱动的阶段也就意味着重化将获得更快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前30年的工序分工的地位和差异化分工的地位在成本上升的条件下需要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谁把握住结构调整的机遇谁就有明天，我们知道在1870年到1913年这个阶段，我们会发现英国建立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新加工制造业的技术和产业上，完全没有办法与第二次产业革命建立起来的资本密集型的美国的产业竞争，这个教训对我们来讲，对在座的企业来讲这个教训应当汲取，这个机遇也应当把握。

　　第二个机遇是要把握全球性创新竞争的新机遇，目前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也就是我们发现国内已经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变化，也就是从待工向自主生产转变，从价格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变，从模仿向创新方向转变这么一个迹象，也包括新年前的最后一周我还在广东一个一个企业地看，这种供应链转型升级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也就是我们的研究所，我们有三个判断，第一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很弱，现在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对我们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撑很弱，招商引资用市场换技术所换来的直接的技术外溢效果很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着我们下一步的创新的路径选择，重点是高技术还是新技术，还是先进实用技术，重点是国家层面的创新，还是高铁大飞机这样的大企业的创新，还是小企业的创新，以及重点是技术创新，还是市场创新，还是管理创新，这些问题对我们下一步在全球创新竞争中要想占领制高点这是我们必须要选择和解决的问题，针对我们研究全球的研发创新的规律，我们会发现全球的创新活动主要是集中在美、日、欧大三角地区，而且这种技术的扩散往往有越国际化它的技术含量越低这么一个反向的联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真正获得技术的来源和技术的外溢，也就是使我们干中学，能够在创新方面能够走得更好，因此我们觉得下一步从竞争的策略来讲必须要开放竞争，让竞争的压力迫使国外的跨国公司真正把好的技术，好的管理，好的团队引到中国来，使我们企业在与狼同舞的过程中真正地获得创新的能力。

　　第三是下一步对企业来讲把握全球创造有效资源的有效需求的新机遇，我个人有一个想法，有就是目前有效需求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下一步中国有可能是全球市场规模发展最快的地区，也就是市场需求尤其是中国大市场规模形成所创造的需求对我们的企业来讲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如何把握，扩大内需的战略，把中国的市场画一个圈，我们会发现圆心是我们的中国，如果把外需也画一个圈，我们会发现外需和内需重合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东部沿海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扩大内需战略，也就是怎么把13亿人的消费，13亿人的需求拿住，同时要把60亿人的外需也不能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营造人才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和贸易的国际化，真正把两个市场同时拿住，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下一步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同时也就是我们的周边地区建立我们的通过走出去，建立我们区域生产体系也变得非常重要。

　　另外的机遇是创造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这也是五中全会提出来的，在这个方面如何创造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这个方面我个人有几个想法，第一，我们2.85万亿美元的对外外汇储备资产要管好、用好，我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告诉我，他们研究的结果，真正储备资产六千亿到八千亿就够了，剩下的钱应当由储备性质的钱转为非储备性质的钱，一步一步地常惠于民，转变下一步对外的股权投资，战略性资源储备和全球性金融投资的资金来源，在这个方面也就是会改变目前的困境，也就是国际收支状况，我们是贬值了资产升值了负债，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流失，这个情况就要通过我们的对外金融资产的再配置，这么一个战略加以改变，第二是走出去我们前30年是商品走出去，下一步应该是配合人才走出去，人民币走出去，银行走出去，渠道走出去，研发、设计、功能走出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过去产品的价值链主要集中在国内把它延伸扩散到周边。这样以来要真正实现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东西的走出去，马上就伴随着下一步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马上面临着资本项目管制改革的方向，也涉及到我们下一步人民币区域化的改革的方向，这些改革对于我们来讲应当讲是未来30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这场危机告诉我们，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主要的货币(美元)，只有一个金融中心(华尔街)，金融开发和金融市场化面临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没有办法监管的，这样对中国也就是今后不扩大开放的风险会越来越大，这些问题都要通过下一步按照五中全会讲的形成一个经济国际化的新优势，要把握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刚刚张司长讲到了加工贸易的转型，讲到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转型，这我非常同意，但是我个人有一个观点，我们的这些转型很像1979年，或者很像1980年，1980年在创办新区的时候，中央给特区的优惠政策就是解放思想、先行先试，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如果当时计划经济的各个中央部委的权力不能够放权让利，能够下放到地方进行先行先试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几个经济特区能够发展得像后来那么好。

　　未来发展的前景，第一个前景是中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如何建立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加平衡的发展模式是下一步需要努力和探索的一个重点，更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来处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第二是涉及到我们外贸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第一个问题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主要的方向第一个存量扎根，增量调整，尤其是加工贸易供应链体系的调整，存量扎根来的都是客，请来了无论如何不能赶走，但是增量要按照科学发展观来进行调整，第二个方向是张司长刚刚讲的鼓励我们的加工贸进入到中西部，而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需要实现转型升级，包括差异化分工的链应该提升，第三个转型升级的方向，也就是非常希望能够实现本地化参与，本地化配套和本地的企业一步一步地成为加工贸易的主体，也就是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转化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一种贸易方式。

　　第三是贸易产品结构上的提升。

　　另外是关于减顺差，关于减顺差的调整有三个问题是一定要小心的，也就是2010年我们的贸易顺差是1830亿，加工贸易的顺差超过了三千亿，一般贸易是逆差四百多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减顺差，这三个问题也就是一般贸易的进口扩大只会增加一般贸易的逆差而不会显著减少贸易顺差，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顺差的来源主要是加工贸易；第二是加快人民币的升值对加工贸易顺差的影响是很小的，而对一般贸易的逆差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人民币升值对顺差的影响不确定的问题，第三我们在实行扩大一般贸易的进口和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政策组合来减少顺差，那么在短期两岸四地的中小企业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对跨国公司的影响会比较小，但是在长期有可能导致产业的对外转移和对国内产业的冲击，转型升级的第四个方面是讲我们的贸易分工的方式从代工向自主生产，自主品牌，自主销售转变，要正确地看待我们从经济大国向开放大国的转变，也就是话语权的问题，中国现在是第二经济大国，但不是开放大国，原因是我们是价格的追随者而不是价格的决定者，我们是规则的接受者而不是规则的决定者，我们不是责任的承担者和逆周期的调节者，这三个方面决定了我们今天还不是一开放的大国，但是我们要真正地成为开放的大国，也就是需要时间，我们需要经验，我们需要水到渠成的时期，往往在三个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想取得定价权和话语权，在很多方面我个人认为我们成为了捣乱者，因此话语权和定价权是时间的函数，恐怕它是长期的努力的方向，谢谢大家！